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墨子的主要思想及其藝術特色《墨子》一書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對他言行記錄。其主要思想簡單地說就是：“兼愛”和“非攻”，另外主張“尚賢”、“尚同”、“節用”、“節葬”。《淮南子·要略》：比孔子晚了一代的“墨子修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但墨子以為儒家的禮儀繁縟，“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因而對儒家的禮儀傳統進行了激烈的批評。歸納有四：儒家既不信鬼神，又要重視祭祀。所謂“執無鬼而學祭祀，是猶無客而學客禮，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墨子引證了大量的古代文獻說明，鬼神是無所不在無可逃匿的，要使天下安定、秩序井然，其方法不是儒者的“敬鬼神而遠之”，而是“上尊天，中事鬼，下愛人”。———所以，墨子尊神信鬼。（墨子有“天志”，這是他一切學術思想的一根脊梁。抽掉了這條脊梁，墨子便不能成為墨子。墨子的“天志”，是天老爺之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墨子信仰上帝，更信仰鬼神，上帝是宇宙中的全能全智的最高主宰，鬼神要次一等，是上帝的輔佐。上帝鬼神都是有情欲意識的，能生人，能殺人，能賞人，能罰人。這上帝鬼神的存在是絕對的，不容許懷疑。所以，墨子是一位宗教家。其根本思想是天志、明鬼。他是肯定了一位人格的天，自然也肯定了鬼神。

墨子的兼愛、尚賢、非攻、節用等等學說都是以這天鬼為規矩而倡導出來的。）批評儒者過分的注重禮儀形式。《墨子》存有《節葬》一篇。認為厚葬久喪首先使人耗盡財富，疲憊精神，削弱身體，社會不能按部就班地運行，人民不能有條不紊的生產，所以“以此求福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其次，使人顏色黎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再次，厚葬既不能使人富裕，也不能使人民繁庶，也不能使社會安定。所以，他們主張葬固然不可廢，但死者既已葬矣，生者不必久哭而“疾而從事”，這樣才可以為仁義，合乎圣人之道，符合百姓利益。——所以，墨子反對厚葬（當時的厚葬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一是對死者衣、棺、槨、墓追求鋪張豪華，死者要穿華麗的衣服，穿的數量也非常多。長沙馬王堆那個小諸候夫人的貴婦人的身上，就穿了18層絲綢綾羅做的衣服，還有由絲穿成、玉片圍身的金縷玉衣，真是極盡豪華。死者的棺、槨要幾重，要用很厚、很華貴的樹木做成。還要放上許多殉葬的財物，如珠玉寶器。有的則要殺人殉葬。其二是對生者要求苛刻，喪期長、要求高。父母喪，要服喪三年，要結廬墓地，長期守墓。服喪期間，夫妻不能同房，更不能結婚辦喜事，一切日常生活要讓路。紅樓夢中的賈璉在服喪期間娶了尤二姐，就成了大過失，這些都是春秋時代的社會習俗，對喪家子孫的要求很高，為了表示孝順，要“久喪”，喪期很長，要長久地表示極大的悲痛。墨子對此卻不以為然。墨子是春秋時代的平民思想家，主張節葬薄葬。他認為，厚葬有弊無利。第一，厚葬是一種財富的浪費。大量財寶埋之于地下，使人們辛辛苦苦生產的財富不見天日，這樣“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造成“出戰不克，入守不固”。第二，厚葬牽制了大量的人力，造成人力資源的大量浪費。因此，厚葬既有害于國，也有害于民，王公大人，厚葬久喪會導致“政荒國貧”，“匹夫賤人”久喪則會“身瘦家困”。總之，厚葬損國害民，害莫大焉。厚葬有弊，那么怎么實行薄葬呢?墨子主張，葬物從簡，棺木可以薄一點，“棺三寸以掩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就是說，棺木不用太厚，三寸就足夠了，死者穿的衣服多了也是爛掉，三件就夠了。生者不必為喪事長久操心，“應疾而從事”，盡快地了結掉，以免影響生產和生活（另一位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莊子也主張薄葬節葬。他是從自然之道提出薄葬理論的。他認為，人死之后，歸于無形，還于自然。再好的珠玉，再華麗的衣服，對他都是無用的。他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現象，人生源于自然，人死回歸自然，應該赤條條來，赤條條去。一切身外之物，都是多余的。公元前286年，莊子病重在床，他的弟子們環床而立，莊子囑咐學生說，自己死后一定要薄葬。弟子們說，您這樣偉大的思想家，總不能什么也不陪葬啊。莊子卻說，“什么也用不到”。“我以天體為槨，以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殉物，我什么都有，還需要什么呢?”弟子們又說，“無論怎樣薄葬，總還是要蓋被穿衣，棺槨護體。如果無棺無衣，烏鴉老鷹就會叼食您的身體。”莊子說：“在地上給烏鴉老鷹吃，埋在地下給螻蟻吃，不是這個吃，就是那個吃。你們為什么只想給螻蟻吃不想給鴉鷹吃，你們不是太偏心了嗎?”弟子們無言可說，只得以他的囑咐辦。）反對音樂。“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因為音樂不足以“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也不能靠這些外在的象征來制止“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并興”，反而“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王公大人興禮作樂，卻“奪民衣食之財”，因而沒有必要。（墨子所以“非樂”，不是因為他不知道欣賞歌舞能使人感到愉悅和舒適，而是認為在當時財用不足、民生維艱的情況下，為政者卻只顧自己尋歡作樂，這樣的行為，是其該做的嗎？）孔子說“遇不遇，時也，死生者，命也。”認為個人的努力，畢竟要等待時機，也就是命運，而墨子則批評這種命運觀念。認為治亂興廢禍福，并無所謂名，而在于是否“兼相愛，交相利”，得到鬼神的保佑。（“命運”之說，使人沒有敬畏，沒有信心，使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因此必須掀翻。）從墨子對儒者的批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儒者屬于理想主義的人文思潮，他們心中有一個終極的理想世界，又有一個先驗的道德本原，對于記憶中的過去有太多的理想和想象的成分，因此希望通過一種“儀式”與“象征”為中心的“禮”來保持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因而不希望過多地考慮實際社會中的實用性問題。在他們心目中，理想化程式化的“禮”的意義被放大了，他們希望禮樂以及人自身的道德意識與倫理信條可以拯救整個天下，實現一個理想的秩序。但是墨子一派則屬于十分堅定的現實主義，他們有一種極為實用思路，認為那種理想中的形式主義的繁文縟節可以取消，一切圍繞著實際社會的現實問題展開思索。如他們認為“天”與“鬼”是鉗制人們行為的外在力量，它能幫助天下安定，道德有序，因此必須順從；葬喪不利于積累財富與繁庶人口，音樂不利于生產財富而只能耗費財富，這些靠外在形式表現內在情感的禮樂制度，是沒有實際效用的。因此，必須廢除：很顯然，墨子對于儀式、象征的意義是不贊同的。墨子的思路的確很實在，它以對當時社會的有用無用、有利無利為唯一標準，做為他思索的理性。漢代王充《論衡·薄葬》中認為墨子一系太過分執著于耳目可驗、口鼻可得的經驗而放棄了精神和心靈的體驗，尋找到了“物”而放棄了“心”，適合了“愚民之欲”，卻不合“智者之心”。墨子的這些思想看似有理，但實際上都暴露了中華民族的弱點：一味節流，不知開源；執著于實用經驗，不擅于理論抽象。（墨子的兼愛、愛人）：認為人際關系的原則是“兼相愛”、“周愛人”，即同等地、無差別地愛一切人。墨翟及其門徒都是游俠出身，兼愛思想無非是俠士見義勇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精神的提煉和延伸。而且，針對當時社會動亂，國與國互相攻打，人與人互相殘殺，墨子急于尋找動亂的根源、救世的良方，他說：“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如果人們兼相愛，“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則干戈化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墨子是團體）：墨子及其門徒結成了一個組織嚴密、能夠進行政治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該團體的首領叫“鉅子”，墨子為第一任鉅子，他對于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絕對權威；該團體的組織原則是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絕對服從。可見，墨家實行的是專制主義統治。（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其實，外在形式和諧華美的追求，象征世界在生活中的存在，一方面是一種超越功能的行為，不超越實用性和工具性，人們沒有心情去追尋外在形式的“文”，一方面是一種人類情感的表現，外在的“文”其實正是內在的“化”，人類需要一寫寄予感情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神圣的敬畏和追求，也需要一些可以宣泄情感的文化象征來傳遞自己的喜歡和憂愁，如果只是尋求實用和功利，很可能使內心情感及寄寓內心情感的儀禮和象征都喪失，而喪失了這些的人類，也喪失其人之為人的依據而淪落為生物。（p108）（p110）首先，與儒者之學重視思想的薪火相傳與文化的基本教育不同，墨子一系在傳續上，更多地帶有那種人身的依附性和團體的封閉性，無形中消解了思想層面的聯系紐帶而凸顯了團體層面的宗法關系，……慢慢導致團體的分崩離析；其次，墨子一系的學說對于個人的要求未免太過，正如《莊子·天下》所說的要求每個人都“生不歌，死不服”，完全服從一種實用到底的思想，用近乎苛刻的樸素來限制人的欲望，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而要求每個人都“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弄得“腓無胈，脛無毛”，也是使從學者難以忍受的，至于要求后人自愿“以巨子為圣人，皆愿為之尸，冀得為其后世”，更是一種專制的傳承形式，是引發爭斗的根源，墨子一系的漸次消失，正在于這種自我瓦解。《墨子》的藝術特色：1、初具議論文規模；邏輯嚴密，善用具體事例說理，是說理文的一大進展。《論語》是純語錄體散文，《墨子》則是在語錄體中雜有質樸的議論文,文章結構完整,層次清楚,不再是三言兩語的對白或對話。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