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話語的增殖與誤讀：對“民族文學運動”的再思考

20世紀40年代初,以陳銓為代表的戰國策派在西南國統區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民族文學運動”。作為中國民族主義文藝思潮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文學運動”不僅寓含了戰國策派學人革除封建傳統積弊、培養強盛民族意識的文化渴望,更寄托了他們要使中華民族在群雄逐鹿的戰爭年代抗敵御侮、躋身世界強國的政治理想。但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由于理論倡導遠勝于創作實踐,再加上意識形態斗爭推動下左翼力量對戰國策派展開的密集“轟炸”,“民族文學運動”尚未得到深入開展就宣告破產了。在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左傾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民族文學運動”曾被作為法西斯主義文學運動遭到嚴重誤讀,長期封存于文學史的地表之下。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文化—審美”批評范式的成功建立,“民族文學運動”才逐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成為當下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

一、民族視野下的文學批評

“民族文學運動”是在民族危機的高壓之下、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之中逐步形成的。為實現“文藝建國”的知識分子夢想,游學美、德諸國多年的陳銓以德國狂飆運動為參照,對五四運動及左翼文學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試圖掀起新一輪的文學革新運動,以革除五四個人主義、左翼階級斗爭之流弊,建立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盛世文學,為衰敝的中國文化注入強烈發達的“民族意識”,“使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感覺他們是一個特殊的政治集團”〔1〕(P368～378)。在陳銓看來,文學運動根本上要服務于民族運動,但民族運動的成功斷然離不開文學運動的昌盛。在此認識基礎上,陳銓立足于文學運動民族運動的互動關系,積極倡議以浮士德精神和“權力意志”為精神內核的盛世文學,正式擎起了“民族文學運動”的大旗。在《民族運動與文學運動》一文中,陳銓對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等西歐國家先后興起的文學運動進行了系統分析,發現民族意識的確立是推動文學運動的原動力,而文學運動的成功又推進了民族運動的勝利,“民族運動,文化運動,語言運動、文學運動,是一套連貫的現象,它們交互影響,交互推動,缺少一樣,就不能單獨進行”〔2〕(P393～410)。偉大文學的誕生始終建立在偉大而強烈的民族意識之上的。

他將德國狂飆運動作為文學運動的成功范例,并以其為參照,將文學分為盛世文學和末世文學兩種。盛世文學的作者對人生是持肯定態度的,追求的是生命力不可遏制的奔放,“每一個分子,都充滿了生命,充滿了野心,他整個身心都投放在不斷的活動”〔3〕(P412～416)。而末世文學的作者則對人生采取消極否定的態度,“生活在他們是沉悶的,無聊的,怎樣看透一切,享受一切,玩弄一切,是他們努力的方向”,“他們著作的流行,只能摧毀民族生命的力量,使一個時代有用的天才悲哀頹廢,政治軍事社會道德,腐化崩潰,終陷于不可收拾之境。”〔3〕(P412～416)盛世文學的代表就是德國狂飆運動,它以浮士德精神作為理論旗幟和時代象征,擁有熾熱激烈的情感沖動、對世界永不滿足永無止境的執著追求以及為探尋生命的終極意義不惜一切代價的無畏勇氣和堅強意志。而末世文學的杰作則是堪稱中國傳統文學巔峰之作的《紅樓夢》。堅定不移的意志、激蕩洶涌的情感、充盈張揚的生命、僭越陳規的極端叛逆等等這些盛世文學的精神標志,在《紅樓夢》中都蕩然無存。因此,作為民族意識異常低迷的時代符號,《紅樓夢》成了一個時代走向沒落、一種文化走向衰亡的標志。

在以浮士德精神為標尺抨擊傳統文學之余,陳銓又對五四文學、普羅文學的罪狀逐一進行清算。他將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運動劃為三個階段:20年代前后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五四文學;30年代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普羅文學;四十年代,也就是陳銓倡導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文學。在陳銓看來,無論五四文學還是普羅文學,“其文學都是對外國文學的模仿,不是談個人傷感就是講階級斗爭,缺少真正的民族意識,唯獨第三階段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才使中華民族第一次養成強烈的民族意識”〔1〕(P368～378)。

盡管他承認五四運動同狂飆運動一樣為整個民族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在白話文運動及新文學的提倡上卓有貢獻,但又認為五四運動并沒有為中國文化注入生機勃勃的生命氣息,更沒有推動中國民族運動的勃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狂飆運動是感情的,是民族的,是戰爭的,所以能使德意志民族生氣蓬勃斗志昂揚;而五四運動卻背道而馳,是理智的,是個人的、是和平的。而在“戰國時代”的政治潮流中,民族自由、集體主義是第一位的,個人自由、個人解放必須服從民族利益,科學與理智必須讓位于飽滿甚或狂熱的民族情感與戰斗意志,“在必要的時候,個人必須犧牲小我,顧全大我,不然就同歸于盡”〔4〕(P341～348)。然而五四先驅對“戰國時代”的來臨卻渾然不覺,在創作上一味摹仿西洋文,“詩歌學習美國的自由詩,戲劇尊崇易卜生的問題劇”,在思想上個人主義“變態發達”,“一般的文學作品,所要表現的,都是個人問題;就是政治社會問題,也站在個人立場上來衡量一切”,最終將中國推入了“意志沉沉”“精神渙散”的彷徨歧路〔1〕(P368～378)。陳銓對五四運動及五四文學的尖銳批評,顯然是有失公允的。他主觀的將個人解放與民族解放,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絕對對立起來,認為在“戰國時代”個人意識與民族意識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個人意識的伸張,是一種離心的運動。政治組織的加強,是一種向心的工作”,“為著國家社會的自由,往往個人的自由就不得不加以限制,甚至犧牲”〔1〕(P368～378)。這是陳銓“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政治理念在文藝批評上的具體應用。

指責“五四”之后,陳銓又將矛頭對準了30年代盛行的普羅文學,他認為這一階段的文學仍然是對外國文學的摹仿,不同的是“俄國作家成了最時髦的作家,描寫的對象,說來說去,永遠離不了階級斗爭”。同時,普羅文學以階級主義取代民族主義,將全世界的人都劃分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種,“對于一切外力的侵凌,政治社會的罪惡,都用社會主義的名詞來解釋”,是不合社會現實和民族運動要求的。因為“全世界的人類的基本分別,究竟還是中國人和外國人。中國人和中國人的利害關系,究竟遠較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關系密切。”〔1〕(P368～378)陳銓在此正是借民族意識的強弱來衡定文學價值的高低,以此來否定五四文學和普羅文學,以求確立民族文學的獨霸地位。

二、革命視野下的話語增殖

無論對五四文學還是普羅文學的批評,我們都會發現陳銓的言論盡管情感熾烈真誠,卻缺乏必要的學術冷靜,立論不失偏頗,也遭到了眾多的指責。然而,我們所要做的不是要在前人已經批評否定的基礎上再“棒打落水狗”,而是要結合抗戰語境去從陳銓的激烈言辭背后探討他的學術初衷以及對文學建設的獨到理解。

30年代中后期,“團結一致,抗日救亡”已得到國共兩黨及全體國民的普遍認同。隨著抗戰形勢的日益嚴峻,中華民族不得不放緩思想啟蒙的進程,而全副精力地投入到民族解放運動中去,唯有民族得以存活,個體方可暢談解放,否則只能去做亡國奴。“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5〕(P27)陳銓審時度勢提出的“民族文學運動”正是以民族救亡作為根本任務,他對五四、對普羅的左右抨擊都是為其民族主義文學的倡導尋求學理依據和歷史根基。樹立“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學運動”的核心所在:“中國思想界不以個人為中心,不以階級為中心,而以民族為中心。中華民族是一個整個的集團,這一個集團,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榮的生存。在這一個大前提之下,個人主義社會主義,都要聽它支配,凡是對民族光榮生存有利益的,就應當保存,有損害的,就應當消滅。我們可以不要個人自由但是我們一定要民族自由。”〔1〕(P368～378)

值得深思的是,以救亡圖存為宗旨的“民族文學運動”剛剛出籠就遭左翼的徹底否定。戈矛于1942年6月在《新華日報》上著文《什么是“民族主義文學運動”?》認為“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一味追求民族主義,不僅否定了五四新文藝運動,也否定了當下的抗戰文藝,是對希特勒“奮斗哲學”的演繹,“它的基本精神,當是‘力’和希特勒式的個人英雄主義”,是“對于法西斯主義理論的靈活運用”〔6〕(P220～225)。《解放日報》也發表《“民族文學”與法西斯謬論》的文章,稱陳銓的民族文學“挽進了法西斯主義的毒藥”,是“卑劣惡毒的暗箭”,它對五四運動的反對就是對人民民主運動的極盡侮蔑。左翼對“民族文學運動”的高度警覺、極端憎惡,從側面反映出“民族主義”在特定語境下的復雜與曖昧。

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民族主義仍是一個能夠有效整合意識形態分歧的概念。30年代末,因中日戰爭所引發的民族危機促成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高漲。無論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團體,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自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文人都在民族主義這面大旗下達成了一致,“他們都強調要取消無限制的個人自由,要求個人必須無條件地融入階級、民族、國家這些更大的單位中去,使個人的利益服從階級、民族、國家的利益。”〔7〕(P270)乍一看來,“民族文學運動”的出場可謂恰逢其時。然而,正如張汝淪所說:“文字有其獨立性,一旦產生后就不屬于個人,而有在不同語境下增殖的無限可能性。”〔8〕(P4)陳銓對“民族主義文學”在政治語境之下的增殖效應是始料不及的。他原本希望以民族意識為粘合劑,使得舉國一致、共赴國難,減少因黨派爭斗、階級對抗所引起的國力消耗。但是,這一主張在形式上卻為國民黨排除異已、一黨專制提供了理論援助,并與其文藝政策實現了某種契合。1942年9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在其黨刊《文化先鋒》創刊號上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文,將“國族至上”規定為“文藝所需要表現的意識形態”,認為“中國現在需要共濟,不需要仇恨,需要生產,初期的普羅文學幾乎千篇一律地在挑撥階級的仇恨,鼓勵階級的斗爭”,“提倡階級意識的結果,便是階級斗爭,然階級斗爭用之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許有效,但用之我們這種無大資本農而只有大貧小貧的中國絕對不必。”〔9〕(P281～288)國民黨的民族文藝政策有著明確的“一箭雙雕”的政治策略: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來奪取民族文藝的領導權,為其政黨統治的確立在意識形態領域鋪平道路;以民族主義來攻擊普羅文學與馬克思主義,從哲學基礎、黨治思想上否定無產階級政權存在的合法性。由此看來,“民族文學運動”被左翼視作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政權的反動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面對“民族文學運動”在政治效應上的錯位與偏移,停留于學術理念層面的戰國策派早已無力控制。本以自由知識分子自居的戰國策派最終被卷入意識形態的爭斗決非歷史偶然。

限于知識分子的視界,戰國策派沒有充分預料到“民族文學運動”會引發如此巨大的政治漩渦,也沒有充分考慮到民族主義在抗戰語境中凸現出的含混性、繁復性。專注于學理探討而對社會功效極端漠視恰好體現了知識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幼稚和單純。盡管從學理角度來看,在民族危難之際,建立一個強大的軍政統一體,以民族意識為內核凝聚全體國民的戰斗意志,確保戰爭的最后勝利,本是無可非議的。但“民族文學運動”在現實運行過程中卻滿足了國民黨借民族主義限制、消融、打擊共產黨,實現獨裁專制的政治需求,對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以民族文學建設、民族意識培植為已任的“民族文學運動”最終在政治語境中被左翼視作國民黨的御用文人而圍剿棒殺,成為意識形態的承載體、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民族主義話語無非是某種權力的語言載體而已,而民族主義則是爭奪社會資源的方式。”〔10〕(P19)國共雙方都希望通過這場民族主義文藝論戰鞏固并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防線,以文學話語的強勢擴展自己的社會影響力,使文藝直接而迅速地參與到政治斗爭中去,有效地轉化為革命運動的內動力。在此動機下,“民族文學運動”由普通的文藝主張迅速演化為以黨派政治為背景的話語征伐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以政治規范來權衡藝術得失的文學批評模式早已被當今學界所批判。但文學文本在特定時代語境下所生發的社會功效、特別是在政治層面所引發的增殖效應以及相應的誤讀,往往是文學創作者甚至文學批評者難以預設和控制的,也是當下文學研究較為薄弱的地方。幸運的是,“民族文學運動”在現代文學史的浮現恰好為我們研究探討文學話語的增殖及誤讀效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歷史標本。

〔參考文獻〕

〔1〕陳銓.民族文學運動[A].溫儒敏,丁曉萍.時代之波[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2〕陳銓.民族運動與文學運動[A].溫儒敏,丁曉萍.時代之波[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3〕陳銓.盛世文學與末世文學[A].溫儒敏,丁曉萍.時代之波[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4〕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A].溫儒敏,丁曉萍.時代之波[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