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資源依賴理論綜述”讀書筆記 After Reading the Paper“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 by Amy J. Hillman, Michael C. Withers and Brian J. Collins課堂的時間曾經有同學講過幾篇關于資源依賴理論的文章，老師給的這篇文章“資源依賴理論綜述”被作為選讀資料，而了解某一領域最好最快捷的方式之一就是閱讀其相關文獻綜述，所以，借此機會，我好好讀一下這篇文章，在回憶同學們講解的另外三篇文章的同時，這篇文獻的閱讀也必將加深對其他文章的理解。由于是文獻綜述，可能在此所做的筆記主要是知識的梳

2、理，然后在整個過程中穿插自己的理解，最后總體表達一下自己的淺見。 這篇文章題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由Amy J. Hillman, Michael C. Withers and Brian J. Collins三位作者合作完成，2009年11月發表在雜志“Journal of Management”上。資源依賴理論源于Pfeffer and Salanciks (1978)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組織

3、的外部控制：基于資源依賴的視角，這開啟了資源依賴理論在組織理論和戰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資源依賴理論的核心觀點是：組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其行為有賴于其所處的社會外部環境。這就給組織管理者帶來了一個挑戰，因為外部環境往往是不確定、不可控制的，如何提高自身對外部環境的控制力以及降低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性就是戰略管理的主題。這篇文章發表之時，也就是2009年，剛剛是資源依賴理論提出30周年的后一年，作者認為30周年是一個全面回顧與展望資源依賴理論的大好機會，寫此綜述并不是簡單的對這一領域的文獻回顧，而是聚焦于其邏輯，關注具體應用這一理論的文獻以及相關研究如何擴展資源依賴理論這一視角。我的讀書筆記也按照作者

4、的文章結構進行梳理歸納，具體如后文所示。文章中按照資源依賴理論的英文全稱“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將其縮寫為RDT，不再贅述。一、RDT and Mergers（資源依賴理論和企業并購）對于企業并購，最主要的就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而RDT可能是僅次于該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Pfeffer (1976）對于企業為什么并購作出了三個方面的解釋：一是通過并購一個競爭企業以降低競爭；二是通過合并上下游組織來管理其相互依賴性；三是擴大業務范圍從而減少對目前有交換關系的組織的依賴。很多經驗研究基本上都支持了這三種解釋，這些研究包括Pfeffer (1972a)

5、，Galbraith and Stiles(1984)，Pfeffer and Salanciks (1978)，Burt (1980)，Walter and Barney (1990) 等，這些研究的核心觀點是環境的相互依賴可以有效的預測企業并購。然而，另外一些經驗研究卻顯示相互依賴并非是企業并購的唯一預測因子，其他原因還包括公司的歷史環境(Finkelstein, 1997)，產業環境(Hitt & Tyler, 1991)，環境慷慨度和活力度 (Heeley, King, & Covin, 2006)，普遍的制度規范 (Palmer & Barber, 2001)和組織的內部考慮(Cam

6、pling & Michelson, 1998)。所以，后續研究，如交易成本、資源基礎理論等將更好的說明完全用RDT來解釋企業并購是不合適的。Casciaro and Piskorskis (2005) 也從RDT的角度研究了企業的并購，作為RDT的復興，同時也批評了其不足，包括：對“能力不均”（power imbalance） 和“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這兩個概念缺乏識別力；混淆了規范方法和理論預測；其邊界條件模棱兩可；很多經驗研究只是關注于某一個組織對另一個組織的依賴而不是相互依賴。他們的研究透過RDT拓展了對企業并購的探測。總而言之，大量研究表明企業并購往往在相

7、互依賴的組織間進行，以此作為降低依賴的機制。另外，依賴的程度預示了并購的可能性大小。然而，研究也顯示這種觀念有利于解釋企業并購的同時也是不完備的，從其他理論視角出發也能發現解釋企業并購的其他因素。這就提出了更深入定義RDT以及其研究的要求。2、 RDT and Joint Ventures（資源依賴論和并購風險）正如研究企業并購一樣，RDT的視角對于跨組織關系的研究是想探索組織結構如何獲得資源以降低外部不確定性和相互依賴性(Auster, 1994; Harrigan & Newman, 1990; Pfeffer & Salancik, 1978)。然而，不同于企業并購的是，跨組織關系僅僅只

8、是相互依賴的一部分。 (Pfeffer & Nowak, 1976)支持RDT理論在并購奉獻中的應用，發現并購風險（JVs）一般只存在于相互依賴的公司之間。經驗研究也支持利用跨組織關系來降低公司內部和公司相互之間的環境復雜性以便獲取資源(Elg, 2000; Goes & Park, 1997; Stearns, Hoffman, & Heide, 1987)。Park and Mezias (2005)也發現在低的環境慷慨度時期出現的聯盟有利于股票市場的反應，這表明依賴的程度成功的預測了這種結果。類似于企業并購，跨組織關系更可能存在于國內和國際的供銷商之間。至于權利，Provan, Beye

9、r, and Kruytbosch (1980) 發現公司通過和其他代理機構聯盟從而獲得對資源提供者的權利。Das, Sen, and Sengupta (1998) 發現小一些的公司比大一些的公司在合作中受益更多。Yan and Gray (1994, 2001)研究了國際組織間的權力平衡，發現當組織相互依賴時，聯盟才形成，但是控制著更重要資源的一方保留著戰略控制力。Inkpen and Beamish (1997)發現當合作的一方從另一方積累了關鍵的資源時，風險就變得不穩定了。因此，經驗的證據大部分支持考慮了JVs和其他跨組織關系的RDT研究預測。很多學者認為應該將RDT與其他理論結合起來

10、解釋跨組織關系。這些結合包括RDT與網絡理論的結合(Gulati, 1995)，與博弈論的結合 (Saxton, 1997)，與代理理論的結合(Kumar & Seth, 1998) ，與交易成本理論的結合 (Elg, 2000; Steensma, Marino, Weaver, & Dickson, 2000),與資源基礎理論的結合(Murray et al., 2005)。類似于解釋并購問題，RDT很有用但不能完全解釋跨組織關系。類似于并購，RDT解釋跨組織關系也是一種理論的復興。具體體現的研究包括Gulati and Sytch (2007)，Ozcan and Eisenhardt

11、(2009) ，Lomi and Pattison (2006)，Bae and Gargiulo (2004) 。 總而言之，對于JVs和跨組織關系的研究類似于企業并購。盡管這種組織關系只是部分合并而非完全并購，但是在相互依賴的組織之間更有可能發生。對于JVs和跨組織關系的深入研究存在于將RDT和其他理論視角結合在一起考慮到依賴性的變化和權力強度之中。3、 RDT and Boards of Directors（RDT和董事會）長期以來，大家都很熟悉代理理論在董事會中的應用(Dalton, Hitt, Certo, & Dalton, 2007; Johnson, Ellstrand, &

12、Daily, 1996; Zahra & Pearce, 1989），這卻也是RDT的研究給予最大影響的一個領域。Pfeffer (1972b)說董事會有能力降低依賴性以及獲得資源。早先的董事會文獻綜述總結道RDT比其他的董事會視角都得到更多的支持 (e.g., Johnson et al., 1996; Zahra & Pearce, 1989)。盡管代理理論被用到的更多，但經驗數據表明RDT更有助于理解董事會。早先用RDT研究董事會聚焦于董事會的規模和構成，從而預測董事會為公司提供核心資源的能力。Pfeffer (1972b)發現董事會的規模和公司對環境的需要有關，那些高度依賴性的組織需要

13、更高比例的外部董事。他總結說董事會的規模并不是隨意的、獨立的，而是對外部環境條件的理性反應。Sanders and Carpenter (1998)也支持了這一觀點，發現董事會的規模和國際化水平有關。其他一些研究探索了董事會規模和組織績效的關系，如 Dalton, Daily, Johnson, and Ellstrand (1999)。但是很多學者立刻質疑董事會規模的決定因素，如Pearce and Zahra (1992)宣稱說董事會規模不僅和外部環境有關，而且與公司當前戰略和早先的財務績效有關。考慮董事會時，其規模只是一方面，而董事會成員能帶給公司所需要的什么樣的資源也很重要。而對于董事

14、會的作用，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提出了四點：一是帶來忠告、建議形式的信息；二是能夠獲得公司和外部環境之間的信息通道；三是取得資源的優先條件；四是合法性。大量的經驗研究支持這些觀點，或具體的，或廣泛的，包括Provan (1980)，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Luoma and Goodstein (1999) ，Kor and Misangyi (2008)，Lester, Hillman, Zardkoohi, and Cannella (2008)， (Hillman, Shropshire, & Cannella, 2007)

15、。有一些研究認為隨著環境的改變，董事會的構成也應該隨之改變 (Boeker & Goodstein, 1991; Lang & Lockhart, 1990)。Hillman, Cannella, and Paetzold (2000)還在RDT基礎上對董事進行分類，探索隨著環境的改變，董事的具體類型是如何更有價值的。按照董事帶來的資源類型，他們將董事分為“商業專家”、“支持性專家”和“團體影響者”。基于此分類，Kroll, Walters, and Le (2007)發現IPO得益于這樣的分類。另外一個RDT研究的分支領域聚焦于哪種類型的公司最有可能受益于董事提供的資源。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考

16、慮到公司處于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才能使得董事的資源最能發揮作用。Zahra and Pearce (1989)首次提出公司的生命周期階段對資源依賴的重要性有影響。Daily and Dalton (1993)發現在小公司里董事特征和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別的學者發現監督的功能在對于小公司的作用并不顯著，因為他們缺乏關鍵資源(Fiegener, Brown, Dreux, & Dennis, 2000; Finkle, 1998)，這表明資源提供更重要。研究董事會的RDT視角對于研究組織的衰退和破產也很重要 (Daily, 1996; Daily & Dalton, 1994, 1998)。

17、這個研究表明作為資源提供者的董事角色在組織衰退和破產時期尤其明顯，因為受損的公司在此期間經歷著資源基礎的銳減(Cameron, Kim, & Whetten, 1987)。Daily (1995)發現有更多外部董事的公司更有可能從破產中重組，這就支持了RDT。Daily (1996)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說法。由此可見，公司無論出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階段還是出于衰退期，經驗研究都證實了RDT。盡管基于RDT視角對董事會的研究占據著很強的一個流派，但是始終敵不過代理理論在董事會中在影響力。另外，就像在企業并購和跨組織關系的研究中一樣，通過聚焦董事作為資源提供者的角色，RDT對于董事會的研究又是這一理論的

18、一次復興。總而言之，董事會的研究也是RDT的具體應用，大量的研究再一次印證Pfeffer and Salanciks (1978) 的說法“董事可以管理環境依賴并且應該反映環境的需要”，提到的董事的四個作用也得到了證實，而對于董事的研究學者們呼吁RDT與其他理論，尤其是代理理論的結合應用。然而對于董事個人帶給組織的具體資源與激勵他們為此作出貢獻，還需更深入的研究和理解。4、 RDT and Political Action（資源依賴理論和政治行為）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說道：“組織通過政治機制試圖創造一個有利于自身利潤的環境”并且“組織可能利用政治方式去改變外部

19、經濟環境的條件”。為了這樣，公司會積極的努力去推動政府條例的形成從而“創造”更利于自身的環境。證實這個說法的文獻很多。Meznar and Nigh (1995)發現嚴重依賴于政府的公司更可能積極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去。類似的，Birnbaum (1985) 發現隨著控制代理的依賴性增強，管理者更加愿意傾向于政治活動。一個例外就是Blumentritt (2003)的研究，他發現公司的議價能力和其祖國與政府事物沒有關系，但是這個結果的說服力由于測量議價能力等的難度被大打折扣了。在網上，經驗研究證實了政府以來和政治活動的潛在關系。Mullery, Brenner, and Perrin (1995)

20、發現在可比的控制的環境中，公司對于政治競選的貢獻模式是類似的，這就為RDT提供了證據。因此，面對相同環境依賴的公司更可能采取類似的合作戰略。因此，不僅僅是依賴的絕對水平可以預測政治行為，而且相似的環境依賴性也可以預測公司相似的反應。依賴性的差異是Aharoni, Maimon, and Segev (1981)的研究主題。他們發現管理者將政府視為最難控制的外部依賴者，因為不同派別的政治決策制定者的利益出發點不一樣。Lester et al. (2008)的研究發現一旦政府官員離職，其個人的人力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將導致加入公司董事會的比率不同，這表明公司在努力與政府建立聯系。有很多研究已經表明政治

21、活動有助于管理環境依賴性，包括Hillman, Zardkoohi, and Bierman (1999) ，Peng and Luo (2000)，Hillman (2005)。這些研究不僅說明依賴于政府的公司更可能采取政治行動，而且與政府成功建立了聯系的組織獲得的經濟回報更大。總而言之，“創造環境”這一說法往往被學者們忽視，但是這一領域的研究卻證實了以下觀點：一是政治行動與公司面臨的環境依賴程度密切相關；二是面臨相同環境的公司更可能采取相同的政治行為來管理；三是績效利潤傾向于發生在和政府建立了聯系的公司里。與企業并購、JVs和董事會的研究不同的是，RDT對于政治行動的研究并非理論的復興。5

22、、 RDT and Executive Succession（資源依賴理論和主管的繼承）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談論到組織內部對于解決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依賴性的其中一個答案便是主管的繼承。Harrison, Torres, and Kukalis (1988)觀察到越是依賴環境的組織，其主管流動率越高。很多研究都表明組織績效和主管任期的相關關系，比如(Arthaud-Day et al., 2006; Friedman & Singh, 1989; Goodstein & Boeker, 1991; Zhang, 2006)。總的來說，當一個公司經歷著較差的績效時期

23、時，他們更可能換掉CEO而且市場也更可能做出積極的回應。主管的任期在一個競爭更加激烈、更不確定的環境中比在一個穩定、可預見的環境中要短。Guthrie and Olian (1991) 發現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主管的選擇過程緊密相連。考慮到在繼承過程中被選擇的主管的類型，RDT的研究還存在著一個很強的分支流派。Dalton and Kesner (1983) 利用RDT去研究組織規模和內外部繼承人候選人的關系。正如RDT可以預見的，他們發現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越大的公司有牢固的主管權利，因此更可能選用內部人員來替換CEO的職位。Dalton and Kesner (1985)研究了當公司經歷著差的績

24、效時期時會選擇內部還是外部人員來做新的CEO，但研究的結果很復雜。這些研究大多都集中于公司績效和新CEO候選人來自于內部還是外部的關系，除以上研究之外還包括Schwartz and Menons (1985)，Cannella and Lubatkin (1993)，Harrison et al. (1988），Salancik and Pfeffer (1980)，Welsh and Dehler (1988）。總而言之，總結一下應用RDT來研究主管繼承時，Pfeffer and Salanciks (1978) 堅持以下觀點，（a）組織內部權利會受到外部依賴性的影響；（b）主管繼承可以降低

25、環境依賴性這一觀點已經得到了經驗的證明。學者們發現環境不確定性和依賴性的程度影響著主管的流動率和任期，以及新主管候選人的類型。盡管RDT可以很好的加強主管繼承這一論述，但是尚未被廣泛的用來解釋流動事件。相反，其他一些傳統的視角如代理理論、惡性循環以及替罪羊理論 (Finkelstein, Hambrick & Cannella, 2008；Kesner & Sebora, 1994)更加盛行。 這篇文獻綜述主要講述了RDT研究的五大分支領域：RDT和企業并購、RDT和并購風險、RDT和董事會、RDT和政治行為，以及RDT和主管繼承。文章在講述了其五大研究領域之后對RDT進行了一個總結，包括RDT概述和RDT的未來。對于RDT的未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