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詞類研究（4篇）第一篇：新世紀以來，現代漢語詞類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近十五年來，學者們通過著作、論文、專題會議等形式對漢語詞類問題進行了討論。關于功能觀、“包含模式”論、意義論等詞類觀的研究不斷深入，其中，功能觀內部以及功能觀和意義論之間爭論激烈。關于漢語詞類其他方面的研究，其領域也不斷擴展。本文從研究概況、學者主要觀點和爭議點等方面入手，以期對新世紀以來現代漢語詞類問題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和總結?，F代漢語詞類表述功能典型范疇名動包含模式一、新世紀以來漢語詞類研究概況詞類劃分問題一直都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重大問題，貫穿于整個漢語語法研究的歷史過程。進入新世紀以后，漢語詞類研究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研究視野以及研究領域更加開闊。2000年以來，出版的著作有：郭銳（2002）《現代漢語詞類研究》，馬彪（2002）《詞類問題探索》，胡明揚主編（2004）《詞類問題考察續集》，邢福義（2004）《詞類辯難（修訂本）》，徐艷華（2007）《漢語實詞語法功能考察及詞類體系構建》，袁毓林等人（2009）《漢語詞類劃分手冊》以及袁毓林（2010）《漢語詞類的認知研究和模糊劃分》等。近十五年來，發表在期刊上的以漢語詞類為主題的論文共計172篇，具體涉及內容統計如下表：2000年以后也有很多關于現代漢語詞類問題的專題討論。2005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安徽師范大學聯合主辦了“紀念漢語詞類問題大討論50周年專家座談會”。2010年6月，第十六次現代漢語語法學術討論會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就是詞類問題。2011年3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和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了“高名凱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紀念高名凱先生誕辰100周年”。與會者認為需要重新審視20世紀50年代“詞類問題大討論”后的漢語詞類研究問題，吸收高名凱詞類理論中的合理之處。2014年10月，華中師范大學舉辦了“漢語詞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中心《語言學論叢》雜志社也通過這本雜志多次討論漢語詞類問題，論文收錄在《語言學論叢》第1、4、7、23、27、33、40、41、45、46輯。二、新世紀以來詞類研究主要觀點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史上，曾對詞類劃分的標準提出過不同的觀點。呂叔湘（1979）在《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中指出，句法功能標準是一般語言劃分詞類不可缺少的標準，漢語尤其需要依據這個標準來劃分詞類。朱德熙（1985）《語法答問》認為劃分詞類的根據只能是詞的語法功能，讓詞性依附于詞，主要看詞與詞之間的結合能力。目前的現代漢語教材，如黃伯榮和廖序東《現代漢語》、邵敬敏《現代漢語通論》等都采用呂叔湘、朱德熙的觀點。呂、朱的觀點成為新世紀漢語詞類研究的起點。詞的語法功能主要體現為詞的分布特點，因此，在詞類劃分的問題上就要以詞的分布作為依據和標準。新世紀以來，許多學者提出的詞類觀點都是對這一觀點的繼承和發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徐艷華、袁毓林、郭銳的研究。2000年以來，徐艷華發表了論文《基于語料庫的基本名詞短語研究》（2008）、《基于大規模語料庫的名詞再分類研究》（2010）等。她贊成“用句法結構作為實詞歸類的測試環境，主張徹底按照詞充當句法成分的功能來劃分漢語詞類”①。她在出版的論著《漢語實詞語法功能考察及體系構建》（2007）中采用統計輔以內省的方法，詳細考察了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中高頻的3514個詞的語法功能，構建了語法功能信息庫，并以信息庫中統計的數據為依據，徹底貫徹“按照詞的語法功能劃分詞類的標準”，依據“句法功能完全相同即為一類”的原則，對3514個常用詞進行分類，最終分出676類。其中一詞一類的共有364類，兩詞一類的共有107類，三詞以上同類的共有205類。袁毓林的詞類觀體現在其發表的系列論文上，如《一個漢語詞類的準公理系統》（2000）、《基于隸屬度的漢語詞類的模糊劃分》（2005）、《現代漢語虛詞模糊劃分的隸屬度量表》（2005）、《數量詞模糊劃分的隸屬度量表》（2005）、《關于等價功能和詞類劃分的標準》（2006）、《詞類性質的證偽性測試和本體論檢討——從科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角度看》（2006）等。此外，新世紀以來，袁毓林出版的著作有《漢語詞類劃分手冊》（2009）、《漢語詞類的認知研究和模糊劃分》（2010）。袁毓林同意朱德熙先生的觀點，認為詞類是語法功能類，并且用科學哲學中的證偽性測試來考察功能說。針對完全依靠分布又分不出類的問題，袁毓林提出了漢語詞類是一種原型范疇的理論，并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操作程序：“對于典型成員，采取公理化的方法，用具有區別性的分布特征下嚴格定義；對于非典型成員，采取模糊數學的辦法，建立個別詞類的隸屬度量表，據此對有關的詞類進行隸屬度分析，定量化地確定它們的詞類歸屬，從而實現漢語詞類的模糊劃分。”②郭銳《現代漢語詞類研究》（2002）詳細地闡述了他的詞類觀。他認為詞從本質上說是詞的意義類型，并將這種語法意義叫作表述功能，即詞在組合中的意義類型，如：陳述、指稱、修飾等大的類型，以及實體、位置、計量單位、數量、指示等小的類型。簡而言之，郭銳認為：“詞類實際上是以詞的詞匯層面的表述功能為內在依據進行的分類?！痹谠~類的具體劃分上，郭銳認為詞類是一個層級體系，他把漢語的詞類分成4個層級上的大類，共18個基本類。事實上，詞的表述功能難以直觀衡量，所以郭銳在劃分詞類體系時實質上仍采用語法功能的標準。以上三種觀點，徐艷華面向計算機應用，主張嚴格按照句法分布來劃分詞類；袁毓林在詞類本質上堅持分布觀，在具體劃分標準上提出原型范疇理論，通過典型成員和非典型成員來實現詞類的劃分；郭銳在詞類本質上提出表述功能的新觀點，在具體劃分上又采用語法功能的標準。前者嚴格踐行了朱德熙的分布觀，后兩者則在分布觀中尋求理論解釋。（二）沈家煊“包含模式”論新世紀以來，沈家煊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分布觀的詞類觀。他發表了《漢語里的名詞和動詞》（2007）、《我看漢語的詞類》（2009）、《“名動詞”的反思：問題和對策》（2012）等文章來闡述自己的詞類觀。在詞類本質問題上，沈家煊對朱德熙的分布論沒有異議，認為漢語詞類也能和句法關系掛上鉤。在具體劃分的問題上，沈家煊針對“這本書的出版”，認為按照“簡約原則”，不能說“出版”已經名詞化，但是可以說它仍然是動詞則違背了“擴展規約”。因此，漢語的詞類問題存在著滿足“簡約原則”就違背“擴展規約”，滿足“擴展規約”就違背“簡約原則”的困境。為擺脫這一困境，沈家煊提出了不同于印歐語“分立模式”的“包含模式”。他認為漢語的詞類系統中，實詞類屬于“包含模式”：漢語“名、動、形”三者之間是包含關系，形容詞作為一個次類包含在動詞類中，動詞作為一個次類包含在名詞類之中。雖然是包含關系，但是三者仍然保持自己一定的獨立性。按照包含模式來劃分詞類，則能有效的解決漢語詞類問題存在的這一困境。由于國內城市化進程不斷取得新成效，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使用鋸材消費略增，但整體木質家具使用橡膠木的減少，影響我國鋸材進口。周韌《“N的V”結構就是“N的N”結構》（2012）一文表達了對沈家煊包含模式的支持。周韌從句法范疇出發，從某一類詞在某一句法成分上實現其組合變化的能力來論證詞類與句法的對應關系，以此來支持漢語詞類的包含模式。文章論證了漢語名詞具有“［+N，-V］”的句法特征，動詞具有“［+N，+V］”的句法特征，那么，著眼于名詞和動詞都具有［+N］的特征，就可以把它們合并成一類。（三）意義論上個世紀，呂叔湘在《漢語語法分析問題》（1979）中認為“意義不能作為主要的依據，更不能作為唯一的依據，但是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參考項”③。他也在《關于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1954）中提到過“如果一種分類法的結果有跟詞義大相沖突的地方，準保不受歡迎”④。呂叔湘肯定了意義在劃分詞類中的重要作用。新世紀以來，也有學者支持以意義為標準劃分詞類的觀點。石定栩在《漢語詞類劃分的若干問題》（2009）一文中建議用詞的意義作為劃分詞類的根據。他認為，由于實詞在交際中所表達的對象是確定的，因此實詞可以做到詞有定類，且實詞所表達的對象是一定的，所以很少會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兼類，而且可操作性比較強。任鷹《關于詞類本質的再思考》（2012）認為，語詞作為一種表意符號，其分類的本質就應該是它的語義范疇特征的區別。他認為語法意義與語法功能是聯系在一起的。語義范疇對語義功能起著決定和制約的作用，意義決定功能，功能反映意義。劃分詞類系統各個層級的類別就是尋求意義與功能的同一關系。不過，這些學者僅是從理論上證明了用意義作為劃分詞類標準的可行性，并沒有提出一套具體劃分詞類的方法。三、新世紀以來詞類研究的爭論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對現代漢語詞類的本質以及劃分的標準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所以關于現代漢語詞類問題的爭論也主要集中在這里。（一）分布觀內部的爭論徐艷華《漢語實詞語法功能考察及詞類體系構建》（2007）指出部分分布觀存在的缺陷。她認為一個詞類的總體功能與其中部分詞的功能存在很大的差異，即便是同一個詞類的成員，它們的功能也可能相差很大。其次，用主要功能來劃分詞類的前提就是詞類已經存在，可實際上詞類是未知的，這樣就存在邏輯上的循環論證。袁毓林（2006）對郭銳的“詞類的本質是表述功能”“詞類是語法意義（表述功能）類”提出質疑。他認為：“表述功能屬于語義的概念，離開句法功能和分布，討論詞類會變得模糊不清。加之表述功能的定義和類別的不清楚、詞語的表述功能跟意義的概念類別缺少對應性、詞語的表述功能跟句法功能的對應關系的復雜性，這些都使得表述功能論難以自圓其說。”⑤郭銳在《現代漢語詞類》（2002）中反駁袁毓林的“分布的家族相似性”，認為這一原則操作起來不可靠。原型論沒有給出一個確定詞類原型的方法；在具體分類時同一個詞可以根據不用的分布特征歸入不同的類，是憑感覺行事；按照這樣的原則，所有的實詞幾乎都能歸成一類，這樣就違背了給詞分類的初衷；最重要的是，原型論在邏輯上存在循環論證的問題。徐艷華、袁毓林在詞類本質的問題上都繼承了朱德熙的分布觀，只是在具體劃分詞類的方法上提出了進一步的發展。郭銳在詞類本質上否定詞的分布，但是在具體劃分時又要根據語法功能間的相容性及相關規則來確定分布同詞性的對應關系。（二）分布觀與意義論的爭論任鷹在《關于詞類本質的再思考》（2012）一文中提出了分布悖論，分布論劃分詞類的目的與詞的分類依據和標準有所背離；在分布特征的選擇和運用上存在著“先入為主”的主觀認定模式和“循環論證”的檢驗方式。而反對意義標準的學者認為意義是不能直接觀察的，很難把握。袁毓林《漢語詞類的認知研究和模糊劃分》（2010）也在姑且假定“事物、屬性、動作”等所謂的（語法）意義類別是可以明確定義的前提下，論證了“詞類是（語法）意義類”通不過偽證測試。（三）詞類有無的爭論高名凱（1953）《關于漢語的詞類分別》認為詞類要根據詞的形態來劃分，漢語無形態，因而無詞類。高名凱（1960）《關于漢語實詞分類問題》補充論證：漢語無形態，只能根據詞的用法來分類，但由于漢語詞類的功能很多，一個詞可以同時用作名詞、形容詞、動詞，因此每個實詞都是多類的，這就等于沒有詞類。2011年，高名凱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上，高名凱的詞類觀點被拿出來重新討論。劉丹青《高名凱學術精神的恒久價值與現實意義》認為高名凱的觀點在邏輯上是有效的，而且沈家煊的“包含模式”說明高先生當年對漢語實詞分類的質疑的確有內在的合理性。陸儉明《高名凱先生的治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兼談動詞形容詞“名物化”問題》也認為高先生的觀點是符合漢語的語言實際的。史有為《此詞類與彼詞類——從高名凱先生詞類理論談詞類》也同意高名凱的理論至少符合至今尚在奉行的詞法理論，符合詞法詞類的原則。對高名凱先生詞類觀點的再思考說明現代漢語詞類問題的研究在不斷地深入發展。四、新世紀以來關于漢語詞類的其他研究新世紀以來，對于漢語詞類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詞類劃分的標準，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研究的目光投向詞類的小類次類、活用兼類、詞類的標注以及詞類教學等問題上。由于詞類本身分類存在爭議，所以關于小類次類的研究就會側重詞類內部的特點、功能以及不同詞類的聯系和影響，甚至是具體到某個詞語的特點。例如《現代漢語名詞性狀特征研究》（2014）、《從物量詞“本”看量詞與名詞的關系》（2014）、《模糊時間詞“黃昏”的多角度考察》（2015）等。詞類活用和兼類的研究側重于兩者的界定，如《詞的“兼類”與“活用”的關系》，詞類活用的研究主要以三大實詞間的活用為研究對象，從語法、修辭、語境、認知等方面進行具體分析，如《試論改革開放以來現代漢語詞類活用現象》（2009），兼類的研究一方面以語料庫為基礎，研究兼類的使用情況，如《現代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兼類詞使用統計分析》（2009），另一方面則研究兼類詞的成因、類型以及與活用的區別，如《淺談現代漢語中詞的兼類問題》（2014）。關于詞類標注的研究，以詞典、辭書中的詞類標注為對象，主要針對詞類標注對義項分合、釋文配例的影響、兼類詞的標注等問題進行探討，以此總結經驗、反思得失，如《“兩典”詞類標注問題研究》（2007）。由于詞類問題本身就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詞類教學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問題。詞類教學的研究就分析了存在的問題、產生問題的原因，對此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如《〈現代漢語〉詞類教學內容問題與模式的探索》（2011）。五、結語漢語詞類問題有兩個層面：一是漢語有沒有作為語法手段的詞類，二是漢語的詞可不可以分出語法類。對于前者，大家已經意識到高名凱觀點的合理性，漢語并沒有像印歐語一樣采用詞類手段。但這一觀點還需要進一步擴散。對于后者，學界都認為漢語的詞可以分類，只是在怎么分上面有些分歧。總的來看，漢語詞分類的依據是詞性，詞性是詞與句法結構的中間界面，既與詞義有關也與結構位置有關。各家的不同主要表現在怎么處理詞性上。（聶仁發，2014）我們從詞類研究中發現，精確、完美的詞類體系是不存在的。這并不意味著詞類問題的研究毫無意義，相反，這啟示我們：詞類問題的研究不應該只局限于理論，我們應該著眼于應用，努力尋找一套對漢語教學、文字信息處理等具有實踐意義的詞類體系。近幾年的現代漢語詞類研究已經從探尋詞類本質、劃分標準中走出來。關于兼類問題的討論不斷深入，三大主體詞之間的轉換、內部小類特點等都成為詞類問題討論的主要內容。這預示著漢語詞類問題的未來方向。第二篇：摘要：本文從認知語法出發分析多義詞“把”靈活的詞類現象，強調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學觀點，提出名詞是“把”的基本詞類，和其衍生出的其它詞類具有抽象以及半抽象詞匯之間的相互范疇化的網絡關系，認為多義詞“把”只有一個基本義，而其延伸義（extension）則是在使用的過程中，其基本義在不同情景中激活語言使用者大腦中的不同認知域（cognitivedomain）而形成的不同識解（construal），是一個動態網絡。在此基礎上，探討“把”字多義形成的認知機制，并由此對“把”字的意義潛勢做出推測。關鍵詞：“把”;認知語法;范疇化;詞類;動態網絡一、引言多義詞反映了語言中形式語義之間的復雜關系，漢語中對多義詞的研究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先秦時期的詞義辨析中已經反映出了多義詞現象，《墨子·經下》一書中，對多義詞作了詳細論述，并指出六類多義詞：同音異義、同字異義、同構異義、一詞多義、同字異詞和義素異同。一詞多義的研究，一直是語言學界關注的焦點。本文以多義詞“把”為例，共時和歷時相結合，在歷時層面，梳理多義詞“把”多義的發展歷程，找出其原始義，主要在共時層面分析其動態詞類網絡。本文第二部分介紹了漢語詞類劃分的討論，第三部分首先從歷時角度梳理了“把”的意義發展歷程，接著從共時層面，分析了現代漢語中“把”的動態詞類網絡。第四部分從認知語法角度探討了“把”多義形成的認知機制，并對“把”可能發展出的潛在意義做出預測。第五部分為結語。二、詞類劃分有關詞類的劃分，傳統語法將詞類劃分為十大類，用其分析漢語詞匯的詞類時，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問題，像其理論依據不統一，有的依據性質，有的依據功能;詞類劃分好像不是以語言理解為目的的，而像是純為作詞類分析、寫語法書而為（王寅，2006：38）。認知語法則從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觀出發，提出了新的劃分方法。Langacker根據詞匯突顯（profile）的側面將詞匯會分為兩大類：事物（Thing）和關系（Relation）。他認為詞類是由突顯側面的本質決定的，而不是由其概念內容決定的（Wordclassisdeterminedbythenatureofitsprofile，notbyitsconceptualcontentoverall.）（王寅，2006：39）。袁毓林（1995）指出漢語詞類是一種原型范疇，是人們根據詞語詞之間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類的。并提出屬于同一詞類的詞有典型成員和非典型成員之別，典型成員是一類詞的原型，是非典型成員歸類時的參照標準。張韌（2009）在分析漢語詞類的靈活現象時，從以使用為基礎的認知語法模式出發，認為一個詞類實際上囊括了具體詞目、抽象詞匯范疇、半抽象以及抽象構式之間的相互范疇化網絡關系。并指出詞類可以在不同抽象化層次上建立，而詞類的靈活用法常?？梢灾苯颖坏蛯哟螁挝环懂牷?，其心理地位取決于該用法的使用頻率。漢語詞匯的詞類具有模糊性，很多時候，一個詞會兼有不同的詞類，詞類的變化呈現為一個動態的網絡，而認知語法基于人們的認知，是一個以使用為基礎的動態模式（KemmerandBarlow2000;Tomasello2003;Diessel2004;Delorawska2004;張韌2006），對漢語中同一個詞匯的詞類變化更具解釋力。三、“把”字的不同詞類“把”在漢語中，最常見的是“把”字。在日常使用中，“把”字句出現的頻率最高?！鞍选痹谑褂弥?，可以作為名詞、動詞、介詞、量詞和形容詞。首先，我們對“把”的不同詞類下的意義做出分析?！鞍选弊肿鳛槊~時，釋義為“物體上便于手拿的部分”（漢辭網《漢語大辭典》），“杯把”，在人們的約定俗成的認識中（convention），“把”的形狀一般為半圓形或者半橢圓形，固定在物體（器皿為多）上，便于人們端起物體。這就是“把”的名詞義，也是其基本義。根據Langacker的1986年的《認知語法簡介》，名詞凸顯的是事物（thing），事物是指一個范圍的區域（regioninsomedomain）。據此，“把”就凸顯了物體（器皿）上便于手拿的部分。{另，如果用Talmy的視窗理論（windowing）來說明的話，可以解釋為，整體視窗關閉，部分視窗開啟}從其形狀和可承受作用力方面即器物上供手執握之處，形成詞匯“刀把”、“車把”，雖然在這兩個詞中，“把”的形狀發生了改變，由半圓形或者半橢圓形變成了直的，但其可承受作用力，提供了一個力的支撐點這一方面沒有改變。從對其施力可使物體發生移動層面來看，可引申為“通過它可握住、操縱或移動某物的常見的拉手”，金屬把手，門把手，從該“操縱、掌控”義來說，“把手”是其所在物體的重要部分，據此引申為“掌控某一地方或某一行業的重要人物”，政府部門一把手，銀行部門二把手。由“把手”從其在物體上，是人們便于人們施力的地方，即把柄，通過隱喻，喻指進行交涉或要挾的憑證“給人抓住把柄”，或是被人說笑的言行“話把兒”。上述部分即“把”作為名詞，其基本義在不同的情境中激活了語言使用者腦海中相應的認知域，從而在相應的認知域中結合百科知識與該基本義的一些特征發生概念重合（conceptualoverlapping），進而形成了“把”在不同認知域中的延伸義。“把”字亦可作為量詞，即名詞在不同認知域合成的結果。在具體層面上，（1）“把東西扎在一起的小捆兒，指一手抓起的數量”，如“一把米”、“一把菜”、“一把土”;（2）用于表示有柄的器具：“一把椅子”、“一把刀子”;在抽象層面上，用于某些抽象的事物，“加把勁”、“出把力”;用于受的動作，“拉他一把”、“幫她一把”、“往右打一把（方向盤）（開車時的話語）”等?！鞍选痹谄渥鳛槊~的功能方面看，即上文中所述的“可承受作用力”，作用力施加到“把”上時，必須有一個施力者（agent）和一個受力者（patient），而且力在作用到“把”上之后，物體會發生改變（位置，形態），這是一個過程。在《認知語法簡介》（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Grammar，1986）中，Langacker認為，動詞凸顯過程（process）和時間關系（temporalrelation），所以“把”可以作為動詞使用。（1）從其名詞義中“器物上供手執握之處”，可延伸為“拿、握”之義，“把酒臨風（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把酒話桑麻（唐·孟浩然《過故人莊》）”、“把其袖（《戰國策·燕策》）”、“把玩”、“把碗（把住手腕）”、“把脈”。（2）從“通過它可握住、操縱或移動某物的常見的拉手”，該義涉及到了動作，完成該動作時需要一個過程的，所以可延伸為“控制、掌握”之義，“把腳不住，翻筋斗跌倒（明·馮夢龍《醒世恒言》）”、“把舵”、“把持局面”、“把持大權”等。該義又可延伸出第（3）中動詞義，即“看守，守衛”，“把門”、“把風”、“把守關口”，“看守”時需要謹慎小心，通過概念隱喻，釋義為“按標準檢查，防止出錯”，“層層把好質量關”。（4）由“物體上便于手拿的部分”延伸為“從后托起小孩兩腿使其大小便”義，“把尿”。總結來說，“把”的這幾種動詞義都是來自于其基本圖示，可在其上施加作用力，使物體發生改變這一特征在不同情境中，激活相應的認知域后，與語言使用者在該認知域中的語言知識（Linguisticknowledge）發生概念重合（conceptualoverlapping）的結果?！鞍选币部梢苑旁谥苯淤e語之前，用作介詞，此時，“把”的實詞義就被弱化了，即被語法化了。其作為介詞有以下意義：（1）表示處置?！鞍杨^一扭”;（2）表示致使，“把她羞哭了”;（3）表示動作行為的結果，“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4）引進憑借的工具、材料、方法等，相當于“拿”、“用”（可以和英語中的with作比較），“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唐·李賀《嘲少年》”;（5）引進對象，相當于“對”，“嚇怕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也疑惑起來?！都t樓夢》”;（6）表示經過，用在處所詞前面，相當于“從”（可與英語中的from對應），軍師言：夏侯惇敗了必把你手內過也。“——《三國志平話》”;（7）在被動式里引進行為的主動者，相當于“被”，“誰想走到人市處，把梅香迷了?！罹奥暋秳⑿惺住贰薄！鞍选币嗫勺鳛樾稳菰~。其作為形容詞時從特點和屬性關系兩方面釋義的，從其可作為量詞，描述某種事物的數量可延伸出“大約”之義，用在數詞（如百、千、萬）和度量單位（如公斤、公里、個）的后面表示數量近似于這個單位數，“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儒林外史》”、“個把月”、“千把塊錢”、“百把公斤”;從屬性關系方面來看，釋義為“朋友結為異姓兄弟等關系的”，其源自“把”和其所在器物之間的關系，把和器物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不可分離的比較親密的關系，據此延伸為“比較親密的，鐵的”，“把兄弟”、“拜把子”。如果把親密關系量化，即從scale上來描述，親密關系會有程度上的差異，會不會產生這樣的話語“我倆很把（我倆關系非常鐵）”或者這樣的句子“我和小輝最把，和小明就沒有和小輝那么把了，雖然我們三個拜過把子”呢？如果從scale方面解釋的話，是可以解釋的通的，親密關系也會由程度的高低，這有可能是一種descriptivepotential，“把”具有成為程度形容詞的潛勢，但其作為表示程度的形容詞還未被人們接受。從認知語法中“基于使用”（usage-based）認知語言學觀來看，是有這樣一種使用潛勢的。概括來說，“把”字多義是語言使用者基于自身體驗，在不同情景中的使用，通過對其基本義延伸而來的。四、“把”多義的形成機制上一小節將“把”作為名詞，量詞，動詞，介詞，形容詞時的不同意義進行了說明和舉例。本小節從認知語法的角度探討“把”字的概念化過程以及“把”字多義形成的認知機制。（一）“把”的概念化過程在《認知語法簡介》（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Grammar，1986）中，Langacker認為，意義等于概念化。概念化就是高度的抽象，概念化的過程就是對實體（entity）進行的一系列抽象過程，最終形成了我們輸出的語言。首先，當語言使用者在看到圖一的杯子時，他的眼睛就像一面鏡子，“杯子”映像出現在語言使用者的腦海中，這是初步的抽象，此時“杯子”的形象在語言使用者的腦海中還是比較具象的，“杯子”的圖式（image）就和圖一一樣，“被子”是藍色的，不透明的，由杯身和杯把組成，杯身是圓柱形的，杯把是半橢圓形的，杯身上沒有圖案，非常普通的一個“杯子”，接下來，語言使用者會把注意力放在“杯子”的特點上，即可以盛放液體，有把便于給它施力，此時，語言使用者腦海中由對”杯子“具象的意象（image）轉變便成為抽象圖式（schema），最后一步就是產出過程，即將具有”盛飲料或其他液體的器具，多為圓柱狀或下部略細，一般容積不大，這些特點的物體叫做“杯子”。至此，盛飲料或其他液體的器具，多為圓柱狀或下部略細，一般容積不大的實體（entity）就概念化為“杯子”。對“把”的識解離不開“杯子”，如圖二，“杯子”是識解“把”的基礎（base），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杯身以外的那個實體（entity）上時，“把”就凸顯出來了（也可以是對杯身的視窗關閉，對把的注意視窗開啟），其成為一個語言符號（Linguisticsymbol），在對其特征進行延伸（extension）時，通過其基本義在不同的情景中激活不同的認知域，在相應的認知域被激活后，與語言使用者在該認知域中的語言知識（Linguisticknowledge）發生概念重合（conceptualoverlapping）后，“把”的各種延伸義便產生了。（二）“把”字各種詞類的動態變化網絡基于認知語法的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語言觀，Langacker（1987a;1987b）的認知基礎在抽象概念層次上的普遍性，把詞類看作是詞匯范型。通常認為的“把”可以作的詞類，經過上文的分析，多義詞“把”的基本詞性是名詞，其突顯了一種事物，即杯把，通過杯子與杯把的關系以及人在使用過程中的施力作用，以及對動詞“把”的所展示的動作的心智模擬（牛保義，2010），就得到量詞“把”?！鞍选痹谝粋€句子中可充當不同的詞類，像這樣的句子“一把把車把把住了”，這句話中，有四個“把”，第一個“把”是量詞，第二個“把”是介詞，而第三個“把”為名詞，最后一個“把”為動詞。五、結語一詞多義在漢語中是很常見的現象，且一直都備受關注。本文從范疇化及認知語法的角度分析了多義詞“把”，我們認為“把”的基本詞類是名詞，在認知語法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觀和動態網絡思想的基礎上，對“把”的各種詞類進行分析，提出“把”多義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網絡，它的其延伸義是在名詞的基礎上，對名詞所突顯的事物的內部聯系或者是該事物與外部的聯系的抽象化。在此基礎上，我們大膽推測“把”具有表程度關系的潛勢，“把”極有可能發展為表示親密關系的副詞。第三篇：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研究述評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許多學者針對漢語有沒有詞類、劃分詞類的標準等理論問題提出過自己的獨到見解，推動了語法理論和分析方法的進步。對現代漢語詞類問題研究中的若干觀點加以梳理，發現最為核心和關鍵的理論問題在于詞類劃分的標準問題，通過對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研究的主要階段進行綜合梳理，可以歸納總結出詞類劃分標準的主要代表性觀點以及詞類劃分標準的歷時發展和前沿成果，為詞類問題盡微薄之力。詞類；理論；標準；述評近百年來，現代漢語詞類研究成果卓著，特別是其中的理論問題，一直是語法學者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在所有理論問題中，詞類劃分標準問題是研究的焦點和核心問題。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很多學者對詞類劃分的標準提出新觀點，形成新認識。本文將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研究的相關成果進行整理與綜述，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前沿成果及存在問題幾方面來論述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一、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研究的主要階段從“詞類”這個術語出現開始，關于“詞類的劃分標準到底是什么”這個理論問題就一直貫徹詞類問題研究的始終。在語法發展的不同階段，詞類劃分標準也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及研究結論，各家都為自己的觀點著書立說，出現了大量的異彩紛呈的研究成果，推動了詞類問題研究。(一)初期現代漢語詞類劃分初期現代漢語指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前的現代漢語，漢語語法學處于草創時期，漢語詞類的研究也同樣處在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的詞類研究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文言詞類的研究，代表著作是《馬氏文通》；另一方面是對白話文詞類的研究，代表著作是《新著國語文法》。無論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大家關于詞類劃分標準問題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是意義標準。以意義標準劃分詞類在我國語法學界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作用。這一標準的提出最早要追溯到馬建忠的《馬氏文通》，“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字類亦其義耳?！崩桢\熙的《新著國語文法》在談到劃分詞類的標準問題時同意按照意義標準，王力和呂叔湘也同意按照意義標準劃分詞類。馬建忠、王力和呂叔湘都強調“意義”，特別是詞匯意義這個標準。在這一觀點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中國現代語法》，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二是依句辨品標準，以馬建忠和黎錦熙為代表。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指出：“國語的詞類在詞的本身上無從分別；必須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職務，才能認定這一個詞是屬于何種詞類?！币簿褪恰耙谰浔嫫罚x句無品?！?二)中期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中期現代漢語指的是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現代漢語，這一時期詞類劃分的標準主要是形態標準，主要有狹義形態和廣義形態兩種。陸宗達和俞敏認為狹義形態才是劃分詞類的標準，他們二人認為漢語有形態，可以進行分類，而且認為這種形態是狹義形態，也就是根據詞頭、詞尾或者重疊形式來劃分詞類。然而方光燾卻認為劃分詞類應該用廣義形態標準劃分，因為他認為這樣符合漢語的特點，可以類推。張斌也同意劃分詞類應該按照形態標準。(三)新時期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新時期指的是改革開放至今的現代漢語。朱德熙在談到詞類的劃分標準時認為：“不能依據形態，只能根據詞的語法功能。一個詞的語法功能指的是這個詞在句法結構里所能占據的語法位置。”朱先生采用的是“分布”標準，這一標準成為80年代至今的主流觀點。陸儉明繼續了這一觀點，認為：“語法功能是劃分詞類的標準，是最本質的東西?！?0世紀詞類劃分標準的代表觀點主要有兩種：一是以郭銳為代表的基于計算語言學的功能標準劃分詞類；二是以袁毓林為代表的基于認知語言學的功能標準劃分詞類。進入新世紀以后，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更加開闊。2000年以來，出版的著作有：郭銳《現代漢語詞類研究》，馬彪《詞類問題探索》，邢福義《詞類辯難(修訂本)》，徐艷華《漢語實詞語法功能考察及詞類體系構建》，袁毓林《漢語詞類的認知研究和模糊劃分》等等，可見成果十分豐富。二、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研究的主要內容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我們知道近百年來前人對詞類問題的研究成果豐厚，但鑒于詞類問題的特殊性，其研究對象和范圍相當集中，本文主要梳理了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的相關成果。漢語詞類的劃分標準問題是詞類分析研究的永恒話題之一，很多研究與之相關。許多學者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對詞類劃分標準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意義標準由于受傳統語法理論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可以根據詞的意義來劃分漢語的詞類。意義標準就是根據意義或者概念來劃分詞類的標準，這一標準曾經產生過極大的影響。意義標準的源頭是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其中“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字類亦其義耳”[1]。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也認為“就語詞在言語的組織上所表示的各種概念，分為若干種類，叫做‘詞類’?！眳问逑?、王力早期的著作全都用意義標準來劃分詞類，王力在《中國語法理論》中說:“至于中國的詞呢，它們完全沒有詞類的標記，正好讓咱們純然從概念的范疇分類，不受形式的約束?！蓖趿υ凇稘h語語法綱要》中說：“詞的分類，差不多完全只能憑著意義來分。”呂叔湘在《語法學習》中說:“中國話里的詞沒有詞形變化；劃分詞類主要地憑詞的意義和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北M管都叫作意義標準，但是仍存在差異。馬建忠的“意義”標準，主要是抽象的意義，和我們所說的語法意義較為接近，王力的“意義”標準屬于詞匯意義。呂先生的“意義”標準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前二者的觀點，既包括詞匯意義，也包括語法意義。21世紀以來，也有一些學者持意義標準。石定栩在《漢語詞類劃分的若干問題》中建議劃分詞類要依據意義標準。其實意義標準在我國語法學界產生的影響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單單以“意義”作為劃分詞類的標準，其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因為漢語詞匯系統數量十分龐大，而且一詞多義現象又很多，這樣就會使詞類劃分更有難度。(二)形態標準漢語語法學界的形態標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狹義形態，一種是廣義形態。1.狹義形態標準所謂狹義形態標準指的是依據詞頭、詞尾和詞的重疊形式來劃分詞類的標準[2]。這一標準是印歐語詞類劃分的主要標準，我國有些學者受其影響，認為必須以狹義形態作為劃分詞類的唯一標準。持這種觀點的有陸宗達、俞敏，他們都認為劃分詞類應該用狹義形態標準。2.廣義形態標準廣義形態標準是受結構主義語法理論影響的結果。文煉、胡附在《談詞的分類》中提出了廣義形態和狹義形態，從而使劃分標準的爭論從狹義形態轉到了廣義形態。支持這一標準的代表有方光燾、胡裕樹、張斌。胡裕樹對廣義形態標準評價較高，他認為“四十年來的實踐證明：廣義形態說是漢語劃分詞類最概括、最完善的標準”，“沒有它的提出，很難想象我國漢語語法研究能有今天的進展”[3]。另一位持廣義形態論的學者是張斌，他認為“如果著眼于形態，把形態歸納起來，給各類詞定出一個界限，不只有它的實用價值，就是懸而未決的詞類的區分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了?！盵4]張斌所說的“廣義形態”包括“狹義形態”，他認為這兩者之間是一種包含關系。(三)句法功能標準目前漢語語法學界劃分詞類一般是采用功能標準，也就是依據詞的句法功能來劃分詞類，句法功能一般指的是詞充當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詞與詞之間的組合能力。陳望道是最先清楚明確地提出按照功能標準劃分詞類的學者，在他的《文法簡論》中全面論述了他的觀點。1.80年代的功能標準到了80年代，以詞的功能作為詞的分類標準已經成為詞類劃分標準的主流。80年代的功能標準可以總結為詞的句法分布，以朱德熙和陸儉明的詞類理論為代表。朱德熙先生在《語法講義》中說：“漢語不像印歐語那樣有豐富的形態。因為在給漢語的詞語分類不能根據形態，只能根據詞的語法功能?！盵5]朱德熙先生在他的《語法答問》中說:“一個詞的語法功能指它所以占據的語法位置的總和。要是用現代語言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指詞的(語法)分布?！盵6]陸儉明先生認為劃分詞類應該按照句法功能標準，并且認為語法功能是最本質的東西。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一書中就明確的指出:“語法上區分詞類的目的是為了指明詞的外部結構關系，說明語言的組織規律，因此，分類的基本根據是詞的語法功能?！盵7]大部分學者同意詞的語法功能主要體現為詞的分布特點，詞類的劃分標準就是詞的句法分布，這也是80年代至今詞類劃分標準的主流觀點。2.21世紀的功能標準新世紀以來，隨著語言學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創新，一些學者在繼承80年代詞類觀的基礎上，運用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對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進行了科學且系統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傮w來說，因研究思路、理論和方法的不同，這一時期的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的研究成果主體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基于大型語料庫的詞類分布統計分析，對詞類的全部分布位置和組成位置進行大數據分析，從而進行詞類劃分。跟80年代詞類劃分的具體操作方法相比，這一方法更具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徐艷華贊成“用句法結構作為名詞歸類的測試環境，主張按照詞的句法分布，根據其充當句法成分的功能來對名詞進行分類，語法功能完全相同既為一組?！盵8]《基于語料庫的基本名詞短語研究》《基于大規模語料庫的名詞再分類研究》就是其相關研究成果。郭銳也持有這類觀點，他在《現代漢語詞類研究》中運用了龐大的統計數據，并且使用計算相容度的方法來確定詞類，詳細地闡述了他的詞類觀，他認為功能的不同是語法性質的不同，內部表述功能是詞類的本質，詞類劃分標準為功能標準。二是基于家族相似性的功能標準。主要以袁毓林先生為代表，他在詞類的本質問題上堅持分布觀，在具體劃分詞類的標準問題上提出原型范疇理論，他認為詞類是一種原型范疇，而不是特征范疇，這樣就可以通過分布的相似性來劃分詞類。袁先生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體現在《漢語詞類劃分手冊》和《漢語詞類的認知研究和模糊劃分》上。三、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研究的前沿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在一定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新方法對漢語詞類進行劃分，取得了嶄新的研究成果。(一)計算功能相容度的方法郭銳對現代漢語中4萬多個詞進行了考察分析的基礎上，率先采用了這種研究方法，提出了劃分詞類的新標準。他認為“詞類從本質上說不是分布類，因而試圖通過尋找對內有普遍性，對外有排他性的分布特征來劃分漢語詞類的做法難以成功?！盵9]郭銳先生把詞類的劃分依據和劃分標準分開來區分，他認為詞類劃分的依據是表述功能，詞類劃分的標準是分布。詞的表述功能是難以直觀來衡量的，郭銳就采用了計算相容度的辦法，來給詞進行歸類，可是實際上郭銳在劃分詞類體系時仍然采用了語法功能的標準。(二)計算隸屬度的方法袁毓林認為“詞類是一種原型范疇，是人們根據詞與詞之間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類的”[10]。他認為詞類的本質應該是語法功能，所以劃分詞類只能根據詞的分布特點，但是這種分布是根據相似性來進行詞類劃分的，而且從屬于同一個詞類的詞有典型成員與非典型成員的差別的。袁毓林通過建立公理系統來為個別詞類的典型成員設立嚴格的區別性分布框架，并且進一步用模糊數學的辦法來為個別詞類的非典型成員進行隸屬度區分，而且參考了心理學上的心理測量量表(scale)，建立詞類模糊劃分的隸屬度量表,基本上發展出了一套形式化程度高、又富有彈性的、適合于漢語詞類劃分的分析體系和操作方法。四、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尚存問題現代漢語詞類劃分問題研究歷經百年的歷史，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不足與問題，本文歸納整理了現代漢語詞類劃分研究中的主要成就以及尚存問題。(一)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研究的主要成就縱觀漢語詞類研究的整個發展歷史，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研究大致有以下三點主要成就：1.句法功能標準取得一致性研究初期，曾經有許多學者想要通過一條標準來給漢語詞類作一個非常明確徹底的劃分，這一個標準或者是意義標準或者是形態標準或者是句法功能標準，這種想法固然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這樣就不會出現交叉混亂的情況，但是事實上卻是無法辦到的，因為不符合語言的客觀實際，特別是漢語的自身特點。于是很多學者只好深入探究，對詞類劃分標準一直在堅持不懈的研究，最終發展到了現今大家都普遍認同的標準，也就是句法功能標準，同時也找到了其他的輔助性手段，這樣就使劃分詞類的能力大大增強，問題也解決得令人滿意?，F在句法功能標準是被人們所認同的，詞類劃分標準取得了一致性。2.劃分標準理論具有先進性隨著詞類劃分問題研究的深入，研究角度的不斷增加，詞類研究出現了角度多樣化的趨勢，有從中外對比角度出發的，也有根據漢語自身特點為依據來開展研究的，還有直接從西方引進先進語言學理論的，尤其是最近幾年，郭銳、袁毓林以及沈家煊等許多學者，成了漢語語法學界的新鮮血液，為廣大研究者提供了新模式。計算機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都是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的情況，從邏輯、心理等角度來研究現代漢語，使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理論更具有先進性。3.劃分標準方法具有可操作性現代漢語詞類劃分問題的研究現在已經和許多學科相結合，比如計算機學、邏輯學、認知心理學等，因此詞類劃分標準的方法也變得多樣化，具有可操作性。與語言學相關聯的交叉學科也常常采用實驗的手段對一些語言學問題進行實證研究，例如兒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等。其中語言學詞類問題的研究已經在行為感知、神經心理、腦電和腦成像等領域廣泛地展開。這些方法為詞類的劃分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有助于漢語詞類劃分問題的進一步發展。(二)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研究存在的問題現代漢語詞類劃分標準問題的研究經歷了許久，雖然現在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仍然有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地方。例如：第一，如何把握好句法功能的標準，詞類的分類目的和分類標準問題還缺少共識；第二，在漢語中，有些詞語法功能很特別，難以按照詞類劃分的標準來確定屬于什么詞類，如“開”“見方”等，而且還有例外現象的出現；最后，按照漢語詞類劃分的標準，計算機還沒有辦法很好地適應一些小類的劃分，特別是動詞的再分類還有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本人認為繼續分析研究還是十分有必要的。第四篇：一、詞類活用概述詞類活用是一種復雜的語言現象，也是近年來研究的重點與熱點，學者們研究詞類活用的角度很多：詞類活用的定義，詞類活用產生的原因，詞類活用的分類，專著中的詞類活用，某個具體詞的詞類活用，詞類活用與修辭的關系，古代漢語中的詞類活用，現代漢語中的詞類活用，普通話中的詞類活用，方言中的詞類活用，教學中的詞類活用以及一些新角度研究詞類活用等；研究的成果也比較豐厚，據不完全統計，從詞類活用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詞類活用的論文至少為1400篇，專著中研究詞類活用現象也不罕見；但目前詞類活用的研究依舊存在各種問題：是否存在詞類活用，如果存在，那么詞類活用的定義是什么，分類變準是什么，如何與兼類區分，中學語文教學中的詞類活用體系如何與高等教育銜接等。本文搜集了36篇2010年以后研究詞類活用的論文，并將這些論文加以分類整理，希望對近年來詞類活用的研究做一個總結并能給未來研究詞類活用的學者們一點啟示。文章將搜集的論文分為6大類：詞類活用定義與成因研究，詞類活用綜合研究，專著詞類活用研究，詞類活用與修辭，個別詞的研究，詞類活用其它研究。盡可能梳理近年（2010-2017）詞類活用研究成果。二、詞類活用近年（2010-2017）研究（一）對詞類活用的態度對詞類活用的定義研究，歸根結底可以說成兩種態度，即承認詞類活用的存在與否定詞類活用的存在，這兩種爭議從詞類活用被提出之后就一直存在，至今仍無定論，這里我們選取了2010年以后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作簡要論述。否認詞類活用存在的文章如鄧明《從方法論的視角論古漢語詞類活用說的偏誤》（2011）文章認為古漢語詞類活用說在方法論上存在重大偏誤:忽視語言的民族性,因襲印歐語的語法理論和方法分析漢語,以洋框古；忽視語言的時代性,拿現代漢語比附古代漢語,以今律古；忽視語言的系統性,孤立地就個體詞的某種用法妄下結論,以意逆古。承認詞類活用存在但仍認為其存在一定問題的有趙月華《古代漢語詞類活用研究》（2010）文章首先承認詞類活用，接著將詞類活用進行分類，最后論述了研究詞類活用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張文國《關于古漢語詞類活用定義的檢討》（2011）文章對詞類活用的定義進行檢討并指出當前研究的問題，尤其是“詞類活用”的“詞類”內涵模糊,所指不一；不能區分開活用與本用、兼類,常用的詞頻統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