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基本原則的規范功能及適用 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為合同法背后的主要價值或者目標。我國合同法擇其要者，于法律開頭數個條文(第三條至第八條)加以規定，以彰顯其重要性。當然，這些規定與具體的法律規則所表現的法律規范尚有不同，即其重在表達抽象的觀念(平等、自愿、公平、誠信、公序良俗及合同嚴守等)，而沒有完整地表述相應的法律后果(當然不能因此認為違反諸此原則無法律后果)。諸此觀念，如同“無形之手”，對民事活動、裁判活動等發揮指導作用。 我國合同法第三條至第七條均以“(合同)當事人”開始，闡述以合同方式從事民事活動時所應遵守的基本準則，第八條亦在強調當事人“應當”如何。由此可見，諸此基本原則，首先是合同當事人乃至相關主體的行為規范，就其功能，可以從當事人角度分析，在于指導合同當事人正確地從事民事活動、構造民事法律關系。合同未有約定時得循此類原則予以補充(補充功能);在對合同出現理解分歧時，亦得循此類原則進行解釋(解釋功能);當事人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亦應遵循諸此原則(限制功能)。 合同法基本原則既為合同當事人及相關主體的行為規范，在因民事活動產生糾紛場合，這些規范自然可以發揮裁判規范的功能。換言之，裁判者在裁判活動中，亦應遵從諸此原則的指引。尤其是在法律存在漏洞場合，或者法條用語語義不明且有多種解釋可能場合，填補漏洞或者輔助確定不明語義(在法概念、法規范的邊緣地帶使模糊的事物清晰化，即補充功能及解釋功能)。另外，在對合同進行解釋時，不應悖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則(解釋功能)。 觀察我國裁判實務，存在一種現象，在裁判文書中援引合同法基本原則條文，往往并非是判斷案件是非曲直的主要根據(另有其他具體規范)，而是作為某種陪襯，或者像是宴席上的一盤“涼菜”，無足輕重，即使不援引，也并不實質影響案件的裁判結果。這也難怪，因為如上所述，這幾個條文并沒有具體規定法律后果，并非完全法條，而重點在于宣示某種價值或者目標。不過，畢竟這些法律條文規定了一些行為規范，出現了一些“不得”字樣，可不可以據此而在上述基本功能(補充功能、解釋功能及限制功能)之外，發揮具體的裁判功能呢?這一問題值得研究。 假設甲與乙有金錢借貸關系，到期后借款人甲仍有部分借款未歸還，乙以討債為名，非法限制甲人身自由，令其簽訂房產轉讓協議書，將自己的房產作價若干轉讓給乙，抵償債務。甲簽約后獲得自由，乙實際占有房產。甲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對乙作了行政處罰。一年半后，甲提起民事訴訟，以房產轉讓協議是在被乙限制人身自由、被逼迫情況下簽訂、不是甲的真實意思表示為由，請求法院確認房產轉讓協議無效，并責令乙限期退還房產。乙辯稱：本案協議屬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本案合同不存在以欺詐、脅迫手段簽訂損害國家利益等合同無效情形。本案從案發至起訴已經一年六個月，甲沒有到人民法院行使撤銷權，甲行使撤銷權的權利已經消滅。故乙請求法院駁回甲起訴。 對于上述設例，有意見認為，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且當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甲與乙簽訂的協議書系甲在受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況下進行的，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屬無效合同。應依合同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房產轉讓協議無效，乙返還甲房屋。 上述意見的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它并非是以脅迫為由主張撤銷合同的案件，而是以合同法第三條和第四條中的“不得”規定加上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認定合同無效。 上述案件，如果按照可撤銷合同處理，確實會遇到已過合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撤銷權除斥期間的問題。查看第三條和第四條，確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的表述;我國學理也有認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強制性規范，當事人必須遵守，不得以其約定排除其適用。如此看來，上述意見以合同違法為由裁判其無效，也不無道理。不過，由該案可以引出了一些饒有趣味的問題：像該案情形，是僅作為可撤銷合同處理，抑或是存在可撤銷與無效的“二重效果”?合同法關于基本原則的規定，究竟是作為“一般條款”(可能存在“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的問題)抑或是可以作為具體規則而發揮規范功能?如果承認這種可撤銷與無效的“二重效果”，是否像該案那樣允許權利人自由選擇(或者當事人未明確選擇時法官從有利于權利人角度代其選擇)，或依某種規定確定適用順序?如果允許自由選擇，是否會因此造成合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撤銷權除斥期間規范目的落空? 筆者不太贊同上述意見，主要有如下考慮： 其一，合同法第四條中的“任何單位和個人”與該條開頭的“當事人”并列對置，表明是當事人之外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作為一項具有“對世”特點的義務，并沒有將合同“當事人”包括在內。在一方當事人脅迫另外一方時，并不屬于第四條所規定的“非法干預”。 其二，第三條規定“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但并沒有在該條中規定具體的法律后果。令合同無效，只是一種可能的選項，且并非唯一選項;除無效外，還可能是可撤銷，甚至于有法院將解除合同作為其法律后果。如果像本案那樣，結合第五十二條第(五)項以合同為無效，那么尚需要進一步論證，第三條的“不得”規定何以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不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如未作此種論證工作，便不宜直接走向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筆者認為，第三條的“不得”規定不宜認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理由在于，立法者在設計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時，確實慎重地考慮了這個問題。在此之前，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無效，這一規定受到了理論界的批評，認為它違反了對民事行為作效力評價的立法政策，像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通常不涉及公共利益，而只涉及相關當事人的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應當由具體的當事人自己決定，立法統一規定其效果為“無效”，過于死板，而將其效果規定為“可撤銷”則可以靈活地應對，如欺詐者或者脅迫者弄巧成拙而最終結果有利于受害人時，受害人就可以不行使撤銷權。正是因為立法者慎重地考慮了這種批評意見，才在合同法中改變了民法通則的規則：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無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既然立法者的意旨已經明確，在僅僅涉及私人利益場合，不作劇烈的“無效”評價，而是將決定權放給具體的當事人以決定是否“撤銷”，裁判者便不應輕易突破立法者的價值判斷和政策抉擇，再回到作“無效”評價的老路上去。 其三，上述處理方案，或許妥當地解決了一個個案(這本身也存在疑問，因為甲本身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主張撤銷合同，不存在乙締約后繼續限制甲人身自由問題，甲卻是等到一年半后才主張合同無效)，但卻可能同時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并有可能出現在其他案件中，依同樣的理據，卻得出不妥結果的局面。 其四，作為替代上述處理方案的裁判路徑，有兩種可能的方案，可供參考。一是可以考慮特別法優先適用原則;二是可以考慮新法優于舊法適用原則。以下具體說明。 首先，兩處裁判規范均是以使合同歸于無效為結果，一個是以第三條加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為基礎的無效，一個是以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脅迫)為基礎經過撤銷的無效，二者在構成要件上都要求“意志強加”或者“脅迫”，除此之外，依前者便可直接主張無效，依后者尚有“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的條件限制，后者在構成要件上比前者多，故可以前者為普通法，后者為特別法。 其次，上述意見援引合同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十二條和第五十八條，回避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沒有援引民法通則的規定，表面上看僅在合同法一部法律之內，無所謂新法與舊法。但實質上講，上述做法相當于援引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三)項，在法律效果上都是認定合同無效。而依據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關于某一案型，法律本有具體規定，而適用該具體規定與適用一般條款，均能獲得同一結論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