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貝爾西的“文學趣味論〞和“文化唯物論〞,文學理論論文假如講19世紀在英國文學史上是小講的黃金時代，20世紀是理論的時代，那么我們如今所處的則是閱讀的時代。文學市場空前繁榮，學術市場著述充棟。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經典〕①對此提倡重視經典閱讀的文化價值；希里斯米勒的(閱讀的倫理〕關注閱讀行為的道德維度；斯皮瓦克的(學科之死〕強調閱讀牽涉到人文學科的生死存亡〔Spivak2003:71〕；喬納森卡勒的(界定符號〕則以為閱讀本身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問題。當下學界或許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重視閱讀的品味意識和價值觀念，但是卻沒有充分關注到閱讀的趣味問題。作為現代英國學界的文化唯物主義文論家，凱瑟琳貝爾西〔CatherineBelsey〕②從事文學教育與研究數十年，深諳文學閱讀的趣味之道。她在2018年出版的專著(批評的前景〕中梳理了趣味問題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再重新審視泛文化得失之余，從文學趣味瞻望文學批評的突圍前景。從闡述構造來看，本書內容共分為三個部分：一律且庸俗乏味的意識形態。她本人則梳理三種典型的文化觀念：雷蒙威廉斯的作為生活方式和意義的文化、巴爾特的作為符號和神話的文化,以及格茲的作為塑型網絡的文化,討論社會學、符號學和文化人類學三種范式的利弊。在這里基礎上，貝爾西關注文化范疇的文本形式和物質內容，將其視為意義和價值的賦型方式,主張聚焦作為研究對象的意185〕。以女性主義為例，貝爾西重視女性的物質性研究視角，卻愈加強調其本身的符號學內涵：她甚至以為改變女性概念的意指關系就是變革女性本身的各種意義,就是重新塑造屬于女性的文化范疇。既然文化棲身于變動不居的各種意義，而意義存在于文學作品的意指關系，那么文學趣味就在于重讀處于變革經過的符號和意義，詮釋同樣處于重塑經過的文化和神話。最后，趣味分析的缺失原因也源自歷史主義的批評傳統，表現出偏頗的歷史意識.現代文學再現當下在場的意義和價值，歷史文學則是作為缺席意義的文化史。將文學文本視為歷史附庸，舊歷史主義提倡其作為連續形式的文化記憶，新歷史主義則主張其作為斷裂形式的文化變革。新舊兩種歷史主義的錯誤在于：從外部語境自上而下地約束文學意義，使得文學趣味成為歷史意識的犧牲品。貝爾西以為，這種偏頗的歷史意識忽視文學的想象空間，造成新歷史主義的兩大錯誤。其一，時空錯位：以任意時代視角揣測文化意義和歷史意識，經常表現為從歷史橫切面對17世紀莎士比亞戲劇的各種猜測；其二，碎片拼貼：以任意歷史文本引發文化臆想和歷史推斷，通常呈現出從江湖野史對前當代文化的解讀游戲。新歷史主義借助人類學形式呈現出歷史世界的各種可能性，但是它卻迷失在歷史謎題的闡釋快感,放逐文化文本的意義和趣味。貝爾西對此提出的對策是作為文化史的文學批評,主張糾正偏頗的歷史意識,關注文學作品的文本世界和想象空間，討論意義和價值的生成、矛盾與對話經過，恢復文學閱讀的個性體驗和趣味視角。3.趣味問題的三種維度文學能夠再現過去情境，塑形當下語境，可以以預言將來世界，它其實更多地是作為一種文化想象的人學.文學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代表著無所不至的常規知識〔customaryknowledge〕；批評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能夠揭示文學本身的可然世界和未知空間。忽視文學作品的文本維度，漠視文學閱讀的趣味問題，無異于是在限制本身學科的潛在空間〔同上：72〕。就她本人看來，文學閱讀的趣味源泉主要有二：其一是文學的寓言空間，其二是批評的祛魅經過。就文學市場來講，讀者的閱讀等待往往并非在于新聞紀實的現實世界，而是充滿跌宕起伏的文學世界；就學術市場來講，批評家們的閱讀興趣往往不是非程式和刻板化的意識形態批判，而是蘊含文學技藝和文化記憶的文本世界。從文學人物、文本、讀者/批評家這三個閱讀維度入手，貝爾西分別討論文學趣味作為欲求、想象力和品味的詳細范式和理論意義。文學人物維度的文本自我通常呈現為欲求的趣味形態。文學人物在文學世界自由存在，作者假借他/她們作為敘述者發出聲音，讀者也要依靠他/她們的視界經歷體驗獲取意義。文學人物的各種欲求不但是作者創作的結果，而且也是讀者閱讀的效果，而這三者皆是歷史性的產物。文學作品的成功與否，文學趣味的存在與否，大多決定于文學人物能否塑造成功，或者講，能否被認可.在貝爾西看來，文學作品能夠被視為文學人物在欲求與認可之間自我實現的成長經過，兩者理應成為文學批評的關注對象。貝爾西的認可講看似翻版亞里斯多德的人物性格論,實際上卻更多融入欲求作為常規知識的文化視角。通過考察欲求的歷史形式和文化動因，趣味問題實際上不僅呈現文本自我的寓言空間，而且透視文化變革的祛魅經過。文學文本維度的間性空間具體表現出出的則是想象常人無不感慨文學想象之無限:有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萊特再者，由于文本本身的間性特征，闡釋意義呈現出自講自話的雜亂局面，更難免盲人摸象之感。然而，貝爾西再三強調，文學趣味的真正價值不在于現實生活的必然世界，而在于文學想象的可然世界，以及意指實踐的常規知識.換句話講，文學之所以沒有成為其它學科的附庸，皆是由于文學意義的延遲特征，以及文學文本的間性空間。在文本和意義之間潛伏的恰恰是作為想象力的文學趣味。貝爾西以為，文學理當擺脫模擬和再現的現實韁繩，馳騁常規知識的文學想象；批評則應該關注文學文本的空間視角，揭示文學想象的閱讀趣味，討論可然世界的必然之道。讀者和批評維度的闡釋意識則表現為品味的趣味形式。文學敘事常有未盡之事，讀者則有意猶未盡之感，閱讀行為因此常被比喻成為意義、經歷體驗和視角的探尋求索經過。然而，針對敘事邊界的不同闡釋意識，貝爾西至少區分出四類受眾：普通讀者、稱職讀者、作為優秀讀者的批評家，以及作為優秀批評家的理論家。普通讀者轉向人物角色，稱職讀者關注文學世界，批評家揭示文本空間，理論家則討論文化視角。固然他/她們關注的重點各有不同，但是閱讀視角自有其趣味，詳細呈現不同的品味.品味或許有高低貴賤之分，但是趣味本身卻無可非議。在于貝爾西看來，討論趣味獲取閱讀經歷體驗的常規知識,研究品味則揭示批評視角的文化政治。文學趣味在不同維度呈現出不同的詳細形式和理論范式。總的來看，閱讀本身更多的是呈現語言的敘述空間和意義的生成經過，負責任的批評則必須關注到文學作品的文本世界，分析文學意義的意指實踐，討論文學趣味的文化動因。閱讀視角對文本世界的闡釋效果通常呈現三種立場：置換、和解和挑戰.最具有文學趣味的批評總是那些能夠專注文本、打破常規和關心人性的文化史研究實踐〔同上：125-27〕。貝爾西的文學趣味觀念既是建立在文本性基礎上的文學本體論，同樣也是在歷史性基礎上的文化唯物論。她的趣味觀念和文化史意識始終保持多元和開放的批評視角，致力提供批評的一種前景,并不尋求全面和深入的理論體系。在于貝爾西看來，置身于反智主義的后當代語境，文學趣味的現實意義在于描繪一種經歷體驗視角,因而她的當務之急不是提供一部理論著作，而是關于當下實踐的反思〔同上：〕。4.文化唯物主義：趣味問題的理論范式同樣是圍繞文學人物、文本、讀者/批評家的三個維度，貝爾西并不主張文學批評轉向文化研究，她對學術研究的應景之作更是反感之至。在她看來，有品味和負責任的文學批評應該充分關注到文學閱讀的趣味機制和文化動因：其一是文學的寓言空間，其二是批評的祛魅經過。首先，文學閱讀的趣味機制顯然受制于文學文本的空間構造，閱讀行為則必須鼓勵反思，防止人文學科被物化為預先設定的事實，或者是毫無生命可言的文本其次，趣味問題的文化動因存在于文學批評的闡釋空間，文學教學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應該教授怎樣根據這些文本定位自我，因此討論激活人文主義研究領域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框架的各種異己之見〔Culler1998:56〕。對此，基于文學的寓言空間，貝爾西本人主張的是通向文化史的文本闡釋；針對批評的祛魅經過，她提倡從文化研究到文化批評的歷史解讀。文本闡釋與歷史解讀休戚相關、相輔相成。因而，在文本性與歷史性的兩個層面上，貝爾西強調的乃是重視文學趣味生產和消費的文化唯物主義理論范式。貝爾西的文學趣味論或多或少地受益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觀念，十分是后者主張的將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經歷體驗主義視角。然而，她并沒有將文學趣味問題簡單地看作是個體生活方式的閱讀經歷體驗，反而更多提倡文學閱讀的一種文化史視角，由此更為重視考察文學趣味作為意義生產和消費的文化動因。在文學閱讀的本體論層面，貝爾西強調文學趣味之文化史工程的根本目的在于圍繞各種意義和追尋意義的歷史,或者發現意義，或是制造意義藉以此，華而不實心在于歷史變革、文化差異和相對真理，其目的在于改造主體，將我們本身作為創造歷史的政治經過和教育經過的實踐者〔Belsey1989:168〕。同時，在文學閱讀的方式方法論層面，她則主張文學趣味的文化批評，說明其與文化研究的根本差異在于：文化批評通向的是文化史，討論歷史與當下的差異，其歷史性并不排擠任何階級或階層的文化價值〔Belsey2003:26〕。在貝爾西本人看來，趣味問題的研究對象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當下語境的流行文化，而是必須追根究底地考察文學趣味的文化機制和歷史成因；其研究方式方法也不能簡單地援用文化主義和構造主義的文化研究套路，而是應該從文化生產和消費經過的歷史視角，討論文學趣味作為文化史在當下與歷史之間的文化批評空間。趣味問題的文化史視角有效回避了文化主義和構造主義的范式問題，轉而以一種文化唯物主義的歷史分析形式討論文學趣味在當下時代與歷史語境之間的閱讀行為和文化動因。從貝爾西所提倡的作為文化史的文學批評來看，其文學趣味論的文化分析，實際上是作為文化唯物論的歷史批評。在對歷史的文化性分析中到達借古諷今的現代性效果，在對文化的歷史性分析中實現以今參古的歷史性效果〔王進2018:164〕，即在文學閱讀層面，文化視角無論怎樣不要摒棄詩意視角,而應成為文學藝術的詩情畫意的守望者在文化批評層面，歷史視角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