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和政治哲學20世紀60年代后，西方哲學，無論是英美世界的分析哲學還是歐洲大陸的現象學以及存在主義，都紛紛走入了一個低潮時期，70年代開始，西方哲學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兩種強有力的趨勢：一是政治哲學的興起，二是后現代主義的廣泛傳播。這兩種趨勢構成了70年以后的哲學發展大的趨勢。后現代，顧名思義，現代之后，是對現代思想的批判、抗議和反叛。后現代認為現代已經是老古董的東西，而且是不合理的老古董了，需要加以反思和批判。后現代，就是現代之后，而何謂現代呢？一般都把17世紀以后的西方歷史稱為現代，現代是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開始的西方的幾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如何評價啟蒙運動以來的世界，啟蒙運動給世界帶來了什么，這是人們在啟蒙運動發展和后來的傳播過程中人們一直在反思的一個問題。啟蒙對大多說西方人來說是成功的，因為啟蒙使得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并居于世界的中心和統治地位，啟蒙給全世界提供了一種普遍的文化模式。但是，在啟蒙傳播的過程中，對啟蒙的批判和反抗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而對啟蒙反思最徹底、最激進和最劇烈的批判的則來自于后現代。什么是后現代？利奧塔在其著名的《后現代狀況》中將后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元敘事就是指啟蒙思想關于永恒真理和人類解放的宏大理想。永恒真理就是說人類可以通過認識獲得關于世界的永恒的真理和認識，人類解放就是通過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達到全人類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以及自我統治，從而達到一個自由民主的人類世界。對后現代主義者來說，啟蒙的這些故事不僅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而且還是一個完全失敗的故事。正是對啟蒙的不信任導致了后現代主義造現代的反。后現代要造什么東西的反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后現代主義要造基礎主義的反。后現代反對啟蒙中所講的“宏大敘事”。“宏大敘事”是后現代主義者給啟蒙思想起的一個名稱，所謂大敘事就是動不動以真理的名義講話。真理是一切知識之為知識的基礎，獲得永恒真理是啟蒙思想的基本理想之一。在啟蒙思想中，真理是全部科學的核心，真理是知識金字塔的最高點，是思想同一性的標志。真理在各種話語中占據著一種悠閑和特權的地位，從而把真理的話語變成了“元話語”。后現代主義的很多人都明確反對這種宏大敘事，利奧塔強烈拒斥大敘事，認為把真理之于一切知識的優先地位是一種知識的白色恐怖；羅蒂反對啟蒙的大寫的真理，主張追求小寫的真理，福柯認為真理并無任何神圣性可言，真理是和權力僅僅捆綁在一起的。后現代主義的眾多批評都指向了啟蒙思想的大敘事，大敘事的要害則在于霸權主義，啟蒙哲學獨尊真理，貶低其它知識。什么是真理呢？尼采認為盡管西方哲學史中真理一直以客觀性的口氣講話，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人的權力意志，真理只是為權力服務的，即超人的真理。福柯認為，真理同權力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真理，權力就無法運行，真理為權力立言，權力以真理的名義行事。人們表面上服從于真理，實質上卻是屈從于權力。真理被樹立為標準也就獲得了霸權，所有話語或知識都必須向真理看齊，真理必然壓迫弱勢話語和非主流話語，福柯通過對精神病史、監獄史的考察，就是試圖打開被塵封的另一種歷史，讓被壓抑的聲音講話。其次，后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表象主義。所謂表象主義，羅蒂稱之為一種視覺隱語：人的心靈猶如一面巨大的鏡子，能夠準確地或者不準確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本質，對其本質的準確反映就是真理。表象就是再現，心靈作為一面鏡子反映了外部世界，并且知識作為鏡子的鏡像是這個外在世界的再現，這種作為鏡像的知識就必須同外在世界相符合。知識與外界相符合是不可能的。因為要想符合，必須知道外在對象真正是什么，然而我們無法知道外在的對象真正是什么，因為外在的事物是在人的感知系統中呈現出如此的。人的感知系統與人相關，有些性質并非物所有，而是由對象和主體一起決定了對象是什么，我們跟感覺打交道，而非對象本身，所以我無法真正知道對象是什么，更談不上知識和對象的符合了。如何獲得關于世界的正確知識？啟蒙中方法就是以理性的、知識的態度去看待一切問題，把真理和科學置于了優先地位，而且主張只有掌握了真理和科學才能真正認識這個世界，從而獲得人類的普遍解放。這種認識模式的錯誤在于，人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非僅僅理性和知識的角度。每個人在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個人的工作、生存活動等等，因而對世界的認識也是不同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函數”。因每個人的存在樣態不同，不同的人對同一事物便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這種同一化的表象主義是不可能的。知識和思想是由人的具體生活所決定的，人們具體生活的多種多樣就決定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千差萬別。第三，后現代要造普遍主義的反。啟蒙關于人類解放的理想是普遍主義的，他要解放的不僅僅是西方人，而且是全世界上的所有人。啟蒙哲學倡導一種普遍的人類歷史觀念，這種觀念主張全人類會逐步趨向同一，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最終都會接受同樣的價值、信仰、制度、方向和實踐。對啟蒙思想來說，達到全人類同一的方式就是現代化。在這種意義上，啟蒙為全世界樹立了一種社會發展模式，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為所有國家提供了社會發展的榜樣。這種普遍主義在當代社會的典型表現就是西方向全世界極力推銷的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普遍主義的要害是西方中心主義。啟蒙以來，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普遍主義是西方推行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工具。換言之，普遍主義是一種用來壓制非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另一種說法。啟蒙把西方文明推舉為高級文明，將其它的文明都視為原始的或野蠻的。啟蒙將西方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向所有非西方文明高壓推薦，這些原始的活野蠻的非西方文明都必須接受西方的啟蒙。在這種歷史處境中，普遍的人類歷史觀念意味著全世界都沿著西方的道路前進，即現代化就是西方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東亞一些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仍然較好地保存了自己的傳統文化，這表明現代化并非西化；另一方面，以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為代表，包括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西方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意識到了西方文化的局限性，覺察到了啟蒙思想中包含的西方中心論。什么叫啟蒙，什么叫現代，至于后現代到底是現代之后還只是現代的一個階段，這一切都是有待回答的問題。哈貝馬斯就認為啟蒙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哈貝馬斯強調不能用現在來說明過去，而是強調現在是由過去發展而來的，對后現代而言，啟蒙是一個完全失敗的故事，對哈貝馬斯而言，啟蒙是一個包含著進步和倒退的雙重故事，啟蒙給人類帶來的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科學、道德、法律、藝術是進步成功的，而人的物化和殖民化就是倒退和失敗。哈巴馬斯批評后現代主義者的眼睛只盯著啟蒙的負面后果，而攻擊一點，不計其余，沒有看到啟蒙的成功之處，從而沒有給啟蒙一種公正的態度，因此哈貝馬斯認為啟蒙是一項未竟的事業。福柯作品《瘋癲與文明》（1961年）；《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年）；《詞與物》（1966年）；《知識考古學》（1969年）；《規訓與懲罰》（1975年）；《性史》（1976年）；福柯不是一個正統的哲學家。他研究的對象是歷史，而不是其他哲學家所關心的傳統哲學問題。福柯研究歷史，但不是哲學史，而是精神病史、醫學史、經濟學史、生物學史、語言學史、監獄史和性史等等。正統哲學家關心的往往是“大問題”、普遍性問題或中心問題，福柯關關注的則大都是“小問題、具體問題或校節性問題。福柯注重的是一些從未被哲學家注意過的現象，如瘋狂、疾病、犯罪、同性戀等。福柯以令人驚異的方式將這些從來沒有被談論的東西揭示出來，用某種從來沒人用過的思路將事件串聯起來，用使人耳目新的方法把歷史材料編織起來，這樣就使人們看到了從未看到的東西，聽到了從未存在過的歷史。二、《瘋癲與文明》《瘋狂與文明》的研究領域是西方精神病史，但福科不是對歷史進行客觀的描述，而是試圖通過對歐洲中世紀以來與精神病有關的話語、機構和制度的分析，揭示“理性”和“瘋狂‘是如何被構造出來的。福柯試圖表明，精神病的歷史是一部“理智”壓抑“瘋狂”的歷史，一部“理性”將“非理性”造成為“他者”的歷；而一向作為"理智"與"瘋狂"區別基礎的"科學真理"實質上只是一種掩飾，一件合法的外衣。在精神病的發現、區分、處理、治療的整個過程中，表面上起作用的是知識、科學和真理，實際上則是權力和統治。福柯時精神病史的“考古”從中世紀開始。在中世紀的歐測，麻風病曾一度橫行，為此，各大城市都在邊緣地帶建立了麻風病院，以使城市居民同麻風病人隔離開來，同時就近對他們保持不斷的監督。與中世紀的麻風病院相類似，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有種關于“瘋人船”的傳說，瘋人被裝進船中，沿著河流航行，以便能夠找回他們失去的健全理智。“古典時期”，即十七到十九世紀。福柯將建立于17世紀中葉的法國“總醫院”視為主要的歷史事件。

福柯注意到，在1656年的一段時間，巴黎大約有百分之一的人處于監禁之中。福柯提出，這是出于經濟、道德和社會的需要。

從19世紀至今屬于第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的典型標志是現代精神病院的建立。在英國，現代精神病院起源于圖克的改革，在法國，它起源于皮奈爾。通過《瘋狂與文明》對歐洲精神病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這樣對待瘋人的深層結構。第一，“瘋狂”是由文化(話語實踐和制度)構造出來的，是被“理智”挑選出的，使之成為異類、敵人以及壓迫對象。第二，既然“瘋狂”是異類，就必須把他們從人群中區別出來，既然“瘋狂”是對“理智”的威脅，就必須將他們同正常的人們隔離開來。其結果是各種各樣機構的建立麻風病院，收容所“總醫院”，精神病院等等。第三，既然被隔離出來的是異類，就必須處理他們或者因其罪孽而懲罰他們，或者因其罪過而改造他們。肉體上的刑罰和監視，心理上的壓抑，道德上的約束，都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方法。第四，對待精神病人的態度是一種文化整體的產物，其中觀念、制度、法律、科學、經濟等都發揮了作用。幾百年來，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義。現代西方社會流行的政治觀念是由自由主義價值觀確定的，目前通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按照自由主義理想建立起來的。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與古典自由主義不同的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迅速崛起，繼而傳播到全世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是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他們在其哲學體系中闡明了西方基本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價值，為當代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制度確立了基本框架。古典自由主義的主題是自由。自由問題包括兩個方，一方面是自由價值，古典自由主義極力堅恃并加以辯護的主要是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另一方面是自由制度，自由主義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由"多數決定"原則支配的民主代議制度。

羅爾斯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是正義。社會維護正義，一種制度，無論多么有序和有效，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即使以社會整體的名義，正義也是不可侵犯的。既不能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也不能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在個正義的社會里，公民基于正義的權利是確定不移的。羅爾斯的正義是一種程序正義，需要通過一個完美的程序來保證正義的實現。羅爾斯將其正義觀念描述為：“所布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自尊的各種基礎等都應該被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對其中一些或所有這些善的不平等分配，會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西方自近代以來，一直忙于解決政治自由問題。經過數代人的共同努力，到20世紀中期，自由的政治價值已經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已經牢固確立，從理論上說，自由已經不再是政治哲學所主要關注的問題了。羅爾斯試圖加以解決的問題是社會經濟的平等。按照羅爾斯的觀點，存在著三種平等現念，即“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于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的個體。這種自由體系代表了一種形式的權力平等:所有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進入所有有利的社會地位。“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