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長達到10%左右。但Dani Rodrik在其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一書中指出，中國獲得30年高速增長的制度基礎與經濟學教給我們的標準思想之間存在巨大分歧。于是我們自然地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支持經濟增長的正式制度尚未完善，為什么它能獲得30年的高速增長？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成本不為零的真實世界需要某種制度安排來降低交易成本，治理不可能在真空中出現，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支持經濟增長的正式制度不完善時，有可能產生替代性制度。以皮斯托（K. Pistor）、許成鋼為主的經濟學家通過對中國股票市場的研究，揭示了行政手段替代法律對投資者進行保護的替代性制度的演變。正式

2、制度及其執行機制都不完善Leland and Pyle（1977） 以及Myers and Majluf（1984），在比較一般的假設下證明了證券市場會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需要制度安排來減少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以此為出發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出的法金融理論認為，在那些法律體制強調私有產權，支持私人契約安排并保護投資者合法權利的國家，金融市場往往比較活躍；那些既不支持私有產權，也不促進私人契約安排的法律制度則往往會抑制金融發展。正如Hart（1995）的歸納，金融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不同法規對公司控制的影響。金融可以視為一系列契約。因此，一國的合同法、公司法、破產法、證券法以及這些

3、法律的執行情況，從根本上決定了證券持有人的權利以及整個金融體系的運行情況。雖然早在1872年輪船招商局就向社會公開招股，出現中國最早的股票，但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股份制公司的制度基礎仍蕩然無存。滬、深證券交易所于1990年建立，合同法、公司法、破產法和證券法分別于1999、1994、2007、1998年實施。在執法方面，皮斯托和許成鋼（2005）指出，至少在2003年之前，投資者訴訟對上市企業的民事責任幾乎沒有阻礙作用，法院由于缺乏相關知識而極少受理此類案件，證監會的公共執法則往往流于形式。替代性制度發揮重要作用根據皮斯托和許成鋼（2005）的研究，到2002年，在正式制度及其執行機制

4、都不完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從上市公司數、總市值 /GDP、總成交金額/GDP和換手率的指標上來看，其發展水平已遠遠超過同期發展證券市場的其他轉軌國家，完成了成熟經濟體證券市場需幾十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積累。中國證券市場建立頭10年的巨大發展說明投資者在證券市場的投資回報有相當保證，但法律的真空使我們必須尋找投資者保護的隱含機制。從公司上市過程來看，首先是遴選上市企業，然后是在一二級市場發行股票。對一二級市場流通的股票，投資者可以用手進行投票，所以對上市企業質量的把關主要集中在遴選企業上市這一過程。中國政府通過配額制管制、分配上市資源，在遴選優質企業上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中國證監會

5、2008年出版的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報告，基于配額制的上市企業遴選機制的續存期為1993年到2001年。其中1993年到 1997年由國務院證券委制定發行額度，分別為50億、55億、55億、150億和300億。在1998年4月國務院證券委并入證監會后，國家不再規定新的發行額度，但是1997年各地獲得的配額一直沿用到2001年。由于企業獲得上市配額和企業正式上市之間存在時滯，所以事實上直到2002年為止，幾乎所有的上市企業都是配額制下的產物。雖然配額制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也有變化，經歷了“額度管理”和“指標管理”兩個階段，但配額制的運行規則一直沒有變化。首先，國務院證券委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及資本市場

6、實際情況，先確定當年的發行總額。其次，國務院證券委根據各個省級行政區域、行業地位和需要進一步分配總額度。再次，企業向所在地的省級或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提出公開發行上市股票的申請，地方企業由省級或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在國家下達給該地的規模內進行審批；央企由其主管部門所在地的省級或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在國家下達的規模內審批。最后，被批準的發行申請送證監會進行資格復審后報證監會備案，15日內無異議即可上市（基于市場吸收能力的擔憂，獲得配額的企業往往會被延遲上市，但是證監會否決已獲配額企業的上市資格只是個案）。如上運行的配額制之所以能夠有效甄選優質企業，主要基于以下兩點。一是本地企業能否上市，以及上市后企業

7、的業績進入地方政府政績，在每一期總的上市配額給定前提下，各省市爭奪上市配額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零和博弈。如陳冬華、章鐵生和李翔（2008）指出，以3年為一期，地方上市企業丑聞數和下一期分配給該地區的上市資源成反比。所以，中央政府依據地方已上市企業表現來分配下一期上市資源的做法，為地方政府挑選好的上市企業提供了激勵。地方政府只有挑選好的企業上市，才可能在下一期上市資源競爭中獲得更多配額，從而提高本地區經濟績效和政治績效，提高晉升的可能。二是相對于發達經濟國家通過在會計報表中引入強制披露規則來解決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在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中，會計賬目是在與市場價格毫無關系的社會主義會計準則下產生的。

8、由于我國上市企業多為國有企業，這樣配額制就把收集核實信息的責任分配給了地方政府，在轉型經濟下，這種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實現替代性制度向正式制度轉變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作為非正式制度的配額制也逐漸顯現出其先天不足。首先，不斷出現的“買殼上市”摧毀了配額制存在的基礎，挑選出的企業不再是最終獲得上市的企業，上市資格成為可交易的有價物，為尋租活動提供了溫床。其次，證券市場作為企業融資和提升公司治理結構與質量的重要手段，其意義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認識，國家在制定配額以及地方政府在確定上市企業的過程中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行政和決策成本過高。最后，在 2001年，配額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由于正式制度的建立需要花費大量成本，而且中國在改革初期毫無經驗，所以在“摸著石頭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