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經濟刑法立法模式探究    蔣蘇淮摘要：經濟刑法的立法模式關涉經濟刑法規范結構以及與其他刑法規范甚至經濟法律規范的關系，并直接影響經濟犯罪預防的效果。我國當前以刑法典為主的經濟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待時機成熟.可以采取單行刑法模式.附屬刑法形式由于可能存在的部門立法問題以及刑法與經濟法之間天生的工具價值差異.現階段不宜采用。關鍵詞：經濟刑法 立法模式 單行刑法 附屬刑法我國經濟刑法的立法則經歷了一個由分散到統一的過程。從1979發布的刑法到1997發布的刑法，在18年的時間里國家出臺了十多個有關經濟犯罪的單行法律。從而形成了多層次的經濟

2、刑法體系。1997刑法典修訂時，基于“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的指導思想，我國刑事立法開始基本朝著集中、統一方向發展，對刑法的修改主要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進行。與經濟刑法相關的，從1997年至今，包括一部單行條例（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1998），以及9部刑法修正案中的7部。從現行刑法體系布局看，盡管仍延續了以刑法典為主，單行刑法、附屬刑法共存的刑事立法模式，但大大提高了刑法典的比重，壓縮了單行刑法的空間，對附屬刑法的規定也偏向采用概括性條款，從而突出刑法對相關“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行為的規制。現行的立法模式是否是經濟刑法目的實現的最優途徑。一直

3、是學界爭議的話題，畢竟經濟刑法的立法模式關乎經濟刑法規范結構以及其與其他刑法規范甚至經濟法律規范的關系，而且事關經濟犯罪預防的效果，因而有必要對其展開較為深入的研究。一、有關現行經濟刑法立法模式的探討學界有關現行經濟刑法的立法模式的討論，多持批評態度。認為我國經濟犯罪立法采取以刑法典為主的立法模式。是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大一統”所致。體現了對刑法威懾功能的盲目迷信。有關經濟刑法立法模式的建議可粗略分為附屬刑法主導說、特別刑法主導說兩種觀點。附屬刑法主導說主張立法機關應在行政法、經濟法等非刑事法律中對于嚴重違反行政法、經濟法規范的行為直接規定罪狀與法定刑。其理由是，經濟刑法合目的的要素較強，需要頻

4、繁修改方可適應行政規制、經濟管理活動的變動布局，這與維護刑法典穩定性相悖，同時，將大量行政犯罪、經濟犯罪規定在刑法典中有損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性，空白罪狀的表述方式影響刑法的適用。特別刑法主導說則提出。出于對新時期經濟創新和經濟立法所引發的復雜的經濟犯罪及時應對的目的。我國經濟刑法的立法模式宜改采以特別刑法為主的模式。將刑法典中已有的某些經濟該犯罪規范連同存在于刑法典體外的經濟該犯罪規范（除個別確實需要并入刑法典的以外）一并考慮，規定在特別刑法之中。二、影響經濟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因素（一）經濟犯罪的特點相較于傳統刑事犯罪，經濟犯罪具有明顯的法定性與專業性的特點。法定性決定了經濟刑法的工具性路徑，

5、其不像傳統犯罪那樣具有犯罪性質的可感性，是為了實現經濟管理目的而借用刑罰手段的法律，指導原理主要是合目的性。因此在犯罪化問題上必須更為強調其價值取向的設定。即強調對經濟刑法自由價值的堅守。以及對經濟秩序價值的維護。經濟發展離不開創新，這是經濟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而經濟創新又必然帶來副產品經濟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危害社會的經濟行為。這就要求經濟刑法必須根據實際需要修改增減，以達到保障經濟自由、維護經濟秩序安全的目的。專業性強調對特定對象的一般預防。經濟創新的過程是一個社會分工分化和細化的過程。但同時也是專業壁壘形成與擴展的過程。經濟領域從業者需深諳經濟知識，了解經濟市場規律，方可減少行為成本

6、，降低行為風險，加大行為收益。經濟類法規是他們獲取經濟知識、評估行為效益更為便捷的渠道。相較而言，由于刑法典具有大一統、內容繁多、知識體系獨立等特點，可能帶來從業人員、交易主體以及企圖進行經濟犯罪的人的認知忽視或困難。（二）立法模式的優劣比較從世界范圍而言，目前常見的經濟刑法立法模式有刑法典、單行刑法、附屬刑法，抑或兼有其二者或三者。刑法典的優勢在于其對犯罪行為“社會非價值判斷”的宣示作用，而其最大的問題則在于面對不斷修改變化的經濟基礎法律，刑法如何與之銜接與協調的問題。刑法典作為一國基礎性法律規范，頻繁修改有損其權威性，而權威性，卻正是刑法典最大的優勢所在。當前我國采用的便是以刑法典為主的經

7、濟刑法立法模式。為了解決上述與經濟基礎法律的銜接問題。以達到盡量保持刑法穩定的目的。在經濟刑法中。多采取空白罪狀的表述方式。以期增強經濟刑法伸縮作用、包容作用和超前作用。既保證了刑法的穩定性，也解決了對新型經濟犯罪回應的需要。然而，“違反法規”“違反國家規定”的表述也有其無法回避的缺陷。首先，憲法與立法法均規定罪與刑只有刑事基本法方可規定。空白罪狀，即便援引的是“國家規定”，亦將行政法規納入。也就是說。一個犯罪的適用范圍將受到行政法規、行政措施、行政命令的變化而變化，這明顯違憲。其次，罪刑法定原則要求“不明確即無效”，而空白罪狀由于其與相關法律的依附關系，實際上將刑法規范置于不確定境地。這無疑

8、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單行刑法的立法模式被視為刑法典的延續，其基本觀點是將經濟犯罪從一般犯罪中獨立出來，立法機關在刑法之外根據需要單獨制定、修改、補充、增設、刪減經濟犯罪規范。其優點在于可以在有效保證刑法典穩定性的同時。充分考慮到本國立法之需要。對于單行刑法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認為單行刑法依舊延續了刑法“大一統”的立法思維模式，沒有尊重經濟犯罪的立法規律。由于單行條例在形式上獨立于刑法典本身。其零散性與獨立性不可避免地與法律的整體性、協調性和完整性相悖，并且可能導致司法實踐部門難以正確有效地適用刑法，也不便于公民知法、學法和守法，因此難以實現刑法規范的評價和指引功能。同時，單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并

9、未能解決單行刑法與經濟法規相關規定脫節的問題，反而增加了立法成本。 附屬刑法。即“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規范”，是散在型的特別刑法。其優點在于在簡便修改的同時可以保持刑法典的穩定。在相關經濟法律中規定有關經濟運行和行政管理的犯罪。可以將罪狀描述得更為具體。法定刑也更為貼切，便利于司法操作。對附屬刑法的批評主要在于以下幾點：首先，刑法作為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屬國家基本法，其補充修改規定，較之其他行政性法規更為嚴格慎重，必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若將行政性法律，包括部門規章也作為刑法之淵源，則與憲法相悖。其次，在立法體例上，附屬刑法依附于相關民商、經濟法律，其以規定民商或行政事項或其他法律關系為主體

10、。即便其附帶科以刑罰，具備了刑法的實質，但因其不具有刑法的形式，易為社會大眾與刑事司法人員忽視。針對這一批評，我國采用了在附屬刑法中進行原則性規定。而犯罪認定仍需以刑法規定為準的規范模式在基礎性經濟法律中設置概括性條款“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刑法中，規定具體行為方式以及刑罰。這種附屬刑法條款適用實際上受制于刑法的明確規定的做法使得附屬刑法的優勢蕩然無存。三、我國經濟刑法立法模式的發展趨勢顯然，對于法定刑、專業性的經濟犯罪而言，無論是采取刑法典、單行刑法、抑或是附屬刑法立法模式規范經濟犯罪，在現行的立法體制下，均有利弊。在筆者看來，“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我

11、國當前以刑法典為主的經濟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待時機成熟，可以采取單行刑法模式，附屬刑法形式由于可能存在的部門立法問題以及刑法與經濟法之間天生的工具價值差異，現階段不宜采用。（一）刑法典模式更有利于對經濟刑法目的價值的堅守，也更符合民眾對刑法的認知經濟發展需要自由、開放的空間，經濟風險是客觀的，是可控的，但絕無法杜絕。作為經濟市場行為的保障法，經濟刑法應以保障經濟自由、平等、效益為己任，嚴格縮限其適用場域，實現審慎監管。刑法作為最容易顯示統治權威的政治手段。常常被要求強化其工具價值。而沖淡了其目的價值。經濟市場的發展需要刑法保駕護航，但經濟刑法規制與否定應建立在對前置監管法違反的基礎

12、之上。那種要求刑法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亦步亦趨。甚至要求刑法走在經濟法前面。直接對經濟市場行為進行刑法否定的觀點，實則出于權威主義的精神旨趣。在對民眾的“社會非價值判斷”的宣示上。刑法典也具有其他立法形式所不具備的優點。更加符合民眾對刑法文化的認知和需求。每一次針對刑法典的修改都會引致最廣泛的關注，對民眾而言，無疑是再一次的法制宣傳，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刑法典具有其他立法模式難以企及的權威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顯見威嚇性以及廣泛關注性。（二）單行刑法內容不應與刑法典內容交叉，對于已成體系，且受社會變化影響，變動較為頻繁的刑法規定，可以整體移至單行刑法中單行刑法是盡管也是有關犯罪的專門性規定。但其具有零散

13、性、獨立性等特點，屬特別刑法范疇?？v觀我國的單行刑法立法之路，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在97刑法修訂前，單行刑法是最常見的刑法規范修改模式，通過單行刑法新增罪名、減少犯罪構成要素與提高法定刑成為那一階段刑法修改的主要任務。出于滿足與犯罪行為做斗爭的需要，在79刑法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24個單行刑法，有的不但有越權之嫌，而且也與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97刑法修訂時，本著“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的指導思想，對這24部單行刑法進行了“研究修改編入刑法”。然而，在新刑法典頒布后一年。出于對亞洲危機影響下激增的外匯違法行為作出快速回應的需要。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14、做出立法解釋性規定，以期將“新發生的各種（外匯）違法行為都包括進去”，最終，全國人大常委會選擇了單行刑法方式，于1998年12月29日頒布了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在決定中，不僅對刑法中既有犯罪（逃匯罪）做了修改擴大了逃匯罪的主體范圍。還增設了騙購外匯罪，規定了詳細的罪狀及刑罰。誠然，決定的出臺為司法機關打擊外匯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但這種與刑法典就同一犯罪現象進行雙重規定并修改的方式必然極易帶來適用上的混亂單行刑法從本質上而言是獨立于刑法典的特別刑法，其與刑法典的關系應該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因此在適用時。需適用特別法優于一般法原則。而不能視為對刑法的直接修改。這是其

15、與刑法修正案明顯的不同之處；同時，也不利于民眾對罪名的認知與掌握如對騙購外匯罪的規定.由于此乃單行刑法新設之罪。而非通過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條文，無法直接插入刑法典條文中作為刑法典的一部分，因此無論何種版本的刑法典。都難尋“騙購外匯罪“條文之蹤跡，這無疑不利于民眾知法、學法、守法。因此，筆者的觀點是。單行刑法確實具有內容專項性以及可以有效避免刑法典頻繁修改等優點，但其前提是，應與刑法典內容做必要的切割與隔斷，單行刑法不應是對刑法的修改與補充.在內容不應與刑法相交叉。對于已成體系，且受社會變化影響，變動較為頻繁的刑法規定，宜整體移至單行刑法中，而不再在刑法典中予以規定。這樣不僅有效地緩解了因情勢變

16、化對刑法典穩定性帶來的壓力。也有利于司法機關以及民眾正確有效適用刑法。有學者建議將經濟犯罪從一般的犯罪中獨立出來。主張我國應當制定一部相對獨立的經濟犯罪法，筆者認同此設想，但必須指出的是。這對于長期處于“大一統”刑法觀指領下的中國刑事立法而言，并非易事。（三）由于經濟法與刑法存在不同的價值旨趣以及現實存在的部門利益法律化問題，現階段不宜采取附屬刑法模式對于有關經濟犯罪只需規定在附屬刑法中，沒有必要并人刑法典。以及應在經濟法規中直接設置罪刑規范的觀點，筆者持反對意見，理由如下：首先，經濟法的工具價值在于權利衡平與經濟監管，而刑法的工具價值則在于保障。是被作為保證和加強已然存在并于經濟體系之中發揮作用的經濟法的實效性而制定的，簡言之，刑法以最高強制力保障經濟法的實施，從而保障經濟市場秩序與安全。正是由于二者不同的價值旨趣，經濟法的研究與刑法研究對象、內容、思路都存在很大的不同。經濟法學者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實現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平衡，如何衡平個體效益與國家監管之間的關系，而刑法學者則更多的是公正、人道、謙抑價值指引下思考刑法原則、目的、機能實現等問題。其次，作為監管法，經濟法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部門立法特點，在現階段，仍需警惕可能存在的部門利益法律化問題。綜上，采取附屬刑法方式。由經濟法直接規定犯罪與刑罰，仍需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