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市舶制的國際法觀念及啟示,國際海洋法論文如今的國際社會，無一不重視海洋，甚至內陸國也如此。國際法律文件對此也做出了權利保證。早期的中國文明是建立于土地文明基礎上的，強勢的文明起源地多分布于遠離太平洋西岸的地區，諸如半坡文明、河姆渡文明、龍山文化等，缺少內海的地理特征使得中國的先民親河懼海.作為典型的河流文明國家，從公元前221年起，來自西北高原的秦向東征伐，統一了當時已經知道的陸地，瀕海的三個諸侯國，燕、齊與楚被納入新王朝的領土，這也就預示了今后兩千多年的中國與海洋日漸疏遠的趨勢。近代化給中國帶來的深重教訓，告知了統治者及國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忽視海洋和海權在近代化進程中必然導致落后；二是忽視制度和法治的建設也必然導致彎曲復雜和失敗。不過，在海洋近代化的經過中，這兩者始終沒有很好地銜接。尤其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背景之下，海洋法治早已不是一國內部的專有事務，而是被賦予更多超出原有概念體系的范疇，演變為國際法觀念的內涵。怎樣將兩者進行有機結合，成為困擾學界的一個難題。一、海洋法治的國際法觀念演變中國能否是一個海洋國家，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有學者以為，從歷史和社會經濟發展來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海洋大國；并且從15世紀末17世紀初開場由西方殖民者尋找新大陸推動的世界大航海時代里，中國民間的海洋經濟活動和海洋社會組織更趨活潑踴躍[1].也有學者將中國定性為地鎖國家,以為中國一直以來都不是海洋國家，一直到19世紀，隨著英國人的到來，中國才開場意識到海洋國家的強大[2].無論這些爭論能否具備充分的論據，中國走向海洋的經過并非內發性,而是被動地納入到全球海洋帝國的秩序體系中。當代海洋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法治化，在涉海的權利義務上制定符合各國權益的法律框架和原則，且越過了國家管轄的邊界。[3]該法治化的最佳證明就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約的制定標志著國際社會試圖通過海洋法治的手段來解決非正規的變化[4],由于這些變化超過了原先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內做出的任何設想。(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后，國際法進入到蓬勃發展的時代，海洋法治已然成為關注的焦點。從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到賓刻舒克的大炮射程論，再到1945年杜魯門聲明,海洋法治在不斷的演變中前進。格勞秀斯否認西班牙所主張的海上獨占權及英國所主張的近海及漁業獨占權，其主張海洋為人類之共有，各國人民有自由航海的權利。[5]其提出的法治背景是新興的荷蘭與英國在海上所進行的自由競爭，荷蘭需要自由而無任何約束的航行權，以保證其在全球海上貿易中的主導地位，維護其國家利益。賓刻舒克以陸上國家的權利以其武器所及的范圍為限[6]劃定的領海寬度，對前者的學講構成了挑戰，主張接近一國領土的海洋，即沿岸海，與其以外的海洋即公海有區別.海洋自由論所構成的國際法治基礎，在更新的學講中逐步變遷，由絕對自由轉變為相對自由。從另一角度上來看，即是國家利益在法治平臺上的一次博弈與較量。絕對和相對本就是利益的一層哲學表述，由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社會在構成經過中，利益為導向的政治表示出始終是明確而又實在的。無論是格氏還是賓氏的學講都圍繞著國際法的基本價值取向，在正義與和諧[7]間尋求利益。海洋利益的選擇在國家行為上表現為對抗與合作交替的情形，最終以共同合議的方式進行了固化。中國在對待海洋的態度上與西方各國迥然不同，有人以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進行了闡釋，以為傳統中國最具海洋意識的群體當屬閩南人。閩南山區負山濱海，平衍膏腴之壤少，崎嶇磽確之地多，故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津為家者，十而九也[8].可見，中國接觸海洋的早期地點和人物并不位于國家的統治中心。這使得之后的海洋國際法觀念，始終平行于現有觀念，兩者之間的獨立征象較為顯著，此情況一直延續至1840年后的中國社會。但海洋的歷史和地理因素并非是限制中國早期國際法觀念發展的桎梏，相反海洋利益與其他國家利益的衡量才是決定中國海洋法治進程的本質。下面將從宋明兩個朝代開設市舶貿易的角度，來詳細闡釋這種衡量的經過。二、非內發性的國際法觀念---北宋市舶制的誕生北宋時期是中國海洋意識和國際法觀念初步發展的朝代，鼓勵人民進行海外貿易，并且成立了貿易管理機構，即市舶司。同時在對外貿易立法中制定了(市舶條法〕，該法例中含有較多的涉外法律因素，造就了國際法觀念構成的土壤。同時該法例的誕生也是經過北宋反復的利益衡量，并具體表現出在國際法觀念中。但這種觀念帶有無可避免的非內發性,即宋人的航海貿易行為并非商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必然選擇，貿易的本意是為了交換，而宋朝的貿易只是表征上具體表現出出交換的行為，其背后深遠的利益影響是陸上貿易的萎縮，而不得已表現出向海外尋求經濟利益的被迫性。不過這種被迫性，也使得中國第一次打開了接受近代國際法觀念的扉門。首先，北宋海上貿易的繁榮源自平等主權意識的萌芽。古代中國無論是從領土面積、人口數量還是經濟總量上來講，相比于周邊的蕞爾小國，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文明中心是實至名歸的。中國諸多的王朝統治者一直視己為凌駕于各邦之上的天朝皇帝，正由于統治階級的文明中心意識，導致國際法的綱要是存在的，或者講是有國法而無際法。[9]這種狀況直至北宋時期發生了逆轉，澶淵之盟的簽訂，標志著中原王朝終于被迫接受了其他國家與其享有平等的主權地位，中國也正從此時起開場重新審視與周邊各國的關系。在平等的營商環境中，海上貿易也就借此機會興起和繁榮。其次，(市舶條法〕的內容反映了早期國際貿易法的雛形。鼓勵外商來華做生意，對到港的藩舶，每商至，習以客禮見主者〔(宋史蘇緘傳〕〕.北宋在北方面對著強大的游牧民族，陸上絲綢之路已被完全阻斷，從西漢時期便構成的海上絲綢之路，重新進入到統治者視線中。固然在與日本、高麗和南洋各邦之間的貿易交易中，逐步構成了國際貿易慣例，但始終沒有能開展成文法的制定，這對國際貿易法的完善和成形造成了諸多困擾。因而，宋之后開場了詳議利害，先次刪立抽解條約，更取索重詳定施行,最終在國家的經貿利益前走出了法治化的一步。宋朝通過出口瓷器和絲綢兩大主要商品，換取了來自海外的玳瑁、象牙、犀角、賓鐵、珊瑚、瑪瑙、乳香、紫礦、逾石、牛皮及筋骨等。〔(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三、一七〕〕與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比擬利益理論學講類似的是，宋朝以優勢商品換取的國家經濟貿易利益，正好用來彌補每年的歲貢，以及北方產糧區受戰爭影響所損耗的傳統土地收入。海上貿易的巨額利益促使中原王朝正視與他國的交往，只要秉持平等主義的國際法觀念，才能保證持續不斷的財政收入。因此，此時的中國在衡量利益的背景下，已經觸摸到了西方式方法學意義上的、建立平等國際法的門檻。再次，(市舶條法〕也凸顯出立法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利益矛盾。北宋支持和鼓勵海上貿易的初衷無疑就是增加國家收入，維持整個封建王朝的財政運轉，其所評估和衡量的利益較為單一，即為貨幣性收入。立法的目的是為貨幣的固定流向提供相應的法治保障，相應地，此時國際法觀念所表現出利益綱目的分立和對峙，法律對國家利益的保障是以限制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在沒有完好法治體系的當時，市舶司管理者的腐敗不可避免，泉、廣舶司日來藩商寢少，皆緣克剝太過〔(后村大全集趙孟傳除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制〕〕.另外，法例在施行中太多依靠行政手段，諸如禁榷、抽分和博買，而國際貿易法的本來初衷是保證海上貿易商貨之利益，與西方中世紀的國際貿易法相比，(康梭拉德海法〕(奧內隆法典〕(維斯比海法〕更側重于保衛商人在自治城市間貿易的權益保衛，并設立專門的商事法庭來審理案件。但市舶制發展到后期，竟成為官員壟斷海上貿易利益的權利尋租工具，如嶺南節度使王鍔對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舊唐書王鍔傳〕〕,海外商客的個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衛，并在國家和官僚體系的利益剝拷中步履維艱。因而，(市舶條法〕在各種形式的利益衡量下，選擇了一條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途徑，進而使得該法例愈加近似于外貿管制法或海關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宋面對違法蕃商的處理方式，表現出司法主權意識的發展軌跡。從原先的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務招來，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程史卷逐一〕〕,再到遵循唐代的化外人原則，直至蕃人有罪，詣廣州鞠實，送蕃坊行遣,從中能夠發現司法管轄權作為主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由原來的寬松到后來的嚴格屬地管轄權，這些都是構成國際法的基礎權源。中國人的國際法觀念在同時評價海洋利益和主權利益，也促進了主體意識的產生。只不過，這種現象由于非內在性的特質存在而很快地消失，最典型的情況莫過于明朝。三、利益再衡量下的國際法觀念---明朝市舶制之殤明朝在建立之初就恢復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原先的國際法觀念，此時又有了一次根本的轉變，國家利益在明朝市舶的廢立經過中，再次經歷了衡量與比擬，只是此時的利益維度不再局限于經濟利益。明初市舶由于海禁制度和朝貢貿易體系的建立，使得海上貿易的走向發生了逆變，從原來中外商舶往來的盛景變為只要少數朝貢外船來華，而無一艘中國船出海[10].明初將國家的海洋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于是摒棄了海洋經濟利益。國際法觀在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