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暨南大學本科生課程論文論文題目：學院：人文學院學系：專業：行政管理課程名稱： 城市發展前沿專題 學生姓名：馮穎欣學 號：20XX052273 指導教師：李琴20乂乂年12月20 日20乂乂年廣州生活垃圾日均產量約萬噸，日均處理垃圾萬噸，而現有生活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為萬噸，其中91%靠填埋。20XX年番禺大石數百名業主發起簽名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抗議活動，引發廣州垃圾焚燒廠選址的熱議。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一方面，民眾每天所產生的垃圾量遠多于城市處理垃圾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民眾對建立垃圾焚燒廠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垃圾產生得快，但處理得慢。如果僅采用堆填的方式，垃圾占用寶貴土地的土資源。如果采用焚燒垃圾的方式，居民則擔心其有毒氣體會影響身體健康。兩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垃圾圍城問題是不容忽視的。而在寶島臺灣，情況恰恰相反。在北投垃圾焚化廠卻身穿彩虹圖案，與它的觀景臺和360°全玻璃幕墻旋轉餐廳構成了北投的標志性建筑。同是垃圾焚化廠，卻有不一樣的宿命。臺灣民眾與廣州民眾對于垃圾焚燒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折射出兩地不同的垃圾處理方式。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是如何處理垃圾的？臺灣等在處理垃圾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地區和國家對于我國大陸城市有什么啟示？國內已有學者開始探討各地處理垃圾的方式。黃奕瀠在《臺灣垃圾變黃金》一文中介紹了臺灣因為垃圾分類回收得當，垃圾總量減少且創造了2萬個就業機會和億元新臺幣的回收再生產值［1］。王偉在《蘇州：讓餐廚垃圾變成循環資源》中介紹了蘇州對地溝油的有效利用，構建餐廚垃圾收運處置體系。公司采用高溫濕熱處理和生物處理相結合的工藝，將餐廚垃圾化為生物柴油、沼氣和蛋白飼料，為其他城市處理餐廚垃圾提供一個模式［2］。劉新宇提出了上海垃圾分類遲遲難以推廣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居民原先有積極性，但隨著后續的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置沒有跟上，使居民覺得分類收集毫無意義［3］。許煥崗在參觀斯德哥爾摩餐廚垃圾設備后介紹斯德哥爾摩如何處理餐廚垃圾，并提出中國的餐余垃圾于分類處理的欠缺，浪費了大量的寶貴資源，需要進行科技攻關，并且需要考慮技術的實用性、適用性和推廣性［4］。戴宏民在《德國DSD系統和循環經濟》一文中介紹了德國DSD系統的組織運作和垃圾分離去處，并提出了“必須深化對廢棄物資源化的認識”、“通過國家立法和強制執行確立廢棄物資源化”和“按照市場規律建立廢棄物的回收利用機構”三個建議[5]。可見，較少的文章總結了幾個國家或地區垃圾分類處理的模式和啟示。2下面，筆者選取垃圾處理取得一定成功的上海和蘇州，選取臺灣、德國和斯德哥爾摩作為成功處理垃圾的案例，結合國外國內的例子，總結其可行性和局限性，進而歸納總結幾點啟示。國內案例上海：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早在20XX年5月上海就推出了“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6]的活動，如今，末端處理的生活垃圾較以前日均減少兩三千噸。政府發放廚余垃圾袋和普通的垃圾袋。居民在自家進行垃圾分類。在上海垃圾分類居民小區里，有五個垃圾桶，分別是咖啡色的“廚余果皮”、黑色的“其他垃圾”，綠色的“玻璃”、紅色的“有害垃圾”和藍色的“可回收垃圾”[6]。居民把垃圾帶扔到相應的垃圾桶里，最后物業單位的保潔員進行二次分揀。完成垃圾分類這個環節后，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廢舊紙、塑料瓶罐鼓勵保潔員回收，出售后所得費用歸保潔員所有。而廢玻璃于價值低，則市容環衛承擔收運處置工作，有害垃圾交售給上海固體廢棄物處置中心和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等地專項處置，廚余垃圾則在加工后作為肥料出售，其他垃圾則專門的機構負責處理[7]。為了幫助市民養成垃圾分類的好習慣，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激勵措施。如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垃圾分類投放積分換禮活動。居民通過參與垃圾分類、垃圾減量等活動獲得綠色賬戶積分，從而在網上換取日用品甚至公園門票等。政府還和光大銀行合作推出了“陽光阿拉環保IC卡”[8],將積分直接換成人民幣。上海市推動垃圾分類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政府利用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回收。一方面，通過設置“陽光阿拉環保IC卡”和開展積分換禮品活動等調動居民進行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廢品出售后其費用歸小區保潔員所得也調動了保潔員進行二次分揀和進行廢品回收的積極性。其次，垃圾桶的設置方便居民投放垃圾袋。垃圾桶采用不同的顏色標識且分類較為細致，而不是采用目前街道上常見的僅用文字標識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居民在投放垃圾時不需要走太近即可分辨出應該投哪個垃圾3桶。長年累月下來，居民形成條件反射，無論在街上或是小區內，見到五種顏色的垃圾桶即知道相應的分類，這有助于居民養成分類垃圾的習慣。然而，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也并不是對所有人都適用。比如，市容部門調查發現舊小區的垃圾分類準確率高，而高檔小區的垃圾分類準確率低。在舊小區，居民的經濟條件相對于高檔小區的較差，積分換日用品的活動對這類居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對于高檔小區的居民來說，一方面，經濟條件較好，積分換日用品的活動對其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這類高檔小區多雇用保姆搭理家務事，保姆關于垃圾分類的知識有限。因此，單一地利用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不具有普及意義，僅適用于一部分居民。此外，積分換日用品活動的背后需要源源不斷資金的支持。如果一個地區財政收入較少，在長期內，難保資金的充足供應。蘇州：氛圍推動垃圾分類同樣是積極推動垃圾分類的城市還有蘇州。20XX年蘇州政府提出了“近期大分流，遠期細分類”的生活垃圾分類新模式［9］，按部就班，步步推行垃圾分類。各行政區可選擇三分法或四分法。另外，在廣場、公園、影劇院等大型公共場所設置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兩類收集容器，在合適的場所設置有害垃圾收集箱，在餐廳、食堂等公共場所設置廚余垃圾收集點。不同于上海，蘇州在推行垃圾分類時著重營造氛圍。同樣開展積分兌換禮品制度，蘇州推行時更增添了一份人情味。比如，在蘇州的養一社區，回收點旁邊設置了一間愛心小屋［10］。居民到愛心小屋可以選擇有價交換或無償捐獻廢報紙、書本等，社區根據所回收物品的費用，向再生資源回收公司結算，注入“愛心小屋愛心基金”，幫助轄區內的困難群眾。愛心小屋里的居民還會改造廢品成為，用于出售或裝飾社區。如在廢棄玻璃瓶內放置泥土和植物裝飾社區，玻璃瓶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為了推動環保與慈善結合的活動，社區還制定了一個慈善積分制度。社區為無償捐獻廢品的愛心人士建立愛心檔案，廢品的價格兌換成積分，登記在積分卡上，在年末評出社區4星級環保居民，并給予相應的獎勵如理發、眼睛修護服務、電腦維修服務等，積分第一名的居民更獲得愛心榮譽證書及獎勵，并在愛心墻上簽名和貼上自己的照片［11］。除了愛心小屋外，政府還聘請小區的大媽大爺為垃圾分類指導員，政府給予一定的補貼，指導員接受相應培訓和指導后上崗服務，在垃圾收集點和上門宣傳［12］。此外，有點小區還制作了垃圾桶語音提示器［13］、垃圾分類手冊和宣傳展板，垃圾志愿者也到街上分發垃圾分類手冊，開展垃圾分類宣傳和指導［14］。蘇州推動垃圾分類的方式充滿了人情味。首先，愛心小屋是環保和慈善的完美結合，垃圾分類不僅僅是單薄的環保，增添慈善后變得更立體，也擴大了關注人群和受益人群。55愛心小屋成立之前，一方面，可能只有社會環保組織大力推動垃圾分類，加入慈善元素后，慈善組織也會成為推動垃圾分類實行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不僅城市的環保事業得到發展，有助于垃圾圍城問題的解決，同時，本轄區內的貧苦群眾也得到了幫助。其次，垃圾分類指導員的設置發揮了意見領袖的作用，在小區內營造了垃圾分類的氛圍。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他們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作用，他們將信息擴散給受眾，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在小區中，熱心的大媽大爺熟悉小區居民和事情，他們承擔垃圾分類指導員的責任，能夠方便、順利地開展工作，向居民提供垃圾分類的信息。同時，這個做法也能解決這類人群的就業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就業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