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清國家和社會防疫研究    王卓琳摘 要：宣統三年，東北地區爆發了一場大規模長時段的鼠疫災難，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清政府為了盡快控制疫情，在財政上給予大量支持，并設立防疫機構，頒布系統的防疫法規，同時重視借助國際力量。而疫區民眾也展開募捐，摒棄陋習，響應政府，與多國建立了防疫聯系。在防疫過程中，社會行為與中央政策既有同步配合，也有脫節沖突，此次防疫是對晚清國家和社會的一次嚴峻考驗，反之也加速了晚清國家和社會的近代化步伐。關鍵詞：晚清；東北鼠疫；防疫；中央與地方；近代化1910年至1911年間發生在中國東北數省區，甚至波及關內部分地區的

2、大規模鼠疫，不僅疫情延續時間長達半年，并且對東北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災難性的創傷。因此與這場瘟疫有關的一系列問題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了不少階段性的成果，筆者旨在借鑒已有研究內容的基礎上，立足于防疫，在系統記述這次疫情的前因后果之余，探討這場爆發在特殊時期特殊地區的災難，對晚清國家與社會的裨益之處，以及對于當代防疫工作的借鑒意義。1 宣統年間東北鼠疫概況20世紀初年，旱獺在世界市場上十分暢銷，一時之間市場需求量大增，旱獺皮的價格猛漲，各國商人及部分官員受經濟利益的驅使恣意招募華工，瘋狂捕殺旱獺。與此同時，中國境內有大量勞工北上闖關東，其中很多人在毫無狩獵經驗的情況下直

3、接加入了獵獺的隊伍。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一些獵人連染病的旱獺也不放過，并且將其剝皮后煮熟充饑，人類一旦食用染病獺肉必然會感染鼠疫。生活在西伯利亞深山叢林中的旱獺正常情況下即便染病也不會危害到人類，這次鼠疫災難完全是由于人類的貪婪打破了自然界正常的循環圈，進入了鼠間鼠疫的傳播鏈而產生的。據記載，關于此次鼠疫的源發地是在中國境內還是當時的俄國境內是有爭論的，雖然俄國方面不承認，但是有證據證明此次疫病的疫源地應該在俄國境內。當時的俄國為了本國國境以內的防疫保護，將有染疫嫌疑的中國人驅逐出境，隨著疑似染疫人員的回國，鼠疫在中國東北傳播開來，1910年10月25日首先發現死于鼠疫的患者就是從俄國剛剛

4、回國的工人。1910年11月8日，病情就傳播到了北滿中心哈爾濱，不久即遍布東北平原，甚至波及河北、山東等地，沿著交通沿線迅速向內地蔓延，據了解，僅東北地區的死亡人數就達到了五萬余人，由于鼠疫傳播迅速，而每日的患病情況又無法及時準確地通知到各級官員，清政府來不及計劃詳細的防疫方針，被迫只能盲目采取大規模的封鎖政策，下令停止鐵路運輸、水上交通以及城鄉內外的交通運輸，而交通的癱瘓直接影響到了人民的經濟生活，大批勞工生計困難，原本應當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只能留守在家中，一些漂泊在外期待歸家的人反而不能回。直隸、山東等省在東三省謀衣謀食的勞工因火車停載，各處封鎖交通，被截滯者“記數三十余萬，嗷嗷哀鴻沿布火車

5、線內千有余里”， 其慘狀難以描述。疫情來勢兇猛，傳播迅速，僅月余的時間就從中俄邊境蔓延到了北滿中心哈爾濱，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無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地方政府都無法及時給出合理的反應，各個階層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可怕災難打得措手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導致社會秩序混亂不堪，人人自危，使清廷本來就岌岌可危的統治顯得更加動蕩不安。2 國家防疫行為及其實際效用疫情爆發之初，防疫經費由政府直接劃撥，但是中央財力有限，劃撥程序繁瑣，各地方開始直接截留經費，后期中央財力嚴重不支，關稅又因疫幾乎無稅可收，疫區政府開始向中外銀行籌借防疫費。為了能夠盡快地控制住疫情，清廷立即在東北各省建立了各級防疫機

6、關，由伍連德任總指揮，統管東北各省防疫事宜。吉林防疫總局就是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于1911年1月26日正式成立，至1911年4月19日廢止，總部設在長春，由東三省總督錫良、吉林巡撫部院陳昭常和吉林省民政司韓使司負責總局的全面工作。但是在此過程中，官員玩忽職守、為了保住自身官位而隱瞞不報，導致疫情延誤的情況時有發生，清廷當時對官員的懲辦力度很大，這也為我們今天的防疫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具有近代意義的防疫法規。首先是吉林防疫總局章程，于宣統三年正月頒布，確立了總局的監督地位和最終決定權。其次是檢疫細則，一共36條，五大方面內容，還有10條消毒細則。在眾多防疫法規之中，

7、最引人注目的是民政部擬定的防疫章程，堪稱中國近代第一部全國性防疫法規。它由清中央民政部擬定，下發通行各省。該章程的誕生源于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奏折，直接理論來源是各省防疫工作的實際經驗，間接理論來源是當時日本和西方的防疫成法。然而，由于清王朝的中央集權統治已經瀕臨崩潰，即使有了這樣統一詳細的防疫法規，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也難以發揮其作用，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清末新政的改革和辛亥革命的浪潮動蕩不休，這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法規不幸地被人們忽視了。此時，僅依靠國內的力量已經無法抑制災難的蔓延了，在東三省防疫工作的進程中，各個國家給出的態度是不同的，歐美國家的言辭比較緩和，多是一些建議性的，至于日本和俄國則

8、是比較激烈的，這牽扯到他們本國更多的切身利益，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利用了這些國家貪婪的爭奪，以他們的矛盾沖突達到互相制約的目的。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共有十一個國家受邀派代表到沈陽參加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通過清政府的一些公文檔案可以看出，這個會議是由清政府倡議召開的，并且整個會議過程也都由清政府組織籌劃，由伍連德博士作為大會主席，以漢語為大會主要語言。總而言之，清政府在應對這次鼠疫災難的過程中，從經濟、政治、外交等諸多方面給予了支持，在清末朝廷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能組織這樣一項條理清晰、層次分明的官方防疫工作實屬不易，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中央調控的作用，但是受到時代條件所限，在每個方面

9、的干預都傾向淺嘗輒止，給出宏觀的政策指導之后很難關注到疫區具體的受用情況。3 地方自發防疫活動及其影響東北地區作為龍興之地在清朝歷代統治者心中都有比較重要的地位，然而與關內的長期隔絕也導致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落后，民智啟蒙的程度不高，關外民間的一些傳統陋習正是導致疫病不斷傳播的誘因，病人不急于求醫問藥而是求仙拜佛，不僅不能穩定病情，反而會帶來更大范圍的傳染和流行。為了改變人們看病的觀念，一些報刊雜志開始大量刊登防控鼠疫的文章，用盡量生活化的文字傳遞近代的防疫思想，敦促清政府迅速建立公共衛生防疫制度。此次鼠疫致使東北各地市場蕭條，出口受限，民眾生活困苦，打破了人們原有的平靜生活，擾亂了正常的社

10、會秩序，由于死亡人數眾多，病毒傳染迅速，民眾不得不接受火葬，并且改善長期以來的不良飲食衛生習慣。同時面對中央財政支出有限，官方資助力度日漸減少的情況，許多民間人士也踴躍參與其中，民間的募捐主要分為資金捐助、物資捐助和人力捐助。吉林省一些地方士紳和小團體成員在1911年2月24日又成立了一個民間的防疫組織吉林全省防疫會，從社會各界的反響來看，吉林全省防疫會在防疫過程中對總局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輔助作用。此時外國對于華人的援助更多是出于他們自身利益的考慮，為了防疫而虐殺華人，燒毀房屋，加深了民眾的恐懼。在防疫過程中，各國對中國防疫事務指手畫腳，借機侵犯中國主權，其中，地方官商成為中外防疫交涉中的重要

11、力量，他們從國家利益出發，與在華各國關于對華人的不公正待遇及干預中國內部行政的行為，進行了不卑不亢的交涉。自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已經有了雛形，但還未加以擴充，此次鼠疫防治過程中，各省志士云集響應，“東省有災，則西省之民救之，南省有水災，則北省之人賑之，通一國如一家”才能使“民氣所以強固也”，反之則“國民之團體不結，即國家之觀念不深，欲求國勢之不積弱，將安所望乎？”疫情產生之后，無論是疫區還是非疫區的民眾都從各個領域參與到防疫活動中來，盡管力量有限，但也屬于一種近代化的慈善觀念，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的疫區社會反應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正因為東北地區占有獨特的地理位置，給鼠疫的爆發創造了條件，也注定

12、了疫情的影響范圍不會擴展到更大的范圍。4 國家與社會防疫的配合與沖突首先，吉林省內自發組織成立了吉林全省防疫會，彌補防疫總局在工作過程中的一些漏洞。該會的資金全由民間集資而來，防疫會的成員來自于社會的各個領域，可以全方位的為總局提供疫情信息，及時透明的開展防疫工作。其次在中外防疫交涉過程中，官府與民眾配合默契。當時，錫良作為總督執掌東三省，他在與外國交涉中所采取的態度和辦事方法直接影響著其他兩省處理中外糾紛的方式，奉天地區商會也曾輔助國家警察進行檢疫，拒絕外人干涉當地政務。然而在此期間，也有中央政令與當地實際情況脫節甚至產生沖突的現象，這使民眾的自覺抗災走到了政府領導的前面，揭發了清政府治理的

13、滯后性。另外，疫情導致交通阻斷，傳統的奏折已經無法上報給皇帝，即便是改為電報上奏，也無法及時的傳遞疫區的實況，地方官員必要時只能當機決斷，無法完全聽從中央朝廷的決策。此外，為了改良東北地區一些根深蒂固的陋習，清政府也開始采取強制性的手段，這對于改善疫情確實起到過推動作用，但是政府難免急于求成，以致脫離了東北地區的實際情況，一時之間想要改變流傳千年的社會風俗會給民眾的生活帶來重大壓力，在思想上無法與政府同步，甚至激發民眾的反抗情緒，成為防疫工作的阻力。經過上述對比可見在防疫過程中，朝廷中央與地方社會多數時候是契合的，但是難免會有沖突，這就需要國家層面與社會各領域相互包容，一切以實際情況為準則，以

14、控制疫情為最終目的，一方面清廷需要放權于地方自治，允許疫區各地便宜行事，另一方面社會團體應該遵從中央政策的宏觀調控，以避免更大的社會危機與外國列強趁虛而入。5 結語面對這場鼠疫災難，一方面，政府快速反應，建立了一個擁有處理突發事件能力的公共衛生系統。在多數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政府本身就已潰爛不堪，但是不得不承認在這次的防疫運作中，清政府有著不小的功勞，吉林省檔案館內保存的吉林防疫總局章程對于這場鼠疫從產生到結束都有著系統詳細的記載，條理清晰，可見政府官員在治理瘟疫的過程中，頭腦是冷靜理智的。此外，政府也積極運用合理的外交手段，加強國際合作，學習和應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吝于重金聘請來自世界各地

15、的高水平人才。另一方面，這場在清末爆發的大規模鼠疫，也提高了政府和民間的抗災能力，為東北甚至整個中國的社會變遷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推動了清末東北社會的近代化轉型。在飽受列強侵略的年代，民族意識通過這場疫病的洗禮，開始覺醒。黃帝內經中提及“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這場鼠疫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只因人類的一時之貪造成了災難性結果。在防疫過程中，中央政府適當地放權以應對突發的變故，而地方民眾在發揮主動性的同時響應中央機關的宏觀調控，清政府以及社會民眾都能積極迅速反應，充分利用一切有助于抵制疫情的力量，共同面對社會一系列的并發癥。疫病是世界性的災難，如果人類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正確處理與大自然的關

16、系，災難并不是沒有可能避免的，至少可以降低損失。醫療疫病史是一個具有現實價值的課題，筆者意圖以這一典型事例做引，開始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探索，逐步地打開時間的卷軸，延伸空間的范圍，從個性到共性，找尋普世的規律。參考文獻1吉林全省防疫總局檔，j029，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2吉林省民政司檔，j023，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3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上、下），奉天防疫總局編，1911。4大公報，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1910-1911。5盛京時報，1985盛京時報影印組輯印，1910-1911。6余新忠，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7焦潤明，清代東北三

17、省鼠疫災難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9。8胡勇，清末瘟疫與民眾心態，史學月刊2003.10。9伍連德，論中國當籌防病之方實行衛生之法，中華醫學雜志1915.1。注釋1.鼠疫發生的同時盛京時報、申報、大公報等報紙就進行了跟蹤報道，現在也有據可查。陳垣先生曾著過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一書，杜山佳先生也著有萬國防疫會記一文，參與此次鼠疫防控的伍連德先生著有中國之鼠疫病史，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介紹疫情的概括性文章，比如田陽的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簡述，景冠華東北的地方性鼠疫，谷永清中國近代防疫述論等。2.奉天防疫總局：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下冊，第3編第2章，遼寧省圖書館館藏本，1

18、912年，第9頁。“滿洲鼠疫確源于捕旱獺者，該患者于潛伏期間必與達烏利亞華工棚內之人相接觸，故九月中旬忽有七人之暴死。俄人之該病之可恐，遂將該棚內華工一律逐出。滿洲里與達烏里亞間傳染之媒介，實即被逐之華工，遂釀成此三省最慘最烈之疫癥！”3.哀鴻三十萬嗷嗷待哺，載申報，1911年2月14日，第5版。4.伍連德（18791960），生于馬來西亞的華僑家庭，早年畢業于劍橋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為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做了大量啟蒙與基礎性工作，并多次代表中國出席世界性衛生防疫會議，被譽為“鼠疫斗士”。5.盛京時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聞樞府商議，擬于本年三月初五日在奉天省城開萬國防疫大會。曾經知照各國請屆時特派醫學博士代表來華。會議一切宗旨，以研究疫癥之性質及各種防御醫療及善后辦法。聞英、俄、德、法、美、比、意、奧八國俱已商定代表前來。”6.大公報，第3版，辛亥正月十四日。“這種病，雖說比刀兵水火烈害，要是人人知道防疫，又可以保得平安無事。所以鄙人近來常常對朋友們談論這件事，反復的比喻，無非盼望我們人民，全照著衛生局的告示、防疫會的傳單，所勸誡的那些道理，實行才好。”7.高粱米官定價值之原因，載盛京時報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