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芻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目的考量    侯婉穎張穎摘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符合現代社會刑法謙抑、刑罰輕緩及人道主義等處罰理念。s市x區人民檢察院選取了兩起案件，在律師的參與之下試行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顯示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兼具效率和公平兩方面價值，意義深遠。探索與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當兼顧程序正義和訴訟經濟兩方面目標，力爭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在兩方面價值產生沖突時，應當確認效率優先的價值理念，多數案件站到訴訟經濟或效率一邊，在處理少數重罪案件時才選擇對正義的無限追求。關鍵詞：認罪認罰

2、 從寬 辯訴交易 效率 公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全面貫徹落實四中全會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中強調：“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規范刑事和解制度，探索建立刑事案件速裁機制，完善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處理機制，對輕微犯罪堅持輕緩化處理。”盡管有上述種種文件的支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我國仍是一項新興的制度，其含義、案件類型、啟動主體、從寬幅度、程序設置等方面均有待界定，其主要目的指向也不甚明確。2016年以來，s市x區人民檢察院將

3、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專題進行立項，在總結相關經驗、借鑒域外做法、進行初步論證和專家研討后，采用邊試點邊研究的方式對這一制度進行探索。在試點和探索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問題，特別是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目的定位有了進一步思考。一、案例情況概覽案例一行為人陳某在上海市某ktv出口處，因瑣事與被害人周某發生口角，后雙方發生肢體沖突，周某毆打陳某一耳光，陳某將周某推倒，致周某右手肱骨骨折，經鑒定，周某的傷勢構成輕傷一級。陳某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賠償周某人民幣17萬元，取得了周某的諒解。上海市x區人民檢察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的規定對陳某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案例二行為人鄭

4、某為修車鋪老板，明知他人使用切割機切斷車鎖的方法，竊取被害人呂某停放于該處的伊萊達牌電動自行車，仍提供電源為其使用，致使呂某的車輛被竊。經鑒定，被竊電動自行車價值人民幣1865元。鄭某在審查起訴期間，經三次提審，逐步供認犯罪事實，后賠償被害人呂某人民幣2900元，取得呂某的諒解。上海市x區人民檢察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的規定對陳某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選取這兩起案件進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工作，一方面由于兩起案件案情相對較為簡單，涉案罪名為普通刑事犯罪，引起的社會關注低，且均存在明確的被害人，進行試點具有較高的現實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兩起案件在辦理伊始均發現證據相對薄弱，需要犯罪

5、嫌疑人的口供補充，啟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案件辦理具有現實意義。從案件的辦理過程和結果來看，達到了探索伊始的效果預期。二、案例探索中的主要特色及問題上述兩起案件看似簡單，卻具有特色，且充分反映了制度設立者和探索者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目的定位方面的種種困惑。（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啟動前的案件特色1.移送審查起訴時犯罪嫌疑人均不認罪上述案例中，犯罪嫌疑人陳某、鄭某到案后均否認涉嫌的犯罪事實。經偵查機關多次訊問，陳某僅承認案發當晚與被害人周某一方因口角之爭引發肢體沖突，但否認毆打周某。鄭某僅承認實施盜竊行為的在逃人員使用了鄭的電源線，但否認為其主動提供，稱該人使用鄭的電源線時未經其同意，且并不明知此人

6、使用其電源線系在盜竊車輛。2.認定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的證據相對薄弱在案例一中，指控犯罪嫌疑人陳某構成故意傷害罪的主要證據為周某及其案發當晚三名同伴的證言，且四人在案發后的第一份筆錄中均稱事先與肇事者不相識，不能描述肇事者的體貌特征，后公安機關經偵查將陳某抓獲到案后，周某一方四人在時隔數月后通過照片辨認，均指認案發時系陳某將周某推倒致傷。鑒于周某一方四人在前后二份筆錄中關于犯罪嫌疑人體貌特征作不同陳述和指認，且該案的案發地無監控錄像，案發當晚陳某方有其他朋友一同在場，故本案在指控陳某故意傷害周某構成犯罪的證據方面相對薄弱。在案例二中，指控犯罪嫌疑人鄭某構成盜竊罪的主要證據為監控錄像，從該份監控錄

7、像中，可以看出鄭某與具體實施盜竊行為的男子案發時共同出現在現場，有交流，在該男子使用鄭某的電源線切割被竊車輛車鎖的時候，鄭某未阻止。該監控錄像由華山醫院保衛處提供，其拍攝位置因處于鄭某修車鋪斜對面的遠端，故在指控鄭某構成犯罪的方面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從監控錄像中雖可以看出系鄭某外的另一名男子具體實施了盜竊行為，但關于該名男子具體的體貌特征監控設備的拍攝并不清晰，無法為抓捕該名在逃男子繼續查明案情提供幫助；第二，該份監控錄像不能反映出鄭某與偷車人的具體交流內容；第三，關于鄭某是否主動提供電源線供偷車人使用，該份監控錄像拍攝不清。鑒于鄭某移送審查起訴前至初期均否認自己明知他人盜竊而提供電源線供其使

8、用，故僅依據該份監控錄像指控鄭某構成犯罪方面稍顯薄弱。（二）案件的處理方式因兩起案件證據上存在瑕疵，檢察機關的承辦人在受理該案后，經證據梳理，詳列補偵提綱后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在陳某故意傷害案中，要求偵查機關對案發的起因、具體的沖突過程及陳某一方同伴案發當晚的行為等繼續補充偵查。在鄭某盜竊案中，要求偵查機關調取鄭某案發當晚的通話記錄、相關通話內容、周圍知情人員關于鄭某修車鋪的平日擺放情況及生活習慣等內容繼續補充偵查。經補充偵查后，偵查機關并未能進一步獲取指控二人構成犯罪的新證據。在此情況下，s市x區人民檢察院決定對犯罪嫌疑人陳某、鄭某探索適用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從輕處罰的機制，通過律師參與的方

9、式促使犯罪嫌疑人認罪。承辦人先分別約談了二名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律師，在充分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基礎上，將本案能夠認定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的證據向辯護律師予以展示和說理，同時告知辯護律師本案的擬處態度，希望通過辯護律師的參與能夠積極促使犯罪嫌疑人認罪。二名辯護律師均對檢察機關的擬處態度和做法深表支持，并促使二名犯罪嫌疑人改變了認罪態度，承辦人獲悉該情況后，多次通過訊問筆錄及談話筆錄的形式對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度及案件疑點和細節進行固定，其中鄭某案件中，共計制作筆錄四次，并輔以同步錄音錄像，防止犯罪嫌疑人再次翻供。 （三）案件的處理結果啟動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后，兩名犯罪嫌疑人均積極賠償被害人，聽取被害人意見

10、，取得被害人的諒解。考慮到陳某故意傷害案系民間糾紛引發的沖突，在退回補充偵查時，檢察機關曾要求偵查機關加大調解力度，以平復被害人情緒。后經偵查機關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共同調解，陳某與被害人周某達成賠償與諒解，陳某分二次共計賠償周某人民幣17萬元。在補充偵查后再次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前，陳某先賠償了周某人民幣8萬元，后經多方教育溝通，陳某提前賠償了周某第二筆人民幣9萬元。通過聽取被害人意見，檢察官確認了被害人的態度，其已對陳某表示諒解，并放棄追求其法律責任。鄭某盜竊案中，案件經退回補充偵查后再次移送x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時，檢察機關承辦人充分聽取了被害人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及對鄭某的處理意見，轉達了鄭某

11、及其辯護律師對被害人的賠償要求，但在賠償數額方面，被害人提出了高于被盜車輛三倍多的賠償要求，而鄭某及其辯護律師對該賠償數額均難以接受。為此，在征得被害人同意后，檢察官及偵查人員按照被害人指定時間、地點主動至被害人單位，共同對被害人釋法說理，最終促使被害人轉變態度，降低賠償要求，同意鄭某及其辯護律師提出按照被盜車輛的購買價進行賠償的要求，并對鄭某表示諒解。在取得達成和解協議后，檢察機關擬對犯罪嫌疑人做不起訴決定。在召開擬不起訴聽證后，s市x區人民檢察院對陳某、鄭某均做出了不起訴處理的決定。檢察機關按照法律授權作出終局決定，以相對不起訴的形式對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行為予以認可，并報紀檢監察部門備案

12、，主動接受監督。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雙重功效司法公正和效率之間的平衡，是司法的永恒問題，也是我國當下司法改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通過上述兩起案例的試點，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功效體現在節約司法資源與保護人權兩方面。即，概括而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兼具效率和公平兩方面功效。（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雙重功效的理論基礎每一種制度背后總有文化的力量，甚至可以說，是文化造就了制度。現代社會，任何刑事制度的誕生和發展，必然是多種理論作用的結果。概括而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符合現代社會刑法謙抑、刑罰輕緩及人道主義的新型處罰理念。從提高效率的角度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依據包括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結構理論、

13、契約自由觀念、實用的司法功利主義、正義的多元性及偶然性理論。從個別預防的角度看，其理論依據主要是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恢復性司法等。（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效率功效訴訟主體從司法成本和效益觀出發，必然追求以訴訟過程中投入成本的最小化來獲得訴訟結果效益的最大化。1當下，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刑事案件急劇上升，司法實踐中缺乏有效的程序分流措施，司法資源利用明顯不合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提出和應用，就是針對這一情況而設計的。這一制度的運用，能夠滿足訴訟經濟的價值取向，在人案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將絕大多數司法資源運用在復雜的刑事案件中，而在絕大多數被告人認罪的普通刑事案件則采用相對

14、快捷的處理方式，優化司法資源的配置，提高司法效率，最終達到認罪案件和不認罪案件繁簡分流的效果。同時，部分證據方面存在瑕疵的案件，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為證據進行補充，能夠完善證據體系，提高案件質量。上述兩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認罪行為協助檢察機關完善證據鏈，有效地補充了檢察機關的證據體系。同時，二人認罪認罰的行為均獲得了不起訴的訴訟效果，均節約了司法資源。（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公平功效宏觀來看，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作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價值，真理和正義是絕不妥協的。2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公平功效主要體現在恢復性司法和個別預防兩個方面，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修

15、復社會關系和法律秩序。從恢復性司法的角度看，有利于彌補和恢復了被害人受損的利益。在陳某故意傷害案件中，通過陳某的充分賠償，被害人周某因身體傷害所受經濟損失和心理傷害及時得到了彌補。在鄭某盜竊案件中，通過鄭某的充分賠償，被害人呂某因車輛被竊所遭受的經濟損失亦得到了及時補償，情緒得到了平復，兩案的處理體現了恢復性司法理念。從個別預防的角度看，給予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程序和實體優待，有利于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矯治。兩起案件的不起訴處理讓兩名犯罪嫌疑人深受感動，在不起訴聽證中，二人真誠悔罪，表示吸取教訓，不再重犯。對輕罪犯罪嫌疑人的從輕處理有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早日回歸社會，最大限度的減少了社會對立面，從

16、而更好地矯正犯罪、控制犯罪、預防犯罪。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功效沖突的解決與制度設計雖然在上述兩起試點案例中，體現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效率和公平的雙重功效，然而，公正和效率永遠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二者往往呈負相關態勢分布。“而人類的法的價值永遠只是在追求理想的價值實現，當二者完全重合的時候，法本身就難以存在了。”3具體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制度設計和案件處理過程中，更多的偏向公正一方或更多的偏向效率一方，會導致路徑選擇時大相徑庭，并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效率和公平兩種不同的價值導向指引下，二者在案件范圍確定、啟動和參與主體、從寬方式和幅度、被害人參與程度等均存在種種疑問，甚至有時會產生沖突。從

17、實現公平、落實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角度看，應當選取犯罪事實清晰、證據充分、情節輕微的案件，選擇少量輕微刑事案件，并應當盡量確定較為完整的程序性規定。從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角度看，可以選擇定罪證據方面可能存在欠缺，亟需犯罪嫌疑人供述予以補充的案件，并應盡量擴大案件范圍，甚至可以將一切刑事案件予以納入，4并設置較為簡潔的、僅作形式審查的程序性規定。司法權力讓渡的越多，司法效率越高，司法資源的節約程度也越高，繼而對公正的犧牲程度也越大。而對公正的追求程度越高，消耗司法資源越多，效率越低。美國辯訴交易制度就是追求訴訟效率和訴訟經濟的典型代表，基于這一出發點，其制度設計將一切犯罪類型均囊括在內

18、，確立了廣泛的交易空間，交易過程中排除了被害人的參與，規定法官僅對交易結果進行形式審查，確定了較為簡潔的程序。德國的認罪協商制度則基本上正相反。我們認為探索與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盡量兼顧程序正義和訴訟經濟兩方面目標，力爭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在案例選擇時，以追求公正為主要目標的案件和以追求效率為主要目標的案件均可納入進來。但當二者產生沖突時，必須在目標導向上有所取舍。程序的經濟效益性和程序本身的內在價值及其外在價值一樣，都是評價和重建一項刑事審判程序時所要考慮的重要標準。5在案件數量大幅度上升，絕大多數案件為輕案的背景下，固守理想的正義觀和理性司法的觀念將會導致人們陷入司法超負荷的泥潭。筆者認為，應當確認效率優先的價值理念，多數案件應當在價值選擇時站到訴訟經濟或效率一邊，只有在處理少數重罪案件時才應選擇對正義的無限追求。唯有將訴訟效率和訴訟經濟作為核心理念賦予絕大多數案件，才能實現促進案件分流的制度設計初衷。在這一理念指導之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案件類型選擇、案件參與主體、從寬幅度確認、被害人參與程度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