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交流合作項目績效評價體系研究第一篇：教育評價改革事關教育發展方向，事關建設教育強國成敗。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簡稱《總體方案》），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時代特征、彰顯中國特色、體現世界水平的教育評價體系，將在教育評價的理念、理論、主體、對象、內容、標準、方法、技術、制度、文化等方面進行體系性重塑。《總體方案》印發以來，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廳高度重視，把教育評價改革作為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總牽引，綜合施策、穩步推進各項改革任務落地落實。各地各校發揮基層首創精神，著力在打破思想禁錮、沖破體制障礙、改變行為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試，形成了一批典型經驗。職業院校國際交流合作是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深入融入“一帶一路”大格局的重要舉措，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回應新時代國家發展對職業教育新要求的必然選擇。新時代背景下，如何科學評價高職院校的國際交流合作能力，形成一套科學合理、動態多元的評價體系，激發新動能，促進改革發展，提升內涵，打造特色和品牌，是貴州省高職院校亟待解決的問題。XX職業技術學院圍繞辦學主體、辦學載體和管理服務，結合貴州省高職院校發展實際，構建了“三維七層”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一、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現狀根據對省內21所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發展進行抽樣調查并進行分析，我省高職院校的國際交流合作起步較晚，與普通高等院校的國際化辦學發展差距較大，缺乏科學的評價體系，國際化內涵建設較為模糊，普遍存在國際交流合作尚未完全融入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建設、專業與課程建設、管理服務等各個層面。（一）國際交流合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多數高職院校尚無完善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機制。現階段，我省多數高職院校樹立了國際化辦學的先進思想和理念，但在學校治理體系建設方面未與國際化結合起來，導致國際交流合作尚未有效融入人才培養、專業發展、課程建設、師資培養等方面，相互間缺乏協同性。高職院校管理與服務機制尚難以適應新時代國際交流合作的新要求，國際化辦學的專業度不高、品牌效應不強。（二）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發展動能不足一是國際化專業建設不足。我省高職院校缺乏與國（境）外合作渠道，專業國際化合作較少，實效性不足。二是課程建設普遍存在國際化能力不足問題，大部分課程未能融入國際職業教育先進教學理念和國際標準進行設計、開發和建設。三是國際交流合作平臺與基地建設明顯滯后于我省職業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目前，與東部沿海省份相比，我省高職院校的國際化交流合作平臺與基地建設水平不高、創新能力不足。（三）國際化師資團隊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我省地處西南內陸地區腹地，高職院校參與國際交流合作活動雖有但不頻繁、不充分。因此，大部分教師缺乏與國際接軌的意識，國際化師資培養體系和機制不完善。隨著國際化程度的加深，我省高職院校在“具有較高國際化水平的職業學校建設”等建設項目高質量推進時，國際化師資難以支撐學校重點任務的推進，校際師資國際交流合作形式較為單一，國際職教名師、專家、學者與本校教師交流較少。

二、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的構建2022年起，學院依托貴州省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試點項目“改進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為抓手，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著手構建以學校辦學主體、辦學載體和管理服務為主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2023年，學院在推進內部深化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完善評價指標，最終形成了“三維七層”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一）評價體系構建的基本原則1．堅持以國家建設指南為評價根本2023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重點任務的通知》中，明確提出了“具有較高國際化水平的職業學校”建設任務。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應該以《具有較高國際化水平的職業學校建設指南》中“具有較高國際化水平的職業學校評價標準”為評價根本，突出職業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機制創新，堅持“教隨產出、校企同行”，“走出去”和“引進來”雙線發展并有所側重，持續打造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品牌，引領職業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高質量、規范化、可持續發展，提升中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服務國家外交大局。2．堅持以師生國際化發展為核心學生和教師是高職院校辦學發展最核心的主體，師生的國際化發展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成效有著直接影響，學生發展是高職院校辦學評估的關鍵性指標，學生國際化發展也是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重要內容；教師是高職院校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是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直接參與者和執行者，高職師資國際化建設對于高職院校樹立和踐行國際化人才培養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因此，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必須建立在以師生為辦學主體的基礎上開展評價。3．堅持以提升內涵建設為導向當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工作的目標主要來源于國家政策需要、高職院校自身發展和高素質人才培養需求。因此，高職院校國際化內涵是在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的前提下，重點圍繞人才培養、專業與課程建設、師資團隊建設、國際化平臺建設、國際化氛圍營造和國際化管理機制等方面內容來開展，國際交流合作評價以此為重要內容來開展評價。

4．堅持以改進提升為發展目標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是用來衡量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水平的高低的，從而尋找到與國際水準之間的差距，進而通過評價體系建設，最終實現提升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水平的目的。因此，本評價體系旨在通過實施評價進一步分析解決高職院校國際化辦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二）評價指標的選取1．評價指標的選取的國家依據在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構成方面，主要參照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具有影響力的評價內容作為指標選取的依據，其中包含“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加快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11項重點任務（具有較高國際化水平的職業學校）”。2．評價指標體系的構成結合貴州省高職院校自身特點和實際，圍繞高校國際化內涵建設與發展，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的基本構成要素包含：（1）學校辦學主體的國際化，包含學生、教師、管理隊伍等；（2）學校辦學載體的國際化，包含專業、課程、國際化平臺、國際化氛圍等；（3）學校辦學服務管理的國際化，包含國際交流合作管理制度、國際化辦學機制保障等。在具體評價指標的構建思路上，圍繞國際交流合作的內涵建設，立足貴州省高職院校基本情況和發展總體要求，以關鍵要素、關鍵環節、關鍵抓手為核心，凸顯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特色。據此，圍繞“辦學主體、載體和管理服務”等三個維度和“師資與管理團隊、學生發展、專業建設、課程建設、平臺與基地、國際化氛圍、機制保障”等七個層面的國際化，構建出“三維七層”的評價體系（如圖1所示），評價體系涵蓋一級指標點3個，二級指標點7個，三級指標點31個，最終編制完成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標準1套。

圖1高職院校“三維七層”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

3．評價指標的權重設計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采用德爾菲法，對貴州省高職院校領導、國際化中層管理干部以及國際交流合作有關專家等20名進行咨詢，對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評價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比較初步確定了各項指標的權重，采用“元決策軟件”（yaahp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后確定權重系數，權重系數以百分制標準進行換算，得出評價分值（如表1所示）。在評價指標的權重設計時，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定性指標通過聘請有關專家以及學校規劃文件等進行分值的評定；定量指標將通過指標的權重及計分標準進行測試，測算公式為r=∑nAx×Tx，其中r為評定結果，Tx為收集到的第x項原始數據，Ax為第x項指標的權重，n為指標個數。

表1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一級指標二級指標三級指標權重1.學校主體的國際交流合作（34%）1.1師資團隊與管理服務團隊（18%）專業師資赴海外學術交流、訪學及提升學歷人數占比2%引進外籍專家、國際職教名師人數3%專業師資專利發明獲國際授權個數3%教師在國際性技能競賽獲獎總數占比4%教師持有國際職業資格證書人數占比3%從事國際交流合作的專職工作人數占比3%1.2學生發展（16%）

在校學生赴國（境）外交換學習人數占比4%在校學生赴國（境）參加實習實訓人數3%學生參加的國際性技能大賽獲獎總數5%國際學生畢（結）業人數占比4%

2.學校載體的國際交流合作（43%）2.1專業建設（17%）開展國（境）外辦學項目總數5%與“走出去”中資企業開展校企合作個總數2%與國（境）外教育機構合作總數2%招收并培養國際學生總數2%開發國際專業教學標準、職業標準獲國際認證的總數4%開展海外職業技能培訓總人次2%2.2課程建設（8%）打造國際化專業教學資源庫總數2%開發國際課程教學標準獲國際認證的總數4%引進國際優質課程教學資源總數2%2.3基地與平臺建設（11%）與國（境）外教育機構合作共建的境外辦學機構總數3%與國（境）外教育機構合作共建的各類基地建設情況3%主辦或承辦的國際論壇及會議情況2%獲批校級及以上國別與區域研究平臺建設情況3%2.4國際化氛圍建設（7%）國際交流合作辦學成果4%國際交流合作宣傳3%3.學校管理服務的國際交流合作（23%）3.1機制保障（23%）制定學校國際交流合作發展規劃4%國際交流合作工作管理制度建設情況4%建立學校外事管理領導小組5%國際交流合作內部考核機制3%建立國際交流合作激勵機制3%國際交流合作年度經費預算與決算情況4%

三、評價組織與結果應用（一）評價的組織1．建立高職院校自評機制本評價體系的構建旨在為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化內涵發展提供評價依據，著重強調高職院校根據自身辦學特點在推進國際交流合作工作時開展“自評自建”，本評價體系指標可納入高職院校年度績效考核，發揮高職院校的主動性。2．建立省級教育主管部門評估機制本評價體系為貴州省教育主管部門定期開展高職院校國際化辦學水平評估提供了重要依據。為保障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高質量發展，應建立省級定期評估機制，與其他高職院校辦學評估同時開展，實行每3年一輪評估。

3．建立信息化的評估數據采集與結構發布結合當前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為確保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工作的數據化采集、可視化分析、信息化評價、智能化決策，可建立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管理系統，每年定期開展數據采集，作為省級評估的重要依據，省級評估結果可向高職院校發布，作為各管理部門進行決策的參照依據。（二）評價結果的應用1．把評價體系作為高職院校國際化內涵發展的指南當前，貴州省高職院校在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工作過程中，普遍存在對國際化辦學內涵認識不深，發展定位不準等問題，本評價體系為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內涵探索及建設發展提供了指南，為其全方位開展國際交流合作提供了實踐參照。2．把評價結果作為精準改進國際交流合作的依據通過對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對評價結果所反映的普遍性問題，不論高職院校自身還是省級教育主管部門，均可據此深入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以此制定精準改進的對策，有助于推動貴州省高職院校國際化高質量發展。四、主要舉措XX職業技術學院以國際交流合作評價為牽引，統籌推進國際化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不斷釋放促進國際化辦學發展的新動能。一是學院完善國際化管理制度建設，歸口管理，分級負責，成立國際交流合作工作小組，強化項目建設指導與協調。二是構建“平臺+項目+基地+資源”的國際交流合作創新發展模式，激發校內國際化建設的內生動力，全面加速推動師生發展、專業與課程、平臺與基地等建設的國際化進程，打造國際化特色品牌。三是“三維七層”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納入學院年度考核，對教學單位國際化發展進行考核評價，深化學院國際交流合作內涵建設。五、取得成效一是學院2022年獲評貴州省首批“國際交流合作示范校”，2023年獲省級推薦參評“全國具有較高國際化水平的職業學校”。二是“三維七層”國際交流合作評價體系先后在“第五屆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論壇”“瀾滄江—湄公河沿岸國家軌道交通技能人才培訓論壇”等國內外論壇交流4次。三是《深化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打造職業教育國際品牌》案例入選2023年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國際合作優秀案例”。四是《“三能遞進四輪驅動五位一體”的國際學生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與實踐》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五是開發的畜牧獸醫專業標準及6門課程標準獲得泰國省級教育部門認證，“測繪技術員”等2個職業標準獲岡比亞教育部認證，《馬齒莧提取物在動物生長促進口服液制備中的應用》等專利獲南非國際授權。六是《打造老撾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的創新與實踐》入選教育部職教司“職業教育改革發展和國際交流合作”典型案例，《創新中老職教合作品牌：XX職業技術學院打造老撾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的創新與實踐》入選中華職業教育社“一帶一路”優秀案例。

第二篇：加快推進高職院校國際化高質量發展，辦好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職院校，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新時代高等職業教育肩負的國家擔當和重要使命。構建對接國際標準、彰顯中國特色、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既是科學有效引導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由“增量”轉向“高質”，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高職教育品牌的重要途徑，又是深化職業教育評價，推進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抓手。然而，由于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國際合作交流還不夠充分、深入和優質，加之已有相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不夠完善，監測、度量、表征和引領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高質量發展的工具性功能還未顯著發揮出來，這導致很多高職院校對什么是高質量的國際交流合作，如何衡量，如何著手推進等基本問題的認識和具體實踐仍存較多困惑，頗感迷茫和不自信。由此，本文嘗試建立一個系統性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要素框架，以充分認識并理解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邏輯，進而結合具體評價實例分析當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主要特征和問題，并提出改進建議。一、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進展通過在中國知網（CNKI）檢索相關期刊文獻發現，近年來，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研究既是焦點也是難點。其中，聚焦國際交流合作及其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文章很少；大多研究討論的是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國際交流合作僅作為一個子維度呈現。下面從理論基礎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兩方面，歸納了相關學者研究視角和主要觀點。（一）理論基礎相關研究理論是構建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缺少理論基礎的評價指標體系將如無舵之船，定不準方向。因此，近年來有學者認識到了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作用，并對其進行了一定思考。比如，蘇志剛和韋弘基于評價目的、評價結果和評價對象三個層面闡述了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理論架構，即發展理論、國際競爭力理論和高等教育理論。還有學者認為在國際化進程中建設一流高職院校，是一個價值導向優先技術實施的過程。構建一流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時，應在把握好主體性原則的價值目標上，注重價值尺度科學性，通過深刻理解一流高職院校的內涵特征，深入研究評價指標的多維表現，思考其反映的問題及其誘因，才能提出適合高職院校自身發展需求的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相關研究關于高職院校國際交流與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根據對國際化和國際交流合作概念內涵的不同理解，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將國際交流合作作為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的關鍵指標研究。有較多學者認為國際化和國際交流合作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國際交流與合作是國際化的外向表征。比如，劉偉構建的高職院校國際化程度八維坐標體系中，“中外合作辦學與合作培訓項目”等有關國際交流合作的指標只占其中一部分。第二類，將國際交流合作視同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有學者認為，高職院校國際化就是高等職業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的交流與合作。由此構建的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似乎也能用于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中，并且如果只從一級、二級指標來看，其與普通高等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高度趨同。此外，鑒于中外合作辦學、國際化人才培養和教學是高職院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主要途徑和體現方式，也有學者對這些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比如，鄒曄等提出了一套中外合作辦學評價指標體系；張明從國際通用資格證書對接的角度切入，構建了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評價指標體系；邊加敏和蔣玲提出了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評價指標體系；陸建軍對比日本、英國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后，選擇了三個關鍵指標對高職院校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構建進行探討。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對理解和認識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內涵、篩選指標構建要素和搭建分析框架等提供了較多幫助和參考。但不足之處是：第一，存在就“指標”論“指標”，只知以何，不知何以的問題。多數研究對高職院校國際合作交流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要素之間邏輯關系闡述不夠，將重點放在了如何劃分指標、選擇多少指標等內容上，而對這些指標與評價目的、原則、方法等如何匹配、是否匹配等方面的探討十分缺乏，出現了評價指標體系各要素之間“條塊分割”，指標維度易混淆、重復測量等問題。第二，存在停留于理論到理論“創”指標，欠缺由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調”指標的問題。目前，較多研究善于基于不同模型結構提出“新”的高職院校國際化或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很少有研究以“實踐—理論—實踐”的思路對如何改進評價指標體系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而實際上，這些看似豐富多樣的評價指標體系，實則大同小異，差異化幾乎只體現在評價對象的名稱上，與普通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同質化、高職特色不突出等老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對此，接下來從“仿創結合”到“模仿創新”，再逐步邁向“原始創新”，實踐與理論緊密結合，是新時代高職院校國際合作交流評價指標體系改進的根本路徑和價值所在。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借助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遵循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邏輯，審思中國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或能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改進建議。二、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要素框架結合既有研究內容和存在問題，本文嘗試建立了一個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要素框架（圖1）。1.明確評價出發點和目標這是構建和改進指標體系的首要因素和環節。回答了為什么開展評價及其價值意義的問題。不同評價主體的出發點和主要目標下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不盡相同。弄清楚了這一點，對于評價對象內涵要義是什么的問題或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什么是高質量的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這類問題。從上文可知，當前高職教育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主體主要為行政管理部門或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他們的出發點和主要目標基本涉及三個層面，即國家政策需要、高職院校自身發展需要和學生個人發展需要。在具體實踐中，不同評價主體在這三個層面上各有側重。而從他們的需求表達中就可以進一步體會不同評價主體的“質量觀”，其決定了整個評價指標體系的基調。2.確立基本原則這是構建和改進指標體系的前提和保證。規定了評價的基本要素。在構建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時常設的基本原則大致有導向性、系統整體性、共性和獨立性（比如國內外高職院校，不同類型教育之間）相結合，客觀性（定量）和主觀性（定性）相結合和簡易可行性等五項原則。但具體選定哪些作為基本原則，需要評價主體結合評價對象特征、影響評價的內外部因素等進行判斷和選擇。3.篩選和確定指標與方式這是評價指標體系的“血肉”。指標是衡量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水平和狀態的重要標尺。現有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幾乎涵蓋了學校教育的各個環節，包括合作辦學、人才培養交流合作、教學與培訓合作、科研和技術交流合作等。但實際選用哪些維度、什么結構、選擇多少個，等等，還要結合評價目標、基本原則和一級指標內涵做出判斷。4.確定權重與方法這是評價指標構建和改進的重要手段。權重配置的科學與否，直接影響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一般而言，指標權重是依據每一個關鍵指標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影響力度進行賦值的，影響越大，賦值越高。當前，評價者多用德爾菲法（Delphi）和量化統計模型法判斷指標影響力和賦值。

5.檢驗與完善這是確保評價指標體系有效合理的關鍵步驟。對每一項指標，都需要檢驗指標數據來源的可行性，即時間可行性（能否及時取得）、技術可行性（能否真實獲得）和經濟可行性（獲得的經濟成本）。這三方面若有一方“不可行”，都會導致該指標無效，需要返回步驟三重新篩選指標。對于整個評價指標體系，則還要考慮各級指標的聚合性、協調性、必要性和完備性等方面的檢測優化。6.應用與實踐該環節是實際應用和檢驗評價指標體系的重要環節。當前面五個要素擬合后，就基本可以建立理論層面的指標體系了。但在實踐中，如果某個環節相關因素發生變化，那么就要結合應用與實踐效果，啟動系統性的反饋機制，有步驟地重新調整指標體系，否則就可能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困境。三、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實例的框架分析從實踐來看，近五年涉及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評價活動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層面的“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50強名單（簡稱“質量年報榜”）①、政府層面的“雙高計劃”、《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績效管理暫行辦法》（表1重點呈現績效評價指標內容）。其中，針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很少，通常僅作為一級或二級指標出現在相關的大評價體系中。結合上文構建要素框架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當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要特點。

第一，評價參與主體結構豐富。從表1可知，“學校自愿”“學校結合各自實際”“全方位、全過程的自我評價”“咨詢專家委員會推薦”“組織專家團隊”等詞句的多次使用表明，當前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的主體結構在堅持政府部門主導，第三方機構參與的基礎上，更加重視高職院校自身通過自評和專家團隊參評的深度參與，加快促進評價主體由一元主體向多元主體協同參與轉變。這是在“雙高計劃”背景下，實現高職院校發展支撐轉變，即行政力量推動、社會力量監督問責下，高職院校在內生發展驅動下，形成推進高職院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關鍵。第二，評價出發點和目標緊緊圍繞服務國家戰略需求、追求“高”和彰顯“中國特色”三個層面。從表2可以看出，服務國家發展需求是高職院校開展國際交流合作的首要目標和責任擔當，這與職業教育密切連接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大眾利益的類型特征高度契合，是對職業教育在國家重要戰略中的地位、歷史使命和作用要求的根本遵循和切實體現。設定“高質量發展”“提升國際化水平”“提高資金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率”和“提高國際影響力”等“高”評價目標，這是職業教育轉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后的必然追求，也是提升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質量水平和為國家、社會做貢獻的能力要求。體現“特色”的目標則涵蓋了兩個層面內容：一是體現“中國特色”，這是高職院校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必須堅守的根本目標，其由我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國情決定；二是體現“職業教育特色”，這由職業教育內涵特色、規律和發展階段決定的。對于這三個層面的出發點和目標，不同評價主體因各自職責功能不同，首要目標各有側重。政府部門主導的評價著重強調服務國家發展需求的目標；第三方組織主導的評價則更追求“高”的目標，以便為學生、用人單位等提供可區分、可辨識的參考依據。第三，突顯“走出去”指標的引領地位，注重定量和定性指標相結合。三種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中，國際培訓數量、留學生數量、舉辦國際論壇、參加國際比賽等指標是共性指標（表3），這鮮明凸顯了新時代職業教育“走出去”戰略思想的引領，明確了“十四五”時期高職教育加快國際化發展的核心命題和奮力前進的方向。另外，就指標設定方式來看，較為重視定量和定性指標的結合應用：量化指標為主體，便于對標國家對其國際交流合作的基準要求，向大眾可視化展示其國際化水平和教育質量，同時輔以定性指標，給學校留足發揮空間，凸顯辦學特色，強化主體責任，避免單一量化指標誘致的“一把尺子”“一刀切”“數據造假”等弊病。比如，在“雙高計劃”申報書中要求申報學校填寫提升國際化水平的建設進度等內容，更加全面綜合地反映不同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的“真”境況。第四，綜合運用專家賦權等主觀賦權法和數據模型等客觀賦權法。確定指標權重是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的難點和關鍵。從表4來看，評價主體基本認識到采用客觀賦權法得到的權重更具科學性、可靠性，但不是萬全之策，因為據此賦權的評價指標準確度會受到評價主體個性、知識系統、社會規范意識、價值觀念體系和復雜多變的國際交流合作實踐中其他未能覆蓋的因素影響；加之破“五唯”之后，“唯數”的量化指標頗受詬病，而由評價者確定指標權重時都更加注重運用數據模擬和專家咨詢相結合的方法，其中同行評議、德爾菲法等主觀賦權法的應用和發展勢頭強勁，甚至發揮了主導賦權的作用。表4中顯示現有文件資料雖未詳細說明“雙高計劃”績效評價三級指標體系權重的確定方法，但已有學者經過研究認為要采用德爾菲法，因為專家多輪深度參與打分后確定的權重可以使評價結果可測量、可比較。四、新時代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的改進方向從上文理論與實踐層面構建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現狀可知，其在評價主體結構、權重確定方法等方面已有所改進和完善。結合新時代高職教育新的發展使命，對標“雙高計劃”建設對其國際化發展水平的要求，以及《深化新時代教育改革評價總體方案》中所明確的教育評價體系改革目標，引向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改進的第一要務和根本方向，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實現。第一，評價主體結構要更加多元化。在現代職業教育治理邏輯下，相關利益主體要通過互動、協商、合作參與評價活動，實現由傳統單一評價主體管理向多元評價主體共同治理轉變。但由一到多的轉變不僅僅是形式上豐富主體類型即可。現實中，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仍然存在評價主體多元協作形式化、“行政化”的問題傾向。職業教育評價雖然開始引入多元的評價主體，然而，學校、教師、學生、行業企業、第三方組織等在評價中話語權仍然較低，行政部門仍是制定、發布評價標準和指標，把握和判斷國際交流合作對高職院校、社會和國家價值意義的關鍵主體。鑒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