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8大河解凍，一個時代開始奔涌——馮驥才憶改革開放40年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在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日之際，我們從馮驥才先生的非虛構文學《凌汛》中，選摘出一章分享給您。就讓馮先生的文字，把我們帶回40年前，帶回改革開放之初時代的大河剛剛解凍的那一刻。馮驥才先生的文學生涯恰與改革開放同步。40年前的今天，他的第一本小說《義和拳》出版不久，新寫完的“傷痕文學”作品《鋪花的歧路》能否出版正在爭議之中。從文化界、思想界的解凍，到轟轟烈烈的新時期文學，繼而義無反顧跳進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之中，馮驥才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始終把個人的選擇與時代緊緊相連，40年如一日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到了這年秋天，在人文社接到了來自天津的通知，說我做為天津文藝界的代表之一參加11月份北京舉行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據說將有3000文藝家聚集在京。我從沒有參加過這種超大規模的“全會”，所認識的文藝家不多；而我的代表名額又沒有被放在作家協會內，因為天津當時的老作家多，如孫犁、方紀、袁靜、孫振、鮑昌、楊潤身、柳溪、魯藜等，年輕作家代表僅有兩個名額是蔣子龍和世界語詩人蘇阿芒。蘇阿芒是一位精通世界語的才子，文革被扣上“里通外國”的帽子抓起來。這罪名等同奸細，十分可怕，在牢獄里邊受盡折磨，身心俱殘，平反出來后，不僅行動不便，連句整話也說不成了。叫他參加會是要還他以尊嚴。我被放到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前身——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中，做為民間文學的代表。當時天津還沒有民研會，卻有一個民間文學的代表名額。由于我的小說《義和拳》、《神燈》都與民間文化相關，便將民間文學的代表名額給了我。現在想起來，冥冥中似乎我和民間文化真的有緣。二十二年后（2022）我竟做了中國民協的主席，開始了自己人生后期與其命運死死的糾結。然而當我走進這個會場上一看，全是生臉，臺上燈光里一排排，臺下黑壓壓一大片，沒有一個熟人。后來才知道臺上坐著的除周揚外，還有鐘敬文、顧頡剛、賈芝這些重要的人物。老舍先生文革中含冤而死，郭沫若也在頭一年辭世，不然都會在臺上。開會間，我稍坐一會兒就悄悄溜到作協的會場。那里畢竟認識的人多，不認識的一經介紹也就親切地相識相談。比如在開會前一進門就見幾個人正在說說笑笑，中間有王蒙，由他介紹，這幾個人是從維熙、劉紹棠、鄧友梅，全是早聞其名、未曾謀面的人物。此外，還有徐遲、魯彥舟、宗福先、馬烽、蘇叔陽、李準、葉君健、陳登科、張潔等等。張潔穿一件深藍色風衣，帶著靈氣，我喜歡她清新的文字，而且這文字像她酷愛的契訶夫那樣干凈，清透，充滿藝術感覺。在什么地方認識的李陀記不清了。李陀有點絡腮胡子，挺陽剛，很健談與雄辯，后來與他們都成好友，與他們之間的往來與故事都在以后的幾年了。作協這邊會議的興奮點是作家們的演講。王蒙、白樺、蔣子龍等人的演講，把會議不斷推向高潮。白樺是詩人，講話時激情四射。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雖然在全國贏得極大反響，在自己的家鄉卻陷入重重困境中。記得他上講臺的第一句話好像是“我是從寒冷的冬天來到春天的溫暖里”，話音一落，立即得到全體作家支持的掌聲。在這里，我感到精神的空間和自由度愈來愈大。那時的會議管理也很寬松。我到作協這邊會場來，沒人攔我。大家知道我是《鋪花的歧路》和《雕花煙斗》的作者，對我挺歡迎，似乎我就是這邊的代表；只是到了協會進行小組討論時，我就自動撤回了。這樣，我這個“編制外”的代表便很快融入到“編制內”。會上作協這邊還傳出個笑話說，這次作協為文代會提供了三個怪人：馮驥才——個子最高，中杰英——個子最矮，何達（香港詩人）——最耐寒，十一月還穿個短褲，而且是惹眼的白短褲。四次文代會是文藝家時隔十多年的一次大聚會大重逢。多年不曾相見，音訊斷絕，生死難料，個中的苦辣辛酸惟有自知；此刻忽然相聚，便成了會議內外處處可見的情感沖動的感人景象。作家方紀就住在我的隔壁，他文革受盡摧殘，天性易怒，患了中風，行走困難，右手不能執筆，說話最多只能三個字。會議期間不斷有人來看他，每逢此時他便會激動地發出“好——好噢！”、“就是——是——嘛!”的高聲，這聲音時不時隔墻傳進我屋。我為他高興，也為他悲傷。方紀的散文很有激情，文字很美，也有意境；他對書畫也有很好的悟性。他的《桂林山水》、《李可染畫集序》寫得頗有才情。文革后去看他，人已偏癱，言語困難；他用拐杖捅捅床下叫我看。我撩開床單只見一個小破皮箱，沒有扣別，一看便是當年的“抄家物資”，我給他拉出來打開一看，只有可憐的薄薄的五本小書：《來訪者》、《揮手之間》、《不連續的故事》等，這就是他全部作品了。記得鄧友梅對我說，他第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五十年代一位相識的日本作家，與他年齡相仿。時隔二十年，那人居然已出版了一小書架的作品，叫他吃驚，他當時卻連一本集子還沒有出版，荒唐的生活奪去了多少有才華的人的青春乃至生命。這次大會最震動人心的是陽翰笙宣讀的“向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作家藝術家致哀”書。他念了一個長長的名單，每個名字念出來都像熄滅大會堂穹頂上的一盞明燈。那名單好像有一百多位吧。我至今還記得有老舍、郭小川、聞捷、趙樹里、楊朔、田漢、傅雷、董秋斯、蕭也牧、柳青、邵荃麟、羅廣斌、周立波、馮雪峰、馬連良、裘盛戎、周信芳、蓋叫天、言慧珠、尚小云、馬可、顧圣嬰、鄭律成、崔嵬、上官云珠、焦菊隱、袁牧之、竺水招、嚴鳳英、韓俊卿、賀天健、陳半丁、豐子愷、董希文、潘天壽、魏鶴齡、翟白音、顧而己、李少春、葉盛蘭、孫維世、何其芳、沈尹默、荀慧生、遠千里、魏金枝、萬籟天、高百歲、馮喆、王式廓、蘆芒、王老九、連闊如……還有的雖已辭世卻依然被抄家批判和倍受凌辱的齊白石、梅蘭芳、歐陽予倩、程硯秋、徐悲鴻、傅抱石、洪深、陳之佛、常寶堃等等。那個名單遠不止于此。如果沒有文革，這些藝術家都活著，多少杰出的作品會涌現出來，中國當代文化又會是種什么樣的景象反過來說，如果文革不結束，臺下的人便會一批批進入這個受難者的名單。陽翰笙說“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對一切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的作家藝術家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然后他說“現在，我提議，全體起立，默哀！”那一刻，三千名代表全站起來肅立，黑壓壓一片，剛剛過去的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又把我的心籠罩。人類歷史上何時出現過如此大肆踐踏與殘害作家藝術家——真善與文明的歌者那么——還有什么比糾正生活的荒謬更重要在那個時代有良知的作家都知道自己的筆該寫什么這次大會最強烈鼓舞人心的是鄧小平那句著名的話：“寫什么和怎么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他那帶著濃重四川口音的聲音，至今我都清晰記得。對他這句話的回應是全場近一分鐘的潮水般震耳欲聾的掌聲。這是我幾十年里聽到的最長、最響、用心鼓起來的掌聲。那天從人大會堂走出來，真有一個時代開始的感覺。那時候是一種什么創作狀態呢有件小事至今仍然記得：一天施光南帶著一個朋友來人文社看我。他已經從天津歌舞團調到中央樂團來了。他那首唱起來叫人歡樂也叫人流淚的《祝酒歌》已成為那個時代的“國人之歌”。我請他到東四一家二樓上的小館吃飯，邊吃邊聊，愈聊愈盡興。我激動地談起我的“非常時代”的寫作計劃。施光南是渾身帶著靈氣、時時冒著旋律的人。那天他談的最多的是他正在寫的歌劇《屈原》。他時時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站起身離開座位來來回回走幾步，再坐下來，一頓飯他這樣起身七八次，人有發光的感覺，好像音樂的精靈在他身上作怪發狂。我們都處在一個控制不住自己的藝術狀態。文代會后，文學的大河不知不覺流轉了。傷痕文學悄悄退去，代之而起的是改革文學的大潮。或許因為整個社會的關注轉向經濟生活的改變，或許來自一種人為的導向，或許由于傷痕文學將十年的積郁揮灑一盡之后，走向了更深的反思。一段時間我寫了一些書信體的文章如《寫人生》（給嚴文井）、《下一步踏向何處》（給劉心武）、《小說創作的一個新傾向》（給吳若增）、《小說觀念要變》（給李陀）等，與熟識的作家討論要從傷痕文學和問題小說走出來的愿望。但我從來沒有放棄對文革這一荒誕歷史的追究與詰問，不管是在后來發表的一系列小說里，還是口述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的寫作中。現在，回頭去看這段文學的歷史：做為新時期文學崛起的傷痕文學運動切確的時間是1977至1979，正為我在人文社這段時間所親歷。此后，1979年冬天吧，我便把寫作的窩兒徹底挪回天津。一是因為在津的工作和居所都已平定，我有一些寫作計劃要靜下來想；一是因為那兩年我過于興奮、緊張、寫作過多，大病了一場，必需回到家里緩一緩節奏。人文社與我的關系依然密切，嚴文井、韋君宜兩位前輩和不少文壇朋友關切我的身體。嚴文井特意給我寫過一封信。好友諶容、張潔、鄭萬隆等人都跑到天津看望我。一天，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爬上我的閣樓，肩上扛一個西瓜，腦袋冒著汗。他說：“我是《北京文學》的編輯，我們領導聽說你病了派我來看你，我想總得給你帶點什么來呀，就在車站給你買個瓜。”然后他說：“我叫劉恒”。這個憨厚的年輕人就是今天這個大作家劉恒。這個感動我的細節大概劉恒早忘了，我還記著。那時代人和人、作家之間就是這樣的關系。一種今天回想起來十分懷念的純潔的關系。我還記得離開朝內大街徹底搬回天津時的一點細節。我用線網兜提著一個搪瓷臉盆。一般衣服書籍前些次都捎回去了，最后只剩下一個臉盆，一個帶把兒的漱口杯。我在里邊放上好大一捆人文社的稿紙。先去韋君宜那里道個別，敲了半天韋君宜辦公室的門也沒敲開，她不在，都都從走廊上跑來說她媽媽開會去了。我從兜里掏出煙來，從中拿出煙卷插在上衣口袋里，將空煙盒給了他做為紀念。他存煙標，愛煙盒如命。當天晩上景峰約我去他家吃餃子，然后返津。那時景峰和他愛人小劉對朋友最殷實、闊綽的款待，就是請到他們家吃一頓用香油調的韮菜豬肉餡的餃子。那天，從社里出來，我把網兜掛在他自行車的車把上。景峰說：“給你稿費了，干啥還拿我們社這么多稿紙太財迷。”我說：“我用慣你們五百字的大稿紙了。四邊的空兒大，好加字。”景峰笑道：“說你財迷還強詞奪理。”我也笑。我確實愛用人文社這種綠格的大稿紙，一直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每到快用光了，去到北京開會或辦事時候就到社里去取。什么原因使我對人文社的稿紙也如此的依賴呢那天晚上，我在他家著實吃了頓餃子，又說說笑笑聊一會兒，然后提著東西上路，景峰送我從紅星胡同拐往北小街的街口，那情景挺像從老家出門干事，兄長送行。是呵，這一刻可是我在人文社長長的兩年生活的一個句號。這句號里邊包含著我人生重要轉折，還有所經歷的時代的轉折。離開人文社最初兩年，我每去北京還習慣地去住人文社。我不習慣住旅店，一次去京參加諶容家一個小聚會——那次認識的張賢亮。他為了一首小詩《大風歌》，二十二年五次入獄，出來后不習慣坐著；那天見他時，他靠墻蹲在地上抽煙。大家笑他在牢里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