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article.asp?classid=63&articleid=6615 拙風文化網 歷史 -秦漢史研究 正文 漢儒與王莽 評述西方漢學界的幾項研究 作者：陳啟云 來源：拙風文化網 【摘要】本人在漢儒理念與價值觀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之理論篇（史學集刊 2005 年第 4 期），列舉自己半個世紀以來論述漢儒的研著，這些研著大都嚴格地遵守了“學術研究應從理解貫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開始”此基本原則。由于涉及到的一些西方研著在國內不易參閱，其學術成果有 時甚至遭到歪曲，在此謹列其犖犖大者，如德效騫（ Homer H. Dubs），荀子：古代儒學的塑造者（ 1927）和前漢史（三卷 : 1938， 1944， 1955）；包德（ Derk Bodde）中國的第一位統一者（ 1938）；畢漢思 （ Hans Bielenstein）漢室復辟（三卷， 1954， 1959，1967）；劍橋中國秦漢史（ 1986，中譯 1992），和余英時的一些著述加以評析。 【關鍵詞】漢儒；王莽；秦政；官僚主義；知識階層；西方漢學 【一、 引言】 2005 年秋，本人 應邀至吉林大學講授“西方漢學述評”。到校第一天，在吉大古籍所參考室讀到臧知非兩漢之際儒生價值取向探微（史學集刊 2003年 2 期）一文，情不自已，寫了漢儒理念與價值觀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之理論篇與考論篇（史學集刊 2005 年 4 期與 2006 年 1 期）二論。同期間，在吉大“漢學述評”課中，評述了幾項有關漢儒與王莽的西方研著。吉大師生說這幾項研著（余英時的文章除外），在國內知道的人不多，希望我能將“評述”所及，見諸文字。當時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將這方面的論述寫入上述二論（史學集刊， 2005.4 和 2006.1）。返美以后念茲于茲，今春至臺北東吳大學客座，授課之余，撰成本文，以為上述二論的補篇或“余論”。 【二、 歷史學現代化的根基】 錢穆師嘗說“歷史是一門富貴之學”，原因之一是歷史學屬于高層文化（精 2 神文明層次），人們須要首先解決“民生日用”等基本問題，才會想到歷史回顧的問題；（此處指的是“歷史學”，不是國內一般人心目中的“歷史”。這是本節論析的主旨）。哲學與此有異，越是動亂貧困時，人們越迫切需要哲理見地來安心立命，和對應信念失落的困擾。原因之二，是歷史研究離不開史籍史料主證旁證等論證，需要 完善的圖書設備以參考大量文獻和工具書。 更重要的原因是歷史研究學理上的。歷史知識包羅萬象；世人常說“一套二十四史不知如何講述”。在史學研究上，宏觀的通識和微觀的專精更是相輔相成，不能或缺。先師錢穆常謂歷史學識有如建筑物的建構，由完整的圖案到一磚一瓦都不能缺少；甚至可以說一磚一瓦（專題研究）之缺失，或者不會影響整個建筑物（史學）的安危及整體的運作；但整體圖案（通史、通識）的缺失，則必然影響整個建筑物的安危運作，非千萬塊精制的磚瓦所能補救。這更增加了講授和著作歷史者在道義上、學術上和心理上的負擔。 在 這里要特別提出的是，國內史學界對“歷史知識論”的極度忽視。我在東方授課，開宗明義，必定向班上同學們（都是博士班、碩士班學生）提出這問題：“歷史是什么”。同學們的回答分別是：（ 1）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 2）歷史是對過去發生的事的記述；（ 3）歷史是人對過去的理解。答案（ 1）和（ 2）是早在四十年代我在初中一年級的中國歷史課本第一章所讀到的歷史的定義，代表了中國傳統的看法；答案（ 3）則是接近“后現代主義”的說法了。近年來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不少人連定義（ 1）和（ 2）都忽略了，而只知定義（ 3）。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人 都忽略了更重要的一點：歷史是一種知識（學問），是當前的人對過去的知識。如果無知無識，對過去何從理解（上列定義， 3）？如果無知無識，又何從知道過去發生過何事（上列定義， 1），過去的記述（上列定義， 2），只是歷史研究的初階，不是歷史知識本身。 1（引言） 因此，歷史是一種知識（學問），這應該是最基本、最簡明和最切實的說法。首先，這說明了為什么我們在教育體制中設置歷史課程，和如何設定在各級學校里的歷史課程的性質和內容。在育嬰、托兒和幼兒園中不設歷史課程（以說故事式的教學除外），因為在這階次中，教育的任務是養 育幼兒的身心和基本性格，除了一些基本生活習慣外，還未到正式傳授知識的階段。在小學里，歷史知識大多溶入基礎公民常識課程中傳授，因為小學是培養基本公民常識和公民行為的階 3 段，歷史知識是現代國家公民的整體文化常識的一要素，或一環節（在這里采用“要素”和“環節”，而不是“部分”、“成份”目的是突出歷史和整體文化不可分割的本質）。在中學里，歷史開始分科教學，因為中學的功能是傳授現代各種分科專門學業的基本知識（尤其是具備進入大學專門科系的基礎知識）。在大學里，歷史是高教系統所傳授各種專業知識的一種；這些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 會因為國家現實上或發展目標中的需要，社會人士的心態和風氣，以及商業市場上的供應和需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待遇，但這些不同種類的知識（學問），其基本屬性都是“知識”，就像“如人飲水，冷熱不同”，但其基本屬性都是“水”，是“可飲之水”則是共同的。至于研究院所的課業，則是探求比專業更高一層的尖端前衛知識的更新與創發。以美國學制而言，大學本科的課業是傳授歷史專業知識； 碩士班和博士資格考試以前的課業是考索歷史知識的根源和基礎 某一歷史知識是由何種研究成果得來的、其理論和史證的根據為何、其真理成份有多少等歷史學 術和“知識”的研習；而通過博士資格考以后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后”的研究寫作則是知識創新的研發工作。 從較寬廣的學術文化領域來說，“歷史是對過去的知識”這說法，也可以澄清關于歷史學術的一些困惑問題。如果歷史只是“過去發生的事（史事）”和“對過去發生的事的記載（史書、史料）”，過去的事早已發生完成了，對這些事（尤其是時代較早的）的記載也早完成了，則歷史已是“事無可為”，而歷史家也是“無事可為”了。但國家和社會為什么要花不少的資源，而無數的歷史工作者為什么要花許多的寶貴時光和精力心血來從事歷史專業的工作？原因正 是由于“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過的事”和“過去發生過的事的記載”，而是我們“對過去的知識”。我們要得到這“知識”，必須首先接受傳授這知識的有形（學校）、無形（自學）的教育（受業）；這些“知識”必須要有不少人在大型的機構（如史館、社科院、大學研究院）和少數個人書齋中努力去保存、傳授（傳道受業），和增長、改進更新（現代化）才能存有的；這些“知識”才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經得起現代學術真理標準（包括推理與實證）嚴格的考驗。 從歷史理論（過去稱為歷史哲學，包括“歷史知識論”）來說，“歷史是一種知識” 這說法，最 能解釋近代由西方傳入關于“歷史”的兩句令人困惑的名言。第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指的不是“一切歷史都是在現代發生 4 的事”，而是“一切歷史都是現代人對過去的知識”；另外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指的不是“一切歷史都是像馮友蘭所寫成的思想史”，而是“一切歷史都是經過人的思想運作所得出的對過去的知識”。 在這里要討論一下一個困惑學術界的大問題：“傳承”與“抄襲”。過去中國人的一句老話：“天下文章一大抄”。這是歷古常新的名言。從學問的立場而言，要有學問必須要（向人）學，（向人）問。知識更是前人累 積的成果。過去經學上的注、疏，以至于集解，除了極小數的“獨見”之外，更是一大抄（所謂“疏不破注”）。縱使是獨特的藝文“創作”，也要從臨摹模本為基礎開始。荀子勸學篇說：“積土成山積水成淵”；開章明義更說：“學不可已，青出于藍而青于藍。”“青出于藍”自此成為學藝者最佳贊語。要點是“青勝于藍多少”或“超出了藍多少”，而不是“青因襲（抄襲）了藍若干”。 本文原文 歷史學是研究過去事跡的積累，尤其是古史，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傳習，更是陳陳相因。歷史要靠文字記述和論說，中華古代文字的某種特性，更加重了 關于“抄襲”的問題。中國古代文字（相傳至今為“文言文”），是否有“清楚、明確、條貫的文法”，而這“文法”是否有“清楚、明確、條貫的理則（ logics）理念（ ideas）”為憑借，還是很有爭議的問題。但中國言語文字主要依據的是“約定俗成”（荀子正名篇）的“習用法”，是不可否認的。對這問題的爭議，參閱陳啟云 Chi-yun Chen，“ Chinese Language and Truth A Critique of Chad Hansens Analysis”， Chinese Culture 31: 2（ June 1990）， 53-80.中國語言與“真理”觀念中國文化季刊，第 31 卷（ 1990）。有過學習或教授中文、英文、法文（及其它拉丁語系）經驗的人都會體會到這二點：一者，如果全由正規“文法”入手，書寫“法文”（及其它拉丁語系文字），可能大體上正確可解；書寫“英文”，便可能辭不達意了；書寫“中文”，更可能是不知所云了。要學好英文、中文，大體上要從背誦前人佳作入手， 因此無形中成為抄襲。二者，表達一項意旨，西文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書寫表達方式；因此一個人接受了前人的思想觀點，可以用自己的一種不同的語句文字 去表達，不會雷同，因此不會完全“抄襲”。但用中文的人往往會經驗到同一項思想觀點，常常會不期而然地用相同的語句文辭來表達，很難另起爐灶來用完全不同的文字來表達，這便引發了“抄襲”的問題。 5 “學問”、“知識”、“真理”是天下之公器。一種學術著作的評價，主要應是其“正、誤”、“優、劣”的問題；而不是誰所“先見”、“獨有”、“專利”的問題。古人不著書，古人不以己名命書。知識“專利、產權”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產品；身為現代人，我們不能不接受這一點。但了解了其時代的局限性，我們不應把這規條無限上綱而厚誣古人。余英 時的少作 與 互校記，犯的正是這個毛病。數十年來此文曾多次重刊， 足見余氏頗以此文自豪 ； 通行本有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 :三民， 1991） ； 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 : 遠東， 1994）。 根據余英時先后多次論證，郭沫若著十批判書時，曾參閱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并抄錄其中文字（甚或抄寫錯誤），似是鐵證如山。但根據前面所論，古今中外（尤其是現代化的美國）歷史著述，參用前人研著成果，為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功夫。如果郭沫若寫十批判書而沒有參閱錢穆的著作，或閱后置之不顧，這才是 嚴重地違反了治學的基本原則。中國大陸學者曾指出，錢穆師撰著先秦諸子系年時，亦曾參用前人論說，并非全部獨創。這是我數年前讀到的文章，當時不擬討論此問題，故未記下著者及出處；后來，方舟子多次指出郭著在史料論述上有很多和錢著不同或增添的己見，而余氏置之不顧，甚至刪改郭錢文字，以構成己說。這都是學術研究的常態和正途。 其時在中國的學術著作，腳注并不如今日嚴謹，所以未詳加注明，在其時尚未構成“抄襲”罪狀。甚至在今日，余英時的著述，除了引用史文及一些西方學術理論之外，對當代國人的研究成果甚至西方重要相關研究，很少明 白注出，甚或完全漠視。詳下第 8-9 節。余英時近著朱熹的歷史世界 (總序 )(北京：三聯書店， 2004)，頁 4，論史之“博雅”與“通史”，也完全忽視了我在本節所論的“學術研究應該從理解貫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開始”此基本原則。我在漢儒理念與價值觀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之理論篇（史學集刊， 2005 年第 4 期），指出十多年前我在歷史與文化、思想與哲學：人文學理論反思（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4.3， 1994.9）中，提出了“硬件文化（或文化硬件）”和“軟件文化（或文化軟件）”二觀念名詞，來 代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當時，我只是為了評析亨廷頓的“文明、文化”觀，而提出這二新觀念名詞，后續論析見陳啟云從亨廷頓的“文明意識”論儒學前景，武漢大學人文論叢， 1999。并對此 6 新觀念名詞之定義與舊有“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在應用上的優點和缺點加以論析。當時我并未去考查這二觀念名詞是否已有人使用過；縱使有人先使用過，對這二名詞在應用上的優點和缺點的論析卻是我匠心的運作成果。十多年后，余英時在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 2005）的總序頁 9，將此二觀念名詞采用為全書立論之主要“預設 ”理念，但未加論析，且只字不提此二觀念名詞原義是否出自十一年前我的文章。我看到以后，雖然不無遺憾，但覺得當年短短的論述，居然成為余氏巨著的基本“預設”理念，亦感吾道不孤。至于是否成為“抄襲”問題，有待后人考論。 回到郭沫若十批判書和錢穆師先秦諸子系年二書的問題，余英時指出郭著中有批評錢著的文字，因以證實郭氏曾參閱過（“抄襲”？）錢著。上面討論過，現代化的學術研究，要求“先從理解貫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開始，等到發現前人的研究有缺失、不足、或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才是新研究工作的端倪。”郭著所評錢著的文 字是符合這原則的，余氏所論反而是偏離了這原則。一本學術著作的價值有二，一是其融匯了多少前人的知識業績，二是其增添了多少新知。郭著是二者兼具的。郭氏的為人和他在國內樹敵多少，是另一回事；郭著十批判書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余英時的評議，是欠公允的。國內有些學者，因為不滿郭氏之為人，余英時批郭，雖然在學理上不公允，卻是大快人心，因而被盲目吹捧，這對國內學術的發展是非常有害的。 本人在上述史學集刊（ 2005.4）曾列舉自己半個世紀以來論述漢儒的研著，這些研著大都嚴格地遵守了“學術研究應從理解貫通前人的研究 著作成果開始”此基本原則。由于這些西方研著在國內不易參閱，其學術成果有時甚至遭到歪曲，在此謹列其犖犖大者，加以析述。 【三、統一帝國的先驅：荀子、李斯、“法家”】 論析漢儒與王餌， 應先從漢代立國精神和當時的思潮著眼。二者的根源至少可追溯到戰國末期。德效騫荀子：古代儒學的塑造者（ Homer H. Dubs， Hs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1927； Taipei: Cheng-wen reprint， 1966）是西方漢學家研究 這問題的始點。此書為 20 世紀上半葉西方漢學對中國思想文化研著的佳作。所據文本為荀子集解二十卷；書中腳注引證嚴整詳盡。全書共 16 章：（ 1）歷史文化背境；（ 2）荀子生平與時代；（ 3）荀子 7 的著述；（ 4）基本理念；（ 5）哲理與迷思；（ 6）人性論；（ 7）倫理道德的基礎；（ 8）“禮”與“仁”；（ 9）其它“倫理道德”觀念；（ 10）樂論；（ 11）“欲望”與“心靈”（心理分析）；（ 12）教育哲學；（ 13）邏輯理論；（ 14）“不平等”論；（ 15）政治哲學；（ 16）理想主義與罪惡問題。內容周遍，較諸中國、日本學者有關荀子的研 著，絕無遜色。為方便國內同仁引述文本，茲選譯此書部份內容如下： 司徒雷登（ J. Leighton Stuart，時燕京大學校長，后曾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前言： “荀子對儒家理念的系統闡發，及針對其它敵對理念之反批判，是日后儒家理念成為中國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 他所闡發的儒家條貫亦成為后來儒家的正統學說。在他的著述里，荀子融合了當時儒家各種互相矛盾沖突的流派，并對其它非儒家的學說作出了清楚明白的評論。荀子可以說是總合了中國思想最輝煌的先秦時代的各方面和各層次的思想。”（頁 viii） 作者序言： “作為哲學家，荀子勝于孔子和孟子他有邏輯論理之心智、廣博之學識，他嚴峻無情地攻擊儒學的敵人，并有系統地在分析人性和歷史文化的基礎上建立了完整通貫的儒家哲學。他通識與他同時的其它思想學說，他的著述比其它諸子更能表達他那時代的總體思潮。”（頁 xvii） “中國古代思想可以和大略同時的希臘古典哲學比美；孔子、孟子和荀子恰好合適地比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頁 xviii）在西方， 柏拉圖學院派與亞里士多德書院派之間之爭執一直不斷，同樣地在中國孟子的支持者 與荀子的支持者亦對儒學的解說發生爭議。希臘與中國最大的分別是：雖然荀子對儒學的影響很宏大，但他后來卻被后代儒學權威朱熹判為錯誤的學說，而由孟子取代了其崇高的地位；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一直并居于崇高的地位。荀子的學說其實深深地彌漫了整個儒學正統，因此他雖然被貶斥，但他的影響一直長存；甚至存在于貶斥他的朱熹的學說里。”（頁 xxi） “荀子的影響全盛于漢代。現存的禮記至少有一篇出自荀子書，其它各篇亦處處顯示出荀子的影響。大戴禮記更有兩篇出自荀子書。（頁 xxii 及長注文）董仲舒受到荀子的 影響極大；司馬遷史記中的禮書和樂書很多都取材于荀子書。”（頁 xxiii） 8 啟云按：清儒有鑒于明代亡國的教訓，對“袖手談心性”之宋明儒學不斷反彈。因而開始重新重視荀子。但清廷的統治政策，尤其在科舉考試制度上，繼續遵從朱注四書仍尊孟子為正統。因此清儒對荀子不能過于推崇；但汪中（ 1744-1794）荀卿子通論收入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88）。歷證漢初經師幾乎完全出自荀子門下，足以證明荀子為漢代定于一尊之儒學正統（實為經學）之塑造者，這應是德效騫全書標目之所本。 德效騫此書排除了宋明以來“新儒學”對荀子的偏見，但未能完全克服西漢以來正統儒學對“法家”更大的偏見。書中頁 25，稱：“在荀子的門徒中有二位最偉大的第二代人物：韓非與李斯。”（頁 27-31），又再三提到李斯為荀子門徒，并謂因此秦焚書時，荀子書可能不在焚禁之列。頁 240-241，更分析李斯建議焚禁詩書，雖與荀子無直接關系，但間接上與荀子的“威權主義”有關。在序言中，提到荀子受到后人抨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李斯是其門徒時，卻引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荀卿乃適楚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認為荀 子與李斯的師徒關系，乃由于偶然的地緣因素，并不深厚。此乃前后矛盾的強解。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書中的論析，是德氏本來的研究，及此書出版作序時，受到在北京（以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為代表）中國學者的影響，才寫上這前后矛盾的評論。 分析荀子和李斯的關系，史記李斯列傳述李斯從荀子“學帝王之術”的動機，及其“欲西入秦，辭于荀卿”的一段話，說得相當清楚。西漢中晚期鹽鐵論毀學十八仍說：“方李斯之相秦也荀卿為之不食”。二人學術思想與人格之差異，昭然可見。 至于李斯在歷史上的功過，史記李斯列 傳有極公允的論述：“太史公曰：李斯入事秦輔始皇，卒成帝業不務明政以補主之缺阿順茍合，嚴威酷刑；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公）召（公）列矣。” 這是說李斯創建中國第一個一統帝國的功業是極偉大的，可以和儒家最尊崇的西周時代的周公、召公比美。李斯的過失則發生在秦帝國創建之后的種種事故上。值得注意的是：秦亡漢興數十年后，賈誼還說“秦并海內天下之士，斐然鄉風”。史公尚說當時還有人稱贊李斯“極忠而死 。而史記屈原賈生列 9 傳更記述：“（西漢）孝文帝 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這是李斯的門徒在漢文帝時仍然享有盛名。 更值得注意的是：秦二世而亡的事跡，史記在李斯列傳中記述得比在本紀中更詳盡，這是有違正史體例的。史公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