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史博士書目近現代史博士書目近現代史博士書目近現代史博士書目編制僅供參考審核批準生效日期地址：電話：傳真:郵編:參考書目：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日韓三國共同編寫委員會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上下冊），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1980年版。張玉發《中國現代史》（上下冊），東華書局（臺北）1978年版。劉廣京、張玉發、陳永發《最近兩百年中國史》（上、中、下），聯經出版公司（臺北）1997年版。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全五冊），遠流出版公司（臺北）1998年版。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1-3編，中華書局1981—2002年版。張憲文《中華民國史》（四卷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陳旭麓、姜義華主編《中國革命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郭緒印主編《新編中國現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美]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美]紀文勛《現代中國的思想沖突：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蘭比爾·沃拉《中國：前現代化的陣痛——1880年至今的歷史回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劍農《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65年版。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蕭功秦《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新星出版社（北京）2008年版。[美]艾愷《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美]本杰明·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鐘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楊懋春《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巨流圖書公司(臺北）1988年版。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趙靖、易夢虹主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修訂本，上、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美]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美]史扶鄰《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DavidScott，ChinaandtheInternationalSystem,1840–1949，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Albany2008RandallPeerenboom，CHINAMODERNIZESThreattotheWestorModelfortheRest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byOxfordUniversityPressInc.,NewYork2007舒新城編三卷《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1924—1949?年》

李新等編《民國人物傳》，第1卷，北京，1978年。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B.克拉克編《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1921—1965年》，2卷，續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別傳》，《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臺北國民黨的檔案館三次修訂和增訂《國父年譜》（1958、1965、1969?年）。吳相湘編的《民國百人傳》，4張靜廬編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1953年；二編，1954年。《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1954年；乙編，1955年；丙編，1956年；丁編，1959年，2卷。《中國出版史料》，補編，1957?年。對第一第二兩種書的補編的出版早于第二種書的丁編兩卷，均為中華書局（北京）出版。周策縱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3卷，2?經濟趨勢，1912—1949?年北京政府農商部：《農商統計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交通部：《政府鐵路統計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蕭亮林（音）《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1949?年》

財政部1928—1934年《第17、18、19、21、22、23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南京，1930—1936年）。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編制《農情報告》（1933—1939?年）。

卜凱：《中國土地利用：中國22省，168地區，16786田場及38256農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凱的475張統計資料）。

劉大鈞：《中國工業調查報告》，3?卷）。約翰·揚：《南滿鐵路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歷史和書目》）。

天津南開經濟研究所《1913?年—1952?年南開指數資料匯編》上海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經濟統計月志》，1934—1941?年。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1921?年—1957?年）》。張嘉璈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

《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濟史論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1861—1911年）、《礦務檔》（1865—1911年）。李文治編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年》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宓汝成所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交通史》。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年》。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蕭亮林（音）的《中國外貿統計，1864—1949年》施堅雅等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1644—1972年）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經濟論》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劉廣京《1862—1874年英美輪船業在中國的爭奪》。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年》侯繼明《1849—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佐伯富《清代鹽政的研究》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埃爾文和施堅雅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00卷。2.王彥威和王亮合編《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導言一卷和宣統朝（1909—1911年）的24卷。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1卷。5.《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7卷。7.《大清歷朝實錄》，4485卷。8.《清史稿》，536卷；標點和索引版《清史》（臺北1961—1962年，8卷）。9.《宮中檔光緒朝奏摺》，26卷。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1805—1874年），3卷。11.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7冊。12.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7冊。13.翦伯贊等編：《義和團》，4冊。費正清和鄧嗣禹《清代行政研究三種》；吳秀良《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詹姆斯·莫利編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編輯的《1862—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羅惠民的《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補1915—1937年》。《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十九世紀），愛爾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區域研究叢書，計42卷。《美國對外關系，1866—》一書外，美國國家檔案館文獻《中國：急件》、《中國：指令》和《中國：領事館報告》，(1844—1906年)《紅色檔案，歷史記事》，104卷；魯賓恰克編譯，路易斯·鮑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編輯的《紅色檔案摘要：蘇聯中央檔案部歷史記事》，106卷。П·E.斯卡契科夫編的《中國書目》齊赫文斯基編《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葉菲莫夫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評述》，3卷。坂野正高的《1858—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蔣廷黻《1870—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3年第17期第1—106頁；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康羅伊《1868—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尤金·金、金漢奎（音）《1876—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趙清洋（音）《1864—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治》；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爭到和平的時期》，第4章。施雷克《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譚春霖《拳亂》；弗萊明《北京被圍記》；埃德蒙·S.韋爾利《1891—1900年英國、中國和反教騷動》；.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倫森編《俄中戰爭》，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尼什《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齊思和編《鴉片戰爭》、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清代籌辦夷務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出版《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它是1821—1861年期間的文獻綜合匯編。鄧嗣禹和費正清合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收集了從1839年以來晚清的文獻并譯成英文，且有注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李雅各的《英譯七經》那波利貞《中華思想》，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續編。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郭廷以等編《郭嵩燾先生年譜》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實務派李鴻章》。張灝《倭仁的排外作用》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郝延平《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追求的政策》。陸寶千《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李鴻藻是顯赫的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老師）。保羅·A.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留法時代的馬建中》。保羅·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史密斯《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羅爾綱《綠營兵志》史密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和晚清的實踐》貝爾斯《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朱文長（1966年）《1862—189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徐中約1968年《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王家儉1967年《清季的海防論》.金《1860—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歐文·拉鐵摩爾等編《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倫納德·戈登編《臺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戊戌變法人物傳稿》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劉廣京《十九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查爾頓·M.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保羅·A.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伊斯特門《中日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1968年8月號第695—710頁）蕭公權《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霍華德《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和特威切特合編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施瓦茨《嚴復與西方》、唐·普賴斯《1896—1911年期間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陳鍫《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載《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第59—106頁）張之洞《勸學篇》蘇輿《翼教叢編》保羅·科恩和約翰·施雷克編《十九世紀中國的改革》弗思編《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會議論文集鲇澤信太郎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王家儉《〈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1966年4月號第242—249頁）一文的基礎。范古利克《日本對鴉片戰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衛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3卷：《日本法與亞洲》，第53—71頁）討論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記。霍華德《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0—312頁）彭澤周《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載《人文學報》，1970年第30期第149—193頁）《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中國變法論》（載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編的《明治維新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第61—114頁）一文轉載于《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第193—262頁。蒲地典子《黃遵憲對明治時期日本和西方的反應》（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列文森《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威爾遜《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載《日本論文集〔1961年〕》）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1957年4月）、《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1965年第24期）、《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1967—1968年第7、8期）、《經濟現代化：從歷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載《華裔學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為的行政現代化倡議及其歷史意義》（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期），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1967年）實藤惠秀1960年《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和《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張銘三譯《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1944年上海出版），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斯卡拉皮諾《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頁）永井算己《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4〔1954年9月〕第57—83頁）和《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2〔1952年7月〕第31頁）。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歐內斯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162頁）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第13卷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頁）。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一文（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陳固亭《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宮崎寅藏回憶錄《三十三年落花夢》1967年編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籍》（1940年）近衛篤麿1968—1969年《近衛篤麿日記》。中島正郎編的正續編《中國回憶錄》。葛生能久等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喬治·威爾遜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480頁）。.尼什《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態度》（載《亞洲研究雜志》〔1961年5月號〕第449—461頁）；市又正雄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行者》（載《國際法外交雜志》〔1973年10月號〕第249—298頁）池井優的《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號〕第213—227頁）。?《清廷之改革與反動》卡麥倫的《1898—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寺木德子《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載于《御茶水史學》（1962年第5期）第14—30頁。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朱昌峻《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胡繩武和金沖及《論清末的立憲運動》李時岳的《張謇和立憲派》。1930年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包遵彭《中國海軍史》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劉鳳翰《新建陸軍》和《武衛軍》。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陳青之《中國教育史》舒新城1923年編輯出版四卷本《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傅吾康《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的改革》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馬里納斯·J.梅杰爾的《中國近代刑法介紹》；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宮下忠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貝斯《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問題》徐潤著《徐愚齋自敘年譜》斯坦利《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農工商部統計處編《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1909年，6冊）和《第二次》（1910年，5冊）。盛宣懷《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和《盛宣懷未刊信稿》。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和全漢＿的《漢冶萍公司史略》。張謇著《張季子九錄》和《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大生紗廠》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朱昌峻《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盛世危言》《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兩卷本）；汪敬虞編《第二輯，1895—1914年》（兩卷本）；費維愷《二十世紀的中國企業：啟新洋灰公司》（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一書中）瓊斯《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和《上海的寧波幫和金融勢力》（載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陳錦江《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楊聯陞《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186—209頁）、梅茨格《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載《亞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46頁）、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變化》。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伯納爾《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M.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吳玉章《辛亥革命》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余秉權、李又寧、張玉法合編《清季革命運動期刊敘目選輯》。貝爾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載《歷史評論》第468期〔1963年10—12月〕第403—436頁）。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馮兆基《1949年后中國的辛亥革命歷史學》（載《近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頁）。亓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陳志讓《袁世凱，1859—1916年》（第2版）、弗里德曼《中國革命黨》、戴福士《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于之喬《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1924年的國民黨》、唐·普賴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歐內斯特·楊《袁世凱總統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天海謙三郎《中國土地文書研究》日清貿易研究所《清國通商綜覽》、東亞同文書院編《中國經濟全書》、根岸佶《清國商業綜覽》、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清國行政法》，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國時代的社會）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埃爾文、施堅雅合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張仲禮《中國的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馬什《1600—190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李國祁《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陳錦江《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張國輝《中國近代煤礦企業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生問題》、汪敬虞《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東京教育大學編《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文集。貝爾熱《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王爾敏編《淮軍志》劉鳳翰《新建陸軍》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吉波倫《秋瑾》。汪敬虞、聶寶璋的《關于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斗爭資料》趙親《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工人運動》。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彭澤益《十九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東京教育大學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景蘇、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蕭公權《十九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謝諾編《十九和二十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英文版為《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科思嘉也娃《1901—1911年中國的民眾運動》小韋克曼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小韋克曼《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歷史上民眾運動的研究》（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頁）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張德澤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四卷重田德著《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小島晉治著《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和思想》小野川秀美和島田虔次共編《辛亥革命之研究》中村義著《辛亥革命史研究》、島一郎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紡織工業與中國》。狹間直樹、片岡一忠、藤本博生《五四運動之研究》論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南京大學歷史系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黃逸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上海博物館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收碑文245篇；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收碑文90篇；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和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收碑文258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清代地租剝削形態》，收乾隆朝刑部檔案399宗。傅衣凌著《明朝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何齡修等著《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葉顯恩著《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蘇云峰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李國祁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張朋園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張國輝著《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劉鴻生企業史料》；陳旭麓、顧廷龍、汪熙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陳明《勞工與帝國：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1895—1927年》；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1949年》和《包身工制度與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紗廠》；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戴維·斯特蘭德和理查德·韋納：《20世紀20年代北京社會運動與政治言論：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分析》，小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陳明編著《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編纂學，1895—1949年》趙靖和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侯厚吉和吳其敬：《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第一卷（1840—1864年）。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史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1973年）三大卷史堅雅著《中國農民與封閉社會：開放和關閉的個案》提埃里克·沃爾夫著《20世紀的農民戰爭》、詹姆斯·斯科特著《農民的道德經濟》、塞繆爾·波普金著《有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原始的造反者》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和《亞洲社會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頁]吉爾伯特·羅茲曼著《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李國祁和朱鴻著《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史堅雅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蘇珊·曼著《中國的城市化與歷史變遷》寇爾：《紹興：清代社會史研究》；威廉·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876—1889年》；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1911—1937年》。劉耀著《太平天國失敗后江南農村經濟變化的再探討》，詹姆斯·沃森著《中國親屬關系再探討；歷史研究的人類學觀點》莫里斯·弗里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系》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斯特萬·哈勒爾著《犁頭農村：臺灣文化與環境》魯比·S.沃森著《華南的階級差別與姻親關系》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華帝國晚期的親屬組織》。何炳棣著《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詹姆斯·李著《中國西南部的糧食供應與人口增長》詹姆斯·李和羅伯特·恩格著《18世紀滿洲的人口及家史：島夷人，1774—1798年》王樹槐著《清末民初江蘇省的人口發展》傅筑夫著《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皮埃爾-艾蒂安·維爾著《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載《糧食、饑荒與中國國家——專題論叢》中的全部論文；詹姆斯·李、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和王國斌編《清代的國家倉廩與糧食供應，1650—1850年》。肖邦齊著《四川地方名流的構成和作用》瑪麗·巴克斯·蘭金著《城鄉連續性：浙江兩個集鎮的望族》。肖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理查德·J.史密斯著《中國文化遺產》何炳棣著《中國會館史論》根岸佶著《上海之行會》。加里·G.漢密爾頓著《區域性的行會與中國城市：比較觀點》汪士信著《我國手工業行會的產生、性質及其作用》經君健著《論清代社會的等級結構》弗蘭克·洛耶夫斯基著《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張仲禮著《中國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著《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淺論》。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內部的鴉片戰爭》鄺兆江著《百日維新的拼花圖案：人物、政治及思想》。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關于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黃宗智著《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魏菲德著《造反與革命：中國歷史中的民眾運動研究》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后的編史學的看法》，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寫中國歷史的研究》周錫瑞著《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干介紹性評論》周錫瑞著《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裴宜理著《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讓·謝諾編《中國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歐大年著《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歐大年著《抉擇：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著《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韓書瑞著《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1813年的八卦教起義》孔斐力著《太平天國幻想的淵源》，魯道夫·G.瓦格納著《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宗教在太平軍造反中的作用》裴宜理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哈里·J.拉姆利著《械斗：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艾愷著《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蒂德曼著《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地區的事件》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戴維·富爾著《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1911年》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著《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阿瑟·羅森鮑姆著《士紳權力與1910年長沙米風潮》周錫瑞著《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喬舒亞·A.福格爾和威廉·A.羅編《關于變化中的中國的若干看法：韋慕庭教授紀念論文集》馬杰里·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的婦女》。謝爾曼·科克倫和安德魯·謝譯《中國一日，1936年5月21日》馬里烏斯·詹森著《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年》著《日本人與孫逸仙》。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栗原健《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明治后期國防環境的變化》；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二十一條要求研究》。彼得·洛：《英國與日本，1911—1915年》；詹姆斯·里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年》。瓦倫丁·拉伯：《美國在華差會的國內基地，1880—1920年》；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馬德琳·池著《中國外交，1914—1918年》。拉塞爾·法菲爾德：《威爾遜與遠東》；諾埃爾·H.普加奇：《芮恩施》；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關系研究》。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1928年》保羅·瓦格：《傳教士、中國人及外交官》；沃倫·I.科恩：《中國派：顧臨、拉門德、索克思與美國-東亞關系》；羅伯特·奧爾伯特·戴耶：《在華的銀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羅杰·丁曼著《太平洋的軍事力量》。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馬場伸也著《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頓著《田中義—與日本對華政策》，細谷千博和齋藤真著《華盛頓會議體制與日美關系》入江昭和有賀貞編著《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日本外交》。世界經濟危機時期“華盛頓會議體制”的崩潰，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1933年遠東危機》中得到很好的研究。遠東危機本身也有學者研究，專著有緒方貞子著《在滿洲的挑戰》；臼井勝美著《滿洲事變》；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島田俊彥著《滿洲事變》。至于對美國幫助中國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動亂所作的極好論述，也見小詹姆斯·C.湯姆森著《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美國改革者在國民黨中國，1928—1937年》。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戰爭》予以生動的論述。在這部著作中，這位著名的日本歷史學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寫種種事件。許多與這位學者同時代的人，以及年輕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順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學家的七卷論文集，仍然保持檔案史料的發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產生的新鮮感。這部論文集已有若干卷譯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日本突然爆發。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和滿洲事變，1928—1932年》。用英文撰寫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日本擴張主義思想的最佳專著，有馬克·皮蒂著《石原莞爾》和邁爾斯·弗萊徹著《對新秩序的追求：戰前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史學界有研究西方列強對中日沖突的反應的權威著作。關于美國的反應見多蘿西·博格著《美國與1933—1938年的遠東危機》；關于德國的反應，見約翰·P.福克斯著《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關于英國的反應，見安妮·特羅特著《英國與東亞，1933—1937年》，斯蒂芬·萊昂·恩迪科特著《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羅杰·路易斯著《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變前夕亞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學者熱烈討論的課題。主要問題是中國在造成日美之間的危機和最后終于爆發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專著，如彼得·洛著《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和戴維·雷諾茲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詳細的分析。在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專著，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的兩卷多國合作的論文集《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所收的多篇論文，和伊恩·尼什編《英日疏遠，1919—1952年》。可惜，論及20世紀3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專著不多。這種狀況部分地反映文獻資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學者的主要興趣在于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特別是國共關系。幾乎全部通過日本及西方史料來研究中國對外事務的反常狀態，有朝一日將會得到矯正。同時，學者應利用這方面的已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專著，如吳天威著《西安事變》，以及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所收蘇珊·漢·馬什、易勞逸和入江昭的論文。關于近年研究中國對日本侵略的反應的日本學者論文編目，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戰后日本之國際政治學》。戰時中國外交事務已再度傾向于由學者通過大國對外政策來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書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國、英國與對日本的戰爭，1941—1945年》，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實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年—1945年》。鄒讜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拉塞爾·D.布海特著《赫爾利與美國對外政策》，肯尼思·徹恩著《在中國的困境：美國政策辯論，1945年》，保羅·A.瓦格著《門戶的關閉：中美關系，1936—1946年》，威爾馬·費爾班克著《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加里·梅著《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驗》。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羅伯特·布盧姆著《限制：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由來》，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問題的爭論，1949—1950年》，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對抗的道路：美國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1947—1950年》，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唐納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韋爾萊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東亞國際政治》，入江昭著《亞洲的冷戰》，中嵨嶺雄著《中蘇對立與現代：戰后亞洲之再考察》。薛光前編《緊張的十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7年》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1937年》田弘茂著《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錢端升《民國政制史》和《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張其昀著《黨史概要》五卷，董顯光著《蔣介石》布賴恩·克羅澤著《失去中國的人：第一部蔣介石全傳》。約翰·伊斯雷爾著《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畢恩來著《日本在中國》，周開慶著《抗戰以前之中日關系》秦郁彥著《日中戰爭史》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對外政策，1930—1938年》詹姆斯·威廉·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開戰外交史》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在中國史的支點》。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威廉·C.柯爾著《德國與中華民國》卜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托尼著《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劉大中著《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劉大中、葉孔嘉合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1959年》。楊格著《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弗蘭克·M.塔馬格納著《中國銀行業和財政》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約翰·K.張著《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帕克斯·M.科布爾著《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理查德·克拉倫斯·布什著《國民黨中國的棉織品政治》諾埃爾·雷·邁納著《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著《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華《國民黨在江西：圍剿共產黨根據地，1930—1934年》蕭作梁著《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蕭作梁編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1930—1934年》和《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約翰·E.魯著《居于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國共產主義政治》T.勒特菲特著《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曹伯一著《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查爾斯·B.麥克萊恩著《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1931—1946年》奧托·布勞恩（李德）著《中國紀事，1932—1939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共匪重要資料匯編》兩卷劉培善編《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資料》。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喬治·瓦爾特和胡繼喜（音）著《他們有十萬人（長征，1935年）》。約翰·吉廷斯著《中國紅軍的任務》塞繆爾·B.格里菲思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臺北國防部戰史局編《剿匪戰史》六卷薛岳著《剿匪紀實》，塞繆爾·B.格里菲思的《毛澤東論游擊戰》瓦爾特·拉克爾著《游擊戰：歷史的批判的研究》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敘述朱德的生平，韋爾斯著《紅色塵土》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彼得·施蘭著《游擊經濟》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黃宗智等人的《中國共產黨與農村社會，1927—1934年》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王凡西著《雙山回憶錄》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個人經歷》。唐寶林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華中師范學院黨史學者編的《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一卷和《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兩卷。胡華主編的多卷集《中共黨史人物傳》胡華已修訂他所著《中國革命史講義》（兩卷），阿里夫·德里克著《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淵源，1919—1937年》。馬若孟著《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諸問題》卜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羅伯特·阿什著《中國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蘇省》小查爾斯·羅伯特·羅爾《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較》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區域發展》。中兼勝義著《舊滿洲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之分析》。今崛誠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其歷史與革命前夕的現實》。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民國二○三○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鄧嗣禹著《抗議和犯罪在中國：秘密結社、民眾起義、農民造反的書目》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1937》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蔡樹邦著《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自鳴編《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中的各種騷動風潮一覽表》。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呂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奧貝爾等《在中國問題上的冷靜考慮》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德經濟》）塞繆爾·I.波普金（《有理性的農民》）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國盜匪活動，特別論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紅槍會》羅曼·斯拉文斯基著《紅槍會與1926—1927年中國的農民運動》。衛藤沈吉著《海陸豐：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羅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著《中國第一個蘇維埃領袖彭湃（1896—1929）：中國廣東海陸豐》。彭湃《海豐農民運動》唐納德·霍洛奇《農民革命的種子》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韓丁著《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大的地方社會調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運作的豐富資料。日文的地方實地調查成果在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活動，1907—1945年》中有介紹。最好的第一手資料大概是從20世紀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東某些地方進行的逐村調查，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除訪問記錄外，編入晚清以后關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這個主題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廣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編實地調查報告簡編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資料：《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計劃項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許多地方行政發展的環境。也可查閱刊載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張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東地方自治》和王樹槐著《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地方士紳政治化研究應從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肖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著手。關于地方自治運動，孔斐力著《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與動員問題》整體地對它進行研究，該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近代時期地方名流如何與政府相互影響，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和第4集（1978—1979年）中有所論述。特別是見之于艾愷、蘇珊·曼·瓊斯和孔斐力的論文（如在書目所列）。有影響的帝國背景研究專著是和田清著《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該書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時附山根幸夫所編的重要新書目。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國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價值的清代背景入門書。關于地方區域政權制度，留有許多卷大多是綱領性的、自吹自擂的資料。不過可以看出這類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處編《山西村政匯編》，該匯編編集1916—1927年山西省從省發至縣的文件。關于廣西，見李友華著《地方和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治斗爭中的桂系》。國民黨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陳伯心著《中國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錢端升等著《民國政制史》中得到介紹。關于縣政，程方著《中國縣政概論》引用和綜合很多現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獻；施養成在1946年就省政寫成的綜合性著作《中國省行政制度》也是這樣做的。民國初期背景研究，有馬場鍬太郎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第81—317頁）。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吳應銧著《民國初年地方知事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現代亞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245頁〕。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國地方自治問題》中概述國民黨認為的地方自治制度。著名的國民黨綱領制訂者李宗黃著《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論述被竭力推薦的“新縣制”。關于鄉村建設運動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愷著《最后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這方面豐富的中文文獻，可涉獵這部著作所附書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權著《關于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查爾斯·M.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中研究定縣個案。?8.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學術界包含個人和機構，其歷史記載在各種各樣涉及思潮、政治傾向和社會文化環境其他方面的綜合文獻中。我們在這里只能為本章專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資料。北京、南京和臺北以及東京、倫敦、巴黎和華盛頓的政府檔案，在這個領域比較而言仍然未被發掘。設在紐約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提供美國援助，特別是在醫學及其他科學方面的資料。已出版的文獻很多。舒新城早年編集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卷收羅從1898年到1928年國民教育創始期間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編三卷《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是一部與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羅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四卷轉載清末至1948年史料數千頁，使該書成為一部包羅最廣的資料集。丁致聘著《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記事。王云五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后關于臺灣）的資料和文獻。林子勛著《中國留學教育史》也編入大量資料。在雜志類中，有商務印書館1909年在上海創刊的《教育雜志》和中華書局1912年創刊的《中華教育界》。江蘇省教育共進社主辦，最初由蔣夢麟編的《新教育》，1919年創刊。關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簡明概括的綜合評述，是王鳳喈著《中國教育史大綱》。關于1930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贊助下出版的調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抗戰前十年之中國》有若干關于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章節；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寫的章節。莊澤宣編《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是《中華教育界》雜志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輯。教育設施的官方統計數字收在教育部統計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內。有兩部教育年鑒出版：《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長王世杰的前言；《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驊的前言。自1981年以來，臺灣陸續出版《學府紀聞》叢書，由一流大學的單卷校史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私立燕京大學》。內容包括各種各樣資料，從正式大事記、同時代人的文章、報告和演講直到紀念文章和個人回憶，回憶大多是逸事趣聞。臺北《傳記文學》月刊和傳記文學社出版《傳記文學》叢書，收民國時期人物傳記，包括許多教育界人物傳記：王文田著《張伯苓與南開》（叢書第26種，1968年）；梁實秋著《談聞一多》（叢書第3種，1967年）；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叢書第14種，1967年）；《蔡元培自述》（叢書第22種，1978年）；胡適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叢書第21種，1979年）；楊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叢書第98種，1980年）。關于蔡元培對近代中國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貢獻，見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譜》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載的兩篇詳細文章。除廣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還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關教育論述的專集，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文選》。若干校友會刊物如《清華校友通訊》載有有用的校史資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記述有蔣夢麟著《來自西方的潮流》。在華教會大學的歷史及其與中國環境的相互影響，在杰西·G.盧茲著《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論述，也見于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會大學校史，已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刊行，雖然在質量上參差不齊，但這類出版物有兩種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據差會檔案和私人文件撰寫而成的19世紀以來在華教會教育事業概要，二是展示教會大學教育家和他們的年譜編寫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態度分歧。這類出版物有：查爾斯·霍奇·科貝特著《齊魯大學》（1955年），克拉倫斯·戴著《之江大學》（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學》（1959年），瑪麗·蘭伯頓著《上海圣約翰大學，

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55年），L.埃塞爾·華萊士著《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56年）和劉易斯·C.沃姆斯利著《華西協合大學》（1974年）。也參見魯本·霍爾登著《1901—1951年中國大陸的雅禮和湘雅》。關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影響的分析專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年》。日本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的全領域，已由日本大學者實藤惠秀全面開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著作（見費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條目—）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達到其巔峰。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實藤惠秀在東京的藏書仍然是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資料來源，在任何其他國家無類似的富源。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導引研究的專著，而中國留學生的回憶錄仍然是一個未被發掘的富源。薩利·博思威克著《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在第200—201頁列出這類回憶錄約50種的書目。在近來的出版物中，這個研究領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年》外，還有北京1965年編成，1981年出版的詳細清華校史《清華大學校史稿》（約翰·伊斯雷爾選刊了其中一部分）和賈祖麟在1981年出版的研究專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9.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已在本書上卷《文學的趨勢I：對現代性的追求》的書目介紹中加以討論，本書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寫時未獲得的更多資料信息。自1976年“四人幫”垮臺以來，學術活動的復蘇導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的豐收。（按照中國史學界年代分期，“現代”指1917—1949年，“當代”指1949年至現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種是現代文學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學史料》，重點登載了茅盾的回憶錄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和《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此外還有若干專門的魯迅研究刊物（1981年為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大部頭《中國文學家詞典》正由北京語言學院刊行：現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載有405位文學家的傳記；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載有582人的傳記。本章提到的公認為優秀的文學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瑤和劉緩松所著的文學史著作，已經再版印行，一批新專著也已出版。一個新的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服務的全國檔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來的檔案中心將設在北京附近16世紀建成的一個古廟內。據《中國文學》（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館藏“將包羅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作家、理論家、翻譯家和文學活動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參考影片、錄音帶和錄象帶，以及他們各種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資料”（第137頁）。現在已經開始實施的也許是最具雄心的計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叢書，該叢書將收有關于文學運動、社團、爭論以及關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資料，附刊載在報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這個大項目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學的學者的一項共同研究計劃。這套叢書完成時（計劃在1985年完成），數量可達數百卷，將成為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中國及西方學者和研究者的最有價值的資料寶庫。然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釋質量不一定配得上極大的數量，雖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現毛澤東思想意識少些，但是沒有放棄過去30年連續不斷的思想運動形成的基本馬列主義框架。近來出版的大多數專著仍然往往會著重研究30年代文學論爭和黨領導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在延安文學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學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別是在戰時重慶和淪陷區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廣泛的研究。在現代時期的作家中，魯迅仍然是占據政治上奉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偉人，雖然少數研究專著（如劉再復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愛讀的傳記《魯迅傳》）試圖從人的角度更客觀地描繪魯迅。近來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魯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受到高度評價的作家——張天翼、吳組湘、沈從文、錢鍾書和張愛玲——似乎在中國文學史中默默無聞。30年代初一度發展起來的詩的現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幾乎沒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開始在中國吸引學者興趣，部分地是近來集中在“朦朧詩”的年輕實踐者的爭論的結果。可是，如徐志摩和郁達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詩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學更大的遺產的一部分，這部分文學遺產在臺灣準許閱讀，而其他大多數作家，包括魯迅，被目為“共產黨”，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頗為大膽的學術叢書，周錦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為數約30卷，是機智地避過官方禁令的初次嘗試，雖然各卷的學術質量參差不齊。因此，在推進作為社會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學，而不是主要作為政治意識和政策反映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數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正在迎接這種挑戰，他們近年已能同他們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觸。從這類接觸中得到好處的近年（出版或準備出版）的研究專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儀慈著《丁玲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意識和敘事》；葛浩文著《蕭紅評傳》（據作者英文專著《蕭紅》擴充和修訂）；杰弗里·金克利即將出版的一部關于沈從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學的學位論文《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的修訂稿）和胡志德著《錢鐘書》。這些學者不是訪問過研究對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對象生活所在地點進行研究，或兩者兼而有之。繼這些學者之后，一些美國大學研究生，已就吳組湘、老舍、蕭軍、艾蕪和丁玲這樣一些人物和就自傳文學和象征派詩這類一般論題，在中國進行研究或訪問。然而，在西方學者中，集中的一般領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學。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由于盡管社會政治環境令人窒息，這個時期的作家卻多產，并且藝術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聯盟的文學論戰和活動已不為西方學者廣泛研究，保羅·皮茨科維奇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和安東尼·凱恩最近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的文學政策》是顯著例外。40年代時期，當時中國現代文學卷入戰爭和革命中，在西方學術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戰時作品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翻譯。茅盾的小說，如《蝕》和《腐蝕》，尚未翻譯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說《寒夜》最近才由內森·毛翻譯成英文。重慶戰時戲劇尚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極重要課題。淪陷區上海文學界在愛德華·岡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歡迎的繆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中，在學術上初次得到論述。延安文藝界成為戴維·霍爾姆的研究課題，此人曾就延安秧歌運動和魯迅遺產寫過論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邦尼·麥克杜格爾根據較早的1943年文本的審慎的新譯本。本章概括地探討的戰后電影業，已由保羅·皮茨科維奇、保羅·克拉克和其他人作為社會史的一種資料加以研究，電影藝術價值和文學價值仍然有待評估。（杰伊·萊達著《電影》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電影的著作，有嚴重缺點。）總之，這整個時期為繼續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內容豐富的領域。一個新領域的發展也可由研討會和會議之類集體學術活動判斷。自1974年在哈佛大學舉行開拓領域的研討會和會議——成果為《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默爾·戈德曼編）——以來，已舉行過六次國際會議，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時期有關。這些會議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舉行的研討會，由羅伯特·魯爾曼組織。1982年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為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專門題獻給丁玲和艾青（后者親自參加了會議），載有歐洲、美國及中國學者寫的論文29篇。第二次國際會議專門討論“魯迅及其遺產”，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亞州阿西洛馬爾舉行。由李歐梵編集的會議論文集目前在準備中，收論文12篇，評價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政治和思想的范圍廣闊的影響及其在世界文學中受接納的程度。最近的學術會議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舉行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批判探討”研討會。約20位學者討論運用西方批判理論分析五四時代早期至現在的有特色的中國短篇小說的可行性。研討會標志了首次把精選小說的內在結構作為文學文本而不是作為歷史文件或作者的傳記資料來進行持續的探討。學者也可利用載于溫斯頓·.楊和內森·K.毛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和欣賞指南》的書目提要；唐納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書目，1918—1942年》。包羅最豐富的現代中國小說的英譯樣本是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年》，現代中國詩的樣本是許芥昱譯編《20世紀中國詩集》，現代中國戲劇的樣本是愛德華·岡恩編《20世紀中國戲劇選集》。第10章書目提要，見前書目提要2和10。?11.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盡管緊張并明顯重要，抗日戰爭時期仍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未開發的部分。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最佳的全面寫照，大概仍然是當時在中國采訪的兩個美國記者寫的著作：白修德和賈安娜著《中國雷鳴》。這部著作批評國民黨，但作出的總評價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學術研究著作證實。關于這一時期的包羅最豐富的著作是，現代中國著作最豐的史學家吳相湘撰寫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兩卷。雖然披露的資料有用，但是吳著在批判解釋或分析上顯著不足。分析較充分并有有關國民黨戰時努力的有價值史料、特別研究軍隊派系傾軋和政治敗壞的影響的一部著作是，齊錫生著《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易勞逸在他所著《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爭和革命中1917—1949年》中也持批判態度看待國民黨。質量上和對國民黨評價上各異的論文專題集，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在當地曾對國民黨作過一些最銳利的分析，他的戰時文電稿已由周錫瑞編成《在中國的失機》一書出版。另一個美國人，格雷厄姆·佩克，從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評價戰時中國；他的著作《兩種局勢》是一部罕見和令人愛讀的作品，充滿諷刺幽默和與中國老百姓的同感。關于抗日戰爭的軍事方面，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迪克·威爾遜著《兩虎相斗之時：中日戰爭史實，1937—1945年》是一部普通讀者愛讀的著作。敘述各次戰役頗詳細的一部國民黨官方著作是許朗軒和張明凱編《中日戰爭史，1937—1945年》；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編的國民黨國防部出版的多達101卷的中文《抗日戰史》的要略。若干較短的中文軍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和國防部戰史局編《中日戰爭史略》。美國在華的軍事作用，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持下由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執筆寫成的三卷史給予接近定論的論述。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后寫成三卷史的書名是：《史迪威赴華使命》、《史迪威指揮問題》和《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史迪威將軍是戰時在中國的主要美軍將領，是巴巴拉·W.塔奇曼榮獲普利策獎的傳記著作《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的傳主。在廣闊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國在華作用的著作，有鄒讜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關于中日戰爭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書第1章和第10章書目提要中提到。抗日時期國民黨中國國內政治史甚少受到學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蔣介石的中國：政治研究》，錢端升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和勞倫斯·K.羅辛格著《中國的危機》，后者是一部面寬而不太詳細的著作。抗日戰爭的經濟方面，特別是通貨膨脹，在三部研究專著中得到熟練的處理。張嘉璈著《惡性通膨脹，1937—1945年中國的經驗》，周舜莘著《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和楊格《中國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楊格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顧問，也寫過一部有關美國與戰時國民黨中國的經濟牽連的極佳歷史著作，《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廣泛地提供很多關于中國經濟的資料。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現代經濟部門的簡明而資料充實的著作。日本在控制區域的經濟政策及其激起的反應，是淺田喬二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之中國——中國被占地區經濟之研究》的研究課題。我們對抗戰時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會方面，幾乎沒有被觸及，而大有希望用來闡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詳細研究，40年代尚未在國民黨區域開始。12.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5年?本章書目提要不擬重復在本書第4章書目提要或在上卷書目提要中已經提過的書目。也擬避而不提在本書第14章書目提要中論述的毛澤東著作和傳記研究專著。涉及1921—1949年整個時期的大規模文獻匯集尚告闕如。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著《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門著作。對于趙國俊著《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