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歷史循環成罪人周作人的散文觀及其附逆的人生選擇現在在國難嚴重，飛機大炮的轟擊之中，世間的系念雖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敵將軍，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國以來所時時懷念著的，卻是北平苦雨齋中的我們的知堂。近年來能夠在文化界樹一風格，撐得起來，對于國際友人可以分庭抗禮，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人，并沒有好幾個。而我們知堂是這沒有好幾個中的特出一頭地者，雖然年輕一代的人不見得盡能了解。“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換掉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較多，假使得到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要他發表什么言論，那行為對于橫暴的日本軍部，對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舉國為軍備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無上的鎮靜劑了吧。（郭沫若：《國難聲中懷知堂》，1937,0830）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胡適：《寄給在北平的一個朋友》）作人先生：去秋平津淪陷，文人相繼南來，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們每聽暴敵摧殘文化，仇害讀書青年，便慮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電探問；接先生復書，知道決心在平死守。我們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難，并希望先生作個文壇的蘇武，境逆而節貞?？墒?，由最近敵國報章所載，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具有，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仁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之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來對中國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于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實，就知道十個月來我民族的英勇抗戰，已表現了可殺不可辱的偉大民族精神；同時，敵軍到處奸殺搶劫，已表現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我們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則過人因先生在文藝上過去之功績，及今后之奮發自贖，不難重予以愛護。否則惟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19380504）茅盾郁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胡秋原張天翼丁玲舒群奚如夏衍鄭伯奇邵冠華孫羅蓀錫金以群適夷周作人陪我們出來，一直送我們到街門口看著我們上汽車。葉先生在上車之前又向周說了句“請多保重”！那時天色已晚，我們坐在汽車里隱隱約約看見周作人孤單單地站在那里。一陣秋風落葉掃地而過，他還兀然不動地望著即將開動的汽車向我們招手。我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凄涼。車子開后葉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沒有說話，我們都明白等待著周作人的是什么命運。（常風：《關于周作人》）1938年2月，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1939年1月12日，受聘擔任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后任文學院院長。1941年1月6日，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3年3月，任汪偽“國民政府委員”、“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1945年12月6日以漢奸罪被中國政府逮捕。一、周作人的散文復興理論1、人的文學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從動物”進化的，從動物“進化”的。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只是人性。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類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盛了，各樹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卻仍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第二，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所以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如不先知自愛，怎能“如己”的愛別人呢？至于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以為是不可能的。人為了所愛的人，或所信的主義，能夠有獻身的行為。若是割肉飼鷹，投身給餓虎吃，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人的文學》）我常這樣想，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于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氣息了。（《導言》）現在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并沒有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系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導言》）我認為凡是載道的文學，都得算作遵命文學，無論其作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對這種遵命文學所起的反動，當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學。于是產生了胡適之的所謂“八不主義”，也即是公安派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的復活。所以，今次的文學運動，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我已經屢次地說過，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源流》）周作人閉戶讀史的結果，對中國的看法是悲觀是暗淡，這是他的命定的悲哀。（黃裳：《更談周作人》）明朝甲申之變至少也該給我們一個大的教訓。民不聊生，為盜為亂，又受外誘，全體崩潰，是其一。士人墮落，惟知墮落，無惡不作，民不聊生，是其二。這兩件事斷送了明朝。（周作人：《甲申懷古》）董仲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名其道不計其功……可惜的事是中國不重學問，只拿去做說空話唱高調的招牌，這結果便很不大好。我曾說過，中國須有兩大改革，一是倫理之自然化，二是道義之事功化。（《道義之事功化》）顏君生于明季，尚記得那班讀書人有如狂犬，叫號博噬，以至誤國殃民，故推重立功在德與言之上，至欲進漢唐豪杰于圣人之列，其心甚可悲，吾輩生三百年后之今日，其遺編，猶不能無所感焉。《甲申殉難錄》某公詩曰，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報君恩。天醉曰，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道義之事功化》）上邊所根據的意見可以說是一種革命思想，在庸眾看來，似乎有點離經叛道，或是外圣無法，其實這本來還是出于圣與經，一向被封建的塵土與垃圾所蓋住了，到近來才清理出來??道義之事功化本是小問題，但根底還是在那里，必須把中國思想重新估價，首先勾消君臣主權的倫理觀念，改立民主的國家人民的關系，再將禮教名分等舊意義加以修正，這才可以通行。（《道義之事功化》）比如去年秋天，我風聞日本人要弄周出來了，就告訴一位害了多年的肺病的朋友，他說他不會。而且遞給我一本《宇宙風》看，那上面刊著周的一些短信，有的說希望南邊的人不要把他當李陵看，應該看作蘇武??表面上看起來那些話是凄慘的，但骨子里卻是胡涂。他既不是國家派遣到異域去的使者，而且現代的‘匈奴’又沒有扣留他，我們無法把他當作蘇武。至于家的問題呢，南邊雖說沒有舒服的風雅的‘苦雨齋’，卻有無數的人在活著，在流亡著，在工作著。??寬大的人頂多只能說他是‘被拉下水’。然而他為什么要坐在‘苦雨齋’里等著被拉呀？這是值得找出一個答案來的。長久地脫離了時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繼續過舒服的日子，因此雖說他未必想出賣祖國以求敵人賞賜一官半職，也終于和那些出賣祖國的漢奸們坐在一起了。（何其芳：《論周作人事件》）我想提起朱先生的注意，說東林名士逼阮大鉞走上附逆之路的明末議論原來是偏袒阮大鉞的人們的‘發明’，朱先生既以公正自居，這一史例的引用還待斟酌罷！”并且特意指出：“‘全文協’早就看見后方還有不少的‘周作人氣質’和‘周作人主義’的文化人，覺得他們的力量不拿出來幫助抗戰，太可惜了。特別他們還是‘青年的指導者’，所以更覺擔心——是這樣觀感的蘊已久，沉痛已甚，這才周作人事件一來，會引起了那樣大的刺激，很‘不世故’地發了通電。（茅盾：《也談談周作人附逆事件》）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為消沉，易與隱逸相近，所以曹聚仁對于周作人的意見，是‘由孔融到陶潛’。意即從憤激到隱逸，從多言到沉默，從有為到無為。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因之嗜好是非，便常有與一般情緒反應不一致處。二十六年北平淪陷后，尚留故都，即說明年齡在一個思想家所生的影響，如何可怕。談文藝的寬容，正可代表“五四”以來自由主義者對于‘文學上的自由’的一種看法。（沈從文：《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周作人作品和魯迅作品，從所表現思想觀念的方式說似乎不宜相提并論：一個近于靜靜的獨白；一個近于恨恨的詛咒。一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個充滿對于人事的厭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預言轉見出異常天真。對社會去退隱態度，所以在民十六以后，周作人的作品，便走上草木蟲魚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對社會取迎戰態度，所以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沈從文：《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從他近來數年來表現給我們看的姿態和他的家庭關系交往關系來看，他決不是一個堅決支持抗戰的人，即使他還剩留一些早年的民族思想，對抗戰并不持反對的態度，然而也是悲觀的。所以最近的曹聚仁先生和前些時的一些對周先生還存著熱望的人們，勸他從速南來，和蘇武一般的持節南歸，我總覺得那是一些廢話。即使他果然南來了，甚或至于原本居留在南方的，都一樣不能改變他的一種悲觀的謬見。（孔另境：《周案余墨》）我說周作人從孔融走向陶潛的路，那是六年前，當周某發表五十自壽詩時說的；可惜沈先生不曾看見我前年寫給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從陶潛的路轉到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畢竟走上蔡邕的路，我們作朋友的，又有什么話說呢？民族國家觀念如此薄弱，儒家的社會道德上，原有最根本的弱點保留著。所以周作人做漢奸，陶潛變了蔡邕，并非意識上的突變，周作人之心安理得，也正如蔡邕之心安理得，全不覺得難為情的。愛惜周作人的，都希望周作人愛惜他自己的羽毛；他自己已經出賣了靈魂，愛惜他的人，還希望大家原其心跡，不要太嚴苛地責備他；有的還用種種話替他維護，沈先生說他老了，不免具浮沉自如之感了，即是一種維護。我們應該原其心跡，替他維護嗎？萬萬不能。??周作人也竟做了漢奸，知識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說了呢！??周作人乃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青年導師，文化界的白眉，連敵方的文人都以為他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應該說出苦茶室）事敵，我們怎可以不加嚴厲批評呢?。ú芫廴剩骸稄奶諠摰讲嚏摺罚┲苣嫖裟晷∮形拿?，今日旁聽席上頗多男女青年。審訊前段，被告答復附逆前之經歷，頗以廿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久任自傲。述其附逆動機，狡稱旨在‘維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長當斥以身為人師，豈可失節。周逆答辯謂‘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種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必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惟對其廿八年之任偽北大文學院長??等職，則期期艾艾，對答之間，破覺尷尬。??周逆乃于汗流浹背下狼狽還押。（《首都高院公審文化漢奸周作人周逆東拉西扯汗流浹背，19460720》）××刻，瘦小的周逆作人被××法庭。前凸的頭上，淺淺地鋪上一層花白頭發，再加上伯綢衫褲，圓口鞋，白折扇一類的裝飾，在×前登時浮起了這么一個三家村老學究的姿態，唯一不調和的是他的一付金絲眼鏡。受審時，他首先敘述。??七七抗戰后，他說他老了，沒有跟學校遷到內地，而且據他說，蔣夢麟校長還有電報×他留平看守學校財產。但這個電報呢？據他說，丟掉了？接著，他很得意地敘述民國廿七年在平被刺的一幕，他說當時子彈恰巧打在衣服紐扣上，只傷了一大塊表皮。據他的臆測，刺殺恐怕出自日人的主使，但是提到證據，卻又是空空如也。在全部審訊過程中，他最得意的一段是提到他的一篇《中國思想問題》的文章，他說當時日本興亞院和偽新民會認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