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礦床學的形成、發展及現狀礦床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新穎的學科，它隨著社會生產特別是礦業生產的發展而產生，同時又隨著近代科學理論與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礦業生產技術的進步而充實更新。因此，它是一門技術經濟與地質學相結合的綜合性學科，在西方通常稱之為“經濟地質學（economic geology）”。雖然人類對礦產的認識遠自史前時期，但作為一門自然科學的近代礦床學則形成和發展始于16世紀中葉。當時正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雛形階段，隨著采礦冶金業的發展，人們在找礦的實踐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感性認識，一些學者對此進行初步的歸納和總結，進而提出早期的成礦理論。自18世紀以來，對礦床成因解釋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成

2、論”和“火成論”兩種學術觀點的爭論。水成論者（neptunist）認為，所有巖石和礦床都是在大洋水中沉積形成的，而且所有脈體，包括礦脈也是這樣形成的。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弗賴堡礦業學院的維爾納（1755年）。到19世紀初，波伊（1822年）和尼克爾（1832年）都指出火成巖與礦床之間存在著聯系。火成論者（plutonist）否認地球外營力在地球發展演化中的作用，他們提出，硅酸鹽和硫化物都不溶于水，因此礦石只能是地球深部火成的溶液或溶化物質注入地殼裂隙中而成的，這一認識的代表人物有英國人郝屯（17261797年）等。這場“水火之爭”，盡管在兩派的學術觀點上都有事實根據和認識上的片面性，但在礦

3、床學發展初期，促使了人們收集大量礦床實際資料，推動了人們對礦石、巖石的成因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礦床學的發展，對礦床學理論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系統的近代礦床學理論基礎是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奠定的。在這期間，由于資本主義工業發展迅速，冶金、電器、能源等工業對礦產的需求猛增，擴大了對鐵、錳、鉻、銅、鋁、鋅、鎢、錫、鉬、煤炭、熔劑材料等的需求量，促進了采礦業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礦床地質研究。一大批礦床地質學者在投身于實踐研究的同時，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礦床成因的概念和比較系統的礦床形成理論體系，使礦床學成為一門新穎而獨立的學科。由于該時期礦業技術水平的限制，主要是開采較富的礦石和地

4、下淺部的礦石。產在火成巖體內部或其附近的礦床，以其礦石較富、數量眾多、分布廣泛而成為主要的找礦和采礦的對象，與之有關的巖漿熱液成礦研究受到廣泛重視。以美國的w·林格侖、美國的艾孟斯、瑞士的尼格里、挪威的j·h·l·伏格特、德國的斯奈特洪、前蘇聯的a·e·費爾斯曼、c·c·斯米爾諾夫、a·t·別捷赫金等為代表，建立了“巖漿-熱液”觀點成礦為主導的學派。他們認為大部分金屬礦床都與巖漿熱液作用有關。這些觀點逐步地系統化，從而發展成為巖漿熱液成礦論，影響礦床成因認識達半個世紀之久。盡管如此，當時的水成論

5、學派也積累了一些礦床實際資料，并形成新的“側分泌”成礦觀點。該觀點認為，產于石英巖中的壓電水晶脈是由于天水下降溶解石英巖后再沉淀形成的。礦脈的成分是從周圍的石英巖中淋濾出來的，故稱之為“側分泌說”。這種觀點提出后長期未受重視。直至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技術的出現擴大了研究領域，人們才認識到單一的“巖漿-熱液”觀點已不能解釋許多礦床的成因，人們開始注意到許多層狀礦床是受其周圍地層控制的，因而“側分泌”觀點在更新內容的情況下又有所興起，并進而形成了“層控”新觀點。這種新觀點認為，許多層狀與層控礦床是同生沉積而又受以后地質作用的改造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有許多澳洲和非洲的地質學家以及部分歐洲的學者。20

6、世紀60年代以來，物理學和化學廣泛地滲透到地球科學中，測試方法和技術的提高和實驗地質學與野外地質結合，成巖成礦實驗研究的廣泛開展，使礦床學的理論研究由單純的現象分析進入到實驗論證階段。與此同時，礦床學的邊緣學科有較快的發展，這一時期發展和創立了同位素地質學、礦床地球化學、地球物理學、數學地質、海洋地質學等，它們不同程度促進了礦床學理論的發展。尤其20世紀6070年代，板塊構造學說的建立和發展是地質學的一次重大革新，也為成礦作用時空背景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極大地推動了礦床形成的宏觀分析，對區域成礦理論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近年來，礦床學家們廣泛開展了各種礦床專題研究，研究對象涉及各礦種，研究范圍

7、或針對個別礦床，或涉及礦田、礦帶。研究工作積累的大量資料，大大加深了人們對礦床成因和分布規律的認識。特別對成礦物質來源、成礦流體性質、成礦物質的運移和沉淀、礦床的層控作用、火山成礦作用、多期成礦作用和疊生成礦作用等，成礦流體的類型和性質及其成礦意義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長足的進展。礦床成因理論已經由傳統的巖漿熱液成礦理論發展為多源、多因、多期的全新的礦床成因理論。但是，由于成礦地質條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現有的某些理論和觀點尚待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某些重大的礦床地質和成因問題至今尚無統一的認識，如超大型礦床的成礦控制因素，幔源流體的成礦作用以及殼幔結構類型及其對成礦的控制等成礦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有待今

8、后進一步深入研究。我國礦床學的研究始于建國以前。20世紀30年代起，翁文灝、謝家榮、孟憲民、丁道衡、徐克勤、馮景蘭、王竹泉等一批地質學家先后發現或調查、指導了白云鄂博鐵礦、攀枝花鐵礦、個舊錫礦、東川鎳礦、贛南鎢礦、湘黔汞礦等金屬礦產及若干煤、石油和非金屬礦產。發表了不少論文和專著，為中國礦床學的發展鋪下了基石，但由于當時惡劣的政治、社會環境和有限的經濟技術條件，作為一門專業學科來說，礦床學的發展極為遲緩。新中國成立后，礦床地質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起，一批老一輩礦床學家帶領地質隊伍對全國重點礦床進行了系統的勘察工作。程裕淇等在鞍山鐵礦、郭文魁等在銅官山銅礦、宋叔和等在白銀廠

9、銅礦、王植等在中條山銅礦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在大冶鐵礦、白云鄂博鐵礦、贛南鎢礦等礦床進行了全面的礦床地質勘探和研究，撰寫發表了一批重要的論著。與此同時，一批學者結合生產實踐進行了礦床學科的專題研究，侯德封、葉連俊研究了我國錳礦的成因和分布規律，李瑛、王恒升研究了我國鉻鐵礦的類型和成因，李璞、涂光熾等研究了祁連山地質及成礦作用，郭承基、司幼東開展了稀有金屬礦床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發表的論著至今還指導著這一領域的生產、科研工作，為我國礦床事業的崛起和礦床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礦床學者，他們深入研究礦床特征、成礦作用、成礦規律，獲得一系列有意義的成果。他們

10、和老一代礦床學家一起撰寫和出版了大量論著，如王恒升等（1983）的中國鉻鐵礦及成因、張秋生等（1984）的礦源與成礦、芮宗瑤等（1984）的中國斑巖銅、（鉬）礦床、涂光熾等（1984，1987，1988）的三卷中國層控礦床地球化學， 姚鳳良等（1990）的膠東西北部脈狀金礦、常印佛等（1991）的長江中下游鐵銅成礦帶、羅鎮寬等（1993）的中國金礦概論、韋永福等（1994）的中國金礦床、裴榮富（1995）主編的中國礦床模型、翟裕生等（1997）的大型構造與超大型礦床和翟裕生等（1999）區域成礦學、湯中立等（1995）的金川銅鎳硫化物（金、鉑）礦床成礦模式及地質對比、陳毓川等（1999）的中國主要成礦區帶礦產資源遠景評價、涂光熾和趙振華等（2000；2003）的中國超大型礦床（、）。此外，很多學者還在各類期刊專業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論文，如程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