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諧社會語境下刑事和解制度淺析摘要：刑事和解理論的產生正順應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了這一要求，它的研究及運用既能節省司法成本、提高刑罰效益，又能最大限度保護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實現加害人的再社會化，對于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刑事和解；可行性論證；前景展望 一、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 刑事和解的理論依據 “刑事和解”的概念，來源于英文中的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reconciliztion,字面翻譯應當是“被害人與加害人和解”。作者認為，其理論依據主要有以下幾點： 1人道主義刑事和解的哲學基礎 人道主義提出了自由、平等、

2、博愛的思想。它要求善待每一個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尊嚴。刑事和解就是這種理念的體現，從被告人的角度講，讓被告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認識到自己的危害，并承擔自己的責任尊重了被告人的權利。從被害人的角度講，不僅報復的心態得到了實現，而且經濟損失得到了補償，其尊嚴得到維護。 2.刑事政策的演進刑事和解的實體法基礎 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各國采用報應刑論，隨著犯罪率的增長，刑罰制度越來越顯得機械無力，罪犯服刑后并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于是出現了目的刑論，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再犯、修復破壞的人格，主張根據不同犯罪人的不同情況加以不同對待。刑事和解雖以被害人補償為中心，但其具有刑罰替代手段的特征，其實施的

3、結果可以減輕監禁改造的壓力，從而降低對公共利益潛在利益的再犯可能性。lOCALHoST 3.主體與合意刑事和解的程序法基礎 個人的程序主體性 即使是犯人，也應該承認其作為人的尊嚴，因為這樣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刑罰。“不是把犯罪看成是單純的客體，即司法的奴隸，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個自由的、自我決定的人的地位”。刑事和解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彰顯了個人的程序主體性。 公法上當事人的合意 在國家中心主義和民主缺失的機制下，公共利益這一術語和原則，既異化了公民和政府的本末關系，又縮減了傳統契約相對性原則的適用范圍。然而，隨著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地位的提升，原來被認為是不平等的法律關系中開始

4、滲透了一些私法領域才有的色彩，諸如當事人主義、個人意志、協商、契約、交易等概念。刑事和解正是契約的一種具體方式。 4.被害人運動刑事和解的犯罪學基礎 傳統的犯罪學研究大都集中在罪犯身上，很少關注犯罪行為的承擔者被害人。馮亨蒂首次提出被害人在犯罪與預防犯罪的過程中，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客體，還是一個積極地主體；不能只強調罪犯的人權，而且要充分的肯定和堅決的保護被害人的人權。根據調查，半數以上的被害人關注的并不是對犯罪人的懲罰，而是如何使自己的物質精神損失得到補償。 5.參與式民主刑事和解的社會基礎 現代刑事司法的過程，將犯罪脫離犯罪發生的社區，將犯罪的處理權授予毫無實際利益的專業人員，將本應是“發現

5、矛盾解決矛盾愈合關系”的過程簡化為機械的“適用法律做出結論執行判決”，將真正受犯罪影響的人排斥在決策圈外，使司法民主成為空洞的口號。刑事和解則讓社區參與到發生在自己周圍案件的處理中來，增強了公民對社區的責任感，體現了參與民主的魅力。 二、刑事和解的國內司法現狀 我們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在2002年至2005年期間對輕傷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學生犯罪案件進行刑事調解為例： 對輕傷害案件進行刑事和解的情況 1. 見如下表格： * 從上述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輕傷害案件有逐年遞減的趨勢，每年進行調解后作出退回公安機關處理和相對不起訴的案件占輕傷害案件總數的20以上。 2.實踐中具體處理方式 和解后不起

6、訴或退回公安機關處理。和解后起訴。犯罪嫌疑人是累犯，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大的，仍依法提起公訴。未和解起訴。 對未成年人、大學生犯罪案件進行刑事和解的情況 年至2005年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學生輕傷害和盜竊犯罪案件的數量和處理情況見下表： * 2002年和解后作出退回公安機關處理和相對不起訴的案件占受理未成年和大學生犯罪案件數的；2003年占到9；2004年占到；2005年占到。 2.實踐中具體處理方式 和解后不起訴或退回公安機關處理。和解后起訴。屬于盜竊數額巨大或具有多次盜竊等嚴重情節的，考慮到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大，依法提起公訴。和解后暫緩起訴。對于犯罪情節輕微，犯罪后有悔改表現，是初犯

7、、偶犯或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試行暫緩起訴。 三、我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可行性論證 “無訟”觀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礎 崇尚和諧的儒家思想文化為傳統訴訟觀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在社會關系領域，和諧觀念演化為一個具體原則，即“無訟”。古人把“和諧”奉為社會中的絕對目標，并以此為道德衡量標準，認為能夠識大體、明大義，忍讓為先，不與人爭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爭為勝，以訟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和解則是實現息訟、無訟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 我國現行刑事立法的規定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相關的制度基礎 刑事訴訟法第172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訴

8、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0條規定：“調解應當在自愿、合法，不損害國家、集體和其他公民權益的前提下進行。”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明確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9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對被不起訴人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我國“寬嚴相濟”、“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據 具體地說，就是指對于惡性暴力犯罪、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犯罪、累犯等重大犯罪、，從保護社

9、會正義出發，采取報應刑思想，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從重量刑”，刑事執行上“長期隔離式監禁”，甚至死刑；對于輕微犯罪、偶犯、初犯、青少年犯等不需要矯治或者有矯治可能的犯罪，從維護行為人利益出發，采取教育刑思想，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罰化”，刑事執行上的“非監禁化”。這種刑事政策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基礎。 人本主義是刑事和解的社會基礎 刑事和解從根本上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現代刑法對人權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補償不再通過國家公訴下的刑事附帶民事的訴訟方式來解決，而是畢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被納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會處

10、遇的犯罪人通過和解對被害人進行實質補償和悔過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維護犯罪人的尊嚴、顏面，更利于保護犯罪人的人權，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諸監獄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設施內處遇的缺憾，從而有效地降低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現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礎 從刑事司法領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對輕刑化的奉趨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趨向在對一般輕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訴訟上達成了共識。即都以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消弭沖突為目的，將懲戒寓于教化之中，體現了現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約自由、人權至上等精神實質，切合了法治現代化的發展進路。 四、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景展望

11、 現如今在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著重考慮以下問題： 刑罰理念的調整與適應 在公訴案件范圍內，實行法定主義，強調有罪必訴、有罪必審。刑事和解對部分犯罪嫌疑人不移送審判機關判處刑罰，似有姑息、縱容犯罪之嫌。我們認為，刑事和解是符合刑罰發展規律的，刑罰理念的演進雖然可能十分艱難但必須進行。 可能產生因為貧富不均導致刑罰適用不平等的問題，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刑事和解可能成為有錢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風港，有錢人因為能夠較好地賠償被害人，因而得到被害人的諒解，從而順利和解避免刑罰處罰。窮人因為無法賠償被害人的損失無法和解，享受不到和解的好處，只能接受應得的處罰。這一消極作用是客觀存在的，但根

12、據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極作用來否定其積極價值顯然不是一種科學態度。 和解協議的公理性問題 首先涉及到的是被害方提出的和解協議的合理性標準問題。其次是如何考察和保障被害人無壓力真實意愿表示的問題。在刑事訴訟中，犯罪一方通過說情、引誘甚至威脅的方式謀求被害人撤回控訴或者改變不利陳述等情況時有發生，如果實行刑事和解機制，被害方就擁有了決定加害人命運的巨大權力，加害方及其社會關系對被害方的潛在危險也會加大，被害人的利益保護將會面臨新的困難。因此，如何保證和解協議的公正合理及增強對被害人的保護，將是構建刑事和解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注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579頁。 蔡道通著：中國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李洪江著：刑事和解應該緩行，載中國檢察官，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