題目論如何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學生姓名批次專業工商管理學號學習中心20**年5月中文摘要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和基礎。中國企業欲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最有效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即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技術創新為核心，以信息化為動力，以爭創名牌為手段，以企業文化為后盾，全面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有所作為。加強企業信息化建設，可以強化企業財務管理，促進管理創新，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說明了企業文化對于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性。通過闡述企業文化的內涵、構成要素及作用，揭示了企業文化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系，企業持續發展要靠其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來自于管理和技術，而管理和技術靠的是企業文化。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企業應如何通過企業文化創新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關鍵詞：企業核心競爭力；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創新；企業信息化建設

目錄TOC\o"1-3"\u引言 11企業核心競爭力概述 21.1、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及特點 21.2、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表現形式 22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五大要素及關系 22.1、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五大要素及關系 22.2、如何協調與運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 33如何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33.1、從企業發展戰略高度重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3.2、從企業內部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43.3、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全面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5結論 8致謝 9參考文獻 10引言企業戰略的核心是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決定著企業能否生存和發展。所以，必須從戰略的高度重視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把培育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作為企業戰略管理的一項主要內容。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和基礎。中國企業欲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最有效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即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技術創新為核心，以信息化為動力，以爭創名牌為手段，以企業文化為后盾，全面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有所作為。1企業核心競爭力概述1.1、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及特點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概念：1990年，美國著名管理學者普拉哈德和哈默爾提出了核心競爭力的概念，他們認為，隨著世界的發展變化，競爭加劇，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強，企業的成功不再歸功于短暫的或偶然的產品開發或靈機一動的市場戰略，而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外在表現。按照他們給出的定義，核心競爭力是能使公司為客戶帶來特殊利益的一種獨有技能或技術。土地資源管理是指為實現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治理，保護等進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監督等活動的總稱。調整土地關系是土地管理的重要社會職能，監督和組織土地的合理利用是土地管理的基本內容，而且土地管理是需要運用多種手段的綜合性措施。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特點：首先這種能力能很好地實現顧客所看重的價值，如：能顯著地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提高服務效率，增加顧客的效用，從而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索尼公司的核心能力是“迷你化”，它給顧客的核心利益是好攜帶；聯邦快遞的核心能力是極高水準的后勤管理，它給顧客的核心利益是即時運送。其次，核心競爭力還必須是企業所特有的，并且是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也就是說它不像材料、機器設備那樣能在市場上購買到，而是難以轉移或復制。這種難以模仿的能力能為企業帶來超過平均水平的利潤。最后，核心競爭力還具有延展性，能夠同時應用于多個不同的任務，使企業能在較大范圍內滿足顧客的需要。如：佳能公司利用其光學鏡片成像技術和微處理技術方面的核心競爭力，成功地進入了復印機、激光打印機、照相機、掃描儀以及傳真機等二十多個產品領域；本田公司的核心專長是引擎設計和制造，這支撐了小汽車、摩托車、割草機和方程式賽車的制造。1.2、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表現形式核心競爭力不僅可以表現在技術上，還可以表現在生產經營、營銷和財務上。如蘋果電腦的產品設計創新能力，它首開使用鼠標操作電腦的先河，它的麥金托電腦可看可感的設計，極大地促進了個人和家庭電腦市場的發展；寶潔、百事可樂優秀的品牌管理及促銷能力；豐田的精益生產能力等。正是由于具有這種獨特的能力，使公司取得了成功。2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五大要素及關系2.1、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五大要素及關系精干的決策集體，高效的管理團對，優秀的員工隊伍，可持續發展的方針目標，過硬的產品質量，構成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五大要素。精干的決策集體是企業的根基，而誠實守信則是企業的命脈。高效高水準的的管理團隊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可靠保證。全能高素質的員工隊伍則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源泉。2.2、如何協調與運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好和科學的運用好這幾者的關系，將直接影響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的提升。

第一，決策集體要具備前瞻的思維和科學的頭腦，敢拼的勇氣。開拓的精神全新的理念。在企業出臺重大調整和決策時，必須作到未雨綢繆。風險評估，市場調研與預測。在發展中與是懼進求優求新，全利培養市場拓寬市場空間。打造企業龍頭以次來拉動和壯大相關的產業鏈條，創建新型的和諧企業。走制度化管理與人性化管理相結合的管理模式。用企業方針目標的可持續性作保障，促進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提升，確立了車頭大馬力快速帶動的主導地位，同時也夯實了勇立朝頭，航行大海不被吞沒的基礎。

第二，建立企業人才平臺，激活企業人才聯動渠道，企業人才庫的建立，是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提升的人力資源儲備，也是企業造血機能和輸血機能的自我完善。因此，人才培養，人才引進，人才使用，人才流通都是兩個機能運轉時的重要組成部分。缺一不可。企業本身要花大力氣加大頭入，去開墾適應人才扎根的土壤，建立人才充分展示才能的平臺與崗位，留住人才的企業其本身就留了希望和再生能力。要徹底更新和改造老套的用人機制和管理模式，企業內要真正的實現公開，公平，公正，通過競爭選拔和任用人才，決不能認人為親，公權亂用，滿足私欲。作到真正認人為賢，人盡其才，科學的調配好利用好人力資源儲，備讓每個員工都有展示才能的機會，和適應自己展示自己才能的平臺，使每個員工從內心里自然產生對企業和崗位的熱愛，找到了家的感覺，使企業與員工之間，相互依托，共存共亡的理念，轉化成愛崗敬業的實際行動。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三力的產生將大大地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第三，企業內，實行陽光政務，要作到全員參與政務管理，充分體現員工的主人地位，決不能讓上下之間產生信任危機。而造成員工隔心逆反或是機戒被動地隨從心理，企業將失去主動向上地員工群體，造成人才浪費員工地激情無處釋放。決策者要科學地運用好“利益分配”的調節杠桿和企業的激勵機制全方位的支持和激勵員工的勞動熱情從不同角度關心和關懷不同層次的員工，讓他們把潛在的積極能動性盡情的發揮在生產建設中來。上下形成合力同舟共濟。形成責任意識。創一流團隊精神，才能確保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提升。3如何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3.1、從企業發展戰略高度重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用戰略的眼光去認識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找出決定企業發展方向和速度的企業最核心的能力有哪些，在這些能力中哪些能力決定著企業生存。再去進一步分析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構成要素，企業的核心資源是什么、核心能力是什么，二者之間是怎樣的關系，從而確定出什么是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處理好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和制定企業發展戰略之間的關系。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決定了企業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對企業的經營領域有很大的限制。企業在制定發展戰略時要圍繞核心競爭能力思考該干什么、怎么干，要學會拒絕各種誘惑。處理好企業的發展和企業核心競爭能力之間的關系。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和企業的發展速度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決定著企業的發展速度，企業快速發展會加強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因此，企業發展了，一定要加強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要合理分配企業的資源，在加強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上舍得投入、善于投入。隨著時代的發展，企業核心競爭能力也要發展。一是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構成要素在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發生變化，核心能力相對核心資源越來越起到決定作用；二是每個構成要素的成分和素質發生很大變化。如在過去企業的核心資源要求具備有區域優勢，而隨著經濟全球化，今天企業的核心資源就必須具有全球優勢。過去企業核心能力可能只是某一種能力，而現在可能是幾種能力的組合，是整個組織的能力。這就要求要與時俱進，用發展眼光不斷賦予企業核心競爭力新的內涵，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水平。通過企業重組，整合企業資源，快速提高企業核心競爭能力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企業的管理水平和先進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普遍不高。然而經濟的全球化、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為我國企業快速提高核心競爭能力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短缺經濟時代進行的重復建設和企業“大而全”、“小而全”造成的資源分割和浪費，為優勢企業通過重組整合資源，構建企業資源優勢，鞏固企業核心資源地位，快速提高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提供了條件。企業應當通過兼并同類企業，直接獲得企業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增強企業對核心資源優勢；通過重組專業技術或服務類企業，迅速改善自己的能力結構，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能力；通過和外國公司重組，直接擴大自己企業的市場，提升產品的品質，更新管理理念，快速和國際先進管理方式接軌，提高管理水平。建立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測評和評估體系，加強對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管理。3.2、從企業內部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和基礎。中國企業欲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最有效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即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技術創新為核心，以信息化為動力，以爭創名牌為手段，以企業文化為后盾，全面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有所作為。

1、以技術創新為核心。

創新是現代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力的源泉，是企業發展戰略的核心。企業要想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從知識經濟的要求出發，從市場環境的變化出發，不斷進行技術、管理、制度、市場、戰略等諸多方面的創新，其中又以技術創新為核心。只有源源不斷的技術創新，企業才能不斷向市場推出新產品，不斷提高產品的知識含量和科技含量，改進生產技術，降低成本，進而提高顧客價值，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并適時開拓新的市場領域。跨國公司都非常重視技術創新，設有專門的研發部門，并不斷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以此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

與國外知名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便是對技術創新不夠重視，忽視對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投入，動輒打“價格戰”。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的許多企業還未從計劃經濟時代“生產工廠”的角色中完全脫胎出來，很多企業沒有專門的研發部門，對技術創新的投入長期處于很低的水平上，這就直接導致了當前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普遍較差的局面。

值得欣慰的是，一批有遠見的企業已經開始重視技術創新，不斷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并已初見成效，海爾集團是很好的典范。海爾的技術創新實現了自主創新和模仿創新的結合，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的結合，原創創新和改進創新的結合。海爾將自主創新和市場全球化目標結合起來，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面向世界的技術創新體系。其自主創新以增量創新為主，以發展創新為輔，既符臺中國國情，又符合家電業的實際情況。海爾在無氟節能多元替代電冰箱技術上的突破，可以視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發展創新的嘗試，并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2、以信息化為動力。

加強企業信息化建設，可以強化企業財務管理，促進管理創新，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全球最大的商業零售商沃爾瑪就是一個主動型信息化的典型。1969年它租用了IBM360型計算機進行貨物配送管理。20世紀80年代初，沃爾瑪花費2400萬美元發射了一顆企業自己的人造衛星，用于企業信息系統的管理。在我國，也有許多主動型信息化的企業都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和成功，如聯想、海爾、邯鋼等企業都通過信息化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信息化可以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那么企業怎樣實現信息化呢？信息化涉及的環節很多，但最主要和最關鍵的兩項：一是企業的核心業務和主導流程的信息化，二是人的信息化。提升核心競爭力高效的企業網絡通訊平臺，是現代公司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與企業花巨資，從零開始創建一個部門相比，選擇專業的服務公司，有著諸多的優勢。首先，這并不需要承擔額外的經營成本；其次，針對服務公司所提供的個性化服務，最終的服務目標還是掌握在企業自己的手中。這樣做不但可以減少企業一次性投資的風險，還可以通過充分利用專業網絡服務公司在技術、設備、人力等方面極具針對性的專業級資源，來構建一套完善的業務支撐的IT環境。

專業的服務公司公司的業務體系覆蓋了網絡服務、安全服務、應用服務及IT管理服務的各個領域。依托專業化的人才與團隊，這些公司構建了獨有的跨地域解決方案提供、網絡系統資源以及服務實施等核心能力，專注于為各類企業客戶提供從通信及IT系統咨詢規劃、系統集成、運營服務乃至IT外包管理等全方位專業服務解決方案。

3、降低客戶成本。

結合企業IT或者通信方面的需求和困擾，他們可以提供整合方法，為客戶提供符合其自身業務特點的綜合解決方案。通過利用后端豐富的電信資源以及IT資源，他們幫助企業降低通信方面的應用成本、網絡運營成本、IT管理和維護成本，提高獲利能力。以某證券管理有限公司為例，通過采納網絡通訊服務外包的方式，達到了減少企業資金風險，降低綜合網管成本的目的。

4、構建網絡通訊平臺。

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快速發展，企業所面臨的挑戰也不斷增強。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企業如何將注意力集中在核心業務的發展上，不斷提高企業員工的工作效率，降低企業信息傳播費用，減少資金風險已經成為當前企業所面臨的嚴重問題。如何在內部組建一張跨地域的、高速的、安全的、穩定的、具有良好擴展能力的內部網絡成為該公司的當務之急。考慮到行業的特殊性，這個內部網絡除了能夠滿足傳統企業關鍵應用、OA辦公以外，還應可以提高企業辦公效率，降低企業信息傳播成本，并融合新型的企業應用，如語音、視頻等。同時，對企業的內部網絡的可擴展性和可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業規模的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應使網絡的部署、擴展變的迅速、有效、低成本。3．3、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全面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國入世以來，企業面臨嚴峻的挑戰，表現在經營理念、發展方向、品牌形象、員工的價值觀念等企業文化上的差距。我國企業要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就必須在加強“硬件”建設的基礎上，大力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全面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1、企業文化與企業核心競爭力。

企業的競爭力也就是企業能力，表現為戰略策劃能力、組織管理能力、技術研發能力、生產制造能力、市場營銷能力和客戶服務能力等方面。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是一種能將各種競爭能力要素進行整合的能力。企業的核心能力即核心競爭力，是基于特定的市場、用戶、民族文化背景，經過一段實踐經驗和知識的積累建立起來，開發獨特產品，發展獨特技術和發明獨特營銷手段的能力。決定企業能力的要素有擁有的資源，現行的流程，企業核心價值觀。企業能力是逐級遞升的，只有當遞升到流程和價值觀時，企業的核心能力才被建立起來。

企業持續發展要靠其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來自于管理和技術，而管理和技術靠的是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就是管理上升為文化的更高層次的管理手段。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是造就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動力之源，它不僅能夠增強企業內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是企業應對市場競爭、創建國內一流企業的內化動力，對企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和對外擴張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企業文化對企業員工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有非常強的導向和支配作用。企業文化可以在企業中形成凝聚力、激勵力、約束力、導向力、紐帶力、輻射力。對于企業來說，如果有一個合適的企業文化，職工就會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價值觀念，由此可以形成持久的競爭力，對企業長期經營業績起著重大的作用。

2、通過企業文化的創新提升核心競爭力。

第一，管理思想創新,實施人本管理。在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的今天，管理理論和實踐聚集在一個焦點上，人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如何實施人本管理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面臨的巨大挑戰。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管理，即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依靠人、發展人和服務人。通過有效激勵來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以最大限度挖掘人的潛能，來實現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的契合。如美國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就認為，企業成功的最大的秘密在于“卓越的企業倫理”，一個職工只有當他被看作是高尚的人而受到尊重、受到依賴時，企業的價值才能展現光輝。通過富有感情交融氣氛的管理方式激發員工的工作欲望和工作熱情，不僅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手段和方法問題，更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

第二，精神風貌創新，培育員工群體行為。企業員工是企業的主體，企業員工的群體行為決定企業整體的精神風貌和企業文明的程度，因此企業員工群體行為的塑造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培育企業員工群體行為除了組織員工政治思想學習、企業規章制度學習、科學技術培訓，開展文化、體育、讀書以及各種文藝活動外，還應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第一，激勵全體員工的智力、向心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為企業創新做出實際的貢獻；第二，把員工個人的工作同自己的人生目標聯系起來。有利于員工形成事業心和責任感，建立起對企業、對奮斗目標的信念；第三，每個員工必須認識到，企業文化是自己最寶貴的資產，是個人和企業成長必不可少的精神財富，以積極處世的人生態度去從事企業工作，以勤勞、敬業、守時、惜時的行為規范指導自己行為。

第三，組織創新，建立學習型組織。建構企業文化，其核心就是要塑造企業的精神文化。企業精神是企業全體員工共同一致、彼此共鳴的內心態度、一致狀況和思想境界，而這一切唯有通過建立學習型組織，不斷的公司培訓和個人學習才能達成。企業文化的建設目標是將企業塑造成學習型的組織。未來最成功的企業將是個“學習團體”，學習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命的源泉。學習型組織發展的潛力主要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在技術、資金、信息等優勢上；只有促使所有組織成員不斷學習，不斷完善自我，員工隊伍的整體素質才能提高，才能有效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實現組織的永續發展。

第四，企業管理制度創新。企業管理制度是企業為求得最大效益，在生產管理實踐活動中制定的各種帶有強制性義務，并能保障一定權利的各項規定或條例，包括企業的人事制度、生產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等一切規章制度。企業管理制度是實現企業目標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為職工行為規范的模式，能使職工個人的活動得以合理進行，同時又成為維護職工共同利益的一種強制手段。因此，企業各項管理制度，是企業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管理所必需的，它是一種強有力的保證。優秀企業文化的管理制度必須是科學、完善、實用的管理方式的體現。企業制度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文化又是精神文化的基礎和載體，并對企業精神文化起反作用。一定的企業機制的建立，又影響人們選擇新的價值觀念，成為新的精神文化的基礎。

第五，加強領導者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作用。我國企業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使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及其運行的有效性程度，取決于是否有一支高素質的企業家隊伍。現代企業制度的效率能否發揮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能否在企業中形成積極進取的企業文化。而領導者在企業文化建設中起著創造者、培育者、倡導者、組織者、指導者、示范者、激勵者的角色。領導者要使自己具備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文化素質和正確的經營思想，然后才能在企業員工中加以倡導和推行；在倡導和推行新觀念和行為方式時，領導者不能單純憑自己作為企業領導者所擁有的法定權和強制權，主要地要靠自身的影響力，靠自己所具備的人格力量、知識專長、經營能力、優良作風、領導藝術以及對新的企業文化的身體力行，躬身垂范，去持久地影響和帶動員工，使員工看到這種新觀念和行為方式能給企業帶來發展，給員工個人帶來更大的利益。領導者的特質、個人魅力、工作風格和經營哲學等均對企業文化建設產生重大影響。企業的高層主管往往是企業文化、企業風氣的創立者。他們的價值觀直接影響著企業發展方向。企業的經營決策方式和決策行為主要來自領導者，領導者是企業經營的主角。

結論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突飛猛進，也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根據企業發展戰略，結合企業的發展歷史和經濟環境演變的進程，在有效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讓核心競爭能力“自然地”形成。要善于運用“提高核心競爭力的要素及關系”，用戰略管理的方法，提出規劃和目標，建立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測評和評估體系，定期對自己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進行測評和評估，總結經驗，找出不足，提出改善措施，加強對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的動態管理。毫無疑問，企業文化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是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企業能否持續地發展，取決于企業有無核心競爭力和是否能不斷提升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文化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對于企業來說，可以通過不斷加強企業文化創新來達到提升核心競爭力的目的。

致謝感謝在學習期間給我諸多教誨與幫助的老師們，感謝一直以來給予我陪伴與鼓勵的同學們。再次感謝在這段學習期間給過我關心與幫助的大家，謝謝。參考文獻[1]朗·西韋爾著,姜法奎譯,核心競爭力,華夏出版社,2003[2]朱國春,核心競爭力與企業家文化,中國物資出版社,2003[3]劉光明著,企業文化,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4]趙光忠,企業文化與學習型組織策劃,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

[5]張德,企業文化建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6]魏杰,現代企業管理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一、劃界問題的意義

“劃界”問題，即科學與非科的劃界問題，始終是一個科學哲學中困擾人的舉世難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要分析清楚科學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學的觀念形式的基本性質是什么，或者說，是要劃出一個界線來回答“科學是什么”。由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但要引發出科學哲學中的許多相關問題，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科學的正常發展，對于科學家的研究工作，以及對于在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中宣傳和普及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提高國民的科學素質，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自近代科學產生以來，“劃界問題”就歷來被科學家和哲學家們所高度關注，而各種邪惡勢力，也常常利用“劃界問題”上的界線不清和故意混淆界線，來提倡偽科學，打擊真正的科學。舉例來說，1616年，羅馬教廷在審判伽利略以后，曾宣布哥白尼學說是“偽科學”；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上臺以后，曾宣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猶太人的科學”，是“偽科學”；1948年，斯大林領導下的蘇共中央還曾正式做出“決議”，宣布孟德爾的遺傳學理論是“偽科學”，致使大批正直的科學家被投入監獄，甚至被迫害致死。在當前的社會生活中，我們也常常見到混淆科學與偽科學，以偽科學、反科學的東西冒充科學，或者以科學的名義支持偽科學的情況；相反，也出現了拿“偽科學”的帽子亂打棍子的情況。劃界問題，目前正成為我國科學界、哲學界甚至整個知識界關注的重點。

由于在科學的實際運行中，科學與詩歌、小說、戲劇、宗教、神話等等意識形式容易區別清楚，困難的是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區別，而且形而上學家也常常為自己的形而上學理論打出“科學的”旗號。科學家也常常因在研究工作中未能區別清楚科學與形而上學的界線而犯錯誤，所以，歷史上的科學家與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和研究，其著重點都是要劃清科學與形而上學的界線。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搞清楚了，科學與其他非科學的界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劃清科學與形而上學的界線問題，既是一個重要的、深層次的哲學問題，又是一個科學家所關心的、對科學有重大影響的問題。所以科學家和哲學家歷來關心這個問題。

早在近代科學產生的早期，牛頓就曾經大聲疾呼地告戒科學家們：“物理學，當心形而上學啊！”此后，在18世紀，著名的哲學家休模和康德都力圖要劃清科學與各種非科學，特別是與形而上學的界線。休模的懷疑主義哲學就是把矛頭指向神學和經院哲學的形而上學的。他在他的名著《人類理解研究》一書的最后寫道：“我們如果拿起一本書來，例如神學書和經院哲學書，那么我們就可以問，其中包含著數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論么？沒有。其中包含著關于實在事實和存在的任何經驗的推論么？沒有。那么我們就可以把它投到烈火里，因為它所包含的沒有別的，只有詭辯和幻想”。1康德曾經把劃界問題的研究大大的推向了前進。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首先考察了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別，并在此基礎上對形而上學進行了批判。但康德區分科學和形而上學主要是通過劃定“知性”的界線。他認為，人的知性只能與經驗打交道。如果人的知性竟然想超越經驗的界線，企圖與自在之物打交道，那么就勢必要陷入二律背反的自相矛盾的境地。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但康德并不像后來的實證主義那樣徹底地拒斥形而上學。康德只是批判并反對在他之前的那種傳統的形而上學，即關于世界本體的形而上學。康德自己對形而上學有他自己的特殊的理解。他認為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自然傾向。他認為，形而上學的對象是“純粹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問題”，即“上帝、自由和不死”。“……這門以全力解決這些問題為最終目的的科學，就叫做形而上學”。所以，在康德那里，還沒有把科學與形而上學決然對立起來2。到了19世紀，哲學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和科學家兼哲學家馬赫(ErnstMach1838~1916)更是高舉了批判形而上學的旗幟，并把劃界問題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進。馬赫在其《發展中的力學》一書中明確地宣稱他的這本書“是反對形而上學的”。他繼孔德之后，高舉起了實證主義的旗幟。實證主義就是以反形而上學為特征的。馬赫的哲學曾經對愛因斯坦的早期科學研究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但是，應當承認，只有在進入20世紀以后，劃界問題才獲得了真正深入的研究。劃界問題成了20世紀的科學哲學發展中首先被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在20世紀的科學哲學中，對劃界問題作出了突出關注并深入研究的，主要是兩個理性主義的科學哲學學派，即邏輯實證主義學派和波普爾學派。往后的歷史主義學派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主要是對以往的劃界理論進行解構，對于如何正面解決這個問題卻無多大的建樹，由于這個問題本身面臨的困難，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圖“消解”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逃避這個困難。蒯因、費亞阿本德、勞丹等人都有這種傾向。勞丹就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其題目就是《劃界問題的消逝》。但劃界問題畢竟是不可能“消逝”的，所以，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有些科學哲學家，如馬里奧?邦格和薩伽德等人就企圖另找思路，提出了“多元主義”的劃界標準。但這些努力雖有啟發，卻仍然難以令人滿意。經過科學哲學界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迄今為止，關于“劃界問題”似乎仍然難以找到能夠為學術界普遍接受的、令人滿意的解答。但是，這只能說明這個問題的難度，而不是這個問題不存在。

然而，盡管存在困難，但國際科學哲學界一個世紀以來對劃界問題的研究，仍然是收獲甚豐的。一方面，科學哲學家們已經把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進，如今，學術界對劃界問題的諸方面的理解深度已經是遠遠地今非昔比了；另一方面，科學哲學家們在研究劃界問題時，對與此問題相關的其他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卻大有斬獲，收獲頗豐，從而大大地豐富了科學哲學的內容；此外，科學哲學家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成果，已經足以對區分科學和偽科學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也能對科學家們的科學創造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首先揭露杜里希的“新活力論”不是科學理論而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理論的學者，不是一名科學家而是一名科學哲學家(卡爾納普)，并最終獲得科學界的公認，就是一個明證；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時深受實證論思想的啟發并打上了實證論思想的深深烙印，是又一個明證。也因為如此，在這個問題上的已有研究成果，對于在科學界、知識界以及廣大民眾中普及科學精神、科學思想以及科學方法，也已不失為一種重要的財富。

但是，由于某種眾所周知的原因，“劃界問題”在我國，如同在前蘇聯時期一樣，始終未能獲得正常的研究與普及。盡管在20世紀的二十年代，在我國曾經發生過有一定影響的“科玄之爭”，也曾有少數學者，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向國內初步介紹了實證論學派的劃界觀念，但就總體而言，這種介紹和爭論還是十分初步的，還談不上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只能屬于在劃界問題上的初步“補課”的性質。但是，當歷史進入到1949年以后，由于某種特殊的歷史條件，連這種“補課”的工作也不能正常進行了。一方面，權威方面一再從“政治的高度”宣布“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門科學”并被明確地寫進官方教科書，這個定位從根本上否定了在我國合理地討論劃界問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部門又一再從“政治的高度”強調包括邏輯實證主義學派和波普爾學派在內的西方科學哲學都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哲學”。這樣一來，學術界對合理地討論“劃界問題”就噤若寒蟬；“劃界問題”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學術禁區。由于劃界問題被模糊，并被政治所干擾，于是就出現了如下的怪現象：一方面，我國的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科學，另一方面，卻又一再出現了以政治“沖擊”科學甚至出現反科學的浪潮。在1958年的所謂“教育革命”中，在許多高校里都曾有組織地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牛頓力學都批判為“資產階級的科學”，喊出了“打倒愛家店”和“打倒牛家店”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的惡浪中，作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的陳伯達又一次地在中國科學院組織部分人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科學”。迄今為止，對20世紀在我國發生過的這段歷史，仍未做出認真的反思，特別是對混淆劃界問題的宣稱“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官方定位，未作認真反思，以至于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對劃界問題也未能有真正深入的研討，甚至仍然阻力重重。以至于直到如今，我們還在吞飲著由于模糊劃界問題而帶來的歷史苦果。

從哲學上來說，劃界問題可以說蘊涵了往后科學哲學中幾乎一切問題。所以，歷來的哲學家們都重視劃界問題。正如前面所言，真正提出劃界問題是近代以來的事情。波普爾認為康德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他把劃界問題稱之為“康德問題”。邏輯實證主義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可以說就是劃界問題，并從劃界問題引申出其他種種科學哲學問題。在邏輯實證主義的理論中，劃界問題明顯地蘊涵著其他一系列哲學問題。因為他們的劃界原則是“可證實性原則”。但“可證實性原則”明顯地要以歸納原理的合理性和理論命題與觀察命題的絕對二分法為其前提，因而就引出歸納問題和中性觀察問題，要為歸納的合理性和中性觀察做出辯護。其他關于科學解釋的結構，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理論的檢驗、科學理論的評價等等各種科學哲學問題，都要與劃界問題掛起構來。波普爾在其學術自傳性的著作《無窮的探索》一書中，也說到他也是從劃界問題開始進入哲學研究的。他從劃界問題思考到歸納問題，否定歸納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提出著名的證偽主義理論，對邏輯實證主義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在20世紀，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主義，是首先深入地研究了劃界問題的兩個著名的哲學學派，它們的理論形成了往后研究劃界問題的基礎和出發點。往后，當我們進一步討論劃界問題的時候，我們將對它們給予較多的關注。

由于劃界問題對科學有重要的影響，所以，劃界問題也為歷來的科學家們所關注。由于科學家們對劃界問題，尤其是對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劃界問題在理論上沒有搞清楚，所以常常在科學研究中受到形而上學的不正常的騷擾，影響了他們的研究效率和研究成果的取得。舉例來說：如，牛頓雖然警惕科學受形而上學的騷擾，因而曾經提出過著名的警告：“物理學，當心形而上學啊！”但是最終他卻在自己的科學研究中滲透進了許多形而上學的東西，如絕對時空觀、對質量和慣性的定義等等。馬赫正是從驅逐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對牛頓力學做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批判。又如，直到20世紀20年代，著名的德國生物學家杜里希(他在海膽研究上曾經做出過非常杰出的工作)致力于解決生物學中的許多困難而復雜的問題，費盡心力，但結果他所提出來的理論——“新活力論”——只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理論，根本構不成科學理論，受到了科學界的唾棄。但他自己當初孜孜以求，卻是自以為提出了一種了不起的科學理論而不自覺。他浪費了大把的聰明才智和科學年華。真可謂可惜萬分。等等。

由此可見，劃界問題不但對科學哲學的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于科學家的科學工作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國際上，有鑒于“劃界問題”對科學和哲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物理學危機與革命的時期，曾有一大批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關注于這個問題的研究。馬赫、迪昂、普恩凱萊、畢爾生、羅素、維特根斯坦等等，可以報出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他們都注重劃界問題的研究。像馬赫，作為實證主義的第二代的代表，他的工作雖然有點極端，但卻很重要。馬赫雖然并不一般地否定形而上學的價值，但馬赫的哲學工作的主要任務差不多就是要劃清科學與形而上學的界線，把形而上學從科學中驅逐出去，他的首要的目標是瞄準牛頓力學并對它進行哲學分析，剖析其中的形而上學成分，指出現有的牛頓力學形態不是必然的，等等。這些分析對愛因斯坦建立相對論曾經起過非常重大的作用。愛因斯坦曾經明確地寫道：“馬赫曾經以其歷史的——批判的著作，對我們這一代自然科學家起過巨大的影響。”1他坦然承認：他自己曾從馬赫的著作中“受到很大的啟發。”2實際上，馬赫的工作，對于我們今天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啟發價值。

20世紀以來，哲學方面，通過邏輯實證主義學派和波普爾學派的研究，在劃界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盡管研究有進展，然而它目前仍然面臨著許多難解之題。而在我們中國，劃界問題更仍然迫切地面臨著一個補課的問題。所以，作者特別希望我國學者都來關注這個問題。

二、邏輯實證主義學派關于“劃界”的理論

邏輯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是以“可證實性標準”為基礎的。而可證實性標準又與他們的“意義”標準相關聯。由于在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不同學者中，對于“陳述”和“命題”的含義各有不同的用法。因此，我們下面采用艾耶爾的用法來介紹他們的理論1。一般認為，句子是語言中表達陳述或命題的，不同的句子可以表達同一個陳述或命題。如果一些句子在邏輯上是等值的，那么它們就只是同一個陳述或命題的不同表述。

按照艾耶爾的特殊用法，陳述可以分為兩大類：有意義的陳述和無意義的陳述。無意義的陳述無所謂真假。有意義的陳述則稱為命題，它們有真假之別。一個陳述是否有意義，就通過可證實性標準來區分。有意義的陳述，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一類是綜合命題。這兩者的證實方法是不同的。分析命題是分析地可證實的；綜合命題是綜合地可證實的。(當然，有許多人并不區分“命題”和“陳述”這兩個詞，把兩者看作是相同的東西，把無意義的陳述稱作“偽陳述”或“偽命題”，有意義的則稱之為“陳述”或“命題”)。

按照艾耶爾的用法，我們可以把邏輯實證主義的劃界原則，用下圖把它清晰地表示出來。

在這個圖中的關鍵又在于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含義。

邏輯實證主義關于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已經獲得了國際分析哲學界幾乎一致的認可。

所謂分析命題，就是其真假僅以意義的分析為根據而不依事實為根據的命題。相應地，所謂分析真理，就是以意義為根據而不依賴于事實的真理。

例：；；

數學定理和邏輯定理都是分析命題，它們的真理性的檢驗不依賴于事實，因而不能通過實驗觀察檢驗而判定其真假；相反，實驗觀察的檢驗對它們是無效的(參見拙著《科學的進步與科學目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所謂綜合命題，就是其真假要依事實為根據而不能僅僅依其意義分析為根據的命題。相應地，所謂綜合真理，就是依事實為根據或依事實為判據的真理。

一般說來，分析命題的真具有必然性，而綜合命題的真具有偶然性。如作為綜合命題的

這個伽利略落體定律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宇宙間恰好有這樣的一顆星球——地球,它的質量和半徑恰好是如此這般的大小。而地球的質量和半徑恰好是如此這般地大小,這完全是偶然的。綜合命題所描述的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

數學、邏輯作為分析命題的集合所描述的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的命題都是綜合命題，它們所描述的是現實世界。

分析命題的真命題都是重言式，其否定式都是矛盾命題。如的否定等值于。矛盾命題都是反指自身，都是永假命題。

綜合命題的否定并不構成矛盾命題。但是，如果某個綜合命題A為真，則其否定為假。反之亦然。

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科學與非科學劃界的理論，就是建立在區分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理論基礎上的。

邏輯實證主義把可證實性標準與意義標準、劃界標準密切地捆綁起來。其中的核心是可證實性原則。因為在它們那里，可證實性既是意義的標準，也是劃界的標準。劃界標準被看作是與意義標準密切關聯著的。而它的可證實性概念的基礎又在于“中性觀察”和“歸納合理性”的假定。其中，為了為歸納的合理性辯護，他們從早期的傳統歸納主義立場上退卻下來，用概率來辯護歸納的合理性。自從Carnap和Reichenbach以來，分別各自發展起了一套歸納概率邏輯。卡爾納普明確強調要區分兩種概率。一種稱之為邏輯概率，另一種稱之為統計概率。他自己發展的那套歸納概率邏輯是建立在邏輯概率的基礎上的。而Reichenbach所發展的歸納概率邏輯則是建立在統計概率的基礎上的。根據這些雖有不同的歸納概率邏輯，都得出一個結論：一個科學理論命題，雖然不可能被完全地證實，但卻可以通過歸納邏輯而確定它們被經驗證實為真的概率。

下面，我們分幾個問題來討論邏輯實證主義的劃界理論。

<一>、邏輯實證論的“可證實性”的涵義

對于邏輯實證主義學派來說，“可證實性”可以說是他們的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最大特色是反對形而上學。而他們反對形而上學的主要武器就是“可證實性”標準。“可證實性”標準既是他們的“意義”(meaning)標準，又是他們借此區分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劃界標準”。而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可證實性標準”，又與他們的其他許多基本理論觀點，如歸納主義(堅持歸納的合理性)、中性觀察論、可以把科學中的語詞區分為理論語詞和觀察語詞的絕對二分法觀點、分析與綜合的二分法觀點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分析他們的“可證實性”原則可以引出許許多多問題來。

<A>可證實性標準與意義標準；反形而上學。

邏輯實證論提出“劃界”這個問題，其主要目的是要拒斥形而上學，用以揭露形而上學的陳述完全是一些無意義的假陳述，不曾告訴我們任何東西。

就反形而上學這一點而言，他們是繼承了休模、康德，特別是孔德和馬赫以來的觀點。而他們直接傳承的則是早期維特根斯坦的觀點。

在歷史上，孔德和馬赫最早用可證實性標準來批判形而上學。而邏輯實證主義則是在他們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邏輯的武器和語言分析，用可證實性原則來尖銳地批判形而上學。在可證實性原則這個問題上，他們也非常緊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曾經說：“假如不可能確定一個陳述是否是真的，那么這個陳述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一個陳述的意義就是它的證實的方法。”維也納學派的領袖石里克可以說是完全接受維特根斯坦的意見，他也強調“……真實的陳述必須是有可能被證實的”。維特根斯坦在其早期哲學著作《邏輯哲學論》中提出了他的著名口號：“意義即用法”。或者說“一個句子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并以此來反對形而上學。這個口號成了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口號。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明確地承認他們是直接傳承了維特根斯坦的以其《邏輯哲學論》一書為代表的早期哲學思想的。

<B>、邏輯實證主義者把有意義的命題分為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它們是先天地為真的。因為它們實際上是一些重言命題，它們可以通過意義分析而判定其為真；它們是分析地可證實的。另一類是綜合命題，它們是一些事實命題，因而是經驗上可證實的。所以，邏輯實證主義者強調有意義的句子就只是這兩類。他們說：“一個句子，當且僅當它所表達的命題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經驗上可證實的，這個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義的”。如果有一些句子，它們既不是分析地為真的，又不是經驗上可證實的，那么，它們就是無意義的語句，或曰偽命題。形而上學語句都是一些無意義的語句，都是一些偽命題

<C>、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性”的涵義的演變。

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強調“可證實性”。但可證實性原則很容易受到攻擊。所以，有些有頭腦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如艾耶爾等人，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把可證實性標準實際上修改為可檢驗性標準。在艾耶爾等人那里，雖然仍然使用“可證實性”這個詞兒，但他們所說的“可證實”，實際上只是“可檢驗”。所謂“可檢驗”，是意味著“可證實”或者“可證偽”。(關于艾耶爾的觀點，可參見艾耶爾的著作《語言、邏輯與真理》)。在討論劃界問題的時候，這一點變得重要。然而盡管如此，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精神并沒有變。因為它們仍然強調諸如“中性觀察”，“基本陳述”或“記錄語句”可以被確實證實，并以此為基礎通過歸納去證實或否證理論語句。等等。只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后，由于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已經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批判，特別是波普爾的批判，這時，一部分邏輯實證主義者，像卡爾納普等人，開始否認科學中的任何語句被確實證實的可能性。所以，卡爾納普在《可檢驗性和意義》(1950)一文中，開始用“可檢驗性”來代替“可證實性”。1

<二>、關于經驗上“可證實”

20世紀20年代末以后，邏輯實證主義者就建立起了他們的“可證實性”原則。往后爭論的焦點就在于探討“經驗上可證實”的含義。這里，如下幾點特別值得關注：

<A>、原則上可證實

邏輯實證主義作為意義標準或劃界標準的“可證實性”只是說的“原則上可證實”(或被否證)，而不是實際上被證實。它們承認，科學上有許多命題尚未實際上被證實，但是它們仍然能夠作為科學命題。如“月球的背面有山脈”，它(在當時)雖然實際上尚未被證實，但是它在原則上是可以被證實的。然而那些形而上學語句，如德國的辯證法哲學家謝林的所謂“命題”：“絕對是懶惰的”，卻是原則上不可證實的。因為我們不可能有任何經驗能與這個陳述相關。

<B>“強”可證實與“弱”可證實

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強調“強可證實”。強可證實當然會遇到困難。所以在后來，邏輯實證主義區分了“強可證實”與“弱可證實”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強可證實：當且僅當一個命題的真實性在經驗中可以被確實證實時，這個命題才是強可證實的

弱可證實：一個命題，如果經驗能使它成為或然地為真的，那么這一命題是弱可證實的。

邏輯實證主義一般承認，科學中的經驗命題只是一些假設，這些假設不可能從經驗中推演出來，也不可能被經驗最終地確實地證實。因而它們都只具有弱可證實性。但他們強調，科學中有一類語句，他們稱之為“記錄語句”(或艾耶爾所稱謂的“基本命題”)則是可以做到強可證實的。石里克強調記錄語句是確實可證實的，即強可證實的。艾耶爾對他的“基本命題”(即記錄語句)是否確實可證實(即強可證實)的問題上，有一個搖擺的過程。1936年他在他的《語言、邏輯與真理》一書的第五章中曾經持否定態度，但到了1940年以后又持肯定態度。1946年在他為《語言、邏輯與真理》寫的導言中，仍然持肯定態度。

<C>直接證實與間接證實

直接證實：一個陳述是直接可證實的，如果它本身是一個觀察陳述，或者它是這樣的陳述，即它與一個或幾個觀察陳述之合取，至少可導致一個觀察陳述，而這個觀察陳述不可能從這些其他的前提單獨地推演出來。

例如“這張桌子上放著一只蘋果”，“這是一杯純凈的水”；又如：“純凈的水在標準大氣壓力下，攝氏零度結冰”，或者如“這根金屬棒熱脹冷縮”，甚至如“凡金屬都受熱膨脹”等等，都可算是直接可證實的。因為“這張桌子上放著一只蘋果”可以算是一個觀察陳述。“這根金屬棒熱脹冷縮”這個陳述，結合另一些可觀察陳述，如“我加熱這根金屬棒，提高它的溫度”，就可導出另一個可觀察陳述：“這根金屬棒增加了它的體積”。即使像“凡金屬都受熱膨脹”這樣的普遍命題，也可算作是直接可證實的。因為它與幾個可觀察陳述的合取，比如它結合這樣幾個可觀察陳述：“這是一根金屬棒”，“我加熱它并提高它的溫度”，那末，就能導致一個可觀察陳述：“這根金屬棒增加了它的體積”。而“這根金屬棒增加了它的體積”這個可觀察陳述，并不能僅僅從“這是一根金屬棒”、“我加熱它并提高它的溫度”這些前提中單獨推演出來。諸如此類，包括像伽利略落體定律，等等。像這樣的命題都算是直接可證實的。

間接可證實：一個陳述如果滿足下列條件：第一，這個陳述與某些其他前提之合取，就可導致一個或幾個直接可證實的陳述，而這些陳述不可能僅僅從這些其他前提單獨地推演出來；第二，這些其他前提中不包括任何這樣的陳述，它既不是分析的，又不是直接可證實的，又不是能作為間接可證實而可被另有證據地獨立證實的(即可另有證據地被證實)1。

作為間接可證實的命題，我們可以舉道爾頓的化學原子論為例。道爾頓的化學原子論結合著某些其他并非形而上學的命題，就能推演出比如定比定律、倍比定律、當量定律等等原則上直接可證實的陳述。但是，像黑格爾的辯證法規律就不屬于間接可證實的陳述的范圍。因為雖然它在表面上也“推演出”諸如“純凈的水在攝氏一百度沸騰，在零度結冰”的經驗結論，但是它在推演出此類結論的時候，要引進“既不是分析的，又不是直接可證實的，又不是能作為間接可證實而可被另有證據地獨立證實”的命題作為它的前提。

<三>、“可證實性”與“可檢驗性”

已經說過，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強調可證實性，大有毛病。所以稍后，如艾耶爾等人，就加以改進。艾耶爾所說的可證實性，其實是指“可檢驗性”。他一方面承認科學中的普遍命題要“確實地被證實”是不可能的(1936，也許是受到了波普爾的影響)。但同時，他也指出它們要“確實地被證偽”也是不可能的。他早在1936年就已批評了波普爾早年曾經提出過的簡單證偽主義的主張，指出：“一個假設不能確定地被證偽，猶如它不能確實地被證實”1(當然，波普爾也并不是簡單地持簡單證偽主義主張。他早在1934年在維也納出版的《研究邏輯》一書中就已經指出，從邏輯上說，一個理論要逃避證偽總是可能的。因而科學理論被確實地證偽也是不可能的)。從用語上，艾耶爾也像其他邏輯實證主義者一樣，強調可證實性原則。但是，艾耶爾等許多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所謂可證實性，實際上只是要求一個命題的真或假，與經驗相關聯。艾耶爾強調：“我對一個經驗假設所要求的，實際上并不是要它確實地被證實，而是要求某種可能的感覺經驗應當是關系到決定這個經驗假設的真假。如果一個設想命題未能滿足這個原則，而又不是一個重言命題，那么，我認為它是形而上學命題。”2由于有了直接可證實與間接可證實的概念，艾耶爾又重新表述他的可證實性原則3。

<四>、在可證實性標準中，用來證實經驗假設的“基元”是什么？或曰，用以證實假設的最終依據是什么？

籠統地說，邏輯實證主義強調科學中的理論，原則上都要求具有經驗上的可證實性。但是，這經驗是指什么？真正能夠作為基礎性的證實依據是什么？這是一個難題。在邏輯實證主義者中間也多有分歧和爭論。

早期邏輯實證主義者，如石里克等人強調，真正能夠用來作為證實之基礎的是“記錄語句”，或者像艾耶爾所稱謂的“基本命題”或“基本陳述”。

他們一方面明白地指出：僅憑人的感覺經驗并不能直接來證實任何陳述，因為陳述只能通過陳述來證明。

另一方面，他們承認，許多可以稱作觀察陳述的語句，如“這只杯子里裝著水”，這本身并不可靠。它本身還需要被檢驗。那么，檢驗這類句子的真假的最終依據是什么呢？他們強調，這類用以檢驗一般經驗陳述的最終依據應當是“記錄語句”，“記錄語句”最初曾被某些邏輯實證主義者表達為“用實物表示的命題”。但這有問題。正如我們剛才舉過的實例：“這只杯子里裝著水”它本身并不可靠。它本身還需要被檢驗。所以他們中有的人后來強調，“記錄語句”必須是陳述“單一經驗內容”的語句。他們認為，這樣的“記錄語句”本身具有確實的可證實性，因此它們可以用來檢驗科學中的其他陳述的真假。對于“記錄語句”是否具有確實的可證實性，他們中有些人最初也是動搖的。

關于早期邏輯實證主義者所強調的“記錄語句”或艾耶爾所稱謂的“基本陳述”，它們具有什么基本性質呢？其基本性質是它們只涉及單一的經驗內容。

因此，“記錄語句”具有如下形式：在時間t,空間s，我(張三)看到前方一片紅色(只涉及單一經驗)。

在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

(1)這樣的記錄語句，是確實可證實的。艾耶爾曾說：“有一類經驗命題，說它們能夠被確實證實是可以允許的。這種命題，我在別處曾稱之為‘基本命題’這些命題的特征是它們只涉及單一經驗的內容，可以認為是確實證實了這些命題的東西，就是出現了它們所獨一無二地涉及到的經驗。而且，我現在應當同意那些人的意見，他們認為這一類命題是‘不可矯正的’，他們假定這些命題所以不可矯正是意味著除了在語言的意義之外，這一類命題是不可能錯誤的”。4

(2)記錄語句(或基本陳述)是直接可證實的。

(3)許多其他類型的經驗命題是通過綜合許多這類記錄語句來進行證實的。例如：“這張桌子上放著一只蘋果”。就要通過許多此類的只涉及單一經驗內容的記錄語句來予以證實。如我看到它的形狀是怎么樣的，我看到它的顏色是紅的，我聞到了它的香味，它摸上去是涼的，甚至我咬了它一口，它的味道是香甜的。等等。我們就是通過許多諸如此類的記錄語句的綜合來證實這樣的經驗陳述：“這張桌子上放著一只蘋果”。但是，有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如卡爾納普等人，幾乎從一開始就認為“記錄語句”也應包括像“這張桌子上放著一只蘋果”這樣的語句。關于什么是“記錄語句”，在邏輯實證主義者內部是有爭論的。

(4)普遍命題是通過在大量的觀察陳述的基礎上，通過歸納來予以證實的。所以，歸根結底，記錄語句是作為其他命題之可證實性的正真基礎。

<五>、記錄語句的困境——轉向物理主義

由于早期邏輯實證主義者強調記錄語句只涉及某個認知主體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特定的單一經驗內容。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它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首先，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心理主義。這種某個認知主體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單一經驗只是他的私人經驗，這種私人經驗缺乏主體間性，不可以相互核驗。其次，用這種所謂的記錄語句來作為科學中“證實”的基礎，遠遠地偏離了科學。科學家決不會用如此這般的方式來檢驗他們的實驗和理論成果。所以，從維也納小組的早期，像紐拉特(Neurath)和卡爾納普從一開始就對上述表述的記錄語句表示異議。到1932年前后，以他們兩人為首，就提倡物理主義。物理主義有兩個主要的論題。第一個論題是關于科學語言的統一性論題。強調必須以“主體間可證實”作為有無科學意義的標準。在此基礎上，他們強調物理語言是科學統一的語言。物理語言把科學中的每一概念都追溯到狀態坐標，追溯到數值系統指定的時空點。物理語言具有普遍性和主體間性。所以，物理主義的這個論題也包含著科學方法的統一性思想。物理主義的第二個論題是斷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種種事實和規律，至少從原則上都可以從物理學的理論假說中推演出來。所以這個論題包含科學統一和還原論的思想。卡爾納普承認他的第二個論題還僅僅是各門科學的一個富有成果的研究計劃，還沒有通過合理的研究充分地建立起來。依據物理主義的觀念，卡爾納普和紐拉特批評了記錄語句只涉及單一經驗內容的說法，也批判了記錄語句可以被確實證實的說法。他們雖然有時也用記錄語句這種提法，但他們所說的“記錄語句”已經不是只記錄單一的經驗內容，而是記錄觀察者的感性知覺。(這也與他們受到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有關。格式塔心理學強調人感知對象是整體性的)。由于轉向物理主義，所以像卡爾納普、紐拉特、還有菲格爾(H.Feigl)等人就努力想擺脫早期邏輯實證主義所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的心理主義絕境。菲格爾強調;“既然一般認為科學活動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種能夠受主體間檢驗的知識，因此，顯而易見，純粹私人的，只能主觀證實的知識論斷就要被排除掉，也就是被宣布為在科學上沒有意義”。“物理主義把那些只能從主觀上確認的語句作為科學上沒有意義的語句排除掉”1。由于走向了物理主義，所以他們也不再承認有某種可以被最終證實和具有確實可證實性的所謂“記錄語句”。紐拉特強調說：“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把最終建立起來的純粹的記錄句子看作是科學的出發點。不存在任何白板，我們就像必須在茫茫大海上翻修船只的海員一樣，永遠不能在干船塢上把它拆下，并用最好的材料加以重建。”2卡爾納普、紐拉特等人走向物理主義，顯然是受到了波普爾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的影響，菲格爾曾經公開承認，他說：卡爾納普“之所以拋棄早期Mach-Russel式的現象主義而贊成物理主義，主要是由于K.Popper對觀察命題的批判”3。關于波普爾怎樣批判邏輯實證主義的觀察命題，我們往后將予以討論。

<六>、邏輯實證論的“劃界標準”所包含的預設

容易看出，邏輯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除了把劃界標準與證實標準、意義標準密切相聯系以外，還包含有幾個暗含的重要的前提。這些前提有：

(1)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絕對二分法；

(2)理論陳述與觀察陳述的二分法。這其中還包含觀察不依賴理論的所謂“中性觀察”的觀念。因為在他們看來，記錄語句至少是不依賴于理論的。它們是無可懷疑地確實為真的。

(3)這個意義上的“還原論”，即認為理論陳述可以還原為觀察陳述，而別的類型的觀察陳述又可以最終還原為記錄語句。

(4)歸納合理性預設。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方法是以歸納概率邏輯為依據的，所以是以歸納的合理性作為預設的。

(5)拒斥形而上學。當邏輯實證主義費盡心機地設計劃界標準的理論時，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拒斥形而上學。拒斥形而上學，這是他們建立劃界理論之前就已接受或引入的觀念，并通過他們的理論使之加強，并使它們看起來有理。

以上就是邏輯實證主義在劃界理論中所設定的預設。但經過往后的哲學家們，特別是波普爾學派的深入剖析和批判，表明他們的這些預設大都是站不住腳的或至少是很成問題的。

三、波普爾提出的劃界理論

波普爾的劃界理論是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劃界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但卻又是針對了邏輯實證主義的某些最基本的觀點而與之對立的。波普爾在其學術自傳性的著作《無窮的探索》中，曾經把他自己對劃界問題的解決看作是他的一大發現。劃界問題被他看作是比歸納問題更為重要和基本的問題。他的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就是以解決這一問題為主線的。

<一>波普爾劃界標準的特點

<A>否定并從邏輯上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性原則，代之以“可證偽性原則”。

波普爾認為，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原則區別不在于它們是否可證實，而在于它們是否可證偽。科學理論必須具有可證偽性，即原則上能夠被一個或一組可能的觀察陳述所證偽(而不是指它們實際上被證偽)。

波普爾指出，構成科學理論的規律陳述都是嚴格的全稱陳述，涉及到無限的潛在的檢驗對象，而觀察陳述都是一些單稱陳述。從邏輯的觀點看來，不管我們有多少有限數目的單稱陳述，我們都不可能從單稱陳述中推演出全稱陳述的正確性，即使是概率意義上的正確性。因為其概率總是零。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從單獨一個單稱陳述，就能證偽一個全稱陳述(依據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這就是波普爾所強調的證實與證偽的“不對稱性”。

波普爾指出，由于全稱陳述不可能被任何有限數目的單稱陳述所證實，所以，決不可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性標準”來作為區分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劃界的標準。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么，一方面，會把自然科學當作形而上學清除掉(邏輯實證主義要求清除形而上學)；另一方面，又會把形而上學接納到科學中來。波普爾說，如果按照邏輯實證主義者經過解釋的可證實性標準，那么像占星術之類就能夠完全滿足他們的可證實性標準的要求。

波普爾自己認為，他所提出的可證偽性及其附加的辨別方法，解決了劃界問題。并認為這是他對哲學的最大貢獻。

<B>把劃界問題與意義問題分開

波普爾認為意義問題是一個偽問題(pseudo-problem)，并要求把“意義問題”當作“偽問題”排除掉。當然，后來波普爾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讓步。因為邏輯實證主義關于意義的理論也在發展。但不管怎樣，波普爾把“意義問題”說成是偽問題是不對的。(雖然，正如蒯因在《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一文中所指責：“意義”本身的意義是十分含混而不清晰的)

波普爾承認形而上學沒有經驗內容或者是“非經驗的”。但是，他指責說，當邏輯實證主義者試圖說形而上學只是一些“無意義”的“胡說”時，他們實際上是試圖比這說得更多，明顯地包含著對形而上學的貶抑的評價，實際上還認為形而上學沒有價值(worth)。他指出，如果僅僅想說形而上學不屬于經驗科學(劃界)，那么只要指出形而上學既非分析的，且無經驗內容或具有“非經驗”的性質，也就夠了。因為邏輯實證主義者所說的“無意義”,說來說去就只是指形而上學語句既非分析的，又無經驗內容罷了。既如此，再反復的說形而上學“無意義”，并制造一套理論，那純粹是不必要的重復，毫無價值。所以他指出，邏輯經驗主義說形而上學“無意義”，實際上是要貶斥形而上學，是要說形而上學“無價值”。1

<C>在對形而上學的態度問題上，波普爾不像邏輯實證主義者那樣，不加分析地絕對拒斥形而上學。

在形而上學是否有價值的問題上，在是否要籠統地拒斥形而上學的問題上，波普爾與邏輯實證主義者采取了絕然不同的態度。他強調形而上學也可以有價值，因為可以有好的形而上學，也可以有壞的形而上學。他說：“無可否認，與阻礙科學前進的形而上學一起，也曾有過幫助科學前進的形而上學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論”2。波普爾對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沒有好感，他把黑格爾的思辨哲學看作是一種壞的形而上學的實例。

<D>由于他考慮到劃界標準的復雜性，所以他聲稱他所提出的“可證偽性”的劃界標準只是“對一個協議或約定的建議”

波普爾并沒有強調他的可證偽性標準是科學與形而上學劃界的唯一合理的標準。而是強調他所提出的標準只是對一個協議或約定的建議。他說：“對于任何一種這樣的約定的合適性，人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關于它的合理性的討論，將以人們的不同的價值目標為轉移，而關于價值目標的選擇，最終是一種‘決定’，超出理性討論的范圍。”3并且，他也坦率地承認，“歸根結底，是價值的判斷和偏愛指導我達到我的建議的”。他原則上希望理性主義者接受他的建議4。

<E>他強調，按他的“可證偽性標準”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還需要引進他的辨別方法或經驗科學的方法論規則作為補充。所以，他的實際主張是：

劃界標準＝可證偽性標準＋辨別方法(經驗科學的方法論規則)

波普爾指出：“經驗科學的特征不僅在于它的邏輯形式，而且還要加上它的辨別方法”5。波普爾清晰地指出，一個理論是否具有“可證偽性”，這是可以從理論的邏輯形式中予以判定的。同時，他也明白，由于科學理論檢驗結構等方面的特點，一個理論當面臨反例時要逃避證偽也總是可能的。為此，他承認：他的“可證偽性”作為劃界標準還不能直接應用到陳述系統上去6，而是還必須引進一種辨別方法或方法論規則，以此來區分科學的和非科學的行為(即科學所不允許的行為)。具體說來，是科學和非科學對待經驗檢驗的行為。其實，波普爾的劃界標準，即可證偽性加辨別方法不僅是區分一種“行為”是否具有“科學的”性質的問題，而且也是區分某種理論是否具有科學性的問題。他的辨別方法中同樣包含邏輯上可判定的成分，如某些特設性假設造成邏輯上的循環論證，就是邏輯上可判定的。

雖然在這方面，波普爾的觀念已經是不膚淺的，他給科學家們以很大的啟示。波普爾指出，從邏輯上考慮，想要對一個理論進行證偽也是不可能的。他說：“人們可能這樣說：即使承認不對稱性，由于各種理由，任何理論系統最終地被證偽，仍然是不可能的。例如，特設性地引入輔助假說，對一個定義特設性地加以修改，甚至有可能采取簡單地拒絕承認任何起證偽作用的經驗的態度，而并不產生矛盾。無可否認，科學家通常并不這樣做。但是，從邏輯上說這樣做是可能的。人們會說，這個事實就使得我提出的劃界標準的邏輯價值，變得至少是可疑的”。波普爾承認：“提出這些批評是正當的”7。由于以上原因，波普爾明白地承認，他的“可證偽性標準”還不能直接應用到一個陳述系統上去。因為，“假如我們僅僅以科學陳述的形式和邏輯的結構作為經驗科學的特征的話，我們就將不能從經驗科學中排除那種流行的形而上學”8而這種形而上學往往還能為自己掛出“無可辯駁的真理”，甚至“最高科學成就”的招牌。因為如果僅僅按照可證偽性要求，就會出現一種難堪的局面，似乎科學和形而上學在性質上并無區別。但是，波普爾仍然強調：“我不需要因此撤回我那種采取可證偽性作為劃界標準的建議”9.

為解決這個問題，波普爾根據科學活動的實際，進行認識論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禁令，作為區分科學的行為與非科學的(因而是科學活動所不允許的)行為的辨別方法，或者說是一種“方法論規則”。他所設的禁令就是：用特設性修正的方式來挽救一個面臨經驗證偽的科學理論以使其免遭證偽，這種做法是要不得的，是科學所不允許的。所以，他所設定的一個禁令或方法論規則就是：特設性修正是不允許的。他并對特設性修正的涵義做了限定和說明。他的總原則就是：進行修正以后的假說和理論必須增加它的可證偽性或可檢驗度。而任何特設性修正的基本性質總是并不增加、甚至減少了假說或理論的可證偽度，從而減少了它的信息豐度。所以，對于這條方法論規則，波普爾陳述說：“只有那些引進以后并不減少、反而增加該系統的可證偽度或可檢驗度的輔助假說才是可接受的。”1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觀念以及相相應地禁止“特設性修正”的禁令，給科學家們以巨大的啟發，受到科學界的高度重視。

后來，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進一步拓展了“特設性修正”的范圍，進一步拓展了“禁令”。而波普爾的另一個學生沃特金斯又從另一個方面進一步拓展和加深了方法論禁令的研究。

拉卡托斯在他的著名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以研究綱領的問題轉換的進步或退化作為區分“科學的”或“偽科學”的標志。他強調，后繼理論必須導致理論上進步的問題轉換，才是“科學的”，否則，便稱為“偽科學的”。而何謂研究綱領的進步的問題轉換呢？拉卡托斯認為：研究綱領由一系列相繼的理論所組成。導致進步的問題轉換的綱領就是進步的研究綱領，而導致退步的問題轉換的綱領就是退化的研究綱領。所以，進步的研究綱領就是導致進步的問題轉換的綱領。

進步的問題轉換＝理論上進步的問題轉換＋經驗上進步的問題轉換

拉卡托斯說：“讓我們以一系列理論T1、T2、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