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1、對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的基本經濟國情變化還缺少深入系統的研究，新型工業化道路下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現代化戰略還有待探索從工業化進程的評價看，中國整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中國的基本經濟國情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國還有龐大的農業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我國地區之間發展十分不平衡，我國是一個工業經濟大國，但還沒有成為工業經濟強國，所有這些國情和國情變化，以及由于國情變化而應采取的政策和戰略調整，我們還缺少深入系統的研究。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提出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要走新型工業道路，關鍵是推進中國的工業現代化進程。從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看，我國的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進程差異巨大，為此，一定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現代化實現模式。這種實現模式的探索和選擇，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既要考慮到中國工業的總量、結構等現狀因素，又要考慮到中國工業發展05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權所有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的傳統道路和特征等歷史因素，同時還必須考慮到中國轉軌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典型二元經濟、大量剩余勞動力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宏觀經濟背景因素，最后還要考慮到信息化、經濟全球化和日新月異的高科技迅速發展等趨勢因素。探索一個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中國工業化實現模式，是中國工業未來發展和工業化實現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中國實現工業現代化、推進工業化進程一定要考慮到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和二元經濟特征、工業門類比較齊全、非均衡發展的工業大國的基本經濟國情。2、經濟增長方式亟待轉變，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還很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努力收到明顯成效。無論從能源消耗強度指標還是從勞動生產率指標的變化看，這一時期都有較大改善。1995?2004年，我國每萬元GDP的能源消耗分別為2桿24噸標準煤和1、44噸標準煤，下降幅度達35桿7%；規模以上工業平均每個從業人員生產的工業增加值分別為1、85萬元和8、99萬元，增長了3、86倍。但即使這樣，我國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很大差距。從單位資源的產出效率看，按現行匯率計算，我國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大約相當于日本的1/20,美國的1/10,德國的1/6；從資源利用的技術效率看，較之國際先進水平，我國噸鋼可比能耗高21%,乙烯綜合能耗強度高70%,供電能耗強度高23%,水泥綜合能耗強度高44%,大型合成氨能耗強度高24%；從資源綜合利用率看，我國礦產資源的總回收率為30%,比國際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我國木材綜合利用率約為60%,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80%以上；從再生資源利用率看，我國廢鋼利用量占粗鋼產量的比重為26%,而國際先進水平為50%以上，我國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不足60%,比國際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左右。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階段相互聯系的規律表明，在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是很自然的。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與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當。2001年，每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產出的GDP,下中等國家為1桿07美元，而我國為1、04美元。但是，判斷一國經濟增長方式是否合理，除了要考慮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還要看其是否與該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內外部條件相適應。從未來我國工業化過程中所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和國際背景看，我國進一步轉變增長方式的客觀要求十分迫切。2003年，我國創造的GDP按匯率計算約占世界總量4%,而重要資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占世界總消耗量的比重卻很高，石油為7、4%,原煤為31%,鋼材為27%,水泥為45%,發電量為13%。很顯然，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經濟增長的集約化水平，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就必然受到影響。3、工業化的技術來源過多依賴國外，產業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亟待提升我國工業化的技術來源可以分為國外和國內兩個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有利機遇，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依靠技術引進和國際產業轉移帶來的技術擴散，大規模利用國外技術資源。2003年，我國技術引進合同成交金額達到134、5億美元，比1991年的35億美元增長了2、8倍。對國外技術資源的大量利用構成這一時期我國產業技術進步的主要來源，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轉軌滯后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國內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效果較差，特別是沒有把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結合起來，不斷重復引進導致對國外技術資源的過分依賴，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并沒有相應增強。具體表現在：我國關鍵技術的自給率較低，對外技術依存度達50%以上，而發達國家均在30%以下，美國和日本則在5%左右；在我國的設備投資中，進口設備占投資設備購置總額的比重達60%以上，一些高技術含量的關鍵設備基本上依靠進口；我國每年的發明專利數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與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韓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3年我國的研發經費總額為1539、6億元，按匯率換算僅相當于美國的1/16,研發占GDP的比重僅為1、32%,明顯低于美國、日本和韓國3%左右的水平；我國制造業的產出規模已占世界制造業產出總量的6%,而制造業研發投入僅占世界制造業研發投入總量的0、3%。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技術研發能力先天不足，在國際競爭中與工業發達國家不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要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必須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從實踐上考察，這種策略有其積極的作用，與發展中國家最初的技術和產業的起點相比，以市場換技術確實起到了縮小技術差距、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例如我國的家用電器工業、轎車工業、電子計算機工業、通訊設備制造業，等等。但是發展中國家工業技術進步不能長期建立在以市場換技術的基礎上，因為你所換到的技術永遠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技術。發達國家為了通過技術壟斷實現超額利潤，在技術轉讓時，必然要“留一手”。雖然跨國公司的技術研發實行本土化策略，利用了發展中國家廉價的、高素質的科技人才，但技術的所有權仍然控制在跨國公司手里。因此，我們在利用外資、引進技術的同時，必須不斷培養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技術領域實現跨越。我國與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已主要不是工業生產規模和產品產量方面的差距，而是工業經濟結構、生產技術水平和產業組織方式上的差距，是研究與開發投入水平和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方面的差距。推進工業技術創新是縮小這種差距的根本出路。我國工業化的技術來源過多依賴于國外，產業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從長期看必然影響到我國產業的升級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的提升。還要看到，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不僅引進國外技術的成本日益提高，而且也越來越難以獲得真正的先進技術。在未來的工業化進程中，現有以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為主的技術供給模式的發展空間日趨狹小，要保持經濟的不斷發展并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轉向以自主創新為主的技術供給模式。但是，根據目前國內企業的技術積累和技術學習能力，要順利地實現技術供給模式的轉換還面臨較大的困難和障礙。如何把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結合起來，更多地以自主創新作為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已經成為未來工業化進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從企業角度看，我國大中型企業是技術創新和進步的主體，工業化的關鍵在于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培育。但是，整體上我國大中型企業自主技術創新能力還有待提高。首先，大中型企業自主創新的意識還不強，動力機制還不完善，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企業科技投入還有較大差距。近幾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科研開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總體上提高到2%左右，但根據國際經驗，如果該比重為1%,企業就難以在競爭中生存，當該比重為2%時，企業可勉強在競爭中維持，只有該比重超過5%,企業才有真正競爭力。其次，作為我國工業技術創新主體的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總體上技術水平較低，技術創新效率還有待提高。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共開展科技活動分別是97360項、30055項和23991項，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分06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權所有第4章中國工業化的問題分析與戰略選擇別是1840項、1715項和1222項，而同期外商投資大中型工業企業開展了7332項、8375項和5890項科技活動，發明專利申請數為1118項、2031項和4439項。在2003年，4278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共有21、6萬科學家和工程師，投入257桿3億元科技活動經費，當年新產品銷售收入1555、8億元，而2003年2995家外商投資大中型工業共有6、5萬科學家和工程師，投入了258、6億元科技活動經費，卻獲得了4227、7億元的新產品銷售收入；在2004年，3681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共有16、4萬科學家和工程師，投入290、1億元科技活動經費，當年新產品銷售收入1626、7億元，而2004年4700家外商投資大中型工業企業共有9、3萬科學家和工程師，投入了342桿5億元科技活動經費，卻獲得了6235、9億元的新產品銷售收入；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外合資經營大中型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占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分別高達30、2%、35、0%和28、1%,不僅遠遠高于國有中大型工業企業的8桿9%、9、2%和7、5%,也高于大中型國有獨資工業公司的19、9%、20、2%和17桿1%。顯然這除了因為國有企業技術水平低、技術儲備少、技術水平與外資企業存在巨大差異外，我國國有大中型技術創新效率低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除了因為國有企業技術水平低、與外資企業存在巨大差異外，無疑我國國有大中型技術創新效率低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再次，我國大中型企業的在技術引進基礎上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能力十分薄弱。2003年、2004年我國大中型國有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經費總額為56、7億元、47、3億元，消化吸收經費僅為3、6億元、4、2億元，引進技術和消化吸收費用的比例為1：0桿06和1：0桿09。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國、日本企業的引進技術和消化吸收費用比例為1：5到1：8。這表明在消化吸收基礎上自主開發和創新是我們工作的薄弱環節，如果我們不能夠建立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機制，我國將無法走出“引進一一一落后 再引進 再落后”的惡性循環。最后，企業的自主創新環境仍然不夠完善。這一方面表現在我國還沒有形成有利于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的競爭環境，政府在科技創新中處于主導地位的局面還沒有徹底改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與企業經濟效益相關性不高；另一方面表現在技術創新系統基礎設施和政策法律環境建設滯后，科技中介服務體系有待完善，技術創新政策法律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有待進一步加強，隨著行業科研院所企業化改革，面向產業提供共性技術和技術服務的創新能力有所下降。4、資源環境約束與工業化加速推進的矛盾突出，我國工業可持續發展還任重而道遠自然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保障。我國是一個人均自然資源擁有量相對貧乏的大國，資源對經濟社會發展將是一個長期的制約因素。那種認為在信息化時代，資源的重要性已經下降的觀點是片面的，土地、水、森林、礦產資源和石油資源仍然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從與工業化發展息息相關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資源的現狀看，我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一些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不足0、8畝，低于世界公認的警戒線；我國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已有400多個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個城市嚴重缺水；2004年我國人均消費的能源只有1桿4噸標準煤，相當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費量的1/4,美國人均能源消費量的1/7。在2020年我國人口14億的情況下，如果達到日本人均消費4噸標準煤的水平，國內能源消費總量就需要達到56億噸標準煤，很顯然這是不現實的。再比如，2004年我國鋼產量已達到27000萬噸，超過美國和日本兩國鋼產量的總和，但我國人均消費的鋼產量只有230公斤，不到日本人均消費的鋼材的1/4。如果按照人均占有的能源和鋼材產量計算，我國能源和鋼材等基礎產業的產品產量都還需要成倍增長，但在大多數工業品的生產總量已經很高的情況下，持續增長的空間是有限的。近年來，在經濟的持續發展中，由于需求量的高速增長，我國的資源供應形勢全面偏緊。目前我國的主要礦產資源已經出現儲量增長遠低于開采量增長，開采量增長又低于消費量增長，國內資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賴進口的局面。在2004年的國內需求量中，約有50%的鐵礦石和銅礦、33%的鋁土礦、40%的原油和44%的木材依靠進口滿足。另外，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平均的工業技術水平落后，造成我國資源利用效率較低，從而又加重了資源的緊張程度。資源的利用效率可分為三個環節：開采效率，加工轉換效率,終端利用效率。我國資源利用率不僅表現為終端利用效率較低，在開采和加工轉換環節效率也低于國外同類行業。例如，我國有色礦產資源儲量回采率不到50%,比國外低10%?20%,據對全國3498個礦山企業統計，我國有色金屬礦采選回收率為50%?60%,采、選、冶的回收率比國際水平低10%?20%。可以預見，在未來較長時期，我國仍將處于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長的階段，工業化高速成長必然對資源供給造成更大的壓力。因礦物燃料的大規模使用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是工業化最嚴重的負面影響之一。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生態脆弱、人與自然界的平衡狀況容易出問題的國家。由于在以往的工業化進程中對能源和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嚴重浪費，我國也和歷史上的工業化國家一樣，付出了環境嚴重污染、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活環境質量下降的代價。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機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占世界第2位。即使國際社會不就環境問題向我國施壓，我國自身的環境容量也難以持續容忍這樣大的污染排放。如果說資源的約束還有可能通過從國外進口得到緩解，那么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的代價則使我們更難承受。雖然，近些年，環境保護和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引起舉國上下足夠的重視。針對工業企業生產的環境污染問題，我國正在大力提倡循環經濟理念，通過立法方式推進清潔生產，加強IS014000與環境標志的認證工作。但是，在過去的2005年，我國發生了多起大江、大河的嚴重污染事件，其中，以“松花江苯污染事件”最為引人注目：2005年11月13日，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雙苯廠的苯胺車間因操作錯誤發生劇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導致100噸苯類污染物進入松花江水體，造成整個松花江流域嚴重生態環境破壞。這一切表明，強化治理工業污染，促進工業清潔生產，推動工業發展模式從先污染后治理向全過程預防轉變，推動工業增長方式從高耗能、高排放型向資源節約型和生態環保型轉變，從而推進工業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進程，還任重而道遠。因此，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努力應對環境的挑戰，對我們來說特別緊迫和重要。5、勞動就業形勢嚴峻，不斷增大的就業壓力嚴重制約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我國的國情和工業化道路的特殊性，決定了勞動就業問題在未來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國農村，目前勞動力總量大約有5億人，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為3、3億人，而根據現有的資源狀況，農業部門僅能容納1、4億左右的勞動力，農村潛在的剩余勞動力總量達1、8億以上，也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約有1000萬人需要從農村中轉移出來。這些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既是進一步工業化的動力，也表明未來工業化的任務仍十分繁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農民純收入中來自農業的部分出現不斷下降的態勢。這一現象表明，必須加快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才能從根本上扭轉目前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低的不利局面。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外，再考慮國有企業改革中需要再就業的勞動力、機關事業單位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員以及自然新增的勞動力，保守的估計每年還要新增1000萬人左右。兩者相加，未來幾年我國每年需要提供20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才能滿足日益龐大的勞動力就業需求。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無論從行業看還是從所有制看，我國工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均呈現出持續而顯著的上升趨勢。各個行業、各類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迅速上升，表明我國的工業化正在走向資本密集也即資本對勞動的吸納能力越來越弱的新階段。2003年與1980年相比，工業部門每吸納一個勞動力就業需要的固定資產凈值增長了19倍。資本對勞動的加速替代，使得工業增長所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出現了相對甚至絕對下降。1998?2003年，全部國有企業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的從業人員人數年平均下降幅度達7、22%。不僅如此，由于多種原因的共同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所能支撐的就業增長比率即就業彈性系數，自20世紀中期以來也呈現出下降的態勢。這就使我國未來的工業化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勞動力需要就業，另一方面是工業的資本密集度越來越高，單位資本所能吸納的勞動就業量日趨減少。未來如何處理好技術進步與擴大就業的關系，促進資金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的共同發展，是工業化推進過程中面臨的最富挑戰性的問題。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受到不斷增長的巨大就業壓力問題的制約。6、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東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我們的地區工業化進程的評價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格局主要表現為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內地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即全國的生產力和經濟活動不斷向經濟繁榮的東部沿海地區集中，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不斷下降。近些年，雖然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但是我們的評價表明，地區之間的差距還在逐步擴大。由于不同地區在制度創新、基礎設施建設、自然和經濟條件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國家對不同地區的政策傾斜，在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過程中，必然會伴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但是，如果地區差距過大，就會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穩定06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權所有第4章中國工業化的問題分析與戰略選擇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也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作為一個地區差距較大且正在呈現加速擴大趨勢的發展中大國，在未來的工業化過程中，我國必須把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差距的任務放在重要位置。進一步分析發現，造成我國地區經濟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各地區的工業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的工業依靠擴大開放和加快改革帶來的先發優勢得到迅速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則明顯滯后。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是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的必經路徑。另一方面，在全國工業的總體規模已經相當龐大，生態環境保護又使工業發展的成本不斷上升的新形勢下，工業化處于較低發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區怎樣才能走出一條加快工業發展的新途徑，這又是一個新的矛盾。7、產業結構協調性較差，工業產業升級壓力比較大在GDP結構中，工業的比重過高而服務業的比重偏低。2005年，我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為47、3%,服務業的比重為40、2%。不論與一般模式相比還是與相近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工業比重顯著偏高，而服務業的比重明顯過低。GDP結構的偏差表明我國的生產結構不適應由人均收入水平決定的一般需求結構，從而使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約；另一方面，作為能夠較多吸納就業的行業，服務業發展較慢也不利于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而且從服務業內部構成看，傳統的生活服務業所占比重過大，具有現代意義的作為中間投入品的生產服務業，如產品設計、市場咨詢、金融、保險和技術服務等行業所占比重較小。有研究指出，發達國家的生產服務業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通常達到30%以上，而目前我國只有20%左右。由于生產服務業主要是為整個經濟擴大生產規模和提高生產效率服務的，因此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一直未能取得較大的進展，應該說與生產服務業的不發達狀況有直接關系。在工業內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業供給緊張，多數消費品等下游行業相對過剩，從工業產業結構看，工業產業升級任務艱巨。盡管過去幾年來上游行業呈快速增長態勢，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長，這些行業的生產和消費彈性系數均處于較低水平，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占主導地位的工業產品多是一些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產業結構的整體層次還有待提高。這些產品主要依賴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市場競爭，即使一些高新技術產品也多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裝配環節。二是產業結構趨同問題突出，各地間的工業發展有待加強協調。一般而言，各級地方政府只注重本行政管轄區的經濟發展和利益維護，結果造成區域市場分割和地方政府壟斷，重復建設不斷，進而更加重了產業在技術內涵、產品檔次、規模等方面存在的同構化趨勢。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各城市的產業目前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機械、化工等傳統產業，而加工貿易和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機電、服裝、紡織、鞋類等輕工業產品方面，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集中在IT產業、生物醫藥、新材料產業等方面。又如，在環渤海地區的京津冀核心層，長期以來，由于投資管理上的條塊分割造成了大規模的低水平、不合理的重復建設，導致了京津冀地區工業結構趨同，缺乏地區產業經濟的特色和合理的經濟梯度，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雖然北京和天津的專業化部門主要集中在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食品制造業、家具制造業等幾個行業，但兩市內既未形成一批代表行業先進水平、占有較大市場份額、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和企業集團，又未形成一大批有技術特色的專業化協作配套的中小企業格局。三是產業集群化水平偏低，產業集群有待進一步升級。我國工業總體上向各類園區集中的趨勢有所加快，但從實際情況看，大多數工業園區內產業混雜，缺乏功能分區，專業化分工不明確，產業配套程度不高，產業鏈經濟不發達，產業配置效率低下，工業園盲目發展，離真正的產業集群化的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即使是一些大型的特色工業園區，目前也還處于產業集群演進的初級階段，發展層次較低，企業素質不高，“低、小、散”現象突出。8、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關系較弱，低水平重復建設、總體產能過剩、單個企業規模小等問題表明我國工業產業組織合理化程度低目前我國國內企業之間比較細致、緊密的分工協作主要發生在產業集群中的中小企業之間，而國內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關系較弱。在以大企業為中心的分工網絡中，核心企業為跨國公司的數量相對更多，社會分工程度也更高。雖然這種“小企業、大規模”的產業組織形式相對于“大而全、小而全”更有效率，但也存在開展技術創新困難、抗風險能力較弱，難以進入規模經濟要求高的行業等局限。在國際分工格局中，雖然國內企業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不斷提高，但在當前發達國家的產業組織呈現垂直專業化的背景下，國內企業多處于價值鏈中的低附加值生產環節，從事非核心零部件制造和低檔組裝等活動，而營銷與產品設計等高附加值的活動則控制在跨國公司手中。例如，在2003年我國電子信息產品的出口中，進料加工貿易占出口額的74桿7%,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占出口額的15%,兩項合計占出口額的89桿7%。總體上看，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格局中所處的地位十分不利。在我國一些重要的工業行業中，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總體產能過剩，但單個企業規模難以達到經濟規模、國際競爭力差等現象，這突出表現出我國工業產業組織合理化程度低的問題。例如鋼鐵工業，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有110家煉鋼企業，到2003年已增加到280多家，多數企業沒有達到經濟規模。在近年煉鋼能力的增長構成中，鋼鐵協會會員企業增長35%,非會員企業增長了122%,在新增的煉鋼能力中小于100噸轉爐占48%。這種情況說明，生產要素仍然缺乏向優勢大企業集中的機制。國內目前短缺的主要集中在附加價值高的汽車板材、管材和特殊鋼材，但大多數地方中小型鋼鐵企業和民營企業新上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