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法學導引課程的感想法學院六班李徵學號07150613在2015年九月，我踏進吉林大學的大門，成為法學院的一名學生，從此便接觸到了將要陪伴我一生的專業——法學。之前對法學并沒有什么了解，只是很好奇，到現在已經開學三個月了，專業知識雖然學的不多，但也總算對法學有了初步的了解。這之中多虧了法學導引課程的幫助。同時，通過法學導引，我對國際法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也很想在以后深入的學習國際法。很遺憾的是最后一堂法制史的可我因為有事沒有去上，所以總覺得少了點什么。我認為要想成為一個法律人首先應該培養法律思維，那么什么樣的思維才能稱之為法律思維呢？蔡立東院長在課上給我們做出了解釋，法律思維的特質就是提煉法律問題，法律思維就是從權利與義務這個特定的角度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當然光有法律思維還不夠，還要明確學習法律的四重目標，那就是熟悉體現為立法和判例的法律制度及其體系：形成籠罩生活世界的法律世界，掌握法律的基本思想、原理及其體系：明了制度的正當性基礎。適用法律解決具體問題：演繹社會現象的法律意蘊。發展法律回應社會需要：創設社會問題的法律解決方案。同時高素質的法律人還應該樹立正確的法律觀，沒有法律價值指向的法學研究是盲目的。僅關注法律價值的宏大敘述，不去探究實際利益沖突的法學研究是空洞的；不能給出符合邏輯的解決利益沖突之具體制度安排的法學研究是無力的。最后，蔡立東院長在學習法律的步驟方面為我們提出了建議，在接受階段要苦讀，精讀簡明的標準教科書，通盤初步了解整個法律體系的風格、結構及其基本概念。在研究階段要笨想，做專題研究。在資料方面著重研讀各家教科書、專題研究、論文及判例評釋。多瀏覽中國期刊網CNKI、北大法律信息網等著名法律網站。形成穩定的研究方向，涉獵太過，難免多有想法而難成學說。最重要的是注意養成職業的思考習慣：用法律的邏輯解析生活，用生活的常理闡釋法律，進入職業門檻。通過蔡立東院長對學習法律的全面的介紹，使我對法學有了更深的了解。下面就先說一說使我最感興趣的國際法，因為我對外語和世界地理歷史政治都很有興趣，所以當國際法的老師提到這些時我就自然而然地對國際法產生了興趣。以前是沒有接觸國際法的，對國際新聞的關注很欠缺。第一堂課感觸挺深的。老師通過熱點問題把有些枯燥的政治問題講得生動有趣。這次課似乎是為我打開了一道門，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我是需要惡補一下。雖說對國際法的接觸不多，但是，我通過查閱資料對這門課也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首先，國際法給了我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切入點和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法律的角度研究國際政治，如何用法律去規范國際上各國的政治行為，如何更有效的把世界納入到一個法制的體系當中，如何用國際法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各國間的交流與發展，實現和諧世界，如何運用國際法分析國際沖突，如何運用國際法維護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爭取自己的權利.....面對國際問題時，應該多一種一種思維方式，多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

其次，如果想從事外交外事工作，國際法會是一個標桿。國際法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一種行為規范，只有更好的學習了國際法，才能在將來的工作中更好的提高，中國正越來越積極的融入到世界體系和世界秩序中，這為我們將來從事外交外事工作提供了很到的一個契機，而了解國際法則顯得越來越重要，不了解國際法的人是無法勝任外事工作的。我認為作為普通大學生，研究國際法有助于你形成一種好的國際觀念，了解各國之間的關系。雖然說，國際法遭到破壞的情況屢見不鮮，但是也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受到遵守。首先，研究國際法有助于你了解國際關系。例如現在國外非常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其實是可以從法律問題進行分析的。以中國加入WTO為例：WTO規則是一套西方規則，完全是以西方的價值以及法律體系進行構建的。當初中國為了加入WTO，放棄了很多權利，現在我們卻能夠玩轉WTO規則。中國作為一個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個西方的體制下，由最初的削減了腦袋進來，變成了一個“圈內人”，將會擁有更多的主動性，因此，西方國家就非常擔心中國會隨著自己在全球化中越來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開始與西方的體系進行抗衡。這便是從法律上解釋為何西方會覺得自己受到中國的威脅。另外，研究國際法，有利于你理解中國現在在國際社會所受到的各種待遇，以及一些國家的行為受到接受，或者受到詬病的原因，從而幫助你形成一個更加全面的關于國際社會的觀點。

由于并未接受系統的法理和法律學習，很多法學基礎的東西還很薄弱，面對有些法律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些困難我相信會克服的。今后在這門課的學習中，我希望在難得的國際法課上能夠通過這“法學的冰山一角”了解更多的法律體系的知識。接下來讓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由李海平老師主講的憲法學了。首先老師講到什么是憲法學，一、憲法學是憲法的解釋和批判之學。二、憲法學是民主之學。三、憲法學是人權之學。四、憲法學是控制權力之學。五、憲法學是憲法權利救濟之學。雖然說憲法學比較抽象，很少有具體的案例，但是通過李海平老師幽默風趣的演講我還是收獲不小。憲法學領域最著名的案例當屬齊玉苓案了，備受國人矚目的齊玉苓案的大致經過如下：1990年，原告齊玉苓與被告之一陳曉琪都是山東省滕州市第八中學的初中學生，都參加了中等專科學校的預選考試。陳曉琪在預選考試中成績不合格，失去繼續參加統一招生考試的資格。而齊玉苓通過預選考試后，又在當年的統一招生考試中取得了超過委培生錄取分數線的成績。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給齊玉苓發出錄取通知書，由滕州八中轉交。陳曉琪從滕州八中領取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并在其父親陳克政的策劃下，運用各種手段，以齊玉苓的名義到濟寧商校就讀直至畢業。畢業后，陳曉琪仍然使用齊玉苓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齊玉苓發現陳曉琪冒其姓名后，向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被告為陳曉琪、陳克政（陳曉琪的父親）、濟寧商校、滕州八中和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原告訴稱：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虛作假，促成被告陳曉琪冒用原告的姓名進入濟寧商校學習，致使原告的姓名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被侵犯。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6萬元，精神損失40萬元。從此案的發生經過看，對于齊玉苓而言，關鍵之處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關于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訴求，因為這決定了齊玉苓可以得到的賠償數額。按照初審法院、二審法院對待侵權賠償救濟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所為），齊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權的損害賠償，即精神損害賠償；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所為），齊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與其受教育權被侵害有著因果關系的物質損失、精神損失。然而，由于民法通則沒有規定受教育權，而此案又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故而認為法律的適用是疑難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解釋。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復》，認定陳曉琪等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享有的受教育權。此批復，乃直接針對正在審理中（二審階段）的齊玉苓案，因涉及具體爭議點而備司法性質，其與最高法院另一類頗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釋迥異；并且，在當事的侵權一方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這一問題上，法院未以其他具體法律為依據而直接地、單一地適用憲法。就此兩點而言，司法界、學術界、媒體多稱此案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并沒有將憲法作為直接的法律依據在法律文書中援引。這使憲法在我國法律適用過程中面臨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居于根本大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內容在司法實踐中被長期“虛置”，沒有產生實際的法律效力。而如果憲法規定的內容不能在司法領域得到貫徹落實，就不能保障公民在憲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權利的實現，也不能真正進入法治社會。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近年來，我國公民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公民因在憲法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而產生的糾紛接連涌現，而在普通法律規范中卻又缺乏具體適用的依據。因此，實現憲法司法化，審判機關在訴訟過程中將憲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已顯得十分必要。由此可見，由一個冒名上學案引發的一個歷史性的判例、一個歷史性的司法解釋和憲法司法化，更加意義非凡.作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的第一案”，從此案的發生經過看，對于齊玉玲而言，關鍵之處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關于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訴求，因為這決定了她可以得到的賠償數額。按照初審法院、二審法院對待侵權賠償救濟的，如果法院不支持，齊玉玲只能得到其姓名權的損害賠償，即精神損害賠償；若法院予以支持，齊玉玲就可以得到一切與其受教育權被侵害有著因果關系的物質損失、精神損失。然而，由于民法通則沒有規定受教育權，而此案又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故而認為法律的適用是疑難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解釋。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此案的《批復》，認定陳曉琪等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享有的受教育權。此批復，乃直接針對二審階段的齊玉玲案，因涉及具體爭議點而備司法性質，其與最高法院另一類頗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釋迥異；并且，在當事的侵權一方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這一問題上，法院未以其他具體法律為依據而直接地、單一地適用憲法。“齊玉玲案”被稱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針對該案作出的批復也開創了中國憲法作為民事審判依據的先河。但之后，最高院發布公告稱，廢止2007年底以前發布的27項司法解釋。包括最高院就齊玉玲案所做的《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法釋。與其他26項司法解釋被廢止理由不同，該司法解釋只是因“已停止適用”而被廢止，既無“情況已變化”，又無“被新法取代”。我認為憲法作為根本法，應該被實施，沒有司法化也就意味著與社會大眾脫節，法院判案子不能用憲法，那如果公民的憲法權利受到了侵犯，又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去處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濟？接下來印象最深的就是知識產權法了。知識產權是一種有限制的專有權利，這是平衡權利人利益、公眾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結果。國家法律的制定及修改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利益平衡的過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根據國家的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就知識產權的專有性而言，就是確定其在獨占與限制的合理的平衡點。權利限制范圍的大小是衡量知識產權專有性強弱的一個標準。信息時代的到來，給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新的利益平衡問題，其實質就是強化專有性是弱化專有性的問題。網絡具有公開，公用，高容量、高速度的特點。然而根據知識產權的專有性特征，使用知識產品（信息）必須經過權利人的許可，這必然與網絡的宗旨相背離，從而無法真正發揮網絡的作用，甚至阻礙網絡的健康發展。因此，在網絡環境下，應該擴大對權利人的權利限制，以免出現動輒侵權的客觀形勢和社會效果。從利益平衡的角度看，在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隨著網絡的高容量、主速度的擴散傳播而很極大地增長。因此，作為一種平衡措施，應當對權利人的專有權加以適當的限制和弱化。。另一方面，為保障社會公眾，促進社會公眾利益，促進信息的網上擴散傳播，激發知識創新，也應對知識產權的專有性加以適當限制和弱化。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國先后締結和參加了一些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修訂自己的國內知識產權法，根據國際公約的國民待遇原則，在一國地域內有效的知識產權，就有可能在公約的締約國發生域外效力。但國民待遇原則并沒有動搖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征。因為，是否授權、如何授權、權利的內容等，仍須由各締約國按照其國內法來決定。但互聯網的發展和迅速普及，使傳統國界概念受到巨大沖擊。網絡環境下，在一國地域內發生的網上信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接收和使用。如果產生知識產權糾紛，就很難確定適用哪一國家法律。是上載國、下載國還是主服務器所在國？因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為行為發生地，極有可能出現現一案件適用幾個甚至十幾個國家法律的不合理現象。國此，為了解決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網絡的無國界性的矛盾，世界各國加速了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國際化進程。在網絡環境下，由于各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標準逐步趨同，作為知識產權基本特征的地域性正在逐步淡化，但是，知識產權法依然以各國國內法的形式出現，權利的取得及保護仍依其國內法決定，在程序上仍保持各國的司法獨立，因此，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依然存在。網絡時代的到來，打破了人們傳統的時空概念。網上信息擴散傳播的高速度、高容量、要挾調整高覆蓋面的特點，使信息在網上能瞬間傳至世界每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