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改革理念 (隨筆 )-權威精品 本文檔格式為 WORD,感謝你的閱讀。 最新最全的 學術論文 期刊文獻 年終總結 年終報告 工作總結 個人總結 述職報告 實習報告 單位總結 一 作為精神界之戰士，魯迅一生 “ 心事浩茫連廣宇 ” ，但其中最為念茲在茲，且全力付諸實踐的一件事，當是以 “ 立人 ” 進而 “ 立國 ” 為目的的國民性審視與批判。 據許壽裳回憶，早在上個世紀初，就讀日本弘文學院的魯迅，就常同他談到三個問題： “ 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 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病根何在？ ”（懷念亡友魯迅）這就是說，青年時期的魯迅已經開始了對國民性的關注與叩問。用他后來在吶喊 自序中的話來說便是： “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 1925 年 4 月 8 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寫道： “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象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 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不是因為 顧家，他們也未嘗為 家 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 卑怯 與 貪婪 ，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于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 ” 顯然，人到中年的魯迅，在對歷史與現實的不斷追詢、考量、辨析與矯正中，越來越逼近國民性的要害癥結和關鍵病灶，同時也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國民性的根深蒂固，積重難返，以及試圖改變它的任重道遠和談何容易。 1936 年 10 月 5 日，中流半月刊披露了魯迅不久前完稿的 “ 立此存照 ” （三）。該文針對當時上海發生的“ 辱華影片 ” 事件坦言： “ 不看 辱華影片 ，于自己是并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并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戳诉@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 ” 斯時，距離魯迅逝世只有半月不到，而文中那有關國民性改造的見解與期待，依舊披肝瀝膽，語重心長。它足以證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魯迅縈繞腦際，無法釋懷的，還是國人精神的 “ 變革、掙扎、自做工夫 ” 。 由此可見，魯迅一 生對于中國的現狀，特別是對于傳統文化留給國人的精神根性和心理痼疾，始終懷有深深的警醒與憂患。為此，他將中國社會的變革與前行，將國民精神的批判、改造與重建，當成自己的頭等大事和首要任務。圍繞這件大事和此一任務，他不但發出了激憤的吶喊，而且注入了艱苦的探詢，展開了深入的解剖，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屬于自己的結論性觀點和建設性主張。從這一意義講，魯迅是現代中國精神和文化領域鍥而不舍，卓有建樹的改革家。他提出的許多改革理念，因植根于中國社會和民族心理的縱深地帶，且站到了那個時代的前沿，并呼應著歷史的脈動與大勢，所以一直堪 稱淵贍超拔，深邃辟透，迄今仍不乏鏡鑒價值和啟示意義。 在社會改革和文化批判問題上，魯迅一向持有自覺的認識和堅定的態度。這種認識的自覺和態度的堅定，無疑聯系著魯迅的個人經歷和獨特感受：作為日益敗落的舊式官宦家庭的后人，在 “ 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 ” 的 “ 途路 ” 中，他不僅看清了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而且發現了宗法社會的荒謬、虛偽和封建禮教的殘酷、 “ 吃人 ” 。為此，他在 “ 鐵屋子 ” 里發出了改革的吶喊，主張國人 “ 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 ” 。（出了象牙之塔 后記）希望國人 “ 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 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 ”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然而，魯迅自覺而堅定的改革主張，又不僅僅是基于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經驗世界，它更是魯迅 “ 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生 ” 的理性收獲 因為在南京接受的新式教育，特別是因為留學東瀛，魯迅不僅掌握了異域新知，而且洞悉了世界潮流，于是，他得以立足宏大的國際背景，放出比較的眼光，客觀而睿智地打量和評述中外國情與狀況。正如他在摩羅詩力說中所說： “ 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 ” 顯然，這種既 “ 審己 ” 又“ 知人 ” 的雙向考量，使魯 迅異常清晰地省察了萬馬齊喑，“ 一切硬化 ” 的中國現狀，與世界大勢之間日益加大的反差與距離，同時愈發深刻地認識到，在 “ 無聲的中國 ” ，清除痼弊，變革現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18 年 8 月 20 日，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這樣寫道：“ 蓋國之觀念，其愚亦與省界相類。若以人類為著眼點，則中國若改良，固足為人類進步之驗（以如此國而尚能改良故）；若其滅亡，亦是人類向上之驗，緣如此國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類進步之故也。大約將來人道主義終當勝利，中國雖不改進，欲為奴隸，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隸；則雖渴想請安，亦是不得主顧，只能詫傺 而死。 ” 這段話雖是朋友間的紙上交流，但字里行間卻緊扣中國國情，傳遞出魯迅的重要識見：當世界歷史進入現代社會，一個國家和民族以怎樣的狀態生存與綿延，已不單單取決于他們自身的慣性、意愿和喜好；而是必須以人類方向和世界潮流為參照、為坐標，并通過調整和改進自身而與之相對話、相合拍、相適應。否則，抱殘守缺，依然固我，這個國家和民族終將沒有棲身之地。不幸的是，在這方面，許多國人仍處在 “ 欲為奴隸 ” ， “ 渴想請安 ” 的蒙昧之中。惟其如此，魯迅在同年稍后完成的隨感錄 三十六里，以焦灼而不乏激情的筆觸寫道： 許多人所 怕的，是 “ 中國人 ” 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 “ 世界人 ” 中擠出。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 “ 國粹 ” 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 “ 粹 ” 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于是乎要從 “ 世界人 ” 中擠出。 于是乎中國人失去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 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顯然，魯迅所擔憂的， “ 是中國人要從 世界人 中擠出 ” 。而國人要想 避免這樣的命運，要想 “ 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 ” ，就必須實施改革，就必須在 “ 智識，道德，品格，思想 ” 諸方面， “ 勞力費心 ” ，更新和提升自己，從而 “ 思想為作，日趨于新 ” ， “ 能與世界大勢相接 ” 。（摩羅詩力說）由此可見，魯迅的改革理念從一開始就帶有國際視野燭照下的明確的問題意識，就深深植根于中國的現實境遇和未來途程之中，它不僅飽含著論者的濟世情懷和家國觀念，而且擁有一種難能可貴的科學內涵與實踐品格。 三 中國社會和國人精神亟待改革。然而，在中國進行改革卻又一向困難多多，阻力重重，殊為不 易。正如魯迅所說：“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 （娜拉走后怎樣） 在魯迅看來，中國的改革之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觀念層面而言，許多人習慣于按部就班，墨守陳規，不愿認同、更不愿參與改革。即所謂 “ 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為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于中國也。 ” （摩羅詩力說）二是從社會現象來看，許多領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駁雜 ，易反復，愛走回頭路。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的話說就是： “ 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么，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恢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然而就并不進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較的慢，使我們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罷了。 ” 中國的改革何以如此關隘重重，步履蹣跚？對此，魯迅在一系列文章中進行過深入剖解與辟透揭示，其中除嚴肅指出社會保守勢力對改革的極力阻撓和多方破壞，即所謂： “ 反改革者對于改革者的毒害， 向來就并未放松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 ” （論 “ 費厄潑賴 ” 應該緩行）至少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獨具只眼，很值得人們充分關注和仔細體味： 一是弱國子民的心態影響了 “ 拿來 ” 的自信和借鑒的勇氣。中國的改革和中華民族的發展，當然離不開 “ 拿來主義 ” ，離不開 “ 別求新聲于異邦 ” ，只是這 “ 拿來 ” 和 “ 別求 ” 的主體，卻每因自身境況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對此，魯迅的看鏡有感有精彩描述： “ 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 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 接下來，魯迅做了進一步引申和概括： “ 無論從那里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 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 不幸的是，當年中國的 “ 拿來 ” 和 “ 別求 ” 恰恰發生在自身 “ 衰病陵夷之際 ” 。值此背景之下，國人對于汲取和借鑒，瞻前顧后，疑慮重重，乃至尋找理由，固守殘缺，自然符合心理和事物的一般規律。而中國的改革則因為怠于引進，畏于創新以致顯得行程艱難，成效緩慢，亦乃勢在必然。 二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抑制了改革的觀念與行為。儒家是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中庸是儒家思想體系重要的觀念范疇與思維方式。從全部的歷史發展與社會實踐來看，中庸思想與思維或許不無合理的、積極的意義，但具體到改革的情境和維度，它的消極因素顯而易見。對此，魯迅有著敏銳的省察和清醒的認識。他在無聲的中國 里指出： “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 魯迅的這一觀點一直保持到晚年。 1935 年 4月 10 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又一次明言： “ 老先生們保存現狀，連在黑屋子開一個窗也不肯，還有種種不可開的理由，但倘有人要來連屋頂也掀掉它，他這才魂飛魄散，設法調解，折中之后，許開一個窗，但總是在伺機想把它塞起來。 ” 執此對照中國由來已久的國民性和國人相沿至今的心理結構，特別是用它來檢視中國歷朝歷代變革的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魯迅觀點的精辟和正確，它確實道出了中國改革之所以艱難沉滯的深層原因 中庸讓改革銳氣盡失，大打折扣。這時，我們庶幾真正讀懂了魯迅筆下那句意味深長的以問代答： “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么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么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這么求全責備。 ” （這個與那個） 三是缺乏堅定的、真正的改革者。近代中國的改革是在“ 西風東漸 ” 而又列強臨門的嚴重情勢下，被動乃至被迫展開的。這意味著當年的改革，不僅思想和理論準備不足，即 使參與其事的隊伍也是五花八門，魚龍混雜。用魯迅的話說：他們的 “ 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蛘邽樯鐣?，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 ”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有的人打出改革的旗號，僅僅是憑著一種熱情、一種想象、一種感覺，甚至是為了尋求一種暢快、一種刺激。亦如魯迅所寫：有的革命者其實是 “ 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 ，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 ” 這時，魯迅舉例說： “ 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 ” （同上）而這樣的改革者在當時的中國亦比較普遍和常見。為此，魯迅指出： “ 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 ” （論新文字）因為“ 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 ” （論毛筆之類）魯迅甚至提醒友人： “ 大約滿口激烈之談者，其人便須留意。 ”（致姚克， 1934 年 4 月 12 日）改革者既然不具備起碼 的真誠和相應的素質，那么，改革事業的屢屢受挫或停滯不前，也就不足為奇。 四是掌權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最終反對改革。近代中國一如既往的延續著封建集權與專制政體。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實施任何社會變革，都離不開掌權者的認可和參與。只是掌權者同時又大都是既得利益者，而從某種意義講，改革則意味著利益的調整與變更。這便決定了某些掌權者常常從個人利益得失出發，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改革。在魯迅看來， “ 權力者 ” 未必一定反對改革乃至革命。因為他們 “ 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 ” ， “ 以為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 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 假使共產主義國里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一定是贊成的。 ”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然而，一旦發現改革需要自己做出讓步乃至犧牲，即革命使得 “ 遺產被革去了 ” ，甚至 “ 連性命都革去 ” （通信）時，他們便開始千方百計，不遺余力地加以阻撓和反對。于是，原先主張改革的權力者， “ 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 ”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改革偃旗息鼓，一切恢復原狀 “ 曾經闊氣的人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 大抵！ ”（小雜感）這顯然是改革的又一種悲劇。 四 中國的改革是艱難的。然而， “ 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后 ” 。（中國語文的新生）魯迅這段話雖然針對的是文字改革，但我們把它視為論者基本的改革主張和一貫的改革態度并無不妥。正是從這樣的基本主張和一貫態度出發，魯迅一方面呼吁和鼓勵人們：要勇敢頑強地從事改革事業， “ 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纖 ” ， “ 無論怎么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 （門外文談）；一方面立足中國國 情，圍繞社會如何改革，民族怎樣進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體意見和想法： 第一，必須牢固樹立國家 “ 獨立于天下 ” 和民族在 “ 革新 ” 中前行的基本觀念。 面對世界潮流的猛烈沖擊，未來中國應當選擇怎樣的發展方向和自立原則？在這方面，魯迅很早就有自己的觀察、思考和主張。他的文化偏至論一文有這樣的表述： “ 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和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 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立于天下。 ” 這段議論在中外古今四度空間展開，以 “ 立人 ” 和 “ 立國 ” 為終極目標，其 “ 去其偏頗，得其神明 ” 的辯證思維和 “ 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 的揚棄態度，無疑體現了哲學的智慧與高度，它符合近代中國的國情，并尊重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同時也在客觀上提示人們，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并不是某些學者筆下所謂 “ 偏激 ” 二字可以概括的。至于 “ 外之不后 ” ， “ 內之弗失 ” ，然后“ 獨立于天下 ” 的國家想象，更是植根于科學的社會與歷史發展觀，是魯迅對 “ 華夏中心論 ” 和 “ 全盤西化論 ” 實施雙向質疑與否定 之后，提出的民族發展的新向往、新尺度與新思路。其核心內涵顯然是告誡人們，在世界潮流的沖擊與裹挾面前，既不可一味排拒，亦不可顧此失彼，更不可盲目趨隨。在比較權衡的基礎上，走適合自己的路，才是關鍵和根本。 在確立國家想象的基礎上，魯迅又從近代中國由于閉關自守而導致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事實出發，認為中華民族再也不能停留于 “ 古已有之 ” 的自欺與自足了，而必須奮起革新，斗爭前行。即如他在忽然想到中所說： “ 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 而在同一組文章里，魯迅針對當 時社會上不絕于耳的“ 保古 ” 論調，義正辭嚴地指出： 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顯然，在魯迅看來，生存、溫飽、發展，是民族自救和自立的三個必要條件或曰三個基本步驟。而國人要具備這三個條件或完成這 三個步驟，就必須首先通過強力改革，清除一切障礙，打通行進道路。在這一意義上，改革是生存和溫飽的前提，更是發展和 “ 雄厲 ” 的動力。沒有改革，不但生存、溫飽和發展無從談起，就是保持傳統和現狀，恐怕也是一句空話。如果說生存、溫飽和發展是 “ 當務之急 ” ，那么，改革就是急中之急。必須承認，魯迅這樣看待改革之于生存和發展的關系，無論過去抑或今天，都可謂目光如炬，切中肯綮。 第二，在改革過程中，要敢于 “ 拿來 ” ，但更要樹立“ 拿來 ” 時的自覺和自信。 由于清楚地看到了世界潮流之下中國現狀的落后，所以魯迅認為：中 國的改革與轉型，必須打破閉關自守的小農心態，積極借鑒外來事物，大力引進異域的先進文化。在這方面，魯迅的態度是鮮明而果決的。你看，一篇看鏡有感，是那樣憧憬 “ 漢人 ” 的 “ 閎放 ” ，由衷贊美他們對 “ 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 ” ，進而告訴人們 “ 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 ” 論 “ 舊形式的采用 ” 一文原是解析新文藝何以需要改造舊形式，但同時仍強調擷取、 “ 溶 化 ” 之于創新的好處： “ 恰如吃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 類乎 牛羊的。 ” 而經典名篇拿來主義更是通過 “ 窮青年 ” 與 “ 大宅子 ” 的奇妙比喻，發出了以 “ 拿來 ” 促變革的殷切呼喚： “ 我們要拿來 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 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 魯迅高度看重并大力倡導改革過程中的 “ 拿來 ” 和引進，但同時又認為這樣的 “ 拿來 ” 和引進，不應當是盲目的照搬和被動的效仿，而必須以民族為本位，以鑒別和選 擇為前提，以有利于人生和社會為目的，進而有所取舍，有所揚棄。即所謂： “ 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 （拿來主義）而魯迅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自有其深層的觀念認識上的原因。在魯迅看來，相對于近代中國，西方雖有整體上的優越與優勢，但卻不是盡善盡美，一切都好，它的某些方面并不值得我們無條件移植，相反倒需要我們予以警惕。譬如，它因為過度崇奉科學和物質所導致的 “ 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 ” ，便是國人的前車之鑒。即使是贏得廣泛贊譽的民主、平等這類 “ 現代化范式 ” ，一旦被推向極端和絕對，也同樣 存在 “ 社會之內，蕩無高卑 ” ， “ 全體以淪于凡庸 ” 的危險。（文化偏至論）顯然，相對于當時許多人把西方文明視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魯迅的見解更為敏銳，更為辯證，也更具前瞻性 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當今學者所說的西方社會的 “ 現代病 ” ，看到了工業文明之中包含的異化與隱患，從而表現出一種真正的東西對話精神?？上У氖牵瑢τ谶@點，我們一向缺乏足夠的重視和認真的研究。 第三，知識分子要克服自身的弱點與局限，做改革的先鋒和中堅。 魯迅的門外文談一文指出： “ 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 這些知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但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眾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 在這段話里，魯迅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社會變革，離不開知識者的率先覺悟和積極發動，但接下來筆鋒一轉，隨即以剴切的口吻，對知識者如何擔負起這一責任和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明確具體的要求。而之所以如此，則是因為魯迅深知，知識者固然敏感、多識、前衛，容易領風氣之先，但同時也有自身每見的弱點與局限。譬如：他們當中 “ 多無信仰之士人 ” ， “ 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 ” ，但卻又喜歡充當信仰的捍衛者，以自己的無操持去壓制乃至扼殺別人的信仰，即所謂 “ 執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 ” （破惡生論）；他們當中的一些人“ 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 ” ，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 “ 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 ” （關于知識階級）；作為知識者，他們或許有思想，有學問，只是這種思想和學問又常常會派生出顧慮與踟躕，以致使他們最終缺乏行動的力量 惟其如此，魯迅一生極為看重知識階級的改造與提升。在早 期論文破惡聲論里，他就發出了 “ 偽士當去，迷信可存 ” 的疾聲呼喚。后來更是一再重申真正的知識階級所應有的精神與做派，如不尚空談，不顧利害，永不滿足等等。顯然，魯迅由衷希望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率先端正或改變自己的觀念與形象，進而承擔起推動時代前行和歷史進步的重要責任。應當看到，這確實是中國改革和中國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而且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四，改革者要勇于革除自身的 “ 壞根性 ” ，立足 “ 現在 ” ， “ 韌 ” 性戰斗。 對于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以及由此所決定的社會改革的種種復雜性和艱巨性， 魯迅一向有著透徹的洞察和深刻的體認，這使得他在談論社會改革的相關話題時，總能夠由表及里，抓住關鍵，要言不煩而又切中肯綮。譬如， 1925 年 3 月31 日，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里有言： “ 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革命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依舊，全不行的。 ” 這里，魯迅告訴許廣平，同時也告訴大家：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者面臨的最重要和最艱巨的任務，是革除自己身上的 “ 壞根性 ” ，實現精神的強健與提升。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任何改革都難有最終成效。聯系魯迅一貫的思想倡導，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蘊含的觀念邏輯：人是社會的主體，所有的社會改革都只能由人來設計，來實施，并最終體現人的尺度、訴求與理想，在這一意義上，社會改革說到底是人的改革。人的素質提高了，社會的變革才會規避歧路，跨越陷阱，進入活力常在的良性軌道。實踐證明，魯迅的觀點自有真理的輝光。 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里，魯迅還指出：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 “ 過去 ” ，就是希望 “ 將來 ” ，對于 “ 現在 ” 這一個題目，都交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其中最好的藥方，即所謂 “ 希望將來 ” 的就是。（ 1925 年 3 月 18 日） 我記得先前在學校演說時候也曾說過，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 “ 韌 ” ，也就是 “ 鍥而不舍 ” 。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于比 “ 輕于一擲 ” 無效的。（ 1925年 4 月 14 日） 這里，魯迅提出了關于改革的又一主張：立足 “ 現在 ” ， “ 韌 ” 性戰斗。之所以需要立足 “ 現在 ” ，是因為魯迅發現，面對黑暗殘酷的現實，一些 “ 理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