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跡"的成就與問題燕繼榮2012-08-0610:51:49來源：《XX行政學院學報》20XX03期[核心提示]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在財富生產和積累方面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從而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形成了所謂的"中國奇跡",那么,今天在生產和積累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財富的分配便成為中國民眾更加關心的問題。社會福利和保障的普遍匱乏,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不足以及非均等化,妨礙著社會共識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中國奇跡"難以在原有的軌道上獲得可持續性。要為中國的發展尋找新的路徑,恐怕還是要回歸政治合法性的經典理論上來,構建一種公認的、公平的、開放的政策體系。

20XX以來,汶川地震、奧運會、世博會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斷地將世人的目光引向中國。中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迅速回升,而且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些事實更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奇跡"的奇特效應。中國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贏得了世人的許多贊譽。如果說"中國特色"、"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這樣的表述還帶有中性評價的色彩,那么,"中國奇跡"就變成了直接的贊美。中國以外的人使用"中國奇跡"這一說法多少流露了幾分詫異,中國人也如是說,顯示的更多的是自豪和得意。在"中國崛起"似乎成為國際社會主流判斷的情況下,中國國內也有人開始試圖從文化和制度上說明"中國奇跡"的根源。這種關于"中國奇跡"的判斷和解釋,讓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人不免產生困惑：原來被認為是改革的對象,現在卻突然變成了發展的優勢。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理性看待和理解"中國奇跡"？筆者認為,如果非要說有什么"中國奇跡"的話,那不過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另一種版本。毫無疑問,中國持續的經濟增長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新資源,但是,也恰恰是現有的"中國模式"的某些特質和局限,又在銷蝕著改革開放政策所積累的政治合法性資源。改革既有分配制度的要求,終究要將中國引向制度變革的軌道上來。

一、在何種程度上說是個"奇跡"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曾經流行過一種說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實際上,從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有人預測中國要"崩潰"。但是,30多年過去了,經歷了"文革"后經濟幾近崩潰的災難、80年代民主浪潮的沖擊、90年代蘇聯東歐共產主義解體的打擊,中國不但沒"死",反而它的"崛起"卻越來越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對于那些預測中國注定"崩潰"以及接受或認同這種預測的人來說,中國今天的狀況,確實是個"奇跡"。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有目共睹、舉世公認。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人民物質生活改善相伴隨,國際社會在不斷校正對于中國的認識和評價：從最早的"黃禍論",到"威脅論",再到"機遇論",又到金融危機后的"救世論"。這種認識和判斷的變化,反映了中國國家實力的變化。

一系列統計數據反映的事實也確實顯示出中國奇特的發展速度和驚人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維持了連續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根據官方統計,1979—20XX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9%,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國際組織最樂觀的預期。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國2020》曾預計,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將從1985—1995年的9．8%降至2001—20XX的6．9%。但事實上,中國2001—20XX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7%。特別是2001—20XX的7年間,經濟增速從20XX的8．3%穩步上升到20XX的14．2%。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綜合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20XX國內生產總值超過英國,20XX超過德國,20XX超過日本。按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價計算,20XX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3700美元,即將由中低收入國家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20XX的出口額達到12016．6億美元,超過德國746億美元,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XX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8．5%,貿易總量占全球近10%。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發生了顯著提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影響力明顯提高。〔1〕

與此同時,反映人民生活總體水平的一些數據也保持了良好的記錄：1949年中國城鎮人均現金收入不足10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不足50元,而到20XX,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9,10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919元。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按照中國官方公布數據,從1978年到20XX,中國農村尚未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數從2．5億下降到1479萬,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

其實,以上的數據遠遠不能說明中國社會變化的全部。多年來,中國經濟跨越了一個又一個里程碑：中國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制造業大國。這一個個頭銜讓許多國家大為驚嘆,更加刺激了世人的眼球,最讓世人眼熱的是,奧運會、世博會空前氣派,磁懸浮、高鐵、地鐵等政府項目進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購出手不凡,企業海外并購胃口大開,中國商人海外投資遍地開花,中國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購物風潮,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中國富人榜上有名且節節攀升,中國人變成豪宅、豪車、國際名牌奢侈品新的消費群。所有這些極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發和強化一個概念——"中國奇跡"。

二、如何理性解釋"中國奇跡"

人們試圖解釋在中國大地發生的種種變化,力求找到"奇跡"產生的原因。從中國領導人不同場合的講話以及官方相關文獻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就大體歸功于三大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領導<黨的集體領導>,改革開放的好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舉國體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政府主導的試驗性的漸進改革、利用資源稟賦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被看作是中國"奇跡"產生的進一步解釋。

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算得上是外國人對"中國奇跡"的代表性看法。雷默把中國的發展成就歸結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XX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巨大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在他看來,中國提供了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另外一種發展模式。

而對于喬舒亞·雷默的解釋,中國學界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60年來中國走的是一條獨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訣在于制度優越。〔2〕<P123>這種制度或許被解釋為"中華政體",〔3〕具有民本主義理念、績優選拔制度、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分工制衡"的糾錯機制等優勢；〔2〕<PP11-14>或者被概括為"平等與中性的政府",具有"不與任何社會利益集團結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團所俘獲"、平等地對待不同社會集團的制度優勢；〔4〕或者被界定為"新XX制",具有"把西方法治傳統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XX傳統中的‘集體領導’、現代政黨的‘法人永久性’、蘇聯列寧式的‘先鋒黨’、以及中國傳統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五位一體"的制度優勢。〔5〕

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發展完全是摒棄傳統社會主義"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責任機制和市場化原則對既有體制進行創新性改造的結果,因此,它實質上是一種中國特色制度創新的產物。就其"不斷擴大社會與個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間"而言,它與"華盛頓共識"并無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執政黨和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更大的主導作用。所謂的"中國奇跡"只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國際競爭中的獨特現象,這種現象在80年代東亞國家"二元結構"基礎上形成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階段也曾經出現過。所以,"中國奇跡"不過是被指認為"政府主導"的"威權主義"模式的"東亞奇跡"的再現。當然,也應該注意到,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既有"東亞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擁有以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為基礎的低成本勞動力充分供給,"人口紅利"形成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重視基礎教育和宏觀經濟的穩定等因素,另外也有許多特有的條件與特征,如漸進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的有機結合,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消費結構升級推動的"消費革命",大規模工業化形成的規模經濟優勢,城鎮化帶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府積極有效地參與發展進程等。〔1〕總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經濟騰飛,"中國奇跡"意味著在世界多樣化發展格局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與此同時,一些不留情面的意見直指"中國奇跡"的"軟肋"和"痛處",認為"中國模式"其實就是經濟<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導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其特點可以歸結為"全球化"+"低人權優勢"。所謂"中國奇跡"的主要奧秘就在于鐵腕之下誰也不能討價還價,從而減少了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國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征地客"這種"民主困境"〔6〕。也就是說,中國發展的本質是勞動力價值、資源價值在經濟全球化后的自然修復,它的經濟學原理在于：打開國門之后,中國在勞動力、資源和市場等方面形成了與世界水平巨大的落差；資本逐利的天性,再加上高壓維穩為資本活動提供了優越的投資獲利空間,這些都促成了經濟發展奇跡的產生。既然"中國奇跡"以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高消耗為代價,那么,與其說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跡",不如說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經濟起飛的無奈結果。

三、怎樣評估"中國奇跡"

無視中國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是不恰當的,但是,如果認為中國有一種別的國家根本不具備的神奇力量來推動它走上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這樣的認識恐怕又過分夸大了中國的差異性與特殊性。因此,肯定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并對它做出恰當的理性解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認為中國既有的成就足以證明現行的制度已經足夠完善而沒有必要再加以改革,那恐怕又高估了中國的成就和制度績效而忽視了現實存在的問題。實際上,自20XX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些"左派"人士好像越來越自信。他們更加公開大膽地表示：中國現存制度遠比其他國家的制度優越,中國不僅沒有必要學習"西方模式",而且應當把"中國模式"向外推廣。

目前人們普遍承認存在一種"中國模式",這種模式包含了許多要素,如市場經濟、一黨執政、賢人政治、政府主導、舉國體制、運動式管理、GDP錦標主義、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等等。這些要素在許多人看來是其他國家難以復制的,但現實的問題是,"中國模式"正面臨挑戰。首先,在經濟方面,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難以持續,而內需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遠。其次,在政治方面,權力相對集中、公共性和參與性不足的體制,因長官意志包辦主義嚴重、公權限制乏力、責任機制匱乏、公共政策跑偏等弊端難以實施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今后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政府的有效治理,都與既有的制度體系存在著高度的關聯性,需要進一步的制度變革和創新來應對上述挑戰。

古典自由主義模式,新自由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東亞模式,還有北歐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式,不管哪種模式,關鍵在于通過合理的組織機制來保證資源的生產和分配,保持效率與公平的均衡。如果說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一種高人權模式,目前陷入了"民主公地悲劇"的困境,那么,中國目前形成的低人權發展模式,很容易陷入"公權主導下的私田悲劇"的困境。看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都需要進行改革。

治理方式影響治理效果,治理效果直接關聯政治合法性。盡管有研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后,政府的治理方式有了很大變化和改善,但是,也有許多事實顯示,中國政府治理之現實與民眾的期待之間的差距似乎在不斷擴大。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確實給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供了新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但"中國模式"的負面效應——發展的代價<可謂發展的"后遺癥">,也正在銷蝕執政的合法性資源：首先,經濟發展成就補充了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但"極化"發展所造成的后果引發了"誰之發展"的質疑,從而沖淡經濟績效的積極效應；其次,以現代化為目標的改革開放政策鞏固了政治合法性基礎,但因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而造成的政策扭曲,又使民眾對改革舉措的心理預期屢受挫折；再次,績優選拔制度擴大了政治統治的基礎,強化了賢人政治的合理性,但"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的出現和社會結構與身份的固化,又動搖了這種制度的認同基礎。無論是基于提高政治合法性的考慮,還是出于加強對社會有效管理的目的,對既有制度的改革都是必需的。

不可否認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須正視發展所造成的種種現實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經濟成就是以低民權、低福利、低保障換來的：低民權、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經濟發展。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顯示,以威權體制、政府主導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完成經濟積累和起飛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為一種非均衡發展模式,為取得這些經濟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民權、環境、腐敗、協調發展、對外依賴性等>。隨著民眾對低民權、低福利、低保障狀況忍受性的降低,這種模式下經濟的持續發展難度會增加。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中國的發展帶有明顯的非均衡特征,極化效應、短期行為、貧富懸殊、公共服務滯后、社會保障不足等,可以說是這種發展的另一種效應,而且,這種發展也正面臨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強、內需不足、環境不支、創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權濫用等>,其可持續性令人堪憂。目前,中國決策者已經充分認識到,要謀求經濟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