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運用循證探究等研究方法，探討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理念肇始、應用價值及其運行機制。研究提出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是在多樣化、科學化“最佳證據”的基礎上，多元參與主體為達成預設體育教師教育目標，而對體育教師教育過程進行循環修訂的專業化培養活動，注重體育教師教育者、學術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尋找和應用“最佳證據”協同培養體育教師的實踐知識和循證能力。這擯棄以往以經驗為主導的體育教師培養形式和理念，使一線體育教師成長為優秀實踐者、研究者成為可能，并有助于提升體育教師教育者及教育對象的素養，促進從經驗型實踐轉向基于證據的循證型實踐，科學化推動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模塊化呈現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內容。據此，歸納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運行機制：錨定預設問題，探索待解決的核心問題；尋查多重證據，選擇指導實踐方案的科學證據；綜合評價證據，分析驗證新獲取證據的有效性；整合專業智慧，融入跨學科知識參與方案執行；依效評估反思，將驗證方案轉為新證據。關"鍵"詞：學校體育；體育教師教育；循證教育；教師教育實踐；體育知識生產興國必先強教，強教必先強師。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應不斷“提高教師培養培訓質量”[1]，加強教師隊伍建設。體育教師教育作為提高學科教師培養培訓質量的組成部分，其本質旨為基于內驅力與外動力相互作用下提升體育教師的培養水平，這已成為支撐學校體育向好發展的關鍵因素[2]。尤其是當下伴隨著以“核心素養”為主旨的新一輪基礎體育與健康教育課程改革的實施，這更是對培養一批具備理論性與實踐性知識相結合的體育教師提出更高要求。實踐性作為體育教師教育的基本屬性，是開展體育教師教育活動的邏輯起點。然而，從當下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場域看，仍面臨著“職前體育教師未能適時轉換真實教學場景，忽略理論性的實踐策略學習”、職后體育教師群體針對“教學實踐中所發生的現實問題的自主性研究動力不足”、體育師范生“實踐實習評價內容與方法失真”、體育師范生實踐基地和課程開設不足、校外實踐模式單一[3]等窘境。其中，在體育教師實踐性知識獲取過程中，還掣肘于“體育教師在特定情境要做些什么，仍然很大一部分并不基于證據，而是基于價值和道德規范”[4]的局限。因而，這迫切需要依托新工具和手段，結合新理念，尋求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模式的突破。這種在實踐處境中所呈現的問題也誘發一種新思考，能否運用循證實踐理念來優化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模式，進一步培養高質量的體育教師，即多元教育參與主體基于“確鑿的證據”為體育教師教育提供指導。基于此，本研究從循證實踐理念切入，厘清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理念肇始，探索其應用價值，設計運行機制，以期為新時代推進高質量體育教師教育體系建設提供理論依據與實踐參照。1"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理念肇始1.1"循證實踐理念的產生與演進“循證”意為“遵循證據、觀點、樣本、案例”。“循證實踐”作為“循證”的延申概念，被界定為基于最佳證據清單開展實踐或研究活動，起初來源于嚴謹的自然科學研究，產生于14—16世紀的歐洲自然科學革命。在這一時期，一些社會學家依據思辨、觀測、計算、實驗等研究手段的不同，將理論研究劃分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倡導以“科學化”的形式將理論轉換為“理論的直接應用”，推進循證實踐的“科學化”[5]。17世紀末，生物學學者哈維、赫爾蒙特運用尚未成為主流方法的實驗法，開展血液循環實驗和桶插柳樹實驗。19世紀中葉，分支學科才正式轉變為自然科學。一些生物學家改進基礎實驗步驟，開始在生理學、細胞學等生物領域利用電泳、X射線、激光等工具展開實驗研究。正是受到一些成熟學科實驗研究成果的不斷推動，醫學領域開始探尋醫學研究的客觀規律性。一些醫學領域內的研究者開始逐步重視臨床診療技術的培訓，如帕拉賽爾蘇斯、威廉·哈維等人建立的新式醫學[6]，提倡開展臨床診斷活動時應基于最新、有效研究證據。進入20世紀末期，循證醫學奠基人大衛·斯科特提出，循證醫學是對證據的系統性應用，依據患者的狀態、處境和偏好確定患者的診治方案，主要依賴醫生的臨床經驗、患者意愿系統化評價應用證據，以便對某一具體診療問題進行科學評價。隨著21世紀精準、可控制、可重復循證實踐方式的豐富，循證醫學領域中的方法開始滲透到社會學、管理學、政策學、經濟學、教育學之中，后衍生并形成循證管理學、循證經濟學、循證政策學和循證教育學。1.2"循證教師教育實踐的開展概況循證教師教育源自于美國掀起的“循證教師教育實證研究運動”。1954年美國第一個正式教師教育認證機構成立，隨后“美國教師教育認證委員會”提出教師學習證據，試圖在理論與實踐、標準與證據之間搭建教師教育實踐的橋梁。進入21世紀，美國教育改革不斷尋求以量化指標標定學生學業質量和教師教學水平的“證據”，確定以實驗研究、準實驗研究、質性研究證據為主的《美國聯邦教育部證據指南》。2002年美國開始著手推動教師教學證據庫的建設，隨后美國頒布《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和《讓每一位學生成功法案》均強調基于證據的科學研究，提出建立“隨機化實驗”和“原因-效果”關系的證據假設驗證[7]。2018年5月美國教育者培養認證委員會（CAEP）頒布修訂版教師教育認證手冊，提出“證據”在認證過程中的真實應用。該手冊構建“質量保障和持續改進標準，準教師知識掌握和運用標準，教師教育臨床實踐標準，生源質量、招生和認證標準以及準教師培養結果標準”五維度證據體系。新西蘭作為教師教育水平領先的發達國家之一，其在三年制“學士”、“+1”本科和“+1”研究生3種教師教育實踐模式中，提倡基于重點教學任務的過程評價。從課程設置看，教師實踐實習分布在不同的學制學年或學期之中。此外，在英國實施的教學與學習研究計劃（TLRP）的近20個跨計劃主題分析中，提出技術增強學習的循證研究工作，制定十項“循證”原則，創建教育從業循證證據資源庫，以有助于讓政策制定者和從業者更容易獲得教育研究的結果。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師范大學視察時指出，要找準教師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切實深化教師教育實踐改革。這一重要講話對引導我國“以實踐問題為主導”的高等院校體育教師教育提供根本遵循。目前在國內，循證教師教育實踐已不是一個新詞，教師教育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建設文科實驗室，依靠心理學、醫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范式，收集互證的研究證據。這既為驗證一些較為抽象的教師教育研究項目是在自然真實的環境中發生的，也是旨在通過交互分析更好地認識和評價教師教育實踐。1.3"國外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應用與發展2003年日本在頒布的《健康增進法》中，提出基于體育教師教育的政策制定應趨向基于科學證據的循證實踐模式轉變[8]。2016年芬蘭在《教育關鍵計劃改革》中提出，在體育教師教育過程中應基于循證的方式下為“準體育教師提供新的實踐模式和數字化資料，在教育過程中體育教師教育者應該講授如何激勵體育教師向學生傳授多樣化的實踐創新方式。2017年新西蘭教學委員會頒布《我們的原則與標準》，其中綜合課程教學類部分提出，應關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實踐聯系。對此，奧克蘭理工大學在綜合課程設置時“重點關注社會科學、健康與體育和藝術的整合”[9]。2018年加拿大頒布《加拿大增加身體活動、減少久坐生活的共同愿景：讓我們運動起來》，該政策強調循證與證據創新，倡導社區、政府、學校與體育教師協同合作。美國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是基于教師職業成長過程中的教學實踐、課程和評估實踐，并向利益相關者倡導基于標準和證據的項目[10]。近年來，美國八大新教育研究生院也先后提出將理論和研究與體育教師課堂上真實發生的經驗相結合，要求體育教師能夠在職前階段掌握使用案例研究、文獻研究等手段分析實踐教學關鍵問題的能力。縱觀國外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發展，多數國家關注“證據”在職前、職后體育教師教育中的支撐作用，強調體育教師對學科內容知識和學科教學知識的實踐運用[11]。誠然，現如今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教師教育的新取向，正推動以證據為結構要素的21世紀體育教師教育系統的變革。1.4"國內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理念的發展通過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關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可以明晰，我國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總體表現為“體育教師教育的‘多元化實踐樣態’正逐漸形成”[12]，呈現為由零散到系統、由職前到終身、由封閉到開放的發展態勢。進入新發展階段，目前循證實踐理念已在體育教師教育活動的開展中逐漸顯露出來，當下關于循證實踐理念在體育教師教育中的初步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第一，政策中所涉及的關于開展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內容，主要散落在國家教師教育政策、培訓指導方案或培養標準中。近年來，我國相關部門陸續頒布《新時代基礎教育強師計劃》《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關于實施卓越教師培養計劃2.0的意見》等政策，其中涵蓋如何指導開展培養職前、職后教師的實踐應用能力。2021年6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體育與健康〉教學改革指導綱要（試行）》提出，完善體育教師教育實踐評價，注重體育教師實施教研活動與實踐結果。這從側面反映出，需要形成對體育教師科研能力和實踐能力的證據評價，以此最大限度填補體育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應用之間的差距。隨后，教育部辦公廳所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優師計劃”師范生培養工作的通知》中，也提到應積極引導師范生，結合從教所需制訂培養和學習計劃，倡導體育教師教育者應以證據為基礎，考慮現實情景中的教育問題與學習目標需求，培養好體育教師的“循證素養”。此外，《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年版）》《教師專業標準（試行）》《教育專業師范生教師職業能力標準（試行）》等的實施，也是旨在基于教師教育標準下促使體育教師獲得更好專業化、理論化與實踐化發展。第二，師范類專業認證背景下，基于證據清單的高等院校體育教育專業人才培養的效果評價。早在2016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師范生教育實踐的意見》已提出，師范生教育實踐是教師教育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構建全方位的教育實踐內容體系，完善多方參與的教育實踐考核評價體系，這對開展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提供指導與參照。2017年10月教育部正式印發《普通高等學校師范類專業認證實施辦法（暫行）》，其中提出應用學校舉證與專家查證相結合等多種認證方法，監測評價師范類專業教學質量狀況。近年來，為順應國家師范專業認證，實現“以評促建”“以評促改”，諸多綜合類和專業類院校開始尊重客觀培養事實。從當前高等院校師范類專業認證的背景看，其中專業建設與實施過程中的“反向設計，正向施工”“產出導向與持續改進”“實踐評價”環節理念就已基本具有“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特征。通過收集整理、分級歸類大量實證性培養信息和數據后，舉證評價體育師范生培養質量，提倡以“證據”為評價支撐的體育師范類專業認證。其中，依托“多樣化證據清單”開展體育師范生專業認證，為職前體育教師教育提供強有力的評價保障。第三，體育教師教育過程中的實踐課程、專業化實習、繼續教育、教學研究等，這包括但不限于針對職前體育教師的實踐教學方法學練、課外體育活動指導、課余訓練與組織競賽，入職體育教師實踐教學能力評測、實踐技能考核，職后體育教師繼續教育培訓、體育課程標準與教材學習以及其他相關實驗研究活動等。早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后，國家體育總局在全國高等院校布局一批結構優化、硬件條件較優的重點實驗室，基本促成具有循證理念的體育學科實證研究形式。此后，大部分體育專業院校也在解剖學、運動生物力學、人體生理學等領域設置實驗室。但是一些院校輔助體育實踐教學的體育教育實驗室建設較少，難以通過實驗教學將理論知識教學同實踐教學等方面相結合，未能有效地對職前體育教師教育提供科學化的實踐教育支持。此外，國家頒布的《高等學校體育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強調，高校應根據體育專業培養方案制訂實踐教學計劃，“突出課程的實踐內容，規范實踐教學程序”[13]。2023年11月北京師范大學主辦“循證教育決策與實踐：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國際研討會。在會中，北京朝陽區被設立為全國首個循證教育試點區域，目前有陳經綸中學等8所學校正在參與包括體育學科在內的課堂技能教學、組織與管理、師范生實習效果評價等方面的實驗。1.5"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核心理念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強調，一名體育教師的專業成長“并非僅是知識的積累，而是需要其親歷的一系列真實場景中的專業實踐活動”[14]，更需要其在實踐中確立體育教師的角色歸屬、職責任務以及理想信念。或可言，這將有助于突破傳統體育教師教育中理論教學與實踐體驗的二元對立[15]。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雖倡導“實踐”品性，但并不能拒絕其“理論”品性，更不意味著實踐可以僭越理論，如果僅是機械地把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理解為排斥理論顯然是錯誤的。從廣義上而言，體育教師教育實踐主要是包括體育教師職前培養、入職教育和職后發展3個方面，其體現為一種體育教師教育者圍繞如何促進體育教師專業化發展而開展的活動。從狹義上而言，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特指職前體育教師（體育師范生）培養過程中的實踐類課程、實踐模式、實習形式、競賽組織等。而本研究探究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側重點主要聚焦于對體育教師循證實踐意識和能力的培養，關鍵在于通過現實問題、搜集多樣化證據、評估證據等級、號召運用多元參與主體的智慧等對體育教師進行教育或培訓，促使體育教師在未來體育教學工作中能夠使用證據來佐證自己的教學決策、教研結論等。主要作用體現為：一方面是基于證據清單為培養體育教師提供科學化的支撐；另一方面則是主要通過融通體育教師教育參與主體（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者、教師教育者）的專業化智慧，基于“國家政策引領、學術理論研究、教師教育實踐知識”等方式可持續性地提升體育教師教育質量。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核心理念主要體現為：第一，改變以往體育教師教育者按照“經驗論”、慣常思維或者自己所擅長的領域選擇行動策略。已有研究表明，在體育教師教育者對教學活動的理解（自我經驗）制約著體育教師的培養水平[16]，而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可將以直覺為基礎的經驗型實踐轉向以證據為基礎的循證型實踐。第二，彌合體育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割裂，可以進一步提高體育教師教育研究與實踐的科學性與權威性。第三，重視體育教師群體在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幫助體育教師更好地理解教育理論與方法，同時重塑體育教師教育者和體育教師知識生產之間的關系，關注體育教師自我賦能。第四，為體育教師教育提供科學化、專業化、標準化的指導，節約體育教師教育者、學術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在探索、整理、分析解決體育教師教育問題中的時間。2"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應用價值2.1"證據驅動方式有利于推動從主觀經驗判斷向證據學習轉化主觀經驗多來自于個體經過實踐而取得知識和技能的綜合認識，體現為個體對一項事物“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體育教師教育者都在追尋培訓體育教師主觀學習與實踐應用相結合的科學化方法。誠然，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所體現的即是體育教師教育理論知識與體育教育實踐課程、實踐模式之間的證據學習，這并不是僅靠主觀經驗對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進行決策，旨在促成體育教師問題解決與知識能力培養的統一。正如本雅明所言“現代世界的經驗是破碎的，經驗不同于認知，它受到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疇的約束”[17]，使之未能有效呈現出事物的本質面貌。同樣在現實場域中，一些體育教師教育者往往也會忽略一些新事物在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活動中的影響，常常按照慣例的傳統思維或者自身所擅長的解決方式、工具和思路，較為主觀地選擇培養行動的實踐方案和策略。這也促使大多數體育教師教育實踐質量受到體育教師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自身教育知識水平的制約。而基于證據、依靠證據的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恰適可以改善這一不足之處。從另一方面而言，由于現實中的體育教師教育實踐行為是伴隨不同場域、不同受教情景而不斷隨之變化的，所以主觀經驗往往會掩蓋體育教師教育現實的復雜性，致使其主體因固化思維束縛且阻礙現實場景中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開展。最終使得體育教師教育方案的科學性、謹慎性和嚴密性遠遠不夠，不足以提升被教育者的實踐能力和豐富實踐知識的獲取。即使是體育教師教育領域內的高水平專家和學者，也不能保證其主觀經驗、研究假設、因果關系的分析不存在任何漏洞和誤判，更不能保證其主觀猜測的應用適用范圍和實踐對象。處于體育教師教育數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術爆炸的時代，如果在制定一項體育教師教育方案時還是僅僅停留在依靠直覺經驗，那么將容易導致體育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相偏離。因此，循證實踐理念融入體育教師教育，能夠基于不同等級的證據有效解決體育教師教育實踐中的問題。這是依據不同類型的“證據”所決定的，既可以促進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質量的螺旋式上升，也可以使基于主觀的經驗與基于證據學習更好統一。2.2"證據識別與應用可提升體育教師教育者和體育教師教學素養新時代培養高水平的體育教師隊伍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學校體育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主要任務。因此，這需要在體育教師教育過程中，不斷探索將理論與實踐有機融合的循證教育效率。因為，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不僅需要在依靠研究證據的基礎上為體育教師教育過程提供依據，其也“需綜合評價證據和循證素養納入教師培養內容之中”。所以說，在本質上則是提倡在體育教師教育過程中，把評估的主體、內容和客體以及效果置于客觀證據之上。正如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新時代基礎教育強師計劃》指出，提升教師專業素質能力；2023年教育部頒布《關于實施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養計劃的意見》提出“為中小學輸送一批教育情懷深厚、專業素養卓越、教學基本功扎實的優秀教師”。顯然，在“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和“培養高素質體育教師隊伍”理念之下，不斷加強體育教師教育者、職前與職后體育教師群體的教學素養水平，需通過學術研究成果、實踐證據應用等循證方式，培養體育教師教育者和體育教師群體的循證素養與能力。這“有利于促使體育教師專業發展從工具理性回歸價值理性”。此外，既往傳統上的體育教師是依靠個人和他人主觀經驗解決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但是循證取向下的體育教師則需要有意識地借助研究證據來反思和指導行動，打破經驗固有的體育教學方式依賴。也可以說，循證實踐理念融入體育教師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即是強調“客觀證據”的重要性，期望把“證據”作為“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之間的銜接橋梁，主張證據滲透到教育和教師教育實踐之中，其目的在于如何審慎、準確、明智地應用當前所獲得的最佳證據，并通過證據拓寬教師的判斷。這是一種以“證據化”為核心解決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問題的新范式，在改善體育教師實踐學習能力具有關鍵作用，同時對提升體育教師教育者及培養對象的循證素養和教學素養也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譬如，在體育教師教學實踐過程中識別和運用“證據”，既需要根據原先的方案設計和論證邏輯評判證據的可靠性，也需要掌握多樣化體育課堂的實踐教學方法和搜集教學文獻的素養，選擇使用最佳教學證據以整合到預設解決方案之中。2.3"多方參與主體合力優化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當下在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場域仍存在政策制定難以滿足實際、政策內容認知不足、政策執行偏離和失真等問題，所以在體育教師教育過程中制定科學化、專業化的政策方案和執行策略時，離不開多方參與主體基于“理論證據和實踐證據”所得出的智慧支撐。循證理念與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相銜接，不僅僅是為調節各層級政府部門與體育教師群體之間的平衡關系，滿足體育教師等相關群體的利益訴求，而且也是調節、平衡、促進體育教師教育目標與學校體育發展之間的關系，明晰體育教師個人權益、職業發展、規范個人品德以及提升自我理想信念，是一個相輔相成且環環相扣的動態性實踐指導過程。比如，在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層面，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更加注重證據支撐下的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反饋。正是由于體育教師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需要遵循科學性原則，采用正確的方法和科學的手段，因而將循證實踐理念融入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可以對論證復雜、不確定性和持久的體育教師教育問題可作出有效回應，可以證據而非意識形態參與體育教師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評估，進而在更大程度上使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能夠建立在量化證據之上。目前關于體育教師教育政策的證據來源廣泛且類型多樣，分為高水平證據、中等水平證據和低水平證據，具體包括但不限于對體育教師的范圍性實地訪談、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識和智慧、文獻研究數據庫以及實驗設計等。優點體現為：各個主體能在問題分析、目標確定、方案設計論證與選擇階段，剔除與之無關的數據和信息，打破信息壁壘，跨界跨學科合作，正確使用最佳證據以提高政府決策的效率與合理性，使體育教師教育者和教師等主體的執行行為具備理性，從而避免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隨意性和主觀性。除此之外，可以應用識別問題的等級、政策經驗以及優化方案，確定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最佳矯正時間，使其從原始數據向證據再向政策的科學轉化，以增加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執行成功的幾率。可以說，基于最佳證據分析的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對提升體育教師教育政策的解釋力、執行力具有關鍵輔助效能，有助于增強體育教師教育者和教師教育決策的科學性。2.4"依實獲證有利于多元化建構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模式從知識生成途徑而言，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是體育教師教育實踐主體基于體育學科的知識邏輯，依據自身所需的教學技能和經驗，不斷優化其自身知識儲備的過程。體育教師教育理論轉化為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需要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將循證理念融入體育教師教育，探索基于證據的知識生產模式，可將其視為一項高等院校體育教育專業化改革進程中的體育教師教育方式上的創新，也是高等院校體育教師教育實踐課程內容和專業實習模式改革的一種有益補充，可以為豐富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模式的多元化途徑、培養體育教師的證據應用素養提供理論層面的支撐。近年來，得益于國內外體育教師教育研究范式、學術概念、主體論域和分析工具等方面的成熟，我國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基本實現以“體育教師教育”為核心的一系列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本土化。然而，鑒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目前仍然存在的思辨性、直覺性和經驗性等研究瓶頸，體育教師教育知識生產也囿于此種生產困境之中，但是循證視域下的體育教師教育知識作為理論性知識與實踐性知識的統一。其可以透過真實的體育教學過程和教育環境，引導體育教師進行課后省思，促使體育教師成為主動探究自我實踐教學活動的主體。此外，也能通過體育教師實踐教學虛擬仿真或探究式學習的方式，總結梳理的“經驗”性體育教師教育方案進一步轉化和遷移為自我角色的認知，提升體育教師“研究者”的身份認同效能，強化體育教師的再學習信念，使其能夠自覺開展學校體育教學研究，加入知識生產者的行列。比如，體育教師教育者可以依據體育教師教育證據庫的構建，運用多元化、高質量的證據改進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效果，為準體育教師或職后體育教師的知識建構提供技術支持。同時，也設計體育模擬課堂實踐性教學、體育教師實踐教學虛擬仿真、課堂實踐教學模擬評估與反思等形式，采用3D建模、語音識別、人機交互、語義提取等技術建構體育教師教育課程實踐教學場景。例如，虛擬仿真可以模擬逼真的體育場館、實踐教學環境、授課對象、模擬各種體育活動，使用高級傳感器和運動捕捉技術實時采集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數據證據，確保被教育者在結束后可以做到有據可依、有據可循的知識再學習，助力其知識獲取，進而提高其知識儲備水平。3"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運行機制3.1"錨定預設問題：依實明確待解決的問題與目標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首要目標，是“以證據為依據解決體育教師教育中的實踐問題”。其以查尋多元化的材料為方法挖掘科學最佳證據，進而解決、改進和提升體育教師教育問題、方略與質量。2019年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指出，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以重大教育戰略問題和課堂教學實踐問題為主攻方向，提倡問題意識應貫穿于整個教育研究之中。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從本質上反映的是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背景下對體育教師教育科學化的追求，秉承著證據驅動下的持續性改進理念，以求適時對體育教師一體化培養過程進行質量管控，助推體育教師教育在課程、培養方案和實習內容等方面的創新。現如今在體育教師教育的現實場域中，遭遇著諸多的不確定性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歸結但不限于為體育教師教育者、準體育教師和在職體育教師“學什么”“為何學”“如何學”“怎么評”“誰能教”[18]的問題。具體來說，比如，體育教師教育者的實踐教學內容、體育教師教育方案的可行性問題、體育教師教育課程設置問題、體育教師教育者的評教問題、體育師范生實習質量水平問題等。所以說，只有解決體育教師教育中的關鍵問題、代表性問題，才能實現體育教師教育的突破。鑒于此，多元體育教師教育參與主體可以聚焦體育活動參與過程的真實場景問題，確定學習主題，不斷審視自己的教學問題。在基于有力證據對其佐證的基礎上，走出核心問題泛化誤區，捕捉、發現體育教師教育中出現的問題類型以及問題來源。同時，通過進行論證、商議、決策，強化評價可操作性，探究不同問題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充分發揮以評促學、以評促教的雙重導向作用。最終從實踐層面，提升體育教師教育者和體育教師的教學意愿、循證能力及其教學素養，最終促使“人學在場”的體育教師教育由理論真正走向實踐。3.2"尋查多重證據：選擇指導實踐方案的科學證據首先，尋找最佳的證據是開展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過程中的必要手段。科學證據具有“揭示自然或社會現象背后普遍性規律的一類證據，可以通過嚴謹的科學方法得到具有可重復檢驗、可預測現象的未來走向等特點”[19]，一般包括最優證據、次優證據。最優證據通常指通過隨機對照試驗、元分析而產生的研究結果，質性研究結論、專家意見或個體經驗等嚴謹性較低的研究被認為是次優證據。科克倫等提出應在對持續的教師職前培養、職后培訓的縱向研究中，積累有關教師學習和表現的可靠數據是一項必要的工作，這些數據可以為提供最佳證據提供量化層面上的積累。目前循證體育研究證據類型主要包括實地調查結果、相關關系研究的研究結果、隨機控制實驗或準實驗結果、質性研究證據、對話和話語分析的證據以及基于個體學識的思考所產生的研究證據等，具體如已經發表的同行評議論文或專著教材、國家或地方性體育教師教育政策文件、優秀體育教師培養案例、知名專家學者的話語或校內體育師范生培養方案等。其次，可根據證據的多樣化特征，獲取體育教師教育的循證證據途徑包括文獻計量分析法、社會網絡分析法、隨機對照試驗、回歸分析、案例對比分析等研究方法。當下一些研究認為搜集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的科學證據，應該采取具有互補優勢的混合研究方法。再次，可以利用數智化數據共享技術、智能圖譜技術，構建符合中國特色的專業化、結構化、高效率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收集平臺。建立循證體育教師教育證據庫，提高證據的多樣性，也可以系統考察與尋找最佳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使多樣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產生關聯關系并匯聚衍生開來。最后，形成大容量、多樣化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樹”“證據集”“證據鏈”，并將這些證據庫運用于體育教師教育學術研究、體育師范生培養、職后體育教師繼續教育或體育教師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之中。3.3"綜合評價證據：分析驗證新獲取證據的有效性證據的有效性取決于證據的權威性、信用性與關聯度，而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水平的高低需要一個可以評價其質量優劣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標準。循證實踐理念融入體育教師教育則是擯棄大多數傳統體育教師教育實踐中以個人經驗為主導的傾向，突出以證據清單為教育基礎，通過分析驗證新獲取證據的有效性，選擇體育教師教育方案。也可以說開展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并不是漫無目的和毫無章法開展體育教師教育活動，而是在尋找有效證據的基礎上力求實現體育教師教育的科學性。從方法的嚴謹程度、評價證據的等級和新證據的信效度而言，循證取向下的體育教師教育綜合評價證據的過程，也是對所尋找到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類型、證據質量、指導功能、應用方法等進行綜合評價的過程，其常常遵循“常識—反思—評估—實踐”的規律，這一階段的主要目的是對前一階段所收集到的文獻證據進行評估。根據已有相關研究成果[20]，目前按照證據的效度和信度可以把循證體育教師教育證據劃為6級：一級，隨機對照實驗；二級，對照組實驗；三級，前后對照實驗；四級，相關研究；五級，案例研究；六級，傳聞或訪談。其中，“最佳證據”需要滿足相關性（即證據直接來自相關實踐研究）、充分性（即證據與證據之間相互支撐）、真實性（證據切實反映實踐客觀情況）3個條件。一級可信度最高，六級可信度最低。衡量證據的標準有：一是尋找可信度和信用性較高的體育教師教育證據來源；二是梳理出同一類型的證據集合體，分析其中新證據是否具有驗證的的必要性；三是梳理證據集合體中是否存在與核心主題沖突或矛盾之處。現如今對此評價進行審辯式判斷，可以發揮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在搜集和分析數據上的優勢，采取系統評價或普通綜述的方法進行定性分析，再結合前測結果、教師個人經驗、教學預設需求、客觀教學條件、專家小組論證等多方面因素進行綜合評估，從而將不同的單線條證據整合為綜合的交叉證據網，以此尋找出最優證據群。也可加快建設體育教師數字化證據評價平臺，將數字技術嵌入到“學-考-評-研”體育教師“數字化教育證據”的評價場景中。3.4"整合專業智慧：融入多主體知識參與實踐方案訶本等認為學術型實踐者既需要現實問題的探究能力，而且也應需將方案應用到實踐環境中，其兩者體現的共同性即是融入多方智慧提升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方案的科學性和嚴謹性；體育教師教育不能坐而論道，必須起而行之，這是區別于其他學科教師教育最為顯著的內核特征。同樣如此，循證體育教師教育實踐作為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概念的周延，其最終目的是要探究體育教師的成長因素和培養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需要遵循綜合評價的科學證據，而且還需要方案優化者、執行者和參與者在循證實踐過程中逐步積累多種體育教師教育實證結果。由于現實中體育教師教育實踐問題已無法通過已有的方法和工具設計有效的行動方案，這要求多元主體拋棄以往“以主觀經驗制定”的低效率方案，默會多元體育教師教育參與主體跨學科、跨領域知識的介入和參與。并需在此之中，把環境資源、條件制度納入多主體智慧參與的實踐方案中，既要重視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情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應充分考慮體育教學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等條件的限制。如通過觀看同行的教學表演或交流教學思路向同行學習，以及根據排練反饋和視頻教學分析編輯課程計劃。目前依據各個參與主體職能和角色，關于循證體育教師實踐的參與主體主要劃分為4類：一是體育教師教育研究者，可以為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提供理論證據的支持；二是體育教師教育實踐者，是體育教師教育實踐過程中的執行者，可以為活動進行提供人力保障；三是一線體育教師和學生，他們作為體育教師教育實踐活動的實踐對象，是整個目標實現的載體；四是體育教師管理者，一般是體育教師政策制定者、學校或與之相關的政府部門，他們負責制定和執行體育教師教育指南與標準。總之，將多方參與主體的專業智慧納入體育教師教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