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背景下國民休閑消費促進政策措施的討論與解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休假福利制度的改革，我國居民在文娛、旅游、體育等方面的休閑消費支出明顯增加，但是其需求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長期存在的內需不足與經濟高速增長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合力推出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同時，更為關注民生問題，積極采取措施刺激休閑消費。由此，休閑消費由居民自發型向政府引導型轉變，并正在發展成為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一我國居民休閑消費的概況休閑消費是從主體需求而非物品供給的角度來界定的。除了受收入、時間等剛性因素約束外，消費者自身的差異化、多元化、動態化都決定其經濟行為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因此，休閑消費的范疇始終在延伸、變化，學界、業界對其劃分標準和范疇界定也存在一定爭議。本文在分析休閑消費時，借鑒國家統計局現行的產業分類標準，將休閑消費簡要分為旅游、文化、體育、娛樂四大類，以便結合歷史數據進行分析。1999年，國務院公布并實行《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以“黃金周”為特征的假日經濟初步彰顯了休閑的消費潛力。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每周兩天雙休日、五個三天小長假、兩個七天“黃金周”的假日體系。閑暇時間的增加、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理念的改變，使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休閑活動?？傮w看來，國民休閑消費市場潛力還有待進一步釋放，發展前景廣闊。僅以其中的旅游消費為例，2004～2008年期間，盡管受到禽流感、南方雪災、四川賑災等一系列負面因素影響，但我國旅游業仍保持了良好的增勢，國內旅游人次從11.02億人次增至17.12億人次，年均增長率為11.64%；旅游總花費從4710.7億元增至8749.3億元，年均名義增長率為14.74%；人均花費從427.5元增至511元，年均名義增長率為4.56%。[1]同期，國內居民出境人數也有了明顯增長，從2885萬人次增至4584萬人次，年均增長率為12.27%（見表1）。表12004～2008年國內旅游情況和旅游業相比，文化、娛樂和體育業興起得更早，但因長期重其教化功能勝于經濟功能，市場化速度和發展速度比較緩慢。進入21世紀，經濟繁榮、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我國居民文化、娛樂、體育等相關消費向大眾化、多樣化、高層次化發展。統計數據表明，2004～2008年期間，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消費性支出從7182.10元升至11242.85元；文化、娛樂用品與服務支出[2]從473.85元升至736.09元，占消費性支出比重從6.60%升至6.90%，后因2008年經濟下行影響降至6.55%。這表明文化、娛樂用品與服務等休閑需求屬于較高層次的需求，在人們的溫飽需求滿足之后，休閑需求有著更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如果收入或預期收入降低，休閑消費也會是人們在消費預算中首先考慮壓縮的項目。就行業整體產出方面，問題更加突出。我國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收入的絕對值雖有所增長，但相對值卻有所下降。2004～2008年期間，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增加值從1042.3億元升至1513.6億元，年均名義增長率為9.78%，在第三產業增加值構成中所占比重從1.61%降至1.46%，在GDP構成中所占比重從0.65%降至0.59%。與消費支出方面的情況相比，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增長不僅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下降，即使在前幾個正常增長的年份也慢于整體經濟及整體服務行業，顯示出加快發展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迫切性。從以上簡短描述可見，現階段我國休閑消費的規模及其產值總體處在上升時期。但是，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就絕對值還是就相對值而言，我國休閑消費的規模都還明顯不足。統計數據表明，2007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為103879.6億元，其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創造的增加值為1513.6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同比增長8.99%，占同年分行業GDP增加值（257305.6億元）的0.59%。相比之下，2007年美國僅藝術、演藝和娛樂行業的私企創造的增加值就高達1338億美元，占分行業GDP值（138075億美元）的0.97%[3]。因此，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和人口較少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巨大差距，休閑消費和供給的數量和增長速度還有待提高。二金融危機對我國休閑相關產業的影響經濟全球化、美國過度消費、亞洲過度儲蓄、國際貨幣體系固有的缺陷等多種因素導致了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并于2008年向世界范圍蔓延，全球股市、樓市、匯市持續低迷，企業紛紛倒閉，社會大量失業。作為全球經濟新興體的重要成員，中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一）對旅游業的影響在入境旅游市場，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遠隔太平洋的中國明顯感受到來自華爾街金融風暴的陣陣寒意。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1～8月份，入境外國游客的人次和收入總體呈正增長，雖然偶爾出現單月下滑，卻基本屬于正常波動。但是，9月以后的月份本是往年的入境旅游旺季，但入境外國游客的人次和收入總體趨勢卻呈負增長，并出現逐月連續性下滑。統計數據表明，9～12月期間單月入境人次變動從-15.10%跌至-19.42%，而單月外匯收入變動也從-16.41%跌至-18.56%。特別是，同期歐美客源市場游客人次和外匯收入大幅縮水，美、英、法、德四國連續四個月出現兩位數的負增長率，其中美國游客下降數量最多，而英國游客下滑幅度最大。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誘發了一系列的債務危機、流動性危機和信用危機，大量歐美國民不得不縮減生活消費支出，紛紛取消、延遲來華旅行計劃，或縮減旅游活動項目。因此，北京并未出現預期的后奧運入境游井噴現象，而廣州也未出現廣交會期間商務游客猛增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其他省市也不同程度地面臨歐美游客銳減的窘境。相比之下，日、韓等亞太客源市場雖然相對穩定，但也因金融危機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境旅游的影響基本上是利好的。一方面，近年來GDP高速增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和高儲蓄率為我國居民出境旅游奠定了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出境游團費主要用外幣結算，經濟蕭條和匯率動蕩造成歐洲、澳洲的旅游產品團價不斷下滑。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從2008年5月開始跌破7.0點，歐元自2008年9月開始跌破10.0點，澳元也從10月初開始跌破5.0點。[4]與匯率連番下跌相對應，出境游價格也出現大幅下滑，中國游客紛紛“抄底出游”，歐、美、澳洲出境游逆市增長，中國游客成為歐美旅游市場備受關注的消費群體。據統計，2008年中國出境游人數為4584.44萬人次，同比增長11.94%，其中，因私出境人數為4013.12萬人次，同比增長14.91%。[5]相比之下，國內旅游市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這不僅因為近年來GDP高速增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和高儲蓄率增強了我國居民承受經濟危機的能力，還因為中央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增長，旅游企業也紛紛自發地調整了營銷策略，以應對市場環境突變。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國內旅游人次為17.12億人次，同比增長6.34%；國內旅游收入8749.30億元，同比增長12.59%；人均國內旅游花費511元，同比增長5.80%。[6]從2009年初開始，中央和地方紛紛出臺各項措施刺激國內居民消費，如開展旅游下鄉、派發旅游消費券等活動，這對刺激國內旅游市場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二）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影響我國的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是內需主導型的行業，金融危機對其負面的影響并不明顯。以廣播電視行業為例，2008年該行業總收入為1583.91億元，其中廣告收入為702.09億元，占44.33%，網絡收入為369.50億元，占23.33%，二者合占總收入的67.66%，受眾以國內居民為主。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文化產品和娛樂產品出口有所下降。據統計，2008年全國出版物經營單位出口圖書、報紙、期刊累計3487.25萬美元，同比下降17.93%；出口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101.32萬美元，同比下降43.87%。但是，相關出口收入在我國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總收入中所占份額很小，因此這些行業總體呈現逆市飄紅的景象。據統計，2008年全國電影綜合收入為84.33億元，同比增長25.38%；全國廣播電視總收入為1583.91億元，同比增長20.32%；全國新華書店系統、出版社自辦發行單位出版物總銷售額為1456.39億元，同比增長6.56%。[7]三有關國民休閑消費促進政策措施的討論與解讀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長期以投資和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面臨嚴峻考驗，內需不足與高儲蓄率、高投資率的矛盾日益凸顯。2008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休閑消費市場逆市飄紅、潛力巨大，有望成為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因此，從2009年年初開始，在中央“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戰略方針的指引下，各級政府紛紛出臺了一系列刺激國民休閑消費的政策和措施，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本文亦嘗試就此作些解讀。（一）旅游休閑消費券：立竿見影的有力工具2009年，發放休閑消費券成為各地政府大力推出的焦點政策和社會談論的熱點話題。就票券類型而言，休閑消費券以旅游消費券為主，以文化消費券、娛樂消費券、體育消費券等券種為輔。旅游消費券是發放規模最大、經濟作用最大、備受輿論關注的券種，發放地區范圍廣、總價值額度高。2009年2月16日，南京首發全國旅游消費券（價值2000萬元），通過搖號產生了20萬戶獲得鄉村旅游消費券的家庭。此后，寧波、蘇州、揚州、無錫、上海、杭州、鎮江等長三角多個旅游城市相繼推出“旅游消費券”，長三角地區以外的北京、廣東、湖北、湖南、山西、山東、河南、黑龍江等多個省市的市縣也紛紛加入發放旅游消費券的行列。在全國性旅游消費券發放的熱潮中，部分城市發放面額超過億元，如：杭州兩期派發價值2.5億元旅游消費券，咸陽4月派發2.9億元旅游消費券，上海4月首發“迎世博”旅游優惠券高達9億元等。相比之下，純粹的文化消費券和娛樂消費券發行的數量較少，發放的地區范圍限于上海、杭州、長沙等少數南方城市，主要針對本地市民。例如：在2009年上半年，上海市民可持文化消費券欣賞音樂會等文藝演出；杭州市民可持文化消費券在書店、劇院、電影院等地購書、買票；長沙派發的10萬張娛樂消費券則鼓勵市民進酒吧、KTV、歌廳等經營場所。體育消費券發行的數量更少、發放的地區范圍更小，主要是球場、健身房等經營企業的市場化行為，相當于折價優惠券，而政府參與的發放活動很少。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與旅游休閑的關聯性相適應的，在現實經濟中，很難清晰地將旅游與休閑分離開來，換句話說，發放旅游券必然會惠及休閑娛樂業。因此，本文以下重點討論旅游消費券。關于旅游消費券，人們的爭議主要涉及四個方面問題：①旅游消費券能否有效拉動內需？②申領者是否獲得了真正的實惠？③發放對象的選擇是否體現了公平和福利？④發放機制是否科學合理？一方面，支持者普遍認為：發放消費券減少了居民的旅游支出，刺激居民旅游需求的增長，充分發揮了旅游產業的關聯效應和乘數效應，有效地推動了國民經濟增長；發放消費券，可以讓利于民，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旅游的權益和福利；發放消費券面向全社會，基本上體現了公平的原則，惠及老齡人口和弱勢群體；發放機制基本合理，特別是部分地區制定了嚴謹明細的申領程序、適用范圍和使用規則。另一方面，質疑者則認為：發放消費券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居民的支付能力和消費預期，高收入者不會因價格優惠而增加休閑消費，低收入者寧愿不使用消費券、轉賣或將其兌換現金來減輕生活負擔，能否有效刺激旅游需求、拉動內需未成定論；企業在經濟蕭條時期會自發降價優惠，發放消費券更像是政府組織的促銷行為，徒增政府的財政支出，而民眾所得實惠有限；消費券的申領程序繁瑣，使用也有諸多條款限制，部分景區甚至不承認消費券的有效性，令申領者質疑政府的公信度和企業的誠信度，發放消費券不如景區降價、減稅等措施直接有效；發放消費券并沒有對申領者的收入水平進行限制和區分，看似公平，實則不公，消費券應主要針對中低收入者、老齡人口和弱勢群體；消費券的發放機制存在著渠道單一、透明度低、操作不合理等問題，部分地區出現了哄搶倒賣、弄虛作假和拖延結算的現象?？陀^地分析和評價，這是兩種貌似截然相反的觀點，但實際上各有其合理之處，不能簡單地判斷其對錯。我們認為，這是層次不同的幾個問題，評價發放旅游消費券政策的得失，必須以這項政策的初衷作為主要的判斷標準，即看這項政策是否有效地促進了旅游休閑消費。在這個前提下再盡可能顧及其他方面的標準，如公平問題。以此為出發點，我們認為：首先，發放旅游消費券的確有效地刺激了居民消費需求，促進了地方經濟的增長。2009年旅游消費券的發放備受媒體和輿論關注，大量的新聞報道、火爆的領取現場和激增的旅游人次、收入都反映出旅游市場的活躍，旅游消費券在拉動內需方面起到了短、平、快的效果。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種經濟效應是在宏觀經濟環境改善和休閑消費需求潛力巨大的基礎上實現的。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如：連續下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實施房貸款利率優惠，鼓勵給中小企業貸款；增加出口退稅的額度和力度，下調證券交易稅，取消利息稅；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通過以點帶面來促進體制創新、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其中，四萬億元投資計劃令世界矚目，它將引導大量資金投向我國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生態環保、自主創新等方面建設和災后恢復重建。盡管這些經濟政策看似與刺激國民旅游消費無關，實際上卻有助于居民穩定消費信心、提高收入預期和增強支付能力。因此，在旅游消費券形成強大宣傳促銷的攻勢下，潛在的休閑旅游需求得到了有效釋放，起到了拉動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其次，如果能符合公平原則當然最好，但如果效率與公平二者不能完全一致時，我們不應以適用于增加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公平原則為主要標準來評判旅游消費券。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旅游消費券的發放主要是為了刺激需求。在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曾經發放純福利性質的消費券刺激社會需求，但是我國的旅游消費券不是純福利性質的，而是需要政府支出或企業讓利，同時也要求使用者匹配支出，如杭州政府規定外地游客在本地旅游消費時，實付滿40元方可抵用10元消費券。發放旅游消費券，實際是在“政府支出—企業利益—民眾實惠”之間尋求一種利益均衡，如果這種均衡未能實現時，就會出現矛盾沖突，如：當旅游消費券的發放未能兼顧企業利益時，企業就會將利益損失變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或不承認消費券的有效使用；當使用者不愿匹配支出或質疑消費券的優惠性時，就會拒絕使用或轉讓、變賣。因此，只有三者利益協調得當，才會真正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再次，發放旅游消費券主要是根據市場原則來定位目標群體的，它只體現了相對的公平性和有限的公益性。就目標群體設置而言，各省市發放的消費券存在明顯差異，如：武漢、牡丹江等地主要針對本地市場，鎮江、蘇州、揚州等地主要針對外地市場，北京、上海等地的消費券惠及本地和外地居民，杭州的消費券則分中、英、日、韓四種版本，全面輻射本地、外地、港澳臺和外國游客。這種設置是由各地旅游客源市場的特征和自身接待能力決定的。同時，部分地區雖然針對本地弱勢群體發放了一定數額的旅游消費券，但是覆蓋面小、數量少，只是體現了黨和國家以人為本的和諧理念和危難之際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盡管休閑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但是我國的現實是各地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城鄉差距很大、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沉重，絕對的休閑權利公平和廣泛覆蓋的休閑惠民政策還只是超越現實的美好愿望。最后，發放旅游消費券在我國尚屬首次，各地在試行過程中因機制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績效。在消費券發放申領方面，部分地區因事先組織籌劃工作不到位，導致哄搶倒賣、弄虛作假等現象的滋生；其他地區（如北京、杭州等地）則制定了明細嚴謹的申領程序、適用范圍和使用規則，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未來需要通過政府財力投入而發放旅游消費券的場合，各地可以借鑒彼此成功經驗，制定更為科學合理的發放機制，以更多地體現票券發放的公平性、普惠性。各地可以考慮根據自身條件，有選擇地采用公眾網上申領、公眾定點申領、旅行社團體申領等多種多樣的申領方式，并通過指定銷售點、指定旅游代理商、召開旅游會展、委托新聞單位或知名網絡等多種渠道發放消費券。（二）“文化下鄉”與“旅游下鄉”：貴在堅持的長遠政策文化下鄉是“三下鄉”的重要內容，始于1996年中央宣傳部、國家科委、農業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聯合下發的文件——《關于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的通知》。“文化下鄉”是由政府部門組織、志愿者主動參與的公益活動，每年由各地政府部門組織，能夠獲得政府部門的經費支持；活動的主要內容是送圖書、報刊下鄉，送戲劇、電影、電視等文藝節目下鄉，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開展群眾性文藝活動和教育活動。2009年初，隨著家電、汽車等制造行業紛紛挺進農村消費市場，“文化下鄉”再次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地政府在推進文化下鄉的同時，更注重宣傳黨和政府應對金融危機以及保民生、惠民生的重大決策，幫助農民提高職業技能和拓展創收途徑。例如2009年，北京市“三下鄉”活動以保證農民增收為重要內容，重點策劃了觀光農業推介。盡管這項政策已推出10多年，但其實施力度、廣度還有待進一步拓展，其內容和形式也有待進一步探索，其實施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探索和完善。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文化下鄉”產生的短期經濟效益并不明顯，但是它所產生的長期經濟社會效益值得關注。實施“文化下鄉”，有助于推進文化資源和信息資源向農村和基層傾斜，解決城鄉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有利于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加強農民工和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能夠增加農民收入、促進文化建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我們認為，文化下鄉是一項積水成淵、功在長遠的戰略性政策，近期應著力解決部分下鄉活動務虛而不務實的問題，以有效滿足農民當前真實的、迫切的文化需求；從長遠看則應致力于改進文化下鄉的內容和形式，解決覆蓋面窄的問題，并在各級政府的主導下形成適應各地文化特點并具有長效機制的惠民政策?！奥糜蜗锣l”是由國家旅游局倡導、地方旅游局牽頭組織的活動。2009年初，國家旅游局局長邵琪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70%的旅游資源處于包括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的農村地區，因此我國潛力最大的旅游市場在農村，潛力最大的旅游需求在農村。2009年2月，由廣東首先在全國試行旅游下鄉活動，地方政府聯同企業給予農民13%的旅游補貼。在廣州南湖國旅推出的首批“旅游下鄉”系列產品中，包括了北京、西安等熱點城市和廣東知名景區在內的17條線路，而中山市、肇慶市、廣州花都區鄉鎮農民憑身份證或者戶口本領取補貼券，就可享受13%的價格優惠。不過，該項活動的實施效果不如預期理想，而且很多地區缺乏實力開展同類活動，全面開辟農村旅游消費市場的時機尚未成熟?！奥糜蜗锣l”不同于“家電下鄉”、“汽車下鄉”，不能簡單地將其定義為將旅游服務產品送到農村，積極開發農村客源市場。首先，農村客源市場開發的時機尚未成熟，農村中的富裕階層支付能力較強，但是農村的中、低收入者群體依然需要扶助。畢竟，我國城鄉經濟、文化存在巨大的差距，農民收入偏低而城市生活消費品的物價偏高，除少數地區或少數富裕的農民能夠并愿意支付進城旅游的高額費用，多數農民更愿意節省這部分支出用于儲蓄或其他消費，進城旅游對他們來說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因此，旅游目標市場應鎖定于城市的中、高收入群體，農村中的富裕群體宜被視為新興潛力市場，而城鎮的低收入者和農村的中、低收入者則需要財政扶助并予以價格優惠。其次，旅游產品不同于制造業產品，只能由終端消費者流向產品，不能由產品流向終端消費者。旅游目的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配套服務、設施建設水平極大地影響了游客的流向和流量。因此，應該加強鄉村旅游地的旅游供給能力，既便利大量城市游客流向農村，增加農民收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亦方便農民在村村之間短程旅游，使他們不須承擔太多的旅游花費，卻能享有旅游休閑的福利。由此可見，應將“旅游下鄉”與“下鄉旅游”結合起來。一方面，從供給的角度促進旅游下鄉，即旅游局與旅游企業通力合作，實現產品下鄉、服務下鄉、管理下鄉、投資下鄉和配套服務下鄉。另一方面，從需求的角度促進下鄉旅游，即通過宣傳促銷，鼓勵城市居民下鄉旅游、近郊旅游，通過價格優惠，引導農村居民在村村之間旅游。這樣，有助于形成“外地游客游市區、本地游客游農郊，城鄉居民雙向游、鄉村居民互動游”的多流向旅游市場空間格局。（三）個人旅游消費信貸措施：有待創造條件、適時推進根據1999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關于開展個人消費信貸的指導意見》，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于2000年在全國范圍內率先推出為出行者提供理財服務的旅游消費貸款，旨在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但是，該項措施自實施以來備受冷遇，廣大居民申請個人貸款主要是購買住房、汽車等大宗必需品。因此，中國工商銀行后來取消了單獨的旅游貸款服務，將其并入個人綜合消費貸款項目。隨著信用制度的完善、消費觀念的變化，個人綜合消費信貸已經有可能逐步走進千家萬戶，旅游信貸也有可能不再被視為奢侈浪費。2008年底，根據國務院提出的金融“國九條”及其細化措施，江蘇省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通過29項具體措施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該意見指出，各金融機構要根據不同消費階層特點，在繼續發展住房、汽車等主導消費信貸產品的同時，要努力拓展旅游、婚慶、非義務教育、耐用消費品和信用卡消費等領域的消費信貸業務。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個人旅游消費信貸重新受到關注，雖然尚未在全國普及，但是相關部門對其給予了一定的期望。旅游消費信貸能否普及，不僅與消費觀念的改變有關，而且與信用體制的健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等多種因素相關。個人旅游貸款主要分為出國旅游保證金貸款和旅游消費貸款兩種。出國旅游保證金貸款用于支付因出國旅游而需要向旅行社交付的保證金。旅游消費貸款用于支付自旅游申請提出至旅游過程結束為止所發生的物質消費和精神消費以及其他相關費用。目前的突出問題是，高收入者旅游無需貸款，低收入者不敢貸款旅游，在貸款手續繁瑣、收入預期不確定、社會保障體系未完善的條件下，持保守型消費觀念的人們對旅游消費信貸措施依然持觀望態度。（四）國民旅游休閑計劃：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新舉措國民旅游休閑計劃，簡稱國民休閑計劃，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由國家旅游局倡導，先在少數地區試行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該計劃旨在通過制定有關扶持政策、采取相應激勵措施，最大限度地調動全社會參與旅游休閑活動的積極性，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旅游休閑需要，培養廣大群眾日常的休閑方式和健康的消費行為，進一步提升國民的生活質量、生命質量和幸福指數。醞釀中的國家級的休閑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生活質量的提升計劃、拉動內需的促進計劃、休閑產業的發展計劃和抗御金融危機的救市計劃，但最終結果還有待修改完善。相比之下，地方版本的休閑計劃則走到了前面。2009年1月，廣東省旅游局公布了《關于試行國民旅游休閑計劃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使廣東省成為了全國首個試行國民旅游休閑計劃的試點地區，然后浙江、江蘇、山東等地也陸續推出了地方性的“國民休閑計劃”，并且采取了一些各具創新特色的舉措。例如，廣東提出彈性帶薪休假，鼓勵居民把帶薪休假與“五一”法定假日連休；深圳市積極推進企事業單位開展帶薪休假、獎勵旅游、福利旅游，將修學旅游列入中小學課程；浙江、江蘇兩省以發放旅游券、企業讓利促銷、開展節事活動等方式推進國民休閑計劃的實施；山東在發放旅游消費券之外，著手制訂涉及娛樂、文化等多行業、多部門的“國民休閑計劃”，其廣度、深度遠遠超過已經出臺的“山東人游山東”、“旅游一卡通”等舉措。國民休閑計劃因其可能的影響范圍而受到廣泛關注，但也有人提出一些冷靜的疑問，主要包括：①推出的條件是否成熟。在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偏低，并且貧富差距趨于擴大的情況下，旅游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還是一種奢侈品。對于那些低收入群體及失業者來說，“國民休閑”的提法無疑會刺激他們的神經，甚至有可能使他們產生強烈的抵觸感，不利于社會和諧。②提出的時機是否恰當。旅游休閑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公眾應該享受到的休閑福利，應以增加公眾的休假幸福感和休閑質量為核心，但我國目前提出這個計劃的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機，有著鮮明的功利目的，即拉動內需和抗御金融危機。這樣難免會降低公眾的認同，使公眾認為他們被當作了拉動內需的工具，即便計劃確實可以提高公眾的生活質量和福利，他們也會認為政府只是對他們的錢袋感興趣。這些疑慮有其合理之處，但并不否定國民休閑計劃本身，而只是提示考慮推出的條件和時機。我們認為，推出國民休閑計劃正當其時。理由在于：①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而我國在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之后已初步具備了進一步提高國民生活質量、促進國民全面發展的條件，而制定和推出國民休閑計劃則是旅游休閑部門制定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一項重大舉措。②目前，我國正在步入大眾旅游時代，推出國民休閑計劃，將有利于促進旅游休閑產業的健康發展。③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一年，2009年中國已經率先走出衰退實現了經濟回升。在這種環境下推出國民休閑計劃，既可以增進公眾的休閑福利，也可以增強經濟增長的效果。④即使有拉動內需的功利性目的，公眾也會從中受益。從試點地區的做法可以看到，各地休閑計劃各有特點，但都或多或少地對人們的休假時間更有利，使得人們的花費得到或多或少的降低。而且，這項計劃一旦推出，就會在比較長的時期里引導我國旅游休閑業的發展，而不是危機一結束就終止，因此沒必要回避“功利性”的指責。（五）《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與《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2009年9月，繼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提出之后，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兑巹潯分赋隽宋覈涌煳幕a業振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了振興文化產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規劃目標?！兑巹潯分赋觯航鹑谖C仍未見底，對文化產業發展產生諸多影響，而文化產業有逆勢而上的特點，為創新文化體制機制、做大做強文化產業帶來了契機；同時，《規劃》確定了八項重點任務：發展重點文化產業、實施重大項目帶動戰略、培育骨干文化企業、加快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建設、擴大文化消費、建設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發展新興文化業態及其擴大對外文化貿易。為確保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規劃》還提出相應的政策措施，如：降低準入門檻，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參與國有文化企業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加大政府投入、落實稅收政策、加大金融支持、設立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大力培養文化產業人才，完善法律體系、規范市場秩序，為規劃實施和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段幕a業振興規劃》將文化產業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它已被納入國家綜合性的振興規劃，正面臨著產業超常規發展的重大機遇。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依靠物質資源、能源發展工業來增加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