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改制股權糾紛裁判初探

●李真／文對于企業改劍操作不夠規范所引發的股權糾紛案件，由于《公司法》等現行立法過于原則，各地法院、甚至法院內部認識不一，相同案件判決結果迥異，引發了當事人對于司法公正的懷疑，甚至導致集體上訪事件，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本文分析了企業改制股權糾紛的主要類型，提出了處理此類糾紛應遵循的原則，并針對不同類型的股權糾紛提出了具體的裁判方法，以期以個人之管見為審判實踐提供一定的借鑒。一、企業改制股權糾紛的主要類型由于企業改制操作不夠規范引發的股權糾紛案件，雖然紛繁復雜，但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類型：類型一：已履行出資義務但未予登記。企業改制過程中原有職工往往能得到一筆工齡補償款，實踐中常常并未實際發放給職工，而是直接轉為職工的出資，甚至以出資作為繼續留在新企業工作的前提條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在股東名冊、工商登記等法律文件中沒有顯示出資人的姓名，引發該款項究竟是出資還是借款之糾紛。一般而言，從職工的角度看，若企業效益很好，則主張為股權出資，若企業效益不好，則主張借貸關系，而企業的主張則剛好相反。類型二：辭退、退休即退股。不少改制企業都有類似的做法：職工因辭退、跳槽或退休等原因離開公司，自動失去股東資格，一般將原出資額退還職工。由于公司效益良好或因征收獲得巨額補償款，職工訴予法院，要求確認其股東資格。類型三：“隱名股東”。系指某些履行了實際出資的義務，但基于某種考慮，其名字故意不在股東名冊、工商登記、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上出現，既可能與“顯名股東”產生股東權益糾紛，也可能在公司人格否認案件中引起“隱名股東”是否應遭追索之爭。易言之，“隱名股東”是否應被確認為股東身份認識不一。二、改制企業股權糾紛處理原則企業改制是我國經濟改革的重要舉措，妥善處理此類糾紛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而且關系到經濟改革的推進。正因為如此，處理這類糾紛應和普通的公司股權糾紛有所區別。以《公司法》、國資委《關于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等法律為依據，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有關精神，改制企業股權糾紛處理應遵循以下原則：第一，積極受理，謹慎處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改制企業的股權糾紛屬于民事糾紛，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依法理應受理，若不及時受理，會進一步引發矛盾。改制企業的股權糾紛應有別于普通的股東權利之爭，一旦剛性裁判或處理有誤，極易造成更深的社會矛盾。處理不夠謹慎則可能影響其基本生存，妥善解決這類糾紛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站在穩定社會的高度，借助各方力量，積極勸說，耐心調解，謹慎裁判。第二，保證公司社團穩定，維護企業改制成果。公司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商業主體，其交易活動頻繁，必然牽涉眾多利益主體，若[來自wwW.lw5u.coM]輕易否定其社團資格，必然損害眾多主體的合法利益，對企業改制過程中存在的諸如國有資產評估不實等，可以通過追究責任人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解決，不宜直接撤銷、解散公司。民事審判也應服務于經濟改革的大局。第三，實行內外有別標準，保護各方合法利益。對于股東資格確認的標準，存在“實質說”與“形式說”。“實質說”強調探尋當事人之內心真實意思，是否履行出資義務，享受股東權利等實質性要件；“形式說”則注重工商登記、股東名冊等是否載明其名字作為確認股東資格的標準，兩種標準均存在其合理性，筆者傾向于在處理公司內部關系時應依“實質說”，在處理外部關系時宜采“形式說”。三、改制企業股權糾紛裁判方法對于上述三類糾紛，筆者認為應依照其不同特點，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判。類型之一的股權糾紛，即已實際履行出資但未予以登記的情形，筆者認為應確認其股東資格，因為成為股東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已實際履行繳付出資的主要義務，完全符合成為股東的實質條件，確認其股東身份于法有據，至于未在股東名冊、工商登記等法律文件上明示，其本身應為公司之義務，出資人并無過錯，當然不能由出資人承擔不利后果。我國《公司法》第33條第3款規定：“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未經登記或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由此可知，工商登記等僅為證權程序，并非設權程序，僅僅是可以作為證明股東身份的外部證據而已。當然，履行了出資義務但未予登記的“事實股東”的存在，容易留下法律糾紛的隱患，當公司盈利前景看好時，“正式股東”就會以“事實股東”的出資系借款為由否定“事實股東”的資格。反之，當公司盈利前景不被看好時，“事實股東”就會以同樣的理由否定自己的股東資格，主張退款。因此，筆者認為在判決書中不僅應該確認“事實股東”的股東資格，而且應責令公司將“事實股東”予以登記。頗為棘手的是，由于《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的上限為50人，而改制企業人數常常可能超過此限，導致有些企業為規避該規定，故意對部分出資人不予登記，法院能否以惡意規避法律為由否定公司成立呢？筆者認為，較為妥當的處理方法是：未予登記的出資人應當予以登記，否則本身留下糾紛隱患，至于超過50人上限的問題，可考慮將多余人數的出資作為一整體，托管于職工持股會等組織，否則對于人數超過50人的企業改制將難以依法進行，畢竟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的門檻更高，僅注冊資本就為500萬元。類型之二的糾紛，即辭退、退休即退股問題的處理較為復雜，不能一概而論。首先必須明確的是，職工辭退、退休并不必然導致退股，從法律上看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關系：作為一名員工，其與公司是勞動法律關系；作為一名出資者，其與公司是股東與公司的股權法律關系，因此，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強制要求退休即退股顯然于法無據；此外，退股的含義也應予以明確，退股不能簡單地將原出資額從公司取回。一方面，《公司法》第36條規定：“股東在公司登記后，不得抽回出資。”由此可知，股東不能抽回股本，即公司原則上不得任意回購自己的股權。另一方面，公司成立后盈虧狀況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轉讓價格應與盈虧狀態相適應，若公司出現嚴重虧損時仍以原出資額回購股權，必然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即使退股于法有據，也應該評估其價格。事實上，就改制企業的具體實踐來看，所謂退股一般并不是公司回購，而是將該股權轉讓該公司的其他股東（如新職工等），依照《公司法》的規定，股東自愿轉讓股權是合法的，只要不侵犯現有股東的優先購買權。最后，改制企業能否強制要求退休職工退股呢？若這類職工不愿意轉讓股權，企業能否依照公司章程“退休而退股”的規定強制其退股呢？筆者認為，問題關鍵在于公司章程是否依法制定，若是，則應支持“退休而退股”的主張。“退休、辭退即退股”的實質是股東資格的取得附加了特別的條件：與公司存在勞動法律關系，即只有該公司的職工才能成為企業的股東，筆者認為這樣的限制符合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屬性，職工一旦離開公司就失去股東身份有利于維持人合性。此外，公司章程是股東之間的協議，在章程中約定離開公司必須轉讓股權并沒有違反《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只要是其真實意思表示，應當認定該協議有效。反之，若章程的制定僅是公司的高管行為，股東并沒有在公司章程上簽字認可，章程因違法而無效，“退股而退休”則無法律依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踐中往往存在公司章程并未規定“退休即退股”，但董事會卻作出該決議，如何認定其效力呢？筆者認為，依據《公司法》第47條關于董事會職權的規定，董事會無權就此作出決議，此類重大事項應該由股東會議表決，因此，若是董事會作出此決議，法院應當不予支持。類型三“隱名股東”身份確認案件，因具體案件的事實不同，其處理方法也應有所區別。在某些改制企業中，企業的原有領導出于多方面的顧慮，不愿意讓人知曉其為新公司的大股東，雖然由其實際出資，但“顯名股東”則為其他人。“隱名股東”若與“顯名股東”發生股東資格之爭，法院應該如何裁判呢？筆者認同學者吳越教授的觀點，即一般應分為兩種情形作出不同的認定：一是若公司的其他股東均知道“隱名股東”的存在并予以認可，此時“顯名股東”只不過是“隱名股東”的代理人而已，依照代理制度的一般原理，法律后果當然由被代理人承擔，法院應確認“隱名股東”具備股東資格；二是若公司的其他股東并不知道“隱名股東”的存在，其能否取得股東資格則取決于其他股東的承認與否，若不予承認，“隱名股東”將無法取得股東資格，至于“隱名股東”與“顯名股東”之間的糾紛，“隱名股東”只能依雙方的秘密契約追究“顯名股東”的違約責任。更為復雜的是，若在公司人格否認的案件中，公司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