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漂泊者的困境沈從文上海租界體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內容摘要：從湘西獨創北京，而后孤身入上海，沈從文不斷以舊納新，無論主動還是被迫，都形成了對其文化身份的重組與整合。特別是在上海租界生活的那段時間，都市情調、租界氣息、殖民性等以其新奇和獨特引起沈從文的深思。他在上海寫成的中篇一個話劇員的生活便滲透進了對上海租界的多重思考，也使我們認識到了一個更加豐富的沈從文。論文關鍵詞：文化身份,回望,上海租界,殖民性青年時期的沈從文，生活漂泊不定。在湘西苗鄉時，跟隨當地部隊輾轉于湘、川、鄂等邊地，品嘗軍旅生活的雄強、殘酷和漂移。而沈從文本身的苗裔身份，使他從小體驗湘西苗族生活的奇異，作為生長于其中的他，幼小的心靈

2、扎根著湘西奇異的文化因子。固有的湘西文化身份和傳奇式的軍旅生活經歷，為其以后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當然，還未走出鄉間的沈從文，并沒有自覺認識到身份的特殊性會給將來的寫作帶來影響。二十年代初，沈從文只身闖進北京，這個具有深厚中華傳統文化或者說漢族文化的城市，給這個“鄉下人”帶來了第一次沖擊。其原有的鄉間少數民族氣難免要遭到否定和質疑。如果他仍然用“鄉下人”純真樸實的心理去打量這個傳統型的大都市，注定要遭受挫折。但是，古都北京的文化氣質與沈從文看來并不完全是陌生的，滲透著厚重的歷史底蘊的城墻磚瓦多少與他有一些契合之處。也就是說，盡管湘西偏安一隅，但千年的漢族文化之流仍然對其有挾裹之勢。生活在湘西

3、的兒女自然也浸染了漢族文化。那么沈從文由邊緣湘西趨向中心北京，定然會找到認同之處。沈從文在北京生活了六年，懷揣著文學夢想，以無法想象的毅力自學成材。不過這時期的創作，因為還處于“習作”階段，創作技巧單一，創作題材幾乎都是湘西生活的淺層表現，并帶有一定的自傳性。文學性并不高。當沈從文逐步適應了在京的生活方式，文學之夢正一步步靠近的時候。時代的變動時得沈從文人生道路多了一重十分重要的經歷和體驗，而為他之后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是近四年的上海租界生活體驗。由于二十年代后期，中國政治重心南移，出版業的盈虛消長也出現了變化，上海的新書業獲得了發軔勃興的機會，有重大影響的北新書店和新月書店，已先后遷往

4、上海，沈從文經常發表文章的現代評論也已離京南下，而在上海的小說月報，因葉圣陶編輯的緣故，沈從文作品在上面獲得了一席之地。基于多種原因，沈從文不可能堅守北京，本來就是外來漂泊者的身份，南移到已成為全國文化中心的上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上海是“西方人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議會制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都帶到這里，使租界變成了東方文化世界的一塊西方文化飛地”1面對這樣一種租界文化，沈從文的文化身份又一次受到了沖擊，已具有湘西鄉間文化和傳統古都文化的沈從文對這種新質文化持謹慎和反抗的態度。沈從文初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鐘善樓亭子間，對上海這個被稱為“東方巴黎”城市充滿了好奇。各種

5、聲、光、電、影對他來說都是較為陌生的，城市的喧嘩和騷動，浮躁與雜亂，貧與富的差距，生與死的轉離，給年輕的沈從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中華往昔的傳統氣息在租界十里洋場卻找不到蹤跡。從文化心理來看，無疑使沈從文有種失落感，而導致心靈的寂寞和焦慮，從而更強烈向往對原質文化即湘西鄉土文化的反觀。這不同于在北京時對鄉土題材的回望。在上海租界以鄉土人事為題材的創作更多寄托了某種文化理想、族性身份，以及國民性重造。創作中加深了作者更理性的思考，主題意蘊顯得更加深刻和耐人尋味。沈從文從鄉間獨闖北京，又孤身入上海，風雨漂泊近十年，完成了幾重文化的疊加與整合。在不斷適應新質文化重新審視原質文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可能會

6、造成作者迷惑和焦慮，心理上的壓抑與困惑；另一方面，這種文化身份的重塑，其間反抗與融合形成的文化張力，于創作的靈感閃現，文本解讀的多義性都提供了可能。二 都市情感糾結 鄉間心靈歸屬隨著文化重心由北京南移到上海，大部分文化知識精英便向這塊外來“飛地”靠攏。沈從文在這種大趨勢中順流直下，在這塊對他完全陌生卻又新奇的地域尋找自己的文學夢想。面對上海這個充滿租界殖民氣息的西方洋場文化，卻又不缺少知識分子極想得到的自由空氣，沈從文即愛又恨，心中充滿激動與焦灼。上海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西方各國殖民者和商人在中國尋求商機都以此為第一跳板，使得上海得西方商業風氣之先，快速成長起世界性的國際大都市。商業性帶來的物欲和

7、金錢觀浸染著各國各地到這里來尋找生存機會的人們。在這種環境之下，“發達的圖書出版業，相對豐厚的稿酬，第一次使文學建立在商業化的經濟基礎之上正像在畫壇上那樣，失意文人或隱逸士大夫建立在寄情自娛或視作副業的小說寫作，得以成為名利雙收的正當職業，從而造就了中國第一代以寫小說為生的專業作家。”2作家與稿酬在上海這個充滿商業性的都市中聯系的更加緊密。沈從文在1928年1日至1931年中旬，近四年時間，他為了在上海生存下去，只能以極其辛苦的寫作掙取稿費勉強維持生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學創作是個人心靈的抒寫，伴隨著愉悅和焦慮。但是，他在1929年1月30日給程朱溪的信中寫道:“文章寫來也全無意思時，我似乎

8、在做文章以外應當一點其他事情，但目下除了這樣三塊錢一千字的小說以外就是坐到家中發自己的脾氣，或者世界上也應有這種人點綴，所以無法與命運爭持了。”3其間透漏出沈從文的辛酸和無奈。事實上，沈從文在上海期間創作量大，也博得“多產作家”的稱號，其背后隱逸著作家難以言說的辛酸。盡管在事實上，創作了豐富的文學作品，客觀上給沈從文帶來了聲譽和生活稿費。但是，這許多創作并非出自他主觀不得不為的表達，而是在生活所逼之下，有些作品是純粹賺取生活所需有意為之的。特別是那些表現都市人事的作品，皆因題材不熟和應需之作，而缺少一定的文學性。這種遺憾沈從文自己也有所意識。在1930年1月18日復王際真的信中說：“可惜的是生

9、活總不許我在寫文章時多凝想一下，寫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寫縱是寫，好事不容易的，這只有待一個機會去了，若果機會許可我從從容容寫文章又從從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比目下還好的文章來。”4造成這種遺憾的原因，在于快節奏生活方式的上海，人們對于文學作品并不在文學性上作過高的要求，快餐式文化消費在上海已有顯現。這便使得作家創作小說即快又要有可讀性。很明顯，以賣文為生的沈從文感應到了這種文化消費風氣。但是，從鄉野走進都市的沈從文，內心堅守的文化立場在租界上海商業風氣的吹拂下是不會動搖的。鄉間樂土，自然風光，民俗風情，不僅僅是他經歷過的事實性存在，而且成了一種美好經過想象發揮的夢幻家園。與在北京創作原生態還原人事不同，在上海對湘西的回望時一種創作性的美麗抒寫。這使得沈從文作為游走于城市間的漂泊者，離家六年的北京孤苦生活，獨自流入上海的生活，這一段生活履歷使得他對生活、人生、家鄉頗多感慨，特別是作為知識分子，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