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第一頁，共一百頁。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途徑產生于比較政治學領域。政治發展中會產生各種政治文化形態。第二頁，共一百頁。第一節派伊及其政治文化理論第三頁，共一百頁。一、派伊生平及代表作盧西恩·派伊（又譯：白魯恂）（LucianWilmotPye），1921年出生于中國的山西省，長大后返美，在卡萊頓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完成高等教育。二戰后在耶魯大學深造，從事中國語言和文化研究，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4年入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并參加了比較政治委員會，從事亞非拉地區研究。1960年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學院，兼該校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蘭德公司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中國季刊》編委，亞洲基金會理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大學服務中心理事會成員，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比較政治委員會主席。歷任美國政治學協會會員，亞洲學會會員（執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政治、人格與國家建設：緬甸尋求認同》、《中國政治的精神：對政治發展中權威危機的文化心理研究》等。第四頁，共一百頁。二、政治文化的內涵與理論功能關于政治文化的內涵與理論功能，派伊認為，在每一個活動著的政治系統里，都存在一種有秩序的、主觀性的政治領域，它構成政體的內容、機構的規則、個人行為之間的社會聯系。這表明，社會的各種傳統、公共機構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體理性、領導人的風格和行為規范在歷史經驗中交織在一起，形成可感知的社會關系網絡。派伊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統的整個歷史的產物，是組成政治系統的所有個人的生平經歷的產物，所以他同時植根于公共活動和個人經驗之中。作為一種新興的理論工具，政治文化及那個溝通政治科學的行為方法中的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的鴻溝。第五頁，共一百頁。三、各國政治文化的共同特征派伊認為，各國的政治文化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可以分三個層次：一是政治文化的結構和形式。在所有的體制之下，都存在一種根本的文化分野，即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一個政治系統當中，由于兩種文化的同質程度不一，每種文化內在的同質程度也有差別，所以政治系統相差甚遠。二是文化變遷的模式。較多接受現代方式教育的人們，與更多采取傳統生活模式的人們，他們之間的關系與相對隔閡是制約民族發展全部過程的決定性因素。三是傳統在政治文化現代化中的地位。傳統在每個國家政治現代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六頁，共一百頁。四、政治發展中的基本價值觀沖突。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四對特定的基本價值觀的沖突。一是信任與懷疑。各種政治文化的差異全在于人們的信任與不信任模式。而普遍的不信任感出現后，會嚴重阻礙各種類型的公共組織的建立。二是平等與等級制。傳統社會強調等級關系，而發展既需要有效的領導，又包含對平等的情感因素。三是自由與強制。民主論喜歡強調自由，而當代某些民眾又相信強制可以創建國家能力。四是忠誠與認同的層次。人們從狹隘的地區意識，過渡到比較普遍化的、對整個政治系統的認同意識。第七頁，共一百頁。五、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派伊認為，要理解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動力，需要了解中國的儒學。儒學有幾個特點，如，它是世俗的，它被認為對一切人，從皇帝、官僚、地主到普通的臣民所接觸的問題來說，都是切實地和實用的；政府的行為要遵循倫理準則，而要掌握這些準則靠的是學習，入仕靠的是個人的品德和競爭制考試中的成績；政府位居文明的中心，人最高的職責是治理正常和公平的政府；政府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倫理形象，君主應該通過自己異乎常人的道德行為力量作為榜樣，來進行統治。對改革開放中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派伊也作了專門研究，后面我們還將具體談到。第八頁，共一百頁。第二節亨廷頓及其政治發展理論政治發展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在比較政治學領域出現的新興分支學科。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發展研究的一個高峰時期。這期間出版了一系列專著：派伊的《溝通與政治發展》，拉巴隆巴拉《官僚體制與政治發展》，柯爾曼《教育與政治發展》、艾伯特《現代化的政治》、派伊和維巴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本杰明《政治發展的模式》等。這期間，最有名著作一個是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1966），一個是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剖析了當代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敗現象，認為政治體制發展相對滯后于社會動員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書中歸納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表轉，考察了政治變化中的政體，探討了革命與改良、政黨制度、知識分子、農民問題等。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對1974至1990年發生的世界范圍的政治民主化現象作了概述與總結。第九頁，共一百頁。一、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S.亨廷頓，1927年出生于美國紐約，195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自50年代起長期擔任哈佛大學政府學講座教授，同時積極參與軍事、外交和政治咨詢活動。亨廷頓指出,在亞非拉許多進行現代化的國家里,存在著一種政治不穩定現象，即經濟上的不發達常常伴隨著政治上的不發達，表現為政治暴力與騷亂頻仍、政府的合法性削弱、民眾的情緒低落、政治體制不能為公共利益提供任何指導等。總的來看，這些國家缺少政治上的一致、高效、權威與合法的政府，主導這些國家局勢的是政治衰敗而不是政治發展。造成政治不穩定的原因主要是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期望是社會動員造成的要求，現實是經濟發展所能滿足的要求。在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如果社會的流動機會較小，就會刺激人們的政治參與。如果政治參與的水平高，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就會造成政治動亂。他用三個公式概括了這幾個因素之間的關系：社會動員÷經濟發展=社會挫折感；社會挫折感÷流動機會=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第十頁，共一百頁。亨廷頓認為，出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腐敗。腐敗就是“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的行為。”產生腐敗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現代化引起了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轉變，而這種新的價值觀會把某些傳統行為視為腐敗；第二，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而這些來源于政治的關系在該社會的傳統規范中沒有明確的界定，界定這些關系的現代規范也沒有被該社會內部具有政治統治地位的集團所接受，結果就助長了腐敗行為。第三，現代化涉及政府權威的擴大和政府活動的增加，這必然導致法律的增多，而一切法律都會使某個集團處于不利地位，這個集團為了自己的私利最終會變成潛在的腐敗根源。第十一頁，共一百頁。亨廷頓認為，對于許多進行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創建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因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必須先有權威，然后才能對它加以限制。”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是進行現代化的重要條件，為此，首先要建立統一的、有權威的政治制度。亨廷頓指出，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會上各種社會力量猛增并多樣化，這些社會力量有民族、宗教、地域、經濟或社會身份的團體，還有職業、階級和技能團體。同時，社會動員、經濟發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又刺激了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容納這種參與，或者說不能把這種參與合法化、制度化，就會造成政治動亂。因此，對于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不斷把政治參與制度化的政治發展過程。第十二頁，共一百頁。亨廷頓把政治發展的標準規定為政治制度化。他認為，政治制度是一套解決社會沖突的程序和組織結構，而政治制度化是組織及程序藉以獲取價值和穩定性的過程。其水平由四個標準來衡量。一是適應性，指的是政治組織及其程序面對環境挑戰的應變和生存能力。一般來講，制度受到環境方面的挑戰越多，生存的歲月越長，適應性就越強。二是復雜性，指的是政治組織分支單位的多元性和組織單位形態的分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是那些相對簡單的政治系統遭到破壞，比較復雜的系統比較有可能適應新的要求。三是自主性，指政治組織在社會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壓力和影響面前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高度發達的政治系統整體性強，在某種程度上不受非政治團體和程序的影響，前發達的政治系統缺乏整體性，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四是內聚性，指的是政治組織為維護自己的獨特精神和形態所具有的團結精神，也就是政治組織對它的職能范圍和解決在此范圍內出現的爭端所應遵循的程序，應有實質上一致的看法。亨廷頓指出，政治制度化之所以是政治發展的標準，其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政治制度衰弱的社會，必然缺乏控制私人狹隘欲望的能力，并缺乏界定及實現共同利益的方法。實現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之間的某種平衡，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維持政治穩定的關鍵。要實現這種平衡，亨廷頓認為，最重要的是建立政黨和政黨制度，因為政黨和政黨制度既是政治參與擴大的手段，又是使這種參與制度化的手段。亨廷頓認為革命和改革是政治發展的兩條途徑。第十三頁，共一百頁。三、亨廷頓論第三次民主化浪潮20世紀90年代初，亨廷頓重點探討了70年代以來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這兩大浪潮。其中，政治改革是從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變，經濟改革則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向經濟的自由市場化方向轉變。政治改革的浪潮使歷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始于1974年的南歐，即葡萄牙、希臘、西班牙等國，然后擴展到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東歐地區。到90年代初，總共大約有40多個國家從威權主義政體過渡到現代民主政體。在歷史上，其他兩次民主化浪潮分別發生在1828年至1926年間和1943年至1962年間。第十四頁，共一百頁。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探討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生的原因歸結為五點：一是威權體制的合法性危機日益加深；二是60年代空前的全球性經濟增長，三是天主教會從保守的政治勢力轉變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擁護者；四是以歐盟、美國和蘇聯為代表的外部行為者在政策上的變化；五是借助新型的國際溝通手段，民主的“滾雪球”和示范效應。第十五頁，共一百頁。亨廷頓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第一，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密切相關，如果把自由當作終極的社會價值，那么民主政治運作的長期后果可能是擴大和加深個人的自由。第二，民主政體有利于政治穩定，在現代世界中，民主體制為表達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提供了被認可的渠道，也為改變政治領袖和公共政策提供供了定期機會，它們比不民主體制更容易避免社會暴力。第三，民主的擴展有益于國際關系，從19世紀初到1990年，民主國家（除極少數幾個例外）沒有同其他民主國家打過仗，只要這種現象繼續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圍內擴展就意味著和平的區域在世界范圍內擴展。第十六頁，共一百頁。結合民主化過程的出現、鞏固與持續，亨廷頓總結了民主派的諸原則。第一是改革威權體制，涉及民主化的支持者與保守集團的對抗策略。第二是推翻威權政權，包括選擇攻擊點、扶植民主派領袖等。第三是就政權變革進行談判，主要是鞏固民主成果，善于進攻與妥協。第四是處理威權政體的罪行，注意在懲治與寬宥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限度。第五是節制軍方權力，促進軍隊職業化，同時加強文職人員政府的權威與民主派政治組織的機動性。第十七頁，共一百頁。亨廷頓還討論了民主化持續所需的條件和可能障礙等問題。他提出，需要培養民主政治文化，主要是提高新建立的民主政府的績效與合法性，表現為提高領導精英處理社會問題的能力，公眾也要學會區分體制與當前領導人的能力是兩回事。有利于民主化的條件還有：較長與較近的民主經驗，高度工業化的現代經濟，支持民主的外部國際環境等。進一步民主化的障礙涉及政治、文化與經濟上的諸多因素，例如，政治領導人對民主的信念薄弱以及貧窮等。第十八頁，共一百頁。第三節國外政治發展研究現狀政治發展本是人類政治生活始終面臨的基本問題，但自覺的政治發展研究則始于本世紀50年代，國外政治發展研究的進程分為醞釀期（50年代）、活躍期（60―70年代中期）和低速期（70年代中期以后）三個階段。國外政治發展研究對我國民主建設也具有若干啟示。第十九頁，共一百頁。所有的文明社會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發達程度不同的政治遺產與現實政治結構，因此，無論是就歷史還是現實而言，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政治發展乃是與人類的政治生活相伴隨的。于是，人們對于人類自身政治生活的歷史與現實的各種觀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實上也就是一種政治發展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發展問題乃是人類政治生活始終面臨的基本問題，而政治發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學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政治科學當中，真正有意識地對“政治發展”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興趣，卻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首先在美國形成的。正如在政治發展研究中建樹頗豐的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和喬治·多明格斯所說的：“政治發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識地使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統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發展這一詞匯在政治學的詞匯和概念庫中還是個新來者。”（注：［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儲復耘譯，第148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二十頁，共一百頁。從內容來看，“政治發展是政治關系的變革和調整”，“同時也意味著政治關系各種外延形態和表現形式的發展變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為性質、主體、方向、方式的變革和調整，政治體系性質、基本構成和運行方式的變革，政治文化取向、觀念、情感、態度、認識、思想、理論規范的變革和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是全部社會政治的變革和調整。”（注：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第375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現代政治發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兩種形式。（注：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第375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關系的根本性質變過程，是從根本上否定和徹底改變既存政治關系、政治體系與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種新的政治關系、政治體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則是在保持既存政治關系、政治體系和政治文化的主體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針對現存政治關系、政治體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處進行的自我完善和改進，屬于政治關系的量變。第二十一頁，共一百頁。一、政治發展研究概況從實際內容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政治發展的若干主題就已經成了一部分學者的研究重點。例如，隨著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殖民主義和殖民統治在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廣為盛行，殖民統治給殖民地帶來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方面的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后果，而隨著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和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在亞、非、拉地區相繼誕生了一系列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但殖民主義并沒有結束，在許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義已經破產了，但實質上的新殖民主義仍然在大行其道。而當時西歐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歷史與現實的各種研究和探討，事實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發展的內容。但就有意識地專門從事政治發展主題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關政治發展內容的研究，僅僅只是其他主題研究的一個必然的副產品。第二十二頁，共一百頁。自覺的政治發展研究熱潮之所以在5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絕不是偶然的。很明顯，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計劃的實施，發展研究逐漸成為顯學的情況下，由發展研究直接促動和引發的。既然政治發展研究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發展研究所推動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說，它和發展研究共享了導致它們產生的歷史和背景。這就是：首先，亞、非、拉一系列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出現，不僅面臨著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政治制度的選擇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運作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繼續在實際上對這些國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響，使其傾向于資本主義陣營，從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政策，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對這些新興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上，還必須同時充分了解這些國家的政治結構現狀和現實政治需求，并盡可能地將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觀念向這些國家輸入，才有可能取得較為滿意的結果。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取得了勝利，廣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文化觀念以及社會發展道路都是比較獨特的，并對亞、非、拉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也頗有吸引力。無論是從“冷戰”政策，還是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和影響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在實踐上都需要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狀況的理論研究。由此不難看出，有意識的政治發展研究的出現與發展研究的產生，在開始都是為了適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戰略與世界霸權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所推行的對外政策的直接產物。第二十三頁，共一百頁。這樣，聯系到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學術理論背景，可以指出，下述理論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發展研究的知識起源，即：第一，社會進化論和以社會進化論為理論基礎的發展理論。就社會進化論而言，是以孔德、杜克海姆、韋伯、帕森斯等人的學說為主線的。從發展理論來看，既有以社會進化論為理論基礎的現代化理論，同時也有現代化批判理論，如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第二，就政治學本身而言，國際政治研究、比較政治學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對政治發展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第二十四頁，共一百頁。亨廷頓和多明格斯在談到政治發展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迅速發展時，強調了區域研究的發展和政治學的“行為主義革命”。他們說，在60年代這10年中，論述政治發展的意義、用途、順序、危機、原因、結果、模式、范圍、組成成分和理論的文章和書籍，可以說隨處可見。他們認為，“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兩股學術活動潮流匯合在一起的結果。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區域研究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研究比較政治的學者反映當時的政治條件，把注意力幾乎完全局限于西歐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主要大學都制定了區域研究計劃，用以擴大美國的知識和了解這些國家和大陸。在各主要基金會的積極鼓勵和支持下，教授們和學者們來到了先前是奇異陌生的土地，他們寫出的東西很快就成了論述某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和機構的巨大文庫。”而同時，“促使研究政治發展的第二股潮流，來自以后稱之為政治學的‘行為革命’。這就須把理論的嚴密性與經驗研究相結合并通過系統的多國比較來考驗普遍性。要求理論嚴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學家插足并從當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學派那里吸收了諸如結構、功能、輸入、輸出、反饋和體系這樣一些概念。這些概念給政治學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較不同國家的政治中運用的系統的框架。”第二十五頁，共一百頁。作為例證，亨廷頓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這方面具有開拓性的政治發展著作，即阿爾蒙德和科爾曼及其同事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the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倫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以及多伊奇的《社會動員和政治發展》（social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注：［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儲復耘譯，第148―149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二十六頁，共一百頁。國外的政治發展研究，從其發展過程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是政治發展的醞釀發育時期，由于受研究和發展援助實踐的促動，一部分政治學家，例如戴維·伊斯頓和丹尼爾·倫納等人，開始有意識地從事政治發展研究。但從總體上看，這期間的政治發展研究尚未成為政治科學研究的真正熱點，學術活動也并不活躍。第二十七頁，共一百頁。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發展研究的活躍期。這時，政治發展研究在政治科學中備受重視，許多學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為政治學大家，如亨廷頓、阿爾蒙德、派伊、科爾曼、拉巴隆巴拉、維巴、李普塞特等人。在這一時期，政治發展研究學者特別重視從不同的側面對政治變遷、政治進步和發展進行宏觀的理論探討，發表了一系列著作。而其中，“社會科學研究協會比較政治委員會”對政治發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該委員會認為“第三世界的發展，不僅需要有多種經濟政策的結合運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動員和提高各種人力與物力資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發展中，“政治變量與經濟變量同樣重要。”因為，“若沒有政治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有經濟的發展。”第二十八頁，共一百頁。因此，該委員會主持并出版了有關政治發展專題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編的《溝通與政治發展》（communication

andpoliticaldevelopment），

沃德和羅斯托主編的《日本與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拉巴隆巴拉主編的《官僚體制與政治發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派伊和維巴主編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political

cultureandpolitical

development），拉巴隆巴拉與韋納主編的《政黨與政治發展》（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賓德、

科爾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維巴、韋納等人共同主編的《政治發展中的危機與后果》（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

科爾曼主編的《教育與政治發展》（edu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該叢書的第8卷（1975年出版）是由歷史學家梯利主編的，主要處理從一種經驗性的歷史視角抽取出來的政治發展主題問題，第9卷是由格勞領導十余位歷史學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驗證與美國和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歷史經驗相對的危機與后果假說。此外，該委員會的這項政治發展研究計劃的實施也包括了阿爾蒙德和維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與民主》（the

civil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

democracyinfive

nations）。第二十九頁，共一百頁。“比較政治委員會”主持編訂的這套叢書“大大地豐富了政治發展理論建構的材料來源，同時也反映出政治發展的理論研究工作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與此同時，一些政治學家還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發展研究專著，如阿爾蒙德和鮑威爾的《比較政治學：發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

a

development

approach）――該書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時更名為《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

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派伊的《政治發展的諸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等。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的政治發展研究雖然也是多從一些重要的政治現象和實際問題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卻是傾向于較為抽象的理論探討，尋求政治發展的一般模式建構，以期能夠對第三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實踐有所幫助。第三十頁，共一百頁。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發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沒有什么大的發展。有學者斷言，自從“比較政治委員會”出版了一套政治發展研究叢書之后，“政治發展之理論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來的發展論者只能在上述叢書所建立的發展理論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補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釋，或運用前人的理論架構研究和印證實際的政治現象。”這一時期的政治發展研究，已經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適性的一般政治發展理論和模式了，而是強調了實證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學家轉而尋求建立更具經驗基礎的相關理論，著重較低抽象層次的實際工作，其顯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學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頓在擔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時，即曾強調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論上，重新強調經濟學的重要性。從這種趨勢的演變，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義的理論已逐漸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發展的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發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徑，而且政治科學家企圖以經濟學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實際觀點取代社會學的抽象理論，此亦已成為公共政策論者的普遍主張。”第三十一頁，共一百頁。國外的政治發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進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發展理論和發展研究本身的理論發展變化密不可分的。因為，既然政治發展研究是在發展研究的直接促動下產生的，其興衰榮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與發展研究的狀況相關。對此，我們不妨聯系到政治發展研究的理論流派來略作說明。而對于政治發展研究的理論流派的劃分，不同的學者見解殊異。亨廷頓和多明格斯認為，在60年代的政治發展研究中，“政治發展分析至少有三個重要學派。體系功能方法把體系理論要素與結構功能主義相結合。源出于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響”，它反映在諸如伊斯頓、阿爾蒙德等人的著作中；“社會進程方法試圖通過對國家社會進行比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為和進程與諸如城市化、工業化和傳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會過程聯系起來。”這反映在倫納、多伊奇等人的著作中；“比較歷史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講，代表了較為傳統的方法與熱切追求系統嚴密性的努力的結合。”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頓等人的著作中。發展理論家索姆吉認為，在政治發展研究中存在四種研究傾向，即“純粹論”、“相互關系論”、“整體論”和“放逐論”（實際上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所創立的依附理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第三十二頁，共一百頁。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發展研究基本上是兩大學派（或三大流派），即現代化理論學派和不發達理論學派（包括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在這一時期的絕大部分時期，政治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現代化理論本身卻受到了不發達理論的猛烈批判，這種批判當然也在政治發展研究中有所反映，就連阿爾蒙德也承認這一點，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對不發達理論的政治發展研究作了分析，同時也為政治發展中的現代化理論作了有力的辯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現代化論者一般都認為，“政治現代化過程是同建立一個民主化的民族國家的過程相聯系的”，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當然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或政治現代化的樣板與目標。然而，政治現代化理論在實踐上卻沒有獲得它的闡釋信奉者所期望的成功，在許多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中途夭折，陷入政治動亂，并且極大地損害了經濟的發展。這種現實也削弱了現代化理論在政治發展研究中的影響。第三十三頁，共一百頁。在現代化理論受到批判、影響而被削弱的同時，用來批判現代化理論的不發達理論本身卻并不具有理論建構的能力，它對政治發展并沒有一套具有普適性的建設性主張。于是，政治發展研究在這種尷尬的境地中在理論模式的探討上便沒有什么進展，而轉向對政治現象的經驗事實的解釋則成為擺脫困境的基本出路。雖然從一般理論模式的建構方面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發展研究處于低迷期，但從它轉向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政策選擇的研究這種比較務實的情況來說，仍然是政治科學中一個比較活躍和有前途的領域，因此，似乎不能說從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發展研究已經到了“衰竭期”。第三十四頁，共一百頁。二、政治發展的內涵那么，政治發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由于學者們的認知興趣、分析框架、參照系統和研究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對于政治發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間的歧義頗大。派伊認為：“政治發展包括三種要素：第一，是人口發生變化，從臣屬地位轉變到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隨之而來的是大眾參與之擴張，對平等原則逐漸增加敏感性，及對普遍法律的接受。第二，是政治系統之能力增強，政令能貫徹深入地方層級，控制人民之間的爭端，應付及滿足人民之需求。第三，是政體組織結構的分化、功能愈趨專化，及各種制度和組織之間的整合。”他還認為，“一個發展的政治體系，其政治制度化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必高，且能達致平衡狀態；反之，未發展的政治體系，其政治制度化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必低，結果必會導致政治衰退。”尼德勒認為，“假如政治發展有二個面向，一是維持憲政完整，一是參與之程度，而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程度，在原則上可由憲政和參與共同所得的單一分數來代表。那末，政治發展的分數，將是憲政分數和參與分數之間的中項。”阿爾蒙德從三個方面來看待政治發展：首先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這主要是指人們的政治態度、政治觀念的變化，即某種政治文化成為普遍化的、大眾化的政治文化。其次是政治結構的分化。在分化當中，政治“角色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專門或自主化，出現了新型的專門角色，出現了或創造了新的專門化的結構和次體系。”而所謂“角色分化和結構分化，不僅僅是指新一類角色的出現和舊一類角色的變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間或結構之間相互關系上可能發生的變化。”最后是政治決策能力和貫徹政策能力的提高，即政治體系擴大其政策作為的能力的提高。（注：［美］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第22―2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三十五頁，共一百頁。在《政治發展的諸方面》一書中，派伊把不同學者對政治發展的內涵的理解歸納為十個方面，即：“1.政治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政治前提，是適應并促成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過程。2.政治發展是工業社會典型政治形態的生成過程。工業生活使政治形態出現許多相同之處，因而不管是否實行民主政治，所有工業社會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為模式和施政標準，這套標準就是政治發展的狀態。3.政治發展是政治現代化，而這種政治現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現代政治形式為參照標準的。4.政治發展是民族國家的運轉和建設過程，政治發展首先是一種國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義政治形式。5.政治發展主要是國家行政與法律方面的發展，即現代行政組織、行政秩序與法制的發展。6.政治發展是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的過程。政治參與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動員則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達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達到政治發展的目的。7.政治發展即是建設民主政治。8.政治發展是一種穩定而有序的政治變遷，是一個社會能夠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過程，引導社會變革的方向。9.政治發展是政治系統的能力的提高過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動員和權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

政治發展是多元社會變遷中的一個側面。”第三十六頁，共一百頁。在為格林斯坦和波爾斯比共同編輯的《政治學手冊》（handbook

of

politicalscience）撰寫“政治發展”詞條時，亨廷頓和多明格斯指出，由于學者們對政治發展較為關切，因而也促使他們為“政治發展”下定義，于是“定義以驚人的速度涌現出來”，但在他們寫作的詞條中，他們對“政治發展”這一詞匯“一般從四種不同的方法加以使用”。這就是：（1）地理的。“實際上這是關于發展中國家，即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較窮或者工業化較差的國家的政治的一種簡化方法。從這一意義上講，差不多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某個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對政治發展的研究，即便所使用的主題、概念和方法實際上可能與研究一個‘發達’國家的政治所使用的相似。這樣，在坦桑尼亞，調查研究公民對他們政府的態度往往被稱之為對政治發展的研究，而在英國使用的同樣的調查表則就不是”。（2）派生的。在“這里，政治發展被認為是指更為廣闊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第三十七頁，共一百頁。（3）目的論的。在“這里，政治發展的定義是朝向一個或更多目標或代表政治體系的狀態的運動。在某些情況下，政治發展據說還涉及向若干不同的目的的運動，而任何一個目的也許只有在實現其他目的的過程中作出某種妥協才有可能實現。這就使政治發展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或者說，如果政治發展就意味著朝著一個特定方向的運動，那么這種運動（例如民主化）通常就已經有了一個完美的名字，這樣，政治發展就變成了多余的標簽。在各種各樣目的中，被視作是與政治發展為一體的運動，有民主、穩定、合法性、參與、動員、制度化、平等、能力、變異、個性、滲透、分配、結合、合理化、官僚主義化、安全、福利、正義、自由，等等。在許多情況下，朝著這些目的的運動含蓄地或者明白地被看作是較為普遍的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情況下，現代化與政治發展是嚴格區分的。后者被看作政治組織和程序的制度化，可以出現在現代社會或過渡社會，并且常常由于與現代化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經濟變化而遭到破壞，導致‘政治衰敗’”。（4）功能的。在“這里，政治發展被看作是朝著現代工業社會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種運動。也許人們可以爭辯說，這樣一種社會需要某些類型的政治進程、價值、領導和制度，或者至少可以說，如果這種社會具有比其他類型更適合的某些類型的政治，那么它就能更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從這一意義上講，政治發展不是現代化的政治結果，而是一個有效發揮功能的現代社會的政治必需。”（注：［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儲復耘譯，第151―153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三十八頁，共一百頁。由此可見，政治發展的內涵是相當豐富而難以準確加以定義的。我國臺灣學者陳鴻瑜在總結國外眾多學者對政治發展的看法和理解的基礎上，對政治發展所作的概念界定，相對而言卻是比較充分、全面而準確的。他認為：“政治發展的概念可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其結構漸趨于分化，組織漸趨于制度化，人民的動員參與支持漸趨于增強，社會愈趨于平等，政治系統的執行能力也隨之加強，并能渡過轉變期的危機，使政治系統之發展過程構成一種連續現象。”（注：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第30頁，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在這種政治發展當中，最為核心和關鍵的，或者說政治發展的主要內容又可以這樣來概括，即亨廷頓所主張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參與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備與發達狀況。第三十九頁，共一百頁。三、政治發展研究的主題縱觀整個政治發展研究，其所有的論著幾乎都是圍繞兩個主題而展開的，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無論學者們在政治發展研究中關注的具體內容如何，基本上都可以歸入這兩大主題之中，這其中既有對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的內涵的探討，也有對如何走向政治民主和穩定的途徑的分析設定。如果有進一步考察的話，大致說來，60年代的政治發展研究比較重視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發展研究偏向于政治穩定，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發展研究似乎更多地強調了二者的協調發展。第四十頁，共一百頁。正如亨廷頓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發展的討論常常集中于討論朝什么發展，而不是發展什么。這兩個‘什么’發展曾是廣泛分析的題目，它們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政治發展的早期分析文章往往傾向于把政治發展進程界定為朝向政治民主的進展。而民主發展反過來又與經濟發展的進程有關。”（注：［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儲復耘譯，第153

頁，

商務印書館，1996年。）因為許多學者相信“政治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注：［美］西里爾·布萊克、楊豫：《現代化與政治發展》，載于《國外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顯然，把政治發展看作是向著政治民主轉變的一個過程，乃是發展研究中的現代化理論的邏輯與主張在政治發展中的反映。第四十一頁，共一百頁。在60年代，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援助下，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相繼進行了政治民主試驗，這種試驗有時被稱為“民主式的民眾主義”（democratic

populism）戰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十余年中，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采取這個戰略。在大多數新興的非洲和亞洲國家中建立了議會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人們也很尊重民主。美國和西歐過去的殖民主義國家開始采取各種方案，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贈款或貸款，以促進它們的發展和現代化，總而言之，在鼓勵他們引進民主、議會制度和市場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注：［美］阿爾蒙德：《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36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

）然而其結果卻令人非常失望，政治民主不僅沒有真正得到實行，而且試驗的結果還極大地破壞了經濟狀況，造成了社會動蕩。首先，“在60年代，非洲的民眾主義政權一個接一個地垮臺了，取而代之的是無視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機器。第四十二頁，共一百頁。在60年代末，許多文官政府在軍事政變中被推翻，取代它們的是腐化的軍人政權。”阿爾蒙德認為，“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的民主實驗的失敗，主要是由于它們沒有完成首先建立民族國家和促進經濟增長這一首要任務，它們在政府沒有能力的情況下就想實現人民參政，還沒有生產出產品就想分配。”他以加納為例說明：“從1960年到1966年，加納處于恩克魯瑪統治下。在這期間，按人口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實際上沒有增長，分配越來越不平均，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債，外匯儲備幾乎枯竭，出現了通貨膨脹和腐化現象，所有這一切導致了恩克魯瑪政權的倒臺，取而代之的是軍人獨裁。”（注：［美］阿爾蒙德：《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364―36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四十三頁，共一百頁。其次，“在這段時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實驗也失敗了。出現了尖銳的沖突：一方是鄉村的地主階級和城市的工業權貴，另一方是要求參政和較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民眾主義運動。每當這些民眾主義運動威脅要奪取或者實際上已經奪取了政權的時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連德統治時期），就會發生加劇的政治緊張和騷亂，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和奪取土地的現象。這些現象導致了危機，在危機中軍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斷了憲法的實施。”（注：［美］阿爾蒙德：《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36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最后，這種政治民主實驗的嚴重后果在亞洲一些國家也未能幸免。阿爾蒙德指出：“在1966年軍事政變之前，蘇加諾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亞走的是左傾道路。反對黨沒有遭到鎮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得到了壯大，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企業被收歸國有，然后在1966年就發生了軍事政變。印度在這一時期的經驗表明了民眾主義發展戰略的后果。從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計算的增長速度只稍高于1％。全國收入的份額從20％降到14％。印度解決不了這么多的問題。因此在甘地第一次任總理時，從1975年到1977年中止了憲法規定的自由，宣布了緊張狀態。在這段鎮壓和權力集中期間，政府作出努力來增強政府效能，改善經濟活動，并解決不平等問題。”（注：［美］阿爾蒙德：《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365―36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四十四頁，共一百頁。許多政治發展的研究者之所以特別強調政治民主在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們都深信，政治民主與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的發展，而政治民主的進步又會促進經濟的增長。阿爾蒙德就認為：“政治經濟增長、發展、現代化、進步，不管如何稱呼，都包含著由四個因素支配的積極和向前發展的運動，即包括四個變量：兩個政治變量，兩個經濟變量。”這兩個政治變量就是“政府能力（或權力）”與“人民參政情況（或民主化）”由于權力（power

）及參政（participation）的英文的首字母均為“p”，故這兩個變量又叫做兩個“p”。兩個經濟變量則是“經濟增長（或財富）”和“分配（或福利）”由于財富（wealth）及福利（welfare）的英文的首字母均為“w”，故這兩個變量又叫做兩個“w”。他認為，“一個政治和經濟都較發達的國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參政程度、國民生產總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較高的。”（注：［美］阿爾蒙德：《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361頁、第362頁、第36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四十五頁，共一百頁。而派伊也堅決主張“民主政治有助于經濟發展。反對那種專制和集權體制有助于經濟發展的論斷。”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存在與高水平的經濟發展之間有著高度的相互關系”，而達爾、卡特萊特、等人后來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但同時又表明，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很可能不是直線型而是曲線型的，即“在經濟發展中至少存在一些界限，越過界限，擁有民主政權的社會的概率極大，同樣，越過這一界限，這種概率也不會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大大增加”。甚至有人還精確地指出，“當社會通過人均收入達到1960年時的300至600美元這一過渡地區（或者說界限）時，民主也許就會出現。”（注：［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儲復耘譯，第153―154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然而，在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實驗又的確失敗了，這又如何解釋呢？學者們認識到，關于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這種高度相關關系在“事實上只是在1830年至1930年這一百年過程中，在西歐和北歐的一些國家確立的”。這種關系并不一定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符合，因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現實情況既與西方發達國家剛開始工業化時不同，更與發達國家的現狀相差甚遠，在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組織和機構，其政策貫徹能力很差。更何況，在事實上，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也存在著負相關關系。第四十六頁，共一百頁。于是，一些政治學家提出，對于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來說，關鍵的前提性要素并不是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穩定，只有在穩定有序的社會安定狀況下，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進步才有可能。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認為，政治穩定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而居優先地位。至少在這一階段，政治發展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頓“已脫離了上一階段對民主之強調，而著重于秩序”。政治穩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會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維持。正如亨廷頓和多明格斯所言：“總的來說政治穩定這一概念占主導地位的是兩個因素：秩序和持續性。第一個因素意味著政治體系相對來說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壓政治和分裂。第二個因素認為穩定意味著政治體系的關鍵成分相對來說不發生變化、政治發展不發生中斷、社會中不存在希望政治體系來個根本改變的重要社會力量和政治運動。”第四十七頁，共一百頁。當然，政治穩定“不一定意味著政治體系的所有成分都不發生變化。它指的是相對的持續性和政治體系的一些比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價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組織（或制憲）結構，不發生變化。”（注：［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儲復耘譯，第155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在6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中，亨廷頓特別強調，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的關鍵環節和首要步驟，應當是建立起具有權威的政治結構，保證建立和維持必要的公共秩序。他在引用麥迪遜的告誡（“組織起一個由人統治人的政府，極大的困難是：首先你必須使政府能控制被統治者，然后還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后說：“在許多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政府連第一項職能尚不能行使，何談第二項。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在那些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恰恰缺少了權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聽任離心離德的知識分子、剛愎自用的軍官和鬧事的學生的擺布。”（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第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四十八頁，共一百頁。然而，從終極意義來看，無論是權威的建立還是秩序的維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實現更高級的價值目標的前提。而絕大部分學者認為，這個更高價值目標，便是政治民主。亨廷頓所指出，在政治發展研究中，“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一領域的學者主要專注于民主的先決條件和民主制的發展，這里的民主幾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義的。60年代后期，據許多觀察家指出，研究發展問題的政治學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與政治穩定問題。這種狀況持續了將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過渡的問題才又引起重視。”（注：［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載亨廷頓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332―33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四十九頁，共一百頁。由此可見，政治穩定和政治民主，的確構成了國外政治發展研究的兩大主題。而政治穩定之可得與政治民主之進步，又是與克服政治不穩定、政治危機與政治動蕩結合在一起，或者同步行進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發展的諸方面》（1966年）一書中，以及“社會科學研究協會比較政治委員會”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發展研究叢書第7卷，即《政治發展中的危機與后果》中，都提到處于政治發展過程當中的社會，可能會遇到五個方面的問題或者說五個“發展危機”，這就是民族（或國家）認同危機（national

indentity

crisis）、合法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參與危機（participation

crisis）、政令貫徹危機（penetration

crisis）和分配危機（distribution

crisis），派伊認為這五項危機可以用整合（成一體化）危機（

integration

crisis）來概括。只有在克服了這些危機之后，才有可能實現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第五十頁，共一百頁。四、政治發展研究的啟示國外的政治發展研究在其主題方面雖然相對集中，但其實際包含的內容卻是相當豐富的，其若干見解和觀點對于今天我們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具體而言：第五十一頁，共一百頁。啟示之一，在進行民主政治建設時，必須首先建立、保持和維護比較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狀態，加強對政治民主化進程的規劃與指導，清除政治動蕩和動亂，只有在這樣一個相對安定而和平的環境之下，才有可能逐漸推進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事實上，政治民主與政治穩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聯系而不可分離的，政治穩定是實現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獲得政治穩定的過程也同時就是政治民主化過程的一個方面。而且，政治穩定不是政治停滯，而是一個動態的平衡狀態，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推進，它也可以隨之達到更高一級層次的穩定狀態。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發展是同時包含了政治穩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價值追求上，自由、民主與秩序處于同一位階，在這里并不存在優劣高下之別。第五十二頁，共一百頁。啟示之二，政治發展必須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必須同時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的統一和權威性。正如前面我們已經大量引證的，阿爾蒙德早已全面概括了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普遍性失敗。亨廷頓也堅持各國自行選擇政治發展道路和模式，在談到政治現代化（可以作為政治發展的同義語）時，他就明確指出：“政治現代化的含義還包括，民族國家享有的對外主權不受他國的干擾，中央政府享有的對內主權不被地方或區域性權力所左右。它意味著國家的完整，并將國家的權力集中或積聚在舉國公認的全國性立法機關手里。”（注：［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第3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五十三頁，共一百頁。啟示之三，政治發展是與法治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在前面我們引證的派伊對西方學者關于政治發展內涵的理解的十個方面中，就包含了法治的成分。亨廷頓在論及政治現代化的權威合理化時也強調，現代政治權威的有效建立“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是人的產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產物，秩序井然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明確的來源于人的最高權威，對現存法律的服從優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責任。”（注：［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第3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法律成為政治發展的內在要素和需求。法律對于政治發展的這種積極意義，也為與政治發展研究的興起和發展處于同一時期的法律與發展研究運動的學者（特別是其中的現代化理論者）所強調，他們認為“現代法律是政治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因為政治發展“并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強大的中央國家的出現，而且還意味著自由民主政府的建立”，而法律便是“對獨裁的國家行為的主要限制”，同時，法律自身還具有自由民主社會所珍視的價值如公平，并保衛著這些價值。第五十四頁，共一百頁。啟示之四，政治發展不僅僅是指物化的制度、組織和機構的建立和維持，更為重要的還在于政治文化觀念，即政治態度與政治情感，以及政治價值的轉變。政治發展研究學者對于政治文化特殊關注，發表了許多有關這方面內容的著作，如阿列克斯·英克爾斯和戴維·史密斯的《從傳統人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中的個人變化》，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等。政治文化既可能限制和制約政治發展，又可以促進和有助于政治發展。而且，政治文化對政治發展的這種影響還相當深刻、相當巨大而持久。因此，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時，必須同時注意對廣大公民相應的民主政治文化觀念的培育，以憲政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在一個社會扎下根。第五十五頁，共一百頁。第四節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文化派伊和維巴主編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發展》，對于在比較政治領域中開展政治文化和政治發展兩大研究途徑，具有重要意義。本節主要介紹派伊在導言部分所作的理論總結，主要包括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現象和政治文化的理論功能，即溝通政治系統與政治心理。同時介紹亨廷頓等學者的有關成果。第五十六頁，共一百頁。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功能1．比較研究中的新途徑派伊將發展問題界定在比較政治領域，在這一領域引入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他認為政治文化研究可以探尋各不相同的國家傳統，同時又能注意到構成人類現狀的普遍問題。政治文化研究認為，在社會中推動并控制政治行為的態度、情感和見解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積，而是代表著一些固有的模式，這些模式相互交織并且相互增強。盡管政治取向豐富多變，但是在任何特定社會中都存在一定界限的獨特的政治文化，正是他提供了政治過程的意義、可能前景等。政治文化這個概念表明：處于某種歷史背景下的人們，必須了解自己的人民和社會的政治現象所含有的知識和情感因素，并把自己的個性融合在其中。第五十七頁，共一百頁。派伊承認，他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取自阿爾蒙德的見解，即每一種政治體系都包含某個特定模式的政治行為取向。這就是說，在每一個活動著的政治體系里，都存在著一種有秩序的、主觀性的政治領域。政治文化概念表明：社會的各種傳統、公共機構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體理性、領導人的風格和行為典范，并不是歷史經驗的雜亂產物；相反，它們交織在一起，構成內涵豐富的整體，形成可感知的關系網絡。對于個人來說，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導著有效的政治行為；對于集體來說，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統的價值結構和系統的理性思維結構，這保證了機構和組織行為的延續性。正如維巴指出的，政治文化實質上由經驗性信仰、表意符號和價值觀的系統構成，它規定了政治行為所發生的環境。它包括政治理想和有效的整體規范。第五十八頁，共一百頁。派伊認識到政治文化同個人與國家的歷史聯系性，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整個歷史的產物，也是當前組成這一體系的所有個人的生平經歷的產物，所以它同時植根于公共活動和個人經驗之中。他指出政治文化是個新興的理論工具，它將溝通政治科學的行為方法當中日趨擴大的鴻溝，一方面是微觀分析，其基礎是對個人的政治行為作出心理學上的說明；另一方面是宏觀分析，其基礎是通用于政治社會學的各種變量。第五十九頁，共一百頁。派伊還明確了政治文化同一些社會態度的界限。他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態度和情感必定表示政治文化，因為其中有許多轉瞬即逝無足輕重的東西，并不能影響政治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許多明顯非政治性的信念——如對人類關系基本的信任感，對時間和進步的可能性取向等等——可能具有重大的意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政治文化僅僅有那些必不可少、但又是需要普遍持有的信念和情感構成，它們形成特定的取向模式，并且使政治過程呈現出一定的秩序和形式。第六十頁，共一百頁。同一般文化一樣，政治文化涉及人們不同層次的意識和情感。大部分政治文化來自明顯的公民訓練，來自人們自覺地了解政治系統的活動情況。政治文化又包括深層的感情區域，如關系到忠誠感和整體感以及人們對種族和地理環境的依附感。政治文化把感情、理性認識和倫理價值觀聯系起來，使人們對政治現實的期望感帶有想象的色彩，對公共生活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持有共同的信念。第六十一頁，共一百頁。2．政治文化的主要理論功能派伊認為，重視政治文化現象代表了現代政治分析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發展。近幾十年來，政治科學一直在所有相關社會科學學科總汲取營養，其趨勢就是：人們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個體行為上。特別是政治科學，重視強調心理學的革命性發現和洞察內心的方法，只是政治分析的單元趨向于單個行為。第六十二頁，共一百頁。從各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入手研究政治發展，就可以把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兩種方法集中到一個共同的焦點上，即把研究整個系統以及構成系統的個人的行為結合起來。觀察政治社會化模式，考察個人接受政治文化的方式，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機構與個人生活的密切聯系。政治文化概念為考察社會、經濟因素同政治行為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有益的基點。社會化過程維持并規定了每一代人的政治文化。利用政治文化概念分析政治行為，有助于我們在理性抉擇、自覺認識的價值觀，與較為深層的、非理性的行為決定因素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第六十三頁，共一百頁。二、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文化變遷1．政治發展概念辨析有人認為，政治是個普遍現象，本質上不受地點和時間的限制，所以把政治分為發展的和不發展的有些不合適，政治不能有對待經濟體系和社會結構那樣的方法考察。另外，發展概念似乎只意味著一定的價值判斷，這就有一種危險，即客觀分析可能與主觀辯解及理想傾向混同起來。第六十四頁，共一百頁。派伊依次討論了幾種有關政治發展的解釋。第一種，在有些國家的人民那里，政治發展意味著政治環境是經濟和工業發展必不可少的前提。這樣，政治發展僅僅成了創建必要的政治和管理條件，以便實現更高的經濟效能。第二種則強調政府管理行為。認為發展關系到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增加執行公共政策的能力。第三種，政治發展的程度被理解為“現代的”行為模式超越“傳統的”行為模式的程度。第六十五頁，共一百頁。第四種，認為要檢驗整個系統的一般效能，檢驗政府管理和整個體制應付日益增多的要求與嚴峻挑戰的能力。這樣，發展就有系統能夠承受的“負荷”來測度。一個連續的、一體化的體制，要比一個脆弱易變、分散化的體制發展程度更高。第五種，政治發展就是創建一個能夠在現代世界中有效發揮職能的、具有適應能力的民族國家。第六種，注意發展和國家權力的關系，發展即指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內部的資源的能力。第七種，認為發展就是民主發展，發展的程度愈高，自由、人民主權和管理機構的發展就愈快。第六十六頁，共一百頁。派伊認為政治發展的核心因素有三個：第一，關系到整體人民的、由普遍臣民地位轉變為有所貢獻的公民，而且人數日益增多。與此相關，大眾參與普遍增加，但平等原則更加敏感。第二，關系到管理和一般系統行為的，政治發展涉及政治系統在協調公共事務、控制爭端、滿足人民需要方面的能力不斷提高。第三，關系到政體組織的，政治發展意味著更多的機構分化，更細致的功能專門化，以及所有參與機構和組織更高程度的一體化。第六十七頁，共一百頁。2．政治發展中的主要政治文化課題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政治文化的結構和形式。任何一種體制下都有統治者或權力持有者與大眾文化的分野。第二，文化變遷的模式。在政治發展過程中，還會出現較多接受現代方式教育的人和更多地采取傳統生活模式的人。派伊把不同國家的文化變遷模式歸納為三種：一個是都市取向的精英文化與傳統取向的大眾文化并列，如埃及和印度；一個是全部人口當中城市部分與農村部分的并列，如日本和墨西哥；再一個是高度工業化地區與傳統農村地區的并存，如意大利工業化的北方和農業的南方。第三，傳統在政治文化現代化中的地位。在考察政治發展的動力時，應該注意到傳統持久不斷的作用，它使每種政治文化都具有特性和內涵。第六十八頁，共一百頁。3．發展中的政治價值觀沖突第一個是信任和其對立面不信任或懷疑的關系。政治文化可能以基本的信任感為基礎,感覺可以信任同胞,并同他們合作，政治文化也可能建立在失望之上，感覺大多數人難以信任。各種政治文化的差異全在于人們的信任與不信任模式，在于把誰定為可靠的人，誰有可能是敵人，在于它弄不明白公共機構或單獨的個人值不值得信賴。普遍的不信任感出現后，會嚴重阻礙各種類型的公共組織的建立，而這對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同樣，發展也有另一種障礙，即社會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對統治者、對所有形式的上層權威的溫順的、孩子氣的信任。第六十九頁，共一百頁。第二個主題是等級制和它的對立面平等。一般說來，所有政治文化都要接觸到人們對待權力的態度問題，因為一切政治都涉及上下關系、倡導者和服從者的關系。傳統社會強調等級關系，并且在倫理上予以論證。第三個主題是自由及其對立面強制。在比較政治領域里，多數思想家在解釋民主式的政治文化時，喜歡把自由這個價值觀放在幾乎核心的位置。第四個是有關忠誠和贊同的層次。即政治文化是重視地方主義，主張對家庭或地方團體抱有牢固的、高于一切的認同意識，還是對國家整體抱有比較普遍化的認同意識。第七十頁，共一百頁。三、異域政治文化的移入當不同的制度與文化接觸時、碰撞時，接受國和給與國的政治文化都會在這個過程中展現不同的抗拒、融合或改造的形態。政治發展論的代表人物亨廷頓和多明格斯對此作了專門的研究和總結。第七十一頁，共一百頁。1．政治文化的移入對一個傳統社會或地方性社會而言，政治變革的到來與政治文化的轉型時機，在于外來制度與文化的刺激。一旦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的和諧關系受到侵蝕或者被打破，政治變革就會出現。在本土政治文化與異域政治文化之間存在著相互間的影響。進入政治系統的新成員不僅影響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可能改變自身，使自己脫離母國的文化模式。第七十二頁，共一百頁。2．接受國的政治文化無論異域文化的沖擊力多么銳利，本土政治文化很少完全屈從于外來者。在亞洲和非洲，殖民者顯示了進行統治的政治角色是什么樣子，并且通過他們的政策影響社會。這些使舊有的政治文化同謀求變革的新型政治結構之間出現了不和諧。在外來政治、經濟與軍事威脅面前，殖民國家的反應大體上分為：一種通過文化移入，變得更像西方國家，二是努力做出文化抵抗。第七十三頁，共一百頁。針對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可能關系，有的學者提出了一種文化融合論。認為，接受國的成員在解釋外來文化時，并不按照后者原有的意義，而是使它符合本土文化的概念模式，同時又基本上保留了外來文化原有的功能。這樣，醞釀變革的新式政治文化被人們接受的概率，取決于它們在本土文化的概念框架里被重新解釋的程度。根據政治文化對政治變革和相應的文化移入做出的反應形式。可以將它們分為完全文化與工具文化兩種。完全文化將大多數社會關系、大多數行為模式同超驗的、泛化的、宗教意義的價值聯系在一起；或者說，它的喜悅感同超驗的價值相關，同時它模糊宗教、文化、政治、經濟與科學范疇之間的界限。工具文化按照狹隘的、獨特的意義來解釋、評價社會行為；或者說，它的喜悅感同直接的實際效果相關，同時它區分上述范疇之間的差異。第七十四頁，共一百頁。費正清等人對中國和日本作過比較研究，認為日本接近工具文化，而中國基本上是完全文化。日本在面對西方的威脅時，領導者表現出實用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的態度，他們愿意采用任何看上去有用的技術、機構和思想意識。而中國文明具有全面的內聚力和結構上的穩定性。這一點阻止了它在面對西方威脅時迅速做出反應。中國人受他們的過去支配，喜歡向后看，而且他們的宗教、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因素互相之間緊密聯系在一起。面對19世紀西方的進攻，許多中國人的基本反應方式是抵制改革的影響，發揮傳統的作用。越南是另一個與中國類似的完全文化。1970年，邁卡利斯特與馬斯在分析越南時認為，舊有文化無力變革，導致抵抗，常常帶來系統的崩潰，或者是激進的、劇烈的變革，最終產生了革命的完全文化。越南的鄉村農民仍然忠誠于傳統的中心政治價值，對外來文化采取抵制態度。第七十五頁，共一百頁。3．給予者的政治文化異域文化在輸入傳統社會時，自身也會對本土文化做出某些反應。這種給予者的反應分為兩種主要模式：凝聚的文化與同化的文化。凝聚的政治文化的特點是自成體系，建立有相對獨立、封閉性的等級制團體。它在自己與本土文化之間也建立起一種高級的與從屬的關系。在等級制團體內部，成員享有明確的特權和權限，這些特權受到本系統的保護。同化的政治文化的特點是改造對方。對待屬于不同文化的個人，它拒絕后者的品格，迫使他們適應自己。但是一旦納入到新的文化系統，人們就享有平等的權利，沒有什么等級和特權。第七十六頁，共一百頁。學者們提出一種文化斷片理論：政治文化斷片是某個特定文化的一部分，它從整個文化中分離出來，移植于新的土壤。觀察文化斷片應注意兩個部分。一是文化母體的特征。文化斷片在異地生產出許多信仰和機構，這些都是它所脫離的祖國所擁有的。二是在異地生長時發生的特征。文化斷片一旦脫離母體，就沿著不同于自己出生地的歷史路線前進。第七十七頁，共一百頁。4．文化移入的消極后果在微觀層次上，文化的變遷也會帶來某些消極后果。第一，心理困惑帶來的失效。派伊在研究緬甸的政治文化時，發現文化移入會產生許多深刻和令人不安的反應，進而可能降低政治效率。因為文化移入威脅到個性意識，可能阻礙個人在人際和政治關系方面有效發揮能力。第二，打亂傳統的道德與社會秩序。在西方文化的影響面前，解決沖突的傳統辦法開始失效，而是引進了西方的法庭制度。第三，精英與大眾的文化差距。西方文化模式的擴散所造成的影響是不平衡的。較為西方化的一部分人口同保持傳統文化主要因素的那部分人口之間的情感距離往往會拉大。第七十八頁，共一百頁。第五節個案分析：中國政治文化本節主要介紹派伊等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第七十九頁，共一百頁。一、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概貌1．現當代的中國政治文化課題穆迪認為，在中國政治文化研究領域里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派伊，另一個是索羅門，這兩個學者的方法和阿爾蒙德不同，即不作公共輿論調查，而是在研究中國歷史、文獻和當代政治的基礎上，抽象概括文化的普遍特征。他們都采取傳統----現代化結合的范式，都主張文化是個人態度的總和。雅可布注意到人際關系在中國政治中的作用，即中國人喜歡在小團體里尋找安全感。第八十頁，共一百頁。瓦爾德側重研究工作單位的作用。他認為，至少到80年代中期，列寧的經濟組織方式都賦予工作單位以支配個人生活的廣泛權力，同樣也賦予工作單位的掌權人物以巨大的權力。其結果就是，有必要培養同這些在位者的良好的人際關系。羅維注意到中國文化特有的一部分，即社會的結構以及社會同國家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會。第八十一頁，共一百頁。2．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傳統文化的性質以及它與現代性的不協調，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政治中的主導性課題。列文森認為：儒教中國不可能現代化，因為儒教劃定了權力與特權的結構，也劃定了那些擁有權力與特權的人們應有的道德世界。無論在理性上，還是在政治上，儒教都同現代化所需要的變化相悖。中國的現代化意味著儒教的終結。為了了解大眾文化在中國政治研究中的地位，納坦將阿爾蒙德進行公民文化研究時的方法論用在了中國。認為，在中國同教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