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其它相關論文-證券修法的路徑和理念證券法修訂再成熱點。已經很難統計這是媒體第幾次聚焦證券法修訂問題，相對于更加結構性的憲法、證據法等制度安排而言，大家對這個出生僅4年的小法似乎過于青睞了。當然，對于一部恰好關乎上百憶交易量、上千家公司、7000萬投資者、4萬億市值的法律來說，偏袒一些具有足夠的商業和非商業理由。另外，能被媒體點名批評的市場、能被媒體放開評論的法律，在當前的中國都還是稀缺資源。一、立法的路徑依賴問題對于證券法的此次修訂，樂觀者抱有厚望。理由一是因為專業。此次修訂的承辦人和初稿草擬機構熟悉國內市場，了解國際規則，具備了草擬一部更好的證券法的基本條件。二是因為積累。十年發展，甘苦十年，監管者和投資者一起受教育，市場特性、監管理念、人力資源的積累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對于證券法的修訂，悲觀者依舊懷疑。一疑部門利益。部門立法會摻雜私利，這是一個法學理論上的假設。證偽或證實這個命題的論據從來都是同樣眾多，但法學家們的真意并不在于爭論這些與“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同質的問題，而是設計制度來使這個命題無效。破解之道有專家立法、公共選擇、違憲審查、法官能動等等，前兩類屬事前保障的辦法、后兩類為事后補救的招數。無奈的是，這些機制在中國要么沒有，要么無效。二疑專業程度。草擬機構的專業程度受到部門立法缺憾的制約，立法機構的專業程度受到合議期限、議員素質、草擬機制的制約。美國國會能在安然事件后相對迅速地拋出Sarbanes-Oxley法案，決不是因為Sarbanes、Oxley兩位議員天賦異稟，其每一位議員身后都有一群哈佛、耶魯法學院的優秀畢業生為其專職打工，操刀捉筆，他們年輕聰敏、勤學苦練，其產品的專業化程度不亞于資深律師的作品。三疑市場現狀。中國證券報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稱：2001年170家新發行股票的公司中，到2002年中期，共有53家公司變更了募集資金投向，占總發行數量的31%，其中有24家變更比例超過了30%.2002年中期出現虧損的企業有10家，占總發行數量的5.8%，主營業務利潤出現下滑的公司共有72家，占總發行數量的42.3%，其中下滑比例超過50%的，共有13家，占發行總數的比例為7.6%.從募集資金使用進度來看，有23家企業募集資金全部投入使用，募集資金投入比例低于50%的有70家，占總發行數的41.17%，其中低于20%的有25家，占總發行數的比例為14.7%.劣幣驅逐良幣，上市公司質量堪憂，市場豈是一部法律即可澄清。二、證券立法的理念什么該管，什么不該管是任何法律永恒的難題。從法律內容而言，現行證券法是一部包羅萬象、雄心勃勃的法律，它同時是一部行業管理法、市場準入法、機構組織法和行為監管法?，F行證券法包含了證券市場的基本監管架構、市場的基本組織結構、信息披露制度等規定，這些均為應有之意。但同時，該法還對很多制度進行了非常嚴格的限定，如股票的發行方式、股票的交易方式和甚至投資人的委托方式。私募制度和小額發行制度的缺乏，忽略了處于不同經濟環境和生命周期的企業有不同的融資需求；規定掛牌股票只能采取集中競價，時間優先、價格優先的方式進行交易，與減少價格波動的市場需求相悖；規定委托方式為書面和電話方式，未預見到網上委托會成為券商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徑，甚至成為很多小券商的生存法門；規定券商風險控制采取凈資本單一指標，忽略了成熟市場的監管機構已經發展了一套以充足率為核核心的更為成熟的風險控制辦法。從立法技術而言，證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習慣采用的立法技術之一是規定量化指標。指標確定的依據往往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市場狀況。時過境遷，中國經濟在成長，企業情況在變化，證券市場本身也在發展。針對當時單一主板市場需要的規則，無法適應主板、二板、OTC市場等多層次市場結構的要求；適合當時經濟規模的量化指標無法代表發展后企業的一般情況。具體的發行上市條件、交易規則、結算規則屬于市場規則，需根據市場的變動經常調整，前述具體制度完全可以由證監會的行政規章、交易所的業務規則等層級更低的規則加以規定，證券法屬于市場的根本性法律，修訂周期較長，類似規定似不宜在證券法中出現。前述立法模式源于這樣一種理念：投資者不成熟，市場不規范，立法者有義務規定交易的所有細節。這是一種“理性為萬物立法”的樂觀哲學觀，一種“舍我其誰”的精英心理，一種“為萬世開太平”的救世心態，是一種“致命的自負”。經濟學、法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很多學科的研究已經指出過理性相對市場的弱勢、邏輯面對歷史的無奈。創新是社會演進的源動力、市場是監管者的老師，這些都已成為業界共識。立法者的謙遜心態十分重要。與此相類似，“投資者教育”一度成為口號，但中國的投資者作為個體而言大多是標準的理性人。這里通行的游戲規則不是跑嬴大市，而是跑嬴最后一棒。中國的問題不是非理性投資，而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無理性。監管者和立法者的職責，并不在于“教育”投資者根據某種學術理論進行投資，而應該改變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相對合理的市場行為模式。我們必需承認，行政機關擁有最豐富的監管資源、最充分的專業知識、最便利的監管條件、相對快速的反應機制，因此，在立法技術上，證券法應提綱攜領，抓大放小，規定原則性內容，更多的技術性規則，應授權行政機關和自律性組織來規定。這既滿足市場發展對規則變動的需求，又符合不成熟市場對監管的實際要求。三、解決之道：放松管制嗎很多意見認為放松管制是救市之道，但這樣的理解未免過于簡約。中國證券市場當前的問題，既不是過度管制的問題，也不是缺乏監管的問題，而是同時存在前述兩方面的難題。因此，證券法立法應當同時在收和放兩方面做文章，該放就放，該收則收。何處該放：鼓勵創新、鼓勵開放。相關制度至少包括：引入私募和小額發行等制度，擴大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鼓勵市場的品種創新和交易方式創新；開放相關資金合法入市的渠道；預留多層次交易市場；發揮自律性組織的作用。何處該收：風險控制、投資人保護。這至少包括：健全投資人保護機制；強化并落實承銷商等中介機構責任；完善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機制；合理設計違規罰則；為監管機構配置帳戶凍結權等適當的監管手段?？偟脕碚f，立法理念上尊重市場，立法技術上適當授權，立法內容上張弛相濟，這是本次證券法修訂值得考慮的要素。然而，需注意的是，法律文本本身并不保證任何東西，即便有一部完美的法律，也不能期待好的市場必定出現。法律永遠只是激勵的一維，事物的一面，和聲的一種，最終唱出個什么調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