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與語言的關系及對對外漢語教學的意義-基礎教育論文-師范生從語言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部分的語言學理論都是從西方借鑒而來的,而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形成根據的卻是完全不同于漢藏語系的印歐語系,況且近年來國外語言學研究從傳統語言學到結構主義語言學,再到轉換生成語言學,已逐步走上形式主義的窄路。因此,盲目地模仿西方語言學建立起來的漢語語言學理論與漢語本身的矛盾日益激化,指導漢語研究與教學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從而使得漢語語言學在社科領域倍受冷落,大學的漢語課也少有人熱衷,漢語語言學的發展落入低谷。發現漢語與西方語言的關鍵區別在于,西方語言有明顯的形態特征變化,而漢語最根本的特點是具有濃郁的

2、人文性,并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符號系統。它的多種結構系統:詞義結構、音韻系統、文字符號、語法構造、修辭方式等中都浸潤著濃郁的漢文化精神。因此,中國文化語言學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近年來,在一大批專家學者不懈的努力下,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已成為中國語言學里的一個熱門學科,并逐漸形成四大學派:以游汝杰為代表的文化參照派,在語言觀上持一種多元看法,認為語言既是自然現象,又是社會現象,具有開創意義;以陳建昆為代表的社會語言學派,具有新的思路;以申小龍為代表的全面認同派,在民族文化心理層次上把握民族語言特點的分析方法,無疑比文化語言分析方法有更強的解釋力和沖擊力;以劉煥輝為代表的交際學派,注重研究

3、語言在交際中的運動狀態、結構規律、交際功能,研究人們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基本規律,另辟蹊徑,頗引人注意。愛德華·薩丕爾指出:“語言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民族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種基本形式,文化對于語言的制約性是顯而易見的。文化之間的差異,文化的發展的軌跡不可避免地會在語言中留下痕跡,文化對于語言的制約,也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表達方式,二是表達范圍。而語言也時時刻刻忠實地折射著文化的內涵。文化固然對語言有著相當強的制約性,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語言也無時不刻地在影響著使用這種語言的文化。文化對語言的制約或者說語言的表達及其變化發展對于文化的依賴性上已有詳盡的例子

4、。正如愛德華·薩丕爾在語言所提出的那樣,“語言是一種文化功能”,“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系的,語言的詞匯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從這種意義上說,語言史和文化史沿著平衡的路線前進是完全正確的。”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載體,浸透了文化內涵。況且使用語言的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創造者,又可以說是文化的產物,自然不能擺脫文化的制約。所以薩丕爾強調說:“某種特殊的集體心理品質形成了某種文化,而這品質又無關某種特殊語言形態的成長,這豈不是不可思議的嗎?”文化依賴于語言,語言推動著文化的傳播,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語言,它構成了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環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因

5、此,我們可以說:語言與文化由于它們之間相互制約,又互相依賴、互相推動發展的關系,如果脫離了“文化”概念,深入的語言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文化的研究離開了語言,將會同樣地產生理論上的缺憾。還在十九世紀初,西方語言學者們就開始關注這個新的領域了。拉斯克(R.Rask指出“若要知道史前期遠古時代民族的起源及其親屬關系,那么就沒有比語言更重要的材料了。”格里木(J.Grimm則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語言也是我們的歷史。”從此以后,文化語言學逐漸成熟起來,開拓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從根本上來看,任何語言都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種樣式,因而都具有人文性這一本質屬性,但人們對語言的性質至今仍沒有研究

6、透徹。我們認為,語言的性質是多維的,至少應該包括下列幾個方面,即生物的、物理的、信息的、人文的,其中尤以人文性最具語言學的社會學特質和文化學的意義。當近代傳統文化發生危機時,首當其沖的也正是封建文化載體之一的傳統小學。為“法先王之道”而識字通經的指導思想貫穿著近兩千年的漢語研究。這種濃厚的人文性正與中國人注重向內探求、注重認識自身、完善自身的內向型文化有牢不可分的關系。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開宗明義地談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可見古人早有清醒的認識。也就是說,語言有一個系統的結構,通過語言分析文化現象,甚至比直接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分析更加方便,更加清晰。人是社會動物,也是文化動物,我

7、們自身處在文化的包圍之中,我們已習以為常。我們力圖對一切文化現象都能作出準確的分類和解釋,但并不能完全做到。而語言,由于其結構的系統性,使人們不自覺地對世界萬物作出了分類和解釋,從而使一切文化現象從混沌變為有序。比如,從漢字本身就可以體現出其中濃濃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偏旁、部首,都會反映出一些古人對事物的聯系,我們現在通過學習漢語,學習漢字,就能反過來推知他們創造這種字、這種詞的時候的緣由了。比如,和思想有關系的字、詞通常都會有“心”字旁,如“想,念,思,慮,憤,怒,憂,愁”。說明古人早期都將思考這類事情與心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認為這類行為都是由心臟產生的。因此,在對外漢語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常常

8、可以發現,有些語言點學生之所以搞不清楚其中的由來,正是因為東西方文化不同所帶來的。因為語言的基礎是詞匯,核心是詞義,詞義與文化的關系最真切,詞匯也就成為體現民族文化精神最明顯的語言結構形式,所以對詞匯結構的文化內涵發掘方面花費功夫也大。如從詞匯內部結構本身看,漢語詞形、詞義的關系比西方表音文字要緊密,漢語詞匯中有的詞形直接表示詞義,也就包含著更豐富的漢民族文化內涵;從漢語詞義的引申與漢民族審美意識的角度,也可以揭示詞匯意義與文化共同演變的事實。詞義的引申總是以聯想為其必要的心理基礎,文化傳統不同,認識活動中的聯想方式也就隨之而不同,民族語言中詞義引申的規律也不同,其詞義中包括的文化意義自然也不

9、同,而且,民族的審美趣味、審美理想等作為主體認識圖式的構成要素;中國文化特征在固定的詞組、習慣語中的作用也很突出,其成語典故大多與民族心理、習慣有關。比如,成語、諺語、慣用語是中國語言中文化性很強的詞匯。漢語中常用的成語近三千條,外國留學生如果不了其中的文化內涵,僅從字面上是無法準確理解成語的真正含義的。如“班門弄斧”、“愚公移山”、“胸有成竹”、“磨杵成針”等。諺語、格言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蘊涵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和人生哲理。如“朝霞不出,晚霞行千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慣語富有濃郁的社會生活氣息,語言凝練,幽默犀利。有的具有專業文化色彩,如“后遺癥”、“流水賬”、“清水衙門”,有

10、的源于社會文化習俗,如“倒插門”、“妻管嚴”、“小意思”、“壓歲錢”等。另外,由于漢語的語音、字型、構詞、句法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形成了許多獨具特色的修辭方式。又如,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中國菜肴色香味俱全,已經高度藝術化。它的烹飪技術十分發達,這也從漢語詞匯當中反映出來了。光是做菜的動詞就有“煎”、“炒”、“炸”、“爆”、“熘”、“煸”、“烹”、“汆”等,分別表示在用油多少、火候的大小、燒菜的速度、作料和水的添加等方面的細微差別。呂必松先生也曾指出:“從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就必須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因為語言理解和語言使用都離不開一定的文化因素。”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

11、除了要讓學生明確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規則,使學習者在交際中的表達符合語言的各要素規則外,還應該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文化以及在這種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特定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特征,讓他們說出來的話得體,能夠有效地傳遞信息。 察中國語言的特點,從而建立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把語言學和別的學科結合起來研究,從而徹底改變語言學不食人間煙火的現狀。”(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與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合作,于19841986年間聯名發表了五篇論文和一部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對文化語言學的創立和后來形成的研究熱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動作用。80年代中期,面對中國語言學發展舉步維艱的

12、困窘,在學術界“文化熱”潮流的推動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了對馬氏文通以來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傳統的深刻反思,尋覓著新的語言學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語言學的旗號之下。其間,文化語言學由于陳建民和申小龍的加入既顯示了聲勢和實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銘中國文化語言學辭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陳建民的研究多少循著社會語言學的路子。1987年發表的文化語言學說略初步提出了他對文化語言學的構想,而1989年出版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則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語言學觀,表現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的另一個走向。他注重語言的交際價值和變異形式,認為從結構語言學到文化語言學的誕生,標志著從語言結構

13、系統的研究到語言應用的研究,從單一學科到綜合學科的發展,從小語言學到大語言學的過渡。申小龍于1986年發表了語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語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獨樹一幟,并帶來了一定的轟動效應。他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是歷史性的反撥,反對朱曉農等人的駁難,堅持認為漢語的“人文性”與西方語言研究的“科學主義”相對立。從哲學和文化的視點,指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應以語言的文化功能為對象,使漢語研究回歸漢語本體,建立起真正符合漢語特性的語言學。他的理論帶來了文化語言學的沖擊波,人文學者一時貶褒不一。編輯本段文化語言學的成熟80年代后的文化語言學已不復是一種美麗而蒼白的學術姿態,而是一條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大道

14、。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文化語言學已然經歷了十余載的旅程,在學者們不倦的跋涉中,結出了新的碩果,開拓了新的天地。編輯本段文化語言學的研究現狀一、著作頗豐氣象不凡羅伯特·路威(Lobert Heinrich Lowie在文明與野蠻( 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一書中曾定義說“凡是一個人這樣從他的社會群體里面得來的東西,統叫做它的文化( culture的一部分。”二、論文豐富,研究專題多樣化1994年1997年文化語言學著作紛呈,種類繁多。一些語言學期刊和高等學校學報為此提供了研究的園地。在此期間召開的文化語言學研討會,產生了

15、一些質量較高的論文,會后匯集出版。編輯本段文化語言學的研究特色本土性第一,本土性。與以往的語言學研究不同,中國文化語言學不是承襲與照搬,而是生于中國長于中國的語言理論。其興起的內在元素,就注定了這種本土性。雖然文化語言學的產生有西方理論的淵源所在,卻決非西方原裝的“舶來品”。文化語言學的人文生態環境,研究旨趣,范圍和方法,都具賦濃厚的本土特色。從其產生看,本世紀初從馬氏文通開始形成的中國現代語言學,丟失了一些本應繼承的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精華,而一頭扎進西方語言學理論,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懷抱。而結構主義只注重描寫語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層次分析和分析語言內部結構的指導思想,隔斷了語言學與其它

16、人文學科的聯系,從而導致語言研究越來越疏離乃至隔絕于語言的人文屬性。西方語言學,是建立在與漢藏語言大相徑庭的印歐語言基礎上的,照般到中國,不免使中國現代語言學理論困惑重重,步履維艱。出于革新語言學的目的,建立中國自己的語言學,才有了中國文化語言學的聲音。從其旨趣看,文化語言學旨在結合中國的文化背景,觀照中國的語言事實,從而建立能夠較好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并且將語言學與別的科學結合起來。從其內容看,許多專題都圍繞著中國社會文化的獨特之處展開,從傳統文化到風土人情到民族心理,無一不是中國式的,尤其是對方言、漢字、傳統語言學文獻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從其研究者看,除對語言理論的建構興趣以外,更多

17、地投身于專門問題的研究,對于許多具體的語言現象十分關注,往往屬意某一個中國文化的角度進行探索。因而,中國文化語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長”。多樣性其二,多樣性。在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旗幟之下,各人所從事的研究對象是至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本身的多樣性加上中國傳統文化浩如煙海,使研究的內容呈現海納百川之勢,幾乎涵蓋了語言的各個方面:語言理論、語音、語法、詞匯、文字、語義、方言、音韻、訓詁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家庭、教育、軍事、政治、經濟、廣告、翻譯、交際等;文化的許多時空領域:文學、藝術、戲曲、音樂、民俗、宗教、神話、歷史、地理、哲學、心理等;研究者的專業也極其廣泛:語言

18、理論、漢語方言、民族語言、外語、對外漢語教學等;涉及許多不同學科:語言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民俗學、人文地理學等。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語言層面,不同的角度,探討不同的問題,全方位地展開研究,使文化語言學千姿百態,欣欣向榮。這種多樣性,是由文化語言學自身性質決定的,多科學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多樣性也帶來某種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主要困難有:一是文化學所涉及的范圍太廣闊,語言學又過于專門,各方面的學識很難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學中語言學的系統性最強,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語言學

19、和其他學科結合在一起往往產生不平衡現象。盡管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語言學常常不得不游離出來,自成天地,其結果是語言學和文化學難以密合。在目前草創階段似乎可以分頭做成專題研究,積少成多,最后匯集成一門燦爛可觀的學問。”這正說明了當代文化語言學研究中多樣性有之,而系統性不足的原因。其三,傳統性。當文化語言學以恢宏的文化觀照語言時,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精髓與民族文化的傳統,在現代語言學中嶄露頭角。中國傳統的語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韻、訓詁、文字研究,文學與語言結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雖然由于對語言本體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學分析,小學淪為“經學”之附庸,但其

20、在研究音韻、訓詁、文字中,從來都是與文學、藝術、歷史、民族、音樂乃至人間萬象不相疏離的。對中國現代語言學予以深刻反思的語言學學者,在矯枉過程中,對于傳統語言學是某種程度上的回歸。當然,這決非指語言學又將重返老路子。語言學的性質地位已有根本性改變。所謂“回歸”是指在現代理論指導下,對傳統語文學著作進行嶄新的審視取舍。此外,文化語言學誕生之初,適逢“文化熱”之時,重新認識和重新評估傳統文化遂成一時之風氣。文化語言學最初的一些課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詞法和傳統文化,專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傳統文化等。這種傳統性,一方面使語言學開拓了新視界,另一方面也使語言所蘊涵的文化獲得新生

21、。時代性其四,時代性。傳統性并不是排斥時代性。文化語言學沒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對中西傳統的機械照抄,也不是對語言現狀的簡單否定,它是時代的產物,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語言學的革新勢必形成文化語言學這一新的發展視野,這首先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在學術上的閃耀。跨世紀之際,世界日新月異,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語言學在21世紀的特點將是多學科交叉研究,文化語言學正是符合這個時代主流的。其次,當代的語言現象、語言變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特別是在語言交際、語言交流與文化的研究上,時代性格外鮮明。實用性其五,實用性。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實用價值是雙重的。首先是語言的研究不復“曲高和寡”,開始與

22、其他學科進行接觸交流,為其他學科提供服務。一方面把多種人文學科引進語言學,另一方面也把語言學引進別的人文學科,如哲學、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其次,現階段的研究主動地向應用領域邁進,試圖使語言學走出“不食人間煙火”的誤區。這突出表現在外語界研究母語交際和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導入中。文化語言學的影響對外語界、教學界的影響是顯豁而深遠的,“文化導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語言有機化合”等已成為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關鍵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譯、廣告、交際等等社會實用性十分鮮明的領域中,文化語言學也開始結出碩果。外語、對外漢語和民族語教學和翻譯中的語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語

23、教學中對漢語語言與文化和英語語言與文化的對比研究,使英語教學取得更好的效果。語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時空,全方位,多視角對比研究的重要課題,而對于影響教學及其研究的知識性文化和交際性文化,開始受到重視。于是,語言學與實際社會生活日益親近,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日益提高。其六,溫和性。所謂溫和性,是從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精神狀態而言的。現階段的研究呈現的是一種相對的平和冷靜,研究氛圍難免因此會顯得冷清一些。這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預示著一個成熟期的到來。而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成熟,在主觀上達到了不溫不火的境地,趨向溫和曠達,卻又執著自信。經歷過澎湃的“文化熱”和“反思熱”的人們,

24、既懂得了學會拒絕依賴,自己行走,又領會了冷靜思索,嚴謹務實,使現階段的研究氛圍趨于客觀平和。編輯本段文化語言學問題所在一學科的界定文化語言學,作為交叉性的邊緣學科,其涵義與界說仍具模糊性。近年來出現的與描寫語言學大異其趣的新興學科,除了文化語言學外,還有劉煥輝倡導的“言語交際學”和“交際語言學”、曲彥斌主張的“民俗語言學”、趙麗明提出的“文字語言學”、胡文仲引進的“跨文化交際學”、王德春等引進的“語言國情學”(或“國俗語義學”等等(高一虹我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現狀及問題載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語言學與它們的關系如何?事實上,在歷年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中,這些學科的問題一

25、直是受人注目的。顯然,不僅文化語言學的概念不能與這些學科概念涇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內容與方式也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同時,文化語言學究竟是語言學的大家族成員之一呢,還是文化語言學是“大語言學”,其它分支學科都應歸為麾下,這也是迄今爭論不休的問題。甚至文化語言學本身應該是怎樣的,也各持己見,尚缺乏統一認識與明確界定。(一怎樣定位文化語言學曾以其轟動效應受人注目,創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據,反對者亦有想法。怎樣看待文化語言學,目前仍是有異見的。一方面,有人將文化語言學夸張地奉為圭皋,將以往的語言學研究全盤否定,認為只有文化語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視其為洪水猛獸,或睹若無物,甚

26、至排斥這門新興學科。如今,這兩種極端見解的論爭,已漸趨平靜,但是,疑慮仍是有的,關于文化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確的。屈承熹怎樣為“中國文化語言學”定位(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1期認為“詞匯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已可確定無疑。至于語法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則尚待商榷。”他的結論是,語法研究的文化語言學方法目前仍處于主觀思考階段,尚未進入科學論證階段。我們認為他的批評是中肯的,不過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決非僅限于詞匯層面,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二性質問題學科界定上的困惑不僅是邊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語言學本身的問題。文化語言學的真實意義所在給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現在的文化語言學在

27、理論上和方法上都還是比較粗疏的。文化語言學本身的語言觀、性質、對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還不是十分清晰的。這尤其表現在對下述一個根本性問題的爭論上:文化語言學究竟研究的是語言本身的“本體論”,還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的“關系論”?這是爭鳴至今的大問題。一部分學者,如游汝杰、陳建民、邢福義,認為語言現象中有文化,文化現象中有語言,兩者互為依存,文化語言學應著眼于語言和文化的兩者關系上,探討語言和文化在不同歷史層面上的關系,包括:現代語言和現代文化的關系,古代語言和歷史文化的關系,現代語言和歷史文化的關系,語言變化和文化的變化的關系,以及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關系。另一部分學者,如申小龍,認為中國的文化語言學

28、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站在語言體系本身即語言內部結構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維特征觀照民族語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點的范疇體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語言的結構特征,從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語言的結構規律,建立起漢語語言學新體系,即所謂的本體論。他們強調語言的本體價值。事實上,尚有另外兩種代表性的表現,其一是游移在“本體論”與“關系論”之間,兩者兼論,按需持論,或者對兩者都不否認,認識比較模糊,時而是關系論,時而是本體論,未能從根本上把握實質。其二是對文化與語言的關系這個前提就持異議,表示懷疑,認為文化與語言的關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語言上的表現程度不一,很難從語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內涵。由于

29、這個根本性問題的爭論,一系列問題便接踵而至。目前這個問題尚無定論,也不能硬性統一,這與文化語言學是一門新生學科有關。只有繼續以嚴謹求實的態度從事一些專題性的具體研究,才能逐漸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較好解釋力的范疇體系,形成系統科學的理論模式,也許到那時候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二流派之別語言學界對中國文化語言學流派不同的理解與分類,不僅見于創議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舉例如下:(一兩派說。戴昭銘在文化語言學導論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認為眾多的文化語言學研究者按其理論主張和研究特色而言大體上有兩派:關系論派和本體派。前一派的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陳建民,邢福義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龍。兩派在語

30、言觀,學科性質和方法論等一系列問題上各有不同見解。關系論派認為文化語言學的對象就是語言和文化的關系。邢福義等人把這種關系概括為“語言是文化的符號,文化是語言的管軌”。形成了“從語言看文化,從文化看語言”的研究模式。游如杰認為文化語言學的目標是:1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和方言;2把多種人文學科引進語言學;3把語言學引進別的人文學科。本體論派認為語言“具有世界觀和本體論的性質”,語言的人文性是語言的根本屬性,文化語言學研究對象是語言的文化功能。為此,論者提出了作為描寫主義和科學主義對立面的以揭示漢語的人文內涵為主旨的人文主義方法論,在這一方法論原則下開列出的具體研究方法有:文化鏡象法,文化參照法

31、,常態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異文化范疇借鑒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和傳統闡釋法。(二三派說。邵敬敏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的前言中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論指導的三種流派:以游汝杰為代表的“雙向交叉文化語言學”,即強調語言與文化的雙向研究,以及歷時與共時的交叉研究;以陳建民為代表的“社會交際文化語言學”,即強調從社會變異與交際功能入手,挖掘語言與言語的文化內涵;以申小龍為代表的“全面認同文化語言學”,即強調語言與文化在本質屬性,特點上高度一致全面認同,并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樣式,是對該民族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系統的意義系統。出于對學說不同角度的理解

32、,產生了對流派的不同分類。同時,對于文化語言學中的“分”的狀態,語言學界的態度也是不盡相同。有人聽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場對各派進行評論,寄寓期望,如戴昭銘認為“關系論和本質論派的分歧將繼續存在,但最終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徑是互相取長補短。”意圖對兩派進行整合。也有人則主張不必問流求派,而應該多拿些實際成果出來。在今后的道路上,這些分歧將繼續存在,最終何去何從,人們將拭目以待。三繼承與創新任何學術不是從零開始的,成功的學科必定既有繼承和又有創新,文化語言學也應如此,但目前文化語言學研究的不足卻也在于此。文化語言學力圖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觀照語言學,放棄了在語言學上的全盤西化,這便是繼承的

33、開始。另一方面,文化語言學本身在理論建設、材料選取、方法實踐上的豐富多彩,正是對創新追求的結果。然而,在繼承與創新兩方面我們仍然感到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對傳統文化和傳統語言學的繼承過于具體化、典型化,對自身理論的創新不夠系統化、縝密化。許多學者,對文化語言學的興趣過多集中于某個典范的傳統文化角度上,如稱謂、地名;某些特殊詞匯上和某些傳統典籍上,雖然寫來內容扎實,論證有據,但對文化語言學的整體理論結構并無明顯建樹,往往只是囿于具體的材料整理和考證上。有些作者對于傳統文化的理解也過于狹窄,對于中華民族整體的系統的文化特點、文化心理缺少把握。這個不足若不加改進,則將造成研究上的瑣碎。也有的學者,孜孜以

34、求與現代語言學大相異趣的文化語言學理論,卻失于操之過急,實證不夠。創新并非空中樓閣式的追求,須有扎實的根基和循序漸進的風范。在繼承和創新方面,文化語言學的道路該怎么走,是發人深省,引人深思的。四解釋性帶來的問題對于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應運而生,申小龍認為,這是中國語言學由描寫型向人文型的歷史性轉折;游汝杰、戴昭銘等人一再強調說,科學分類的重要原則之一,即是把科學劃分為描寫性科學與解釋性科學兩大類,解釋性科學提供關于客體及其狀況的各方面因果關系的解答。文化語言學是解釋性的學科,而非描寫性的學科。文化語言學所要解釋的便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因果關聯,或是某些文化現象有語言上的成因,或是某些語言現象是某種文

35、化現象的結果,或者某些語言現象和文化現象互為因果。我們知道這種語言和文化的關系一般是很復雜的,抑或很隱敝的,而解釋不免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直覺性。所以學者們在解釋時往往難免簡單化臆斷化的毛病。文化語言學的解釋性,為學者提供了思想馳騁的天地,但并不意味著對描寫性的揚棄。而有些學者正是過分強調了對描寫性的轉型,完全忽視了描寫性的重要,導致了對復雜情況的空泛推理,而缺乏扎實的對語言事實綜合全面的考察。今后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不能放棄描寫語言學這個基礎,并應帶動語言描寫的深入發展。編輯本段文化語言學研究的方法特點自覺地重視方法論的討論,重視方法的系統化,是文化語言學的特點。文化語言學是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并

36、舉的語言學,其學科淵源上的多元性和研究對象的多樣性,決定了其方法論基礎。下面評論一些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文化背景透視法語言之中有文化,語言也以文化為源。文化語言學對語言現象背后的文化背景進行探究,從而了解其淵源,推測其未來,這可以稱為“文化背景透視法”。這其實也正是采用者最多的一種的研究方法,并且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比如研究方言島形成的一個實例。杭州處于吳語區之中,卻是講半官話的,這一語言現象與移民史實結合了解,就會豁然開朗。南北宋之交,由于邊患,朝廷遷都臨安(杭州,大批北人移居杭州,帶來北方官話,進而形成杭州半官話方言島。二語言符號文化讀解法戴昭銘提出“文化符號”的概念(文化語言學導論。所謂文化

37、符號,指的是語言中的文化符號,語言作為華夏民族文化的載體,對民族文化的建構和傳承具有關鍵的作用。語言符號因著語言與文化的血肉相融性,天然地具有文化匯載的功能。而在民族的演化中,學者為了達到理論建設的需要,往往用日常的語言符號指稱特定的文化信息,而使語言符號成為文化符號。這一概念蘊涵了方法論的內容,即語言符號的文化解讀,闡釋符號的文化意義。這個方法更多地是運用在訓詁、詞義、詞匯、文字的文化解讀上,為學者們廣泛采用。三文化差異比較法語言學者往往立足漢族文化的傳統,通過對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在結構、語法和使用上的差異來分析產生差異的文化根源。比較之法,早已有之,然而,對語言自身或語言之外文化因素的比較

38、,可算是較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尤其受到外語界和對外漢語教育界的青睞,運用也日益廣泛。四學科交叉研究法學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種學科引進語言學,把語言學引進別的學科的指導方法。即立足語言學,與其他學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際交流,尤其表現在方法的借鑒與習得上。這個方法的特點是多種方法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如融會語言學上的共時描寫法、歷時分析法、社會學上的社會調查法、階層分析法,以及其他學科的統計法、歷史研究法等等。這一研究方法的領域十分廣闊。語言學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廣泛的交流空間,如文化人類學中的文化區、文化層、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生物學中的進化論,甚至地質學中的板塊理論,都會對我們

39、的語言文化分析帶來莫大啟示。對19941997年中國文化語言學之路的評述,不僅是為了總結成績,也是為了啟示未來。十多年來,文化語言學的路是有人走出來了,這條路對語言學來說，無論是正道，還是歧路；對跋涉者來說，無論是坦途，還是蜀道， 自有實踐證明和寸心領悟。重要的是，文化語言學在中國起步了，并且已經顯 示出頑強的生命力。 但它的發展還有待于更系統的理論建構， 更扎實的研究實 證，更廣泛的科際交流。文化語言學者，只有朝著這個方向，才能最終為中國 語言學構筑又一條希望之路。 語言文化 簡述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語言文化 語言文化 摘要: 簡述了語言與文化的相輔相成 ,但又不能合二為一的相互依賴的關系。

40、論述了在語言 學習的過程中 ,了解相關的文化背景 ,對于更深入地掌握語言的技能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分析了不同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及造成這種文化差異的根源和表現形式。 指出如果不能充分 了解文化背景將導致語言表達意義上的背道而馳;不僅是語言具有相對性 ,其文化背景也同 樣具有相對性 ,只有把語言學習與文化知識的補充緊密地結合起來 ,才會使外語學習變成 一種樂趣 ,而不是簡單刻板地死記硬背單詞和語法。 語言是表達觀念的 符號系統 ,其社會功能廣博巨大、 難以估量。 大千世界紛繁多彩的 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 ,各種特定的思維模式 ,均依賴于語言得以成形、 積累、 發展和傳承。 而文化對于語言的形式亦不

41、斷產生深遠影響 ,遠非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所能概括的。 如 果我們能夠熟諳母語與目的語、 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共性與差異 ,便能在不同的 語境中得心應手地開展交際活動 ,進入一個語言的自由王國。 一、 文化的社會性與語 言的社會性 眾所周知 ,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 ,也是一種社會 現 象。 國 近 代 的 女 性 服 裝 中 “旗 袍”(cheongsam ,在變革動蕩的 20 世紀 50 年代 ,頻頻出現于報刊雜志的 “大躍 進” (a great leap forward ,以及曾經肆虐一時的 SARS(非典型肺炎的英文縮寫等都充 分反映了一個時期的文化或者社會特征。語言的這種“社

42、會性” 說明 ,語言系統不可能是 一種存在于真空中獨立發展、 自生自滅的系統 ,人們的言語表現形式不時受存在于語言之 外的社會要素的制約。 1. 語言系統是 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語言和社會文化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語言是整個社 會文化的產物或結果 ,又是形成并溝通文化其他成分的媒介。 換言之 ,語言系統內部諸要素 無一不與社會大系統的諸要素發生聯系 ,而且這種聯系不是簡單的對應 ,而是縱橫交錯 , 此滲彼透 ,全方位的聯系1 。例如 ,三角債(chain debts反映了在中國企業經營過程中 所出現的一種特殊的財務關系;“售出商品 ,質量低劣 ,保證退款”(G oods are s old wit

43、h money back guarantee ,則說明在市場經濟還不成熟的商業環境下 ,我國的銷售企業處于 從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 由此可見 ,只有把語言系統放在社會大系統中加以 考察 ,才能更有效地揭示語言的本質以及語言系統的內在規律。 因此 ,把語言與文化結合起 來 ,進行深入的比照性研究 ,能夠更加廣泛地揭示語言的 “社會性”,同時也能加深人們 對語言的文化功能的理解。 2. 社會系統依賴語言系統而存在由于 “任何語言都是習得的行為方式的復雜體” 1 ,因此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不能說文化就是語言 ,文化不等于語言 ,而應是文化 大于語言。 鐮刀作為一件純粹的農業工具并

44、不說話 ,可是把鐮刀和斧頭畫到旗幟上 ,就變成 一種無聲的語言 ,宣告工農的聯合 ,表現勞動大眾的革命力量。 其實從符號學角度看 ,語言 以外的符號 ,如莫爾斯點電碼、 聾啞人的手勢、 海陸交通信號等也能表達某種意義 ,不過 人類的經驗和行為主要是由語言符號的意義來體現。 換言之 ,文化大系統不可能獨立存在于 語言系統之外 ,反之亦然。 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 ,頗似形式與內容的相互作用 ,但又不能簡 單地歸結為形式與內容之間的相互作用2 。中國人用 “紅色” 象征無產階級革命 ,但西 方人卻從斗牛的文化中深感 “紅色” 為不祥之兆。 在中國 ,一旦有人官運亨通 ,人們會用 “紅得發紫”來形容他

45、,而周圍眼 “紅” 者大有人在 ,但英美人卻用 “green with envy” 來形容別人對這位 “a fair2hairedgirl” (紅人的妒忌之心( “a red2haired girl” 會被英美人誤認為是 “紅頭發的女孩” 。由此可見 ,一方面 ,語言系統本身是 構成文化大系統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 ,文化大系統的其他要素都必須由語言來傳達 ,從而 不斷發展變化。 換言之 ,我們可以觀察到作為文化的一部分的語言和作為文化傳播媒介的語 言這種雙重性質。 這種雙重性質確定了語言與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正如法國著名符號學家羅 蘭 巴特所言: “無論從哪方面看 ,文化都離不開語言” 2 。

46、 二、 文化的民族性與語言的民族性 1. 民族個性決定了語言差異語言作為文化的一部分 ,又是文化的鏡像折射。 透過一個 民族的語言層面 ,窺見的乃是這個民族的絢麗多姿的文化形態。由于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 性 ,亦即文化個性 ,不同的文化自然會呈現不同的文化形態。 這種文化形態的差異反映到語 言層面上 ,則表現為語言差異。 漢民族有含蓄委婉 ,避免直白本意的表達方式 ,而西方人則 善于恭維他人 ,也善于接受他人的恭維。 我們經常會聽到中國學生與外國教師談話之前總要 先說一句 “Ispeak very bad English”,或者“My English is verypoor” 。相反地 , 他們

47、的外國教師卻認為“Y ouspeak very g ood English” 。正因如此 ,任何跨文化的研 究 ,如比較文學、 翻譯、 外語教學等 ,都不能只從本國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考察語言差異 , 而應兼顧文化差異。 從文化差異出發去研究語言差異 ,才能有效地把握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內 在聯系。 2. 詞匯差異是語言 差異的最直接體現詞匯是語言的基本構素,是語言大系統賴以生存的支柱,因此文化差 異在詞匯層次上體現得最為突出,涉及的面亦最為廣泛3。 漢民族嚴格區分親屬關系源于漢 民族的封建主義文化。 封建主義文化非常重視親屬特征,無論哪一方面的社會交際,都須按親 屬稱謂的規定;無論是喪禮,婚禮,承繼

48、遺產,以至一人犯罪,株連九族,均要按親屬系樹的等 級辦理。這種嚴格的區分導致了漢語親屬稱謂的復雜化,而西方人趨向于跨越年齡界限的平 等。他們認為,能力、 知識及權威才是衡量人的重要標志,年齡大小并不能說明什么。漢語 中父輩方面的名稱有叔父、 伯父、 姑父、 姨父、 舅父等,這些稱謂復雜到小孩們往往混 淆不清的地步。而英國人就沒有這么麻煩,一律以 uncle 統之。由于 uncle 一詞只在家族 內部使用,因此沒有必要與姓氏連用,與之連用的是名。如 T om K ing 在家族中可稱作 Uncle T om ,外人卻不能以 Uncle 相稱。若以頭銜相稱,則要與姓連用,如 Mr. K ing ,

49、 Dr. K ing 等。英美人還有一個習俗,在非正式場合,希望對方以名字相稱,甚至小孩對長輩也是如此。 中國人認為這是失禮的,而西方人則感到隨和、 親切。 三、 文化對等與語言對應 我 們知道 ,不同民族的語言之間總是存在著詞匯對應關系 ,這是雙語詞典的編纂基礎 ,是跨 文化交流的基本條件4 。 “對應” 不等于 “對等” 。 但 即使表達的理性概念( rational concept相同 ,往往會因文化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聯想意義(ass ociativemeaning 。如在漢 語中 ,人們認為 “老師 ,您好” 體現了學生及社會對教師這個職業的尊重。但是 ,在英 國 ,人們則認為這種 “H

50、ello ,teacher” 的說法過于呆板 ,甚至令人反感。不同的民族在 不同的生態環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體系。 表達同一理性概念的詞 ,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氛圍 下不斷使用 ,獲得了附加在理性意義之上的不同的聯想意義 ,因而會引起不同的心理反應。 英語中的 “gay” 本意為 “cheer ful ,merry ,happy” (快樂的 。但在今日談艾滋病 色變的美國 , “gay” 很容易使人聯想到 “同性戀”,這種聯想在不諳 美國文化的中國 人的心目中就很難引起共鳴。由此看來 ,受文化背景制約 ,通過聯想產生的超語言信息差 別 ,或曰文化信息差別 ,是無法通過詞匯對應來彌合的。正因如此 ,在跨文化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