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真善美〞和諧統一曾樸是我國晚清著名的詩人、小說家和翻譯家。他從未跨出國門，靠自學掌握了法語，廣泛研讀和翻譯了法國19世紀的文學作品，對雨果情有獨鐘，是中國譯介雨果的第一人。因此，曾樸的文藝思想深受雨果的影響。求真、求善、求美是他們的共同心聲。波蘭評論家勃蘭兌斯認為，以雨果為代表的法國浪漫主義具有三個根本傾向：真、善、美。雨果不僅在創作上以“真善美〞作為標準，而且在理論上對“真善美〞進展了深入的闡述。曾樸與雨果“真善美〞的文藝思想在許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但又有各自獨到的見解。一、“真〞——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曾樸與雨果對文學真實性的認識十清楚確。他們既重視文學的生活真實，又強調藝術真實高于生活真實，主張二者的有機統一。雨果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是文學作品產生的根底，天地之間事物無一不可進入藝術，“世界上、歷史上、生活里和人類中的一切，都應該而且可以在舞臺上得到反映。〞①雨果認為，真正的詩、完好的詩，都處在對立面的和諧統一之中，文學藝術的“真實〞全在于崇高優美與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結合，要全面、真實、廣泛地反映現實生活。同雨果一樣，曾樸認為“真〞是文學藝術的基矗他說：“真是文學的體質。體質是什么東西?就是文學里一個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實或情緒。作者把自己選擇的事實或情緒，不問是現實的，是想象的，描寫得來恰如分際，不模擬，不矯飾，不擴大，如實地寫出來，叫讀者同化在它想象的境界里，忘于是文字的表現，這就是真。〞②“求真〞是曾樸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標準。他強調文學作品唯一的要素是忠實的記錄，要形成忠實的記錄，必須搜集忠實的材料。他反對文學家描寫人物個性，前后絲毫不走樣兒，認為這樣所寫的東西決不忠實，因為人生是活動的、變遷的。在他看來，中國古代歷史文學對社會現實有明顯的不“忠實〞，主觀色彩太濃重。例如，“左丘明借著古事來顯露他的才華，只顧描寫的壯美，決不測準事實的尺度〞，“司馬遷借著史料來抒發他的情緒〞。③與此同時，曾樸提倡以“平民文學〞和“群眾文學〞代替“官邸文學或客廳文學〞，要求文學走出象牙塔，反映更為廣泛的社會現實生活，誠如雨果所說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于藝術之中。曾樸甚至找到了“求真〞的“兩條新路〞：一是把“自己親身經歷的社會的變遷、政治的進退、人文的蛻化，合攏了照直寫出來，便是一時代的現象〞；二是“實行禮失求野的老法〞。④有人問曾樸“魯男子的戀是不是事實?〞他說，當然是事實，齊宛中不用說是真有其人，就連附屬人物如丫環阿林也與作者“浪漫史中的一段最揪心的往事〞有關。可見其“求真〞的態度是十清楚確的。然而，文學藝術的真實并非絕對的真實，不可能機械地反映現實。雨果認為，“自然和藝術是兩件事，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從藝術出發的真實和從自然出發的真實〞，“藝術的真實根本不能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絕對的真實。藝術不可能提供原物〞。⑤他非常重視作家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為文學藝術是反映自然和社會現實的鏡子，但假如只是一面刻板的“平面鏡〞，社會生活就會失去光榮。因此，雨果強調作家追求真實的目的，應該首先是像高乃依那樣追求偉大，像莫里哀那樣追求真實；文學藝術要通過真實充分地寫出偉大，通過偉大充分地寫出真實。只有這樣，藝術才能到達完美的境界。總之，雨果對文學真實性的認識，既具有浪漫主義的獨特性，又到達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有機結合。關于“真〞的定義，曾樸既強調“事實〞，又突出“想象〞。他認為，經歷的事實，都是些粗暴的原料，必須經過淘漉、融化，才能成為無比的想象。他主張從評判社會的角度來概括生活現象，對所描寫的事物作思想的評價，反對那些盲目機械地再現生活途徑的自然主義傾向。這與雨果的觀點不謀而合，同樣兼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層涵義。二、“普〞——批判與教育的結合“求善〞是文學藝術的主要目的之一。曾樸與雨果都認為文學藝術的“善〞具有社會功利性，強調文學作品只有暴露黑暗、批判現實，喚醒民眾起來對抗封建專制，為建立資產階級理想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奮斗，才能到達“求善〞的目的。雨果直言不諱地聲稱，為藝術而藝術固然美，但為進步而藝術那么更美。在他看來，文學創作應該對如今提出忠告，為將來描繪夢想，給當代的事件作出光輝的或陰暗的反映；文學藝術的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要“破壞負擔的古老文明〞，與社會不合理、非正義的事物作堅決的斗爭；去除遏制歷史開展、阻礙社會進步的舊傳統、舊法律、舊風俗以及種種陳腐的丑惡現象，是各個時代，包括作家在內的“有才智的人〞的神圣職責。他蔑視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向奧古斯都皇帝諂媚懇求寬恕的舉動，指責他為懦夫。對于歌德在不合理的社會現實面前所采取的妥協的庸俗態度，他也予以嚴肅批評。雨果之所以特別推崇莎士比亞，是因為莎翁的作品不僅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而且總是面向人民，對社會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善〞就是“文學的目的〞，文學作品的天職就是“顯發人生〞，曾樸如是說。他強調文學創作要敢于揭露人生丑惡和封建宗法道德，打破宗教虛狂，倡導自由愛情和個性解放。在譯介雨果的過程中，他特別向國人推介喬治·顧岱林，因為他不僅能寫出“天然的快樂〞，而且敢于“對抗普遍的道德“、譴責社會對詩人的虐待。曾樸欽佩顧岱林的“非難權威〞和“嘲笑權利〞如同撲擊魔鬼一樣剛毅有力。為了實現“善〞的社會功利性，曾樸與雨果都強調文學的啟蒙教育功能，擔負改造社會的責任。雨果明確提出文學藝術具有宣傳教育作用。“詩人擔負著靈魂的責任〞，“在舞臺上永遠只演出富有教育和勸解作用的東西〞。⑥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斗士，曾樸也非常重視文學作品的啟蒙教育作用。他致力于近代中國的文學革新，視文學為改進社會的工具。他把文學作品當作對抗現實的武器和呼號，認為文學作品可以“挑動埋伏在我們心底的一種對抗的知覺〞，給予人們“沖破藩籬的動力〞。⑦曾樸竭力譯介雨果反封建的小說、戲劇作品，其目的就在于“開通民智〞。三、“美〞——反傳統的革新主張和創新形式對“美〞的孜孜追求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顯著特色。曾樸與雨果有著相似的浪漫氣質和離經叛道的精神。他們堅決批判傳統的清規戒律對文藝美的束縛，提出自己鮮明的美學思想，創造出新穎的“美〞的形式。雨果對傳統美學的對抗主要表如今對古典主義的批判上。19世紀初期，他率先舉起浪漫主義的旗幟。1827年，雨果發表?克倫威爾序言?，強烈批判古典主義盲目模擬古人、片面地反映現實，只描寫粗俗，壞人形象一無是處，這種單一重復的形式使人們感到平淡如水，難以產生美的效應。雨果特別痛恨僵化陳舊的“三一律〞，過分注重形式，嚴守詩體章法，號召作家遵從歷史的真實，保持地點和時間的特點，認為不同的事件經歷的時間長短不會完全一樣，而不同的時間，或同一時間的不同階段，也應該有各自相應的獨特的生活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增強人們的真實感，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曾樸對“美〞的認識也是建立在反傳統的根底之上。他自幼承受傳統教育，對中國封建文化的腐朽陳舊極為不滿，主張除舊布新，反對把小說看成是“斤喪性靈之書〞，主張給小說、戲劇應有的文學地位，聲稱作家應該為“沉睡了幾千年乍醒惺忪〞的中國開拓文學的“新途徑〞，力求“拾去寫枯枝病葉，驅除寫害菌病蟲〞。同雨果一樣，曾樸不贊成對傳統文學的盲目因襲，強調中國要“吃大黃芒硝〞來“蛻化陳腐的體質〞。轉貼于論文聯盟.ll.論文聯盟.LL.編輯。在對抗傳統美學的根底上，雨果大力提倡自由創新、不拘傳統。對照原那么是雨果美學思想的核心。“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與丑并存，光明與黑暗相共〞，“滑稽丑怪作為崇高優美的配角和對照，要算是大自然給予藝術的最豐富的源泉〞。⑧在雨果看來，求美是人們共同的心愿，作家在美與丑的對照描寫中，美必須占支配地位，美必須勝過五。曾樸雖然沒有提出像雨果的“對照原那么〞那樣深入完好的美學理論，但也有追求自由創新的“美〞的愿望和主張。他給“美〞下了非常形象的定義，強調作家應該“通盤籌設〞好“作品里全體的布局和章法句法字法〞，“拿技巧的方法來排列配合得整齊緊湊，自然的現出精神、興趣、色彩和印感〞，從而“沖動讀者的心，怡悅讀者的目〞。⑨根據晚清時期西方各種文學思想不斷涌入中國紛繁復雜的現狀，曾樸既主張盡量包容外界異性的成分，又反對崇洋媚外和盲目模擬，力求創造出新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內容美和形式美的文學作品。追求文學語言的變革是曾樸與雨果美學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雨果認為，藝術的語言應該經常隨內容而更新，只有“準確〞的語言才能表達作家所要反映的現實生活和思想感情。“語言是不會固定不變的。人類的智慧始終在向前開展，或者可以說始終在運動，而語言是跟著人類的智慧亦步亦趨。〞⑩他號召作家要敢于；中破古典主義的語言禁區，運用大起大落的粗暴、瀟灑的語言，排除法國語言中傳統的優雅、細膩的特色，甚至提倡將人民群眾一些生動活潑的詞匯與俚語融入文學作品里，認為“寧可寫詩招人打噓，不愿用俗語博人家喝彩〞，由此可見雨果對語言變革的深入認識。曾樸贊同雨果的上述觀點。他指出：“凡文學的革新，最先著手的，總是語言文字。就拿法國來說……浪漫派第二次的改革，沖破古典派的謹嚴，再進一步，把通俗的語言，用入詩文里。〞(11)所以他支持廢文言、崇白話，提倡通俗平易的文風，認為文俗一致，既做白話文，就應該一改到底，不可摻入文言。曾樸的這些主張，對當時中國文學語言的變革做出了很大的奉獻。在闡述“真善美〞的關系上，曾樸與雨果都非常注重“真善美〞的有機結合。雨果認為，“美〞是“為真效勞〞的，“任何美都不會因為‘善’而遭損失〞，“實用不僅不會排擠崇高，而且使它更加崇高〞。(12)曾樸把“真善美〞作為衡量文學作品的三個標準，表達了“真善美〞三者統一的觀念。在他對文學的“真善美〞的連鎖性解釋中可以看出，他既注重“事實〞和“想象〞，又對文學的審美功能作出要求，還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價值和倫理價值。曾樸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的學術〞對“真善美〞三字條件都似有偏愛和傾向，真正能兼而有之的并不多見。他認為假如對“真善美〞三個字“違犯得太甚的〞，就不能稱之為“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他的?真美善?文學雜志“決不沾染〞違犯“真美善〞的氣息。可見，曾樸嚴格要求“真美善〞的統一，其“求真〞“求善〞“求美〞的信心和決心也是十清楚確的。毋庸置疑，曾樸與雨果對“真善美〞的理解存在著明顯的局限與差異。雨果似乎過分強調主觀主義的隨意性，認為“人心是藝術的根底，就好象大地是自然的根底一樣〞，“一切形式都不過是盛著思想的花盆〞。(13)如此看來，文學藝術作品的美丑與優劣就在于作家的心靈不同和靈智的差異，自然與現實就是主觀意念的物化。同樣，曾樸也過分強調情感和想象，認為自己的一生給感情支配著，給夢想包圍著。他甚至拋開生活的真善美，追求虛無縹緲的夢境，認為“夢就是我們最內在的自然，大家共同的底層，是人生最深最要的快樂〞，“夢的美的結晶，便產生了歌、舞、會唱〞，(14)這是缺乏取的。雨果“求善〞的核心是人道主義。他竭力主張以“仁愛、寬刷道德感化〞來改造社會，對暴力革命明顯地表示反感，高呼“打掉王冠，留下人頭〞，對民主革命既同情又不理解。相反，曾樸強調文學創作暴露黑暗、批判現實就是為了號召四萬萬同胞早登覺岸，為自由民主和理想幸福而奮斗。他甚至借自己的小說提出大膽的革命主張——“撲了專制政府〞，“組織我炎黃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對孫中山等革命先驅予以高度頌揚。這說明他對人類社會開展進步的觀念比雨果要客觀先進些。筆者以為，在文學創作中，“真〞是根底，“美〞是手段，“善〞是靈魂，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真善美〞的高度和諧統一，是文學藝術產生強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因此也永遠是一切進步的文學藝術家們爭相攀登的藝術頂峰。雨果和曾樸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讀者歡送，正是因為它們不僅包含著真實的、先進的思想內容，而且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