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維新派和洋務派的論戰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在實際上宣告洋務派破產，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駁倒洋務派則是維新派的功績。維新派相當全面地批判了洋務派的主張，從批判中闡明了自己的變法維新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路線。在這場論戰中，維新派主動發起進攻，生氣勃勃，發表了大批具有鮮明的觀點，論辯性極強的文章。在洋務派方面，論戰的主角是張之洞。除了以他的名義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發表的《勸學篇》外，他的一些幕僚和追隨者也發表了大量攻擊維新派的文章。頑固的守舊派當然堅決反對維新，他們也參加論戰，成了洋務派的同盟軍，但并不能使洋務派增添多少力量。論戰所涉及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問題是一個，就是要不要讓資產階級參與政權，實行君主立憲，以代替向來的地主階級一個階級專政的君主專制制度。洋務派也用過“變法”的口號。維新派從事實出發批判洋務派的變法，使自己的主張同洋務派區別開來。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在《上皇帝第四書》中就說：“近者設立海軍、使館、招商局、同文館、制造局、水師堂、洋操、船廠，而根本不凈，百事皆非。故有海軍而不知駕駛，有使館而未儲使才，有水師堂、洋操而兵無精卒，有制造局、船廠而器無新制，有總署而不通外國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國馳驅。若其徇私叢弊，更不必論。故徒糜巨款，無救危敗，反為攻者借口，以明更張無益而已。”他把洋務派的變法稱作是“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風雨既至，終必傾墜。”①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把洋務派的變法稱為“小變”。“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②同年，在《敬謝天恩并統籌全局折》中他又說：“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他指斥洋務派的變法僅僅是“變事”，認為“變一事者，微特偏端不舉，即使能舉，亦于救國之大體無成”③。他認為洋務派的變法只能叫做“彌補”，而彌補并不是真正的變法。他聲稱自己所主張的變法是“掃除更張，再立堂構”①。因此是根本的變，不是枝節的變；是“大變”，不是“小變”。洋務派不能否認他們自己的一套已經宣告失敗的事實，只能進行狡辯。張之洞稱維新派為“苛求之談士，”把他們的批判斥為“局外游談”，他不承認洋務運動本身有弱點，認為失敗的原因是由于“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②，這種辯解是很無力的。維新派主張從“根本”上進行變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通過論戰，維新派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明。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變法通議》中的一節)。他也同他的老師一樣指斥洋務派是“補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于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他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乏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③差不多同時，譚嗣同也與人辯論說：輪船、電線、火車、槍炮、水雷以及織布、煉鐵機器，都不過是“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他譏笑洋務派對于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備，曾未夢見”④。可見，在他們看來，變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變“官制”，要學西方的“法度政令”。光緒二十四年初，康有為在答復總理衙門大臣宜如何變法的詢問時，聲稱：“宜變法律，官制為先”①；同一個時候，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又說：“故制度啟之設，尤為變法之原也”②，同梁啟超講的是一個意思。他們要求改變官制就是要實行君主立憲制度。洋務派的主張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什么是“中學力體”呢？張之洞解釋說：“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也。”③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四維指禮、義、廉、恥。這是封建社會的等級關系和宗法關系的規定，實際上就是指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封建守舊派連“西學為用”也不贊成，但“中學為體”卻是洋務派和守舊派一致同意的。維新派的言論家們雖然并不能真正同封建思想徹底決裂，但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企圖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觀念輸入中國，這就動搖了“中學為體”這個原則。在他們和一切封建主義者之間也就不能不形成尖銳的對立。早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嚴復就在《辟韓》一文中批判了君臣之倫，他以為，工人、農民、商人為便于從事自己的本業，才共同推舉了一個君主來保衛他們的生命財產。“故曰君臣之倫，蓋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④。嚴復不能從階級觀點出發說明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但他用這種說法否定了君臣之倫是“天道”，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來駁斥把君臣關系看成主奴關系的封建主義傳統思想。這篇文章于光緒二十三年在《時務報》上轉載后，為反對“中學為體”的路線提供了理論根據。譚嗣同在《仁學》中對君臣之倫，父子之倫，夫婦之倫都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不僅同嚴復一樣，認為“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而且提出了“君為獨夫民賊”的看法。他否定封建主義的父子關系、夫婦關系。他指出：“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為率，取便己故也”①。《仁學》雖在他死后才刊行，但這類思想是維新派批判封建主義的武器，并已開始在社會上傳布，當無疑問。為了反駁維新派對三綱五倫的批判，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圣人所以為圣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于此”。“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他認為變法決不能拋棄三綱五常的封建之道，大罵維新派“忘親”、“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欲盡棄吾教以從之”、“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后快”②。《時務報》轉載《辟韓》一文后，張之洞支使屠仁守寫了一篇《辯辟韓書》在《時務報》上發表，文中說：“夫君臣之義，與天無極，其實尊卑上下云爾，自有倫紀以來，無所謂不得已之說也”，從而罵《辟韓》是“蔑古拂今，干紀狂誕之說”③。一些封建守舊派也跟著大罵。例如有人說：必須遵守“君為臣綱”的原則，所以“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否則，“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為資賊淵藪矣。”又必須遵守“父為子綱”的原則，否則，“父毆子坐獄三月，子毆父坐獄三月，輕重罕別，倫理滅絕，不十年而四萬萬之種夷于禽獸矣”④。這些人維護三綱五常的理由只是：從古如此，今后也必須如此，實際上除了謾罵以外，什么道理也說不出來。對于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的反駁，維新派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之說加以痛斥：“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綱常名教之虛文，謬創‘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以為上可虐下，下不得違上，而臣子之含冤負屈，草菅于暴君頑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毀家亡國者，不可勝數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婦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婦卑，可以奪人天賦自由之權也”①。維新派高唱自由、平等、民權、立憲、議院這一套從西方資產階級學來的東西，在當時是對于封拴主義的上層建筑的猛烈的沖擊。洋務派和其他一切封建主義者對此感到非常驚惶。張之洞說：“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朝廷之法維系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②。一些封建守舊派也跟著喊叫說：“人人平等，權權平等，是無尊卑親疏也。……平則一切倒行逆施”，“治之下者，大權不可旁落，況下移于民乎？所宜通者，唯上下之情耳。”③“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于是乎優先起于蕭墻，……而隸卒優倡儼然臨于簪纓巾卷之上。”④封建統治秩序已經十分腐朽，禁受不住資產階級新思想、新政治的沖擊。這些封建主義者在這種沖擊下無限恐懼地預感到顛覆傳統的統治秩序的局面將要出現。封建主義者認為，“大權下移于民”是萬萬不能做的，可行的只是“通上下之情”，這所謂“下”其實只是指地方士紳。維新派也常鼓吹要“通土下之情”，不過他們所說的“下”，包括新起的資產階級在內，比封建主義者所指的“下”范圍廣一些。至于封建主義者害怕提倡民權會引起“下民”造反，“一切倒行逆施”。我們不久以后就會看到，維新派在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派時用的是同樣的話。但在這時，維新派還以為宣揚“民權”，是不會有什么危險的，而且可以起消泯被壓迫人民造反的作用。維新派探討救亡之道，還得出一個結論說，只要“開民智”，國家就不會亡；即使亡了，也沒有關系，還可以恢復。所以，他們認為，要保國，必須先保教、保種。他們說的教就是孔教。他們仍然打著封建主義的傳統的孔子之道作招牌，這是他們并沒有徹底的反封建立場的表現。至于他們所謂保種，其含意至為模糊。按照他們的說法，要保種就必須開民智。立學會、辦學校，就是為了開民智，而達到保種、保教的目的。為表達這種觀點，梁啟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甚至這樣說：“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于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于我何與焉。”①從這種似乎很奇怪的說法，可以看出，這些自命為懂得新學的知識分子，如何狂妄自負地把自己看成是國家的主體，開民智要靠他們，國家的命運，以至人類的命運也要由他們決定。這些維新派人物一方面說亡國也沒有關系，一方面又提出保國的口號。他們自己解釋不清楚這種矛盾的觀念。實際上，他們是在模糊地表示，地主階級專政的國家的存亡已不值得留戀，而應當代之以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不過他們不能自覺他說出這樣的思想，更不可能通過實踐來實現這個思想。正因此，維新派的保國會成立以后，御史文悌上書彈劾說：保國會的宗旨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張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