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的制度構造與規范機制分析綜述目錄TOC\o"1-2"\h\u20656（一）法律屬性：一種特殊的違法信息公開 1318081.概念界定 1326502.性質探討 233703.規制機能 324961（二）法律依據：應當依法公開的法源歸屬 425028（三）法律判斷：“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三步法律識別法 5190321.第一步：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5289172.第二步：個人信息獨立判斷 5181093.第三步：公眾人物的隱私與公共利益的良序之間的平衡 6民法學者王利明教授提出，我國對公眾人物的定義首先出現于范志毅起訴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侵權案，它是指在某個領域內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為人們所喜愛、關注或模仿，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并從中獲取好處，與社會公共利益或公眾興趣密切相關的對象，包括領導人、藝術家、明星、網紅、科學家、運動員等知名人士。王利明：《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和保護》，載《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第92-98頁。王利明：《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和保護》，載《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第92-98頁。（一）法律屬性：一種特殊的違法信息公開1.概念界定行政處罰決定公開是處罰決定的延續行為，現已在行政執法的各方面得到了廣泛使用，雖然目前立法并沒有規定其內涵，但是學術界對其概念的界定卻基本達成了統一。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實質是行政機關將公眾人物的違法事實向社會大眾公布，給予相對人負面評價，來引導公民的合理選擇，從而督促公眾人物履行義務，并由此形成相應的警示，而非監督行政權行使，如圖1所示。例如楊寅教授就認為區別于一般政府信息公開，行政處罰決定公開主要是指政府部門將對利益相對人消極負面的處理結果進行公示。楊寅：《行政處罰類政府信息公開中的法律問題》，載《法學評論》2010年第28卷第2期，第67-70頁。馬訊博士主張主要是指行政機關主動將對相對人不利的負面結果在公共信息網絡平臺上向群眾發布,以實現信息共享。馬訊：《行政處罰決定公示：挑戰與回應》，載《江淮論壇》2017年第5期，第122-128頁。楊寅：《行政處罰類政府信息公開中的法律問題》，載《法學評論》2010年第28卷第2期，第67-70頁。馬訊：《行政處罰決定公示：挑戰與回應》，載《江淮論壇》2017年第5期，第122-128頁。公眾人物規制行政機關公眾人物規制行政機關評價公開社會公眾評價公開社會公眾圖1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法律關系圖2.性質探討相比在內涵方面達成的共識和一致，關于其性質，目前仍然存在分歧。傳統觀念認為行政處罰決定的公開只能給群眾提供相對人的負面信息，不會產生權利義務關系，是一種事實行為。然而，處罰決定的公開雖然是向不特定社會群體發布，卻會對具體相對人的權益造成不良影響，構成行政規制，故應認定為行政行為。但行政行為的范疇之下又包含不同類型，有觀點將行政處罰決定公開認定為聲譽罰，因為其損害受處罰人的聲譽，使形象毀于一旦，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賀譯葶：《公布行政違法信息作為聲譽罰:邏輯證成與制度構設》，載《行政法學研究》2020年第6期，第78-89頁。賀譯葶：《公布行政違法信息作為聲譽罰:邏輯證成與制度構設》，載《行政法學研究》2020年第6期，第78-89頁。理論界還提出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給相對人帶來必要的精神與心理壓力，以促使其自覺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而認為屬于行政強制執行行為。章志遠：作為行政強制執行手段的違法事實公布，載《法學家》2012年第1期，第52-56頁。章志遠：作為行政強制執行手段的違法事實公布，載《法學家》2012年第1期，第52-56頁。還有觀點指出，由于行政處罰決定是行政機關在履職過程中所掌握的行政相對人違法事實，屬于政府信息，因此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的研究離不開違法事實披露。施立棟：《行政上的公布違法事實活動研究》，浙江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第8頁。施立棟：《行政上的公布違法事實活動研究》，浙江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第8頁。筆者認為，采違法事實說較為合理。從規范源頭看，處罰決定公開源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系政府信息公開透明視域下的處罰公示；從規范文本看，“公布違法事實”是一個較為中性的詞語，兼顧向社會大眾提供信息，也對當事人進行規制的雙重含義；從規范目的看，違法事實能夠全面、完整的反映相對人的違法狀況及細節，最大限度的為行政機關對相對人采取相應的處罰提供堅實的基礎，進而達成國家治理之目標。3.規制機能（1）以公開促服務，有效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行政處罰決定公開來源于群眾的期待，與通常意義上的政府信息公開具有一定的同源性。按照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政府產生于人民的授權，人民讓渡其權利給政府，故政府信息的所有權歸于人民，行政處罰決定自然落此窠臼。[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呂琨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5頁。所以從社會視角來看，行政處罰決定就像人民手里的風箏，不僅要看的見，而且要“收放自如”，這是它與生俱來的使命。[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呂琨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5頁。公共生活并非智者才能掌握話語權的陽春白雪，更非事不關己的嚴肅新聞，豬肉價格的漲跌，化妝品的增稅與免稅，公眾人物的封殺與復出，所有的公共問題無不在影響著個體生活的走向。一般公民的違法行為如果涉及個人隱私則不應公開，但演藝明星、公知網紅、政府官員等社會知名人士的行為帶有很強的社會性，是人類社會整體健康狀況的集中反映，對一定范圍內尤其是在公共場所或公共事務中的個人形象和言行的隱私侵害負有更高的容忍義務，以實現社會公眾的知情權。《憲法》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是為了讓坐在無知之幕下的人們能夠擁有掌握自身命運未來走向的預見能力和決策機會。對李云迪事件的社會討論也是如此，人們從李云迪推人及己，開始對隱私保護、賣淫嫖娼的法律性質、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等問題進行新一輪的反思與討論，也許其中有雜聲種種，但是讓各類觀點在言論市場中自由的此消彼長正是改變未來公共生活所必經的過程。正因如此，公民需要更多地獲取和掌控公共信息，這是掌握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之基礎。（2）以公開促規范，有效推動國家治理新提升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一直存在著包括行政處罰在內的行政管理執法不嚴格、不透明、不公正等問題，這些不規范現象嚴重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和政府公信力，因此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要秉持法治理念，確保公民權益，實現國家、社會、公民的和諧發展。在治理實踐中，有處罰權的行政機關依照違法的實際情況對公眾人物公開處罰，進行積極教育以消除其再犯可能，而非消極的懲罰與威懾。綜上，公開曝光公眾人物違法典型案件是非常有必要的，如能在此基礎上推進處罰和問責，讓處罰結果公開，必能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從而更好保障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二）法律依據：應當依法公開的法源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規定了賣淫嫖娼的處罰，為視情節實施拘役、罰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第97條規定，決定予以行政拘留的應當及時告知被處罰人的家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公安機關應當向被處罰人宣告治安管理處罰決定書，并當場交付被處罰人；無法當場向被處罰人宣告的，應當在二日內送達被處罰人。決定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應當及時通知被處罰人的家屬。”該條規定屬于小范圍公開，至于能否向社會公眾公開，修訂后的《行政處罰法》第48條明文規定，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行政處罰決定必須依法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公安機關應當向被處罰人宣告治安管理處罰決定書，并當場交付被處罰人；無法當場向被處罰人宣告的，應當在二日內送達被處罰人。決定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應當及時通知被處罰人的家屬。”《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行政處罰決定應當依法公開。”關于“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界定，有學者認為關鍵是看受處罰的違法行為是不是具有很強的社會公共性,以及是不是涉及公共監管需要，例如食品安全領域違法企業的公開。據此，應基于行政處罰涉及的違法活動是否與行政監管有關這一核心條件,來判斷行政處罰決定的社會影響。王錫鋅：行政處罰決定的公開及其限度，載《中國司法》2021年第8期，68-71頁。而對于公共人物因違反治安管理被處罰的情況，也存在一定的社會影響，但這種社會影響僅僅是在傳播量上的作用，雖然公眾關注度較高，但畢竟只是個人觸犯行政法規的行為，與公眾利益并不存在密切聯系，王錫鋅：行政處罰決定的公開及其限度，載《中國司法》2021年第8期，68-71頁。但筆者認為針對公眾人物實施違法行為是否構成“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問題，應持肯定態度。《行政處罰法》第48條明確將可以公開的行政處罰決定限定于有影響力的案件范圍內，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政府所公開的信息是對于促進社會討論具有實際意義的，而并非“過載”的垃圾信息。從這一價值出發，對于李云迪的行政處罰決定之公開承載了超越一般公眾知情權的重要意義，其不僅是單純的信息輸出，而且還助推在商業領域、政治領域和文藝專業領域對李云迪本人作出重新的評價和討論。另一方面，李云迪作為公眾人物，其行為可能是很多社會公眾行為的參照和標準，對于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風氣具有重大影響，對其所從事的具有社會公共影響力的事件加以公開，有助于社會大眾對于其個人的社會價值進行討論，扭轉社會上可能出現的不良風氣。更重要的是，知情權作為言論自由的基礎，其存在的意義恰恰是促進社會討論，每一次公共輿論事件都是一次法治課，李云迪事件的公開推動了針對藝德問題、隱私權問題和賣淫嫖娼違法性問題的重新討論。（三）法律判斷：“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三步法律識別法1.第一步：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公共利益不僅是國家社會存在之目的，也是法律賦予行政機關行政權力目的所在，行政機關被視為公共利益的守護者或者監護人。”對于部分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處罰，由于其公開目的是社會安定、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故其保護的法益具有絕對的優先性，私人利益應當做出當然的讓步，對于這部分行政處罰，在類型上應當被列為“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公開類型。以公眾人物為例，首先，公眾人物的行為或活動并不僅僅與他們自己有關，公眾有權了解其活動及與其有關的個人情況，官方包括新聞媒體也有權在一定程度上對其違法行為進行報道或披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條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正如恩格斯曾說，公民隱私信息一般都應當得到保障，但當個人的私事或秘密與國家公共利益產生聯系的時候，個人隱私就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事，也開始成為歷史事件和新聞報道中無法避免的重要內容。陳力丹：《馬克思恩格斯的“隱私權”觀念》，載《新聞法通訊》1986年第1期，。其次，根據《民法典》第1036條規定，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人不負擔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條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陳力丹：《馬克思恩格斯的“隱私權”觀念》，載《新聞法通訊》1986年第1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六條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時，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該自然人合法權益實施的其他行為，行為人不承擔民事責任。”2.第二步：個人信息獨立判斷公開公眾人物處罰決定制度的目標在于讓公眾了解其違法信息，監督處罰決定是否“同案同罰”，而判斷的依據在于違法事實情節、法律適用依據、處罰幅度，與公眾人物具有身份識別性的個人信息并不具有必然聯系。早在1890年美國法學家沃倫和布蘭戴斯即在《哈佛法律評論》上首次發表《論隱私權》一文，將隱私界定為一種“免受外界干擾的、獨處的”權利。楊琴：《患者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與公益利用》，載《河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23卷第9期，第66-71頁，第123-124頁。楊琴：《患者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與公益利用》，載《河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23卷第9期，第66-71頁，第123-124頁。因此，若基于公共利益的判斷需要將公眾人物違法信息予以公開，在個人信息可從處罰決定中分離，且不影響公共利益時，應當優先刪除個人信息，讓處罰決定的事實依據、法律適用、認定標準公開，就足以滿足公眾的知情與監督，從而平衡各方利益。3.第三步：公眾人物的隱私與公共利益的良序之間的平衡若處罰決定涉及公共利益，而且不能與個人信息相分離，此時行政機關應當就公開保護的公共利益的正面效益與侵犯公眾人物隱私權進行價值權衡、利益對比。隱私權的邊界劃分首先要區分私域和公域范疇，私域是在個人掌控范圍內的合法個人人身權益，與公共利益無關，受到法律保護，一般不公開，比如裸照、私人的合法感情生活。公域則是已經進入公共領域的行為舉止，涉及公共利益的違法信息與個人信息分離后可以公開。但即使在公域范疇，也要注意比例原則，由于具體情形的不同，在不同的公權活動中需要保障的利益與受到限制的利益并非處于亙古不變的優劣狀態下。行政處罰決定公示制度所蘊含的價值包括人民主權、民主、法治，從立憲主義理念的角度而言，其本身是為了保障和實現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及自由而存在的，因而無論對于公民的隱私權或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