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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法學院唐鴻儒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了國際人道法的發展過程及其面臨的諸多困境，聯系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對其困境進行了闡述，旨在推動今后的研究并解決面臨的問題。

【關鍵詞】國際人道法發展問題維和行動

一、國際人道法的發展

1古代的國際人道法。

依照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定義，國際人道法是指出于人道原因，限制武裝沖突之后果的規則的總稱。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從原始的氏族部落間的戰爭中演化出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戰爭殘酷性的習慣，它們以某種宗教信仰、習慣、禮法等形式流傳下來，至今可以確信的是古印度《摩奴法典》上就有，關于弓箭的使用，對戰斗員的擊殺、對平民的保護內容，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邦國家，兩河流域，古中國也有同類規定。

這些依靠某種宗教、禮法、習慣而公開施行的規則構成了人道法的初始樣態，但受文明程度的影響，這些規則僅在某些特定的區域適用，因而并不成其為國際人道法。

2近代的國際人道法。

至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及之后的很長時間內，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其經典之著《戰爭與和平法》中以兩卷的篇幅闡述了戰爭中對人的權利，合法與非法的戰爭手段等內容，此書不僅為近代國際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也推動了近代人道法的發展。

伴隨著產業革命與殖民戰爭，國際法不斷向歐陸以外的區域傳播，這也帶動了人道法的傳播。

其間，在國際紅十字會倡導下，1864年出版的日內瓦條約問世，明確提出對戰地傷病員及醫生的保護，隨后又在其基礎上出現了海牙國際公約，并最終形成海牙公約體系，此體系系統規范了海戰與陸戰規則，明確戰爭中對科技應用于武器裝備的限制，并形成了四大原則限制原則、區分原則、比例原則與軍事必要不解除國際法義務原則。

此后，日內瓦公約于1906年被修正，其適用范圍擴展至海上救傷并賦予醫生以攜帶自衛武器的權利。

3現代的國際人道法。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極大地推動了國際法的發展，也進一步帶動了國際人道法的發展，1949年日內瓦四公約簽訂，它與之后的兩個附加議定書一起形成了日內瓦公約體系，并成為現代國際人道法的核心。

一般認為海牙公約體系與日內瓦公約體系一并組成現代國際人道法。

二、國際人道法對維和行動的適用性

國際人道法作為人類進步的象征，旨在限制戰爭的殘酷性，一般認為只要存在戰爭或者武裝沖突，國際人道法應盡可能的擴大適用范圍，依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泰迪克一案國際法院的判決，國際人道法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不經宣戰而事實處于戰爭狀態的一切訴諸武力的行為，依據公約第一及第二附加議定書，公約適用范圍不局限于國際性武裝沖突，也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且隨著1929年之后的各項公約均取消了普遍參加條款國際人道法現可適用于非締約國。

在聯合國是否可以適用國際人道法的問題上，存在對立意見，由于聯合國憲章沒有在是否可以適用的問題上做出明確表示，且聯合國并未在相關的國際公約上簽過字，而國際法院也未曾就此做出過相關判決，導致無先例可考，故在能否適用的問題上存在法律漏洞。

但就聯合國的態度而言，聯合國曾在多個決議中分別提到維和行動中對平民的保護，行動人員守則等內容，且在1999年8月10日，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簽署《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遵守國際人道法的秘書長公告》，其中詳述了平民保護及作戰手段限制等問題，聯合國官員也在公開場合表示過接受國際人道法的監督，因而可以認為，聯合國在其主持的維和行動中連續、普遍且一貫地適用國際人道法的基本內容，國際人道法對維和行動的適用存在通例，且已經接受成為法律，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之規定，應當認為國際人道對維和行動的適用形成國際習慣，具有法律效力。

三、國際人道法適用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盡管聯合國曾多次強調平民保護問題，但在其具體實踐中經常存在對平民保護不到位的情況，這其中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誤傷平民，二是義務沖突。

對第一種情況，最明顯的例證即為科索沃戰爭中，維和部隊為迅速達成其正義性目的，制止種族清洗，而過度使用武力，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幾乎所有武器，這其中甚至包括海牙體系明確要求限制使用的集束炸彈等過于殘酷的武器。

另外，北約在行動后期，不區分攻擊，導致大量的平民傷亡。

最近的事例是由反恐戰爭帶來的美軍虐囚問題，在911后美國在阿富汗境內打擊基地組織，在主要戰斗結束后，美國將抓獲的大量恐怖分子關押在關塔那摩軍事基地，對這些人進行了法外拘禁與詢問，這種暴行使得恐怖分子的法律保障問題顯得尤為突出，而這首先涉及到的便是對恐怖分子及其所從事的恐怖活動的法律性質的界定，這一問題是國際人道法正在面臨的挑戰，日內瓦公約明確規定禁止以制造暴力為目的而對平民聚集區采用暴力，但公約并未明確恐怖分子的法律地位。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曾就這一問題施壓美國政府，要求其按照戰俘待遇對待恐怖分子，而美國借口打擊恐怖主義及保護本國公民的重要性提出反對。

以上兩個事例中，北約與美國都明確或事實地借口維和行動的正義性目的而排除國際人道法的適用性，這也是當前維和行動中碰到的一大難題，在面對一個正義性目標的時候可否暫時排除國際人道法的適用性。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軍事必需不成為排除國際法義務的條件，那么維和行動如何迅速達成目的，是否應該在原則之下規定例外，設定緊急排除條件并建立時候的補償措施是值得探討的，否則國際人道法在實際中必將受到下一次的挑戰，其權威性會受到影響。

而就第二種情況，其主要的問題在于，維和部隊在行動中對平民保護的義務與其應嚴守中立性義務的矛盾，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下保護平民有很大的困難。

在剛果金，反政府軍曾襲擊過一個難民營，并且用營中的難民充當人盾，如果依靠當地的司法力量顯然不足以保護平民，但如果維和部隊攻擊反政府軍又勢必超過維和部隊自衛的限度，而使其喪失中立性，與維和行動的宗旨相悖。

又如剛果金政府軍被指曾于2019年對沙里奧村的平民進行屠殺，此時維和部隊坐視不管同樣導致人道主義災難，而主動介入又明顯又背中立性原則。

在索馬里進行的維和行動中，聯合國派出的維和先遣隊在遭到攻擊后主動反擊，導致數名索馬里平民死亡。

以上事例都顯示出國際人道法在具體的維和行動的適用過程中存在與其它國際法的法律沖突，而目前未有統一的國際法規范對這一問題進行總括規定，這使得國際人道法在很長的時間里可能都無法滲入到維和行動的領域，導致其對于戰地平民的保護作用大幅下降，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希望國際法起草委員會盡快拿出相關方案供聯合國討論。

與對平民的保護極為類似的是，對戰地傷病員的保護也存在義務沖突的情形，聯合國的戰地衛勤部隊僅能在聯合國授權的范圍內進行戰地醫治，但國際人道法明確規定了醫務人員對戰地傷病員的普遍施救義務，但救治沖突一方的傷病員也有違反維和行動中立性的嫌疑。

除了以上這些問題，還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得國際人道法獲得普遍的遵守。

正如國際公法不存在統一的強制機關一樣，國際人道法也沒有自己專門的強制機關，其強制力從實際效果上來說弱于大多數國家的國內法，那么要確保武裝沖突中遵守國際人道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引入第三者的監督，但是對于監督者本身的監督同樣也是問題，如果再設立監督者，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循環往復，沒有休止的問題，而確保國際人道法在實踐中得以貫徹又顯得十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