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論文-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由于人口統計標準的改變，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數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億大關（1.4億），并相繼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這幾個年代和數字因此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國內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帶有鮮明的階段性：“1978年前不敢議及人口過剩問題，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學者都認為清代的人口過剩已十分嚴重”（注：袁祖亮、延勝：中國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清代“人口膨脹”、“人口激增”、“人口飛躍”、“人口爆炸”、“人口奇跡”、“人口危機”等諸多駭人的名詞更不斷涌出，清代人口研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近些年來中國日趨明顯的人口壓力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憂患意識，反映到學術研究，就是很多學者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確實增長過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論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問題，學者們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歷代的戶數和口數（數千萬）與清代相對真實的人口數（數億）作對照，以證明清代的“人口奇跡”。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又使人們不太重視人口史研究動態的發展，造成一段時期內，研究清代人口發展的論文雖然很多，但“大多數論文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頁。）。葛劍雄、李伯重等先生顯然已注意到這個誤區，在各自的論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質疑（注：參見前引葛劍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內容所限，均是點到為止，未作詳論。本文正是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對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數及人口增長率的估計，重新厘清清代人口發展狀況，為更加客觀真實地認識清代中期的人口現象做出努力。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清初人口與明末人口基數直接相關。明末人口經過西方學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統計數字50006000余萬的可靠性，學者們根據各自研究，推測出早在明代中晚期（萬歷年間，1600年左右），中國人口就已愈億，數字在1.2億2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然而，由于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數字再次成為一個無法科學計算的難題，引起了諸多估計與爭論。中國學者的估計略為保守，一度傾向于“以丁折口”的學者，分別將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為14、15、16等，從而根據官方對“人丁”的統計數字1063萬（順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別推算出清初人口當為4000余萬、5000余萬和6000余萬，這種推算法現已基本為學界否定。程賢敏先生根據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逆推出順治八年的人口當為7000余萬（注：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據的基數仍是“人丁”數，所以推測數字顯然偏低。高王凌認為康熙20年代（1682年左右），中國人口約有70008000萬，到1700年大約有9000萬至1億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因早已認定清朝前期的丁數只是賦稅單位，不能代表人口數或成年男子數，所以對清初人口的估計相對樂觀，他們普遍認為，清初人口（17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16501700）當在1億1.5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人口學原理及人口發展史已經證明：人口發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長時期內形成的人口增長速度及其基數，會持久地依慣性向前運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們仍然容易過高估計社會動亂或朝代鼎革之際所造成的人口損失。事實上，戰爭在某些地區對人口雖然有較大力量的損傷，但同時在當地和其他地區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著減少了的人口。即使這種彌補不能使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時間長度內，不會出現驚人的倒退，短期的損失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得到恢復。將時間從清初推后2個世紀，從晚清到民國近一個世紀的動蕩社會可以幫助我們證明這一判斷。從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沖至清代最高值4.3億，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內戰結束，中國社會歷經百年浩劫與滄桑：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的起義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八年抗日、三年內戰大的戰爭歷歷在目，小的戰爭不計其數，尤其是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的運用大大加劇了戰爭中的殺傷率，若按人們以往的邏輯推斷，100年后的20世紀50年代左右，中國人口應銳減至3億、2億甚至更少。幸虧近代經常性的人口統計為我們保存了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寶貴資料。據內務部的統計，1912年的中國人口為4.058億，排除統計數字中的隱漏、不實因素，可以說，從1851年至1912年中國的人口總量至少沒有減少；從1912年至1949年，戰爭的頻率、波及面及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強，葛劍雄先生對此有過簡要論述：“這期間大小戰爭不斷，如護國戰爭、北洋軍閥間的混戰、北伐戰爭、蔣桂戰爭、中原戰爭、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戰爭直接造成的傷亡就相當大，如在八年抗戰中中國的人員傷亡至少有2000萬；從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國民黨軍隊死傷171萬，解放軍方面死傷131萬，失蹤19萬，平民的損失尚無統計。至于戰爭對人口增長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就更大。”災害是扼殺人口的另一張巨手，這期間自然災害的殺傷亦不容忽視，“如1928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長江大水、1932年的華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1931年長江大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89億元，受災人口有253萬戶；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萬畝農田被淹，1400萬人無家可歸，湖北漢川縣29萬人中有22萬人死亡”（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58259頁。）。但就是這樣多災多難的37年，中國人口依然在頑強增長，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甚至直沖5.4億人的新高峰（注：見中國經濟年鑒（1981年），經濟管理雜志社1981年版，國家統計局：19491979年經濟資料選刊。1953年中國大陸第一次進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數字為5.826億。）！把這種現象簡單解釋為“人類抗災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的一種進步”（注：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頁。）是不夠全面的。試想如果歷史沒有留下如此豐富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會作怎樣的猜測呢？由此回頭審視明清鼎革，對其間人口的損耗自當作更謹慎的估計。在人口行為一以貫之的情況下，對明末人口估計數字較高，而對清初人口估計或推算突降，且時間跨度為50100年，這是以短時段現象推測中時段的結果，因而是不恰當的。基于此，我們認為，如果中國人口在明末（1600年左右）已攀升12億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礎上即使沒有增長，至少不會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計，1700年左右的人口總量至少在1.5億左右（同何炳棣說），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基數。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項賦稅政策的出臺，為清朝人口統計標準的變化埋下伏筆。經過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的摸索、實踐，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現接近現代意義上的對全體人員進行統計的人口數字：會計“各省通共大小男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