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心聚力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華不斷加深，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同時，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陜甘地區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云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決定著統一戰線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以民族利益為重，不計前嫌，倡導和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前言導讀0102目錄歷史背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確立03西安事變第一部分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華民國和日本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之后，日本著手全面實施分離華北。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5月，胡白被殺事件和孫永勤事件先后發生（二者合稱“河北事件”），日本方面隨即借河北事件對中國方面施壓。同月29日，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開始與中國方面的何應欽交涉。之后，在日本步步緊逼之下，國民黨政府屢屢退讓，中日雙方經過4次交涉而達成一致意見。最后，在得到汪精衛的批準后，何應欽于7月6日正式簽署致日本天津駐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協定”正式達成并生效。歷史背景

1933年長城抗戰《塘沽協定》簽訂之后，日本暫時將對中國“武力鯨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轉變為有序推進的“漸進蠶食”方式，即企圖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國。繼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軍蠶食侵犯華北地區的一系列事件統稱為華北事變。

這樣，繼東北之后，華北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侵略的下一個目標。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權方針下，中國民眾和中國共產黨、熟悉形勢的世界各國觀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絕不會滿足僅僅占據東北的現狀，華北必將成為東北之續。第二部分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中國共產黨邁出了調整政策的第一步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確的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愿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并呼吁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歷史使命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后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斗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天下堡，瓦窯堡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

25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議強調：“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

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會議上作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同日，根據他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向全黨全軍明確戰略任務。1、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

2、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3、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是：戰略防御時，要執行積極防御，執行后發制人；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機會主義的估計不足，努力為擴大戰果而奮斗，又要反對冒險主義，要適可而止，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后方的發展。運動戰是基本原則，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4、主攻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先渡過黃河東征山西，再視情況北進。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進一步闡明瓦窯堡會議精神。毛澤東根據中央決議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抗日救亡運動興起

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人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并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第三部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

1936年12月12日，為挽救民族危亡、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楊虎城毅然在臨潼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扣留來陜督戰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提出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逼蔣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六項主張，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并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為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于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議。西安事變西安事件的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而復雜的反響。南京國民政府陷入一片混亂。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國民黨的地方軍事領袖人物和中間階級的眾多人士中，少數人表示完全支持張、楊，大多數人贊成抗日，但擔心張、楊的行動會引發更大的內戰，因而對張、楊表示不支持。他們主張消弭內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幾乎一致地要求恢復蔣介石的自由。

當時各國的態度也極其復雜。日本政府宣稱張、楊已經“赤化”，聲明它不能坐視南京政府同西安妥協，極力挑動中國擴大內戰，以便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英美力求維持蔣介石的統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為親日派控制，并認為在這種前提下，不妨同共產黨采取某種形式的合作，以便對付日本。蘇聯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關系，支持中國抗日，但對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真理報》、《消息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表示盼望事變能早日得到和平解決，同時卻違背事實地指責張學良、楊虎城與親日派有密切關系，認為此次事變是日本在中國的新陰謀。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根據對西安事變情況的進一步了解和全國事態的發展，認真研究了促使事變向著推動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方向發展的方針、措施。15日，中國共產黨為了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15位紅軍高級將領的名義發出了《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明了中共堅持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解決事變、與中國國民黨共赴國難的嚴正立場。15日清晨，周恩來等18人身負重任，由保安動身，17日下午抵達西安，周恩來立即與張學良晤商。18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前往拜訪楊虎城。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主張爭取與蔣介石、陳誠等談判。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會見與談判，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議。至此，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凝心聚力-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和意義特點一、廣泛的民族性和復雜的階級矛盾。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包括以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為代表的親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具有廣泛的民族性。同時，由于階級成分的廣泛、復雜和階級利益的差異，也就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復雜的矛盾和斗爭。二、有政權有軍隊的合作。

國共兩黨此時都有了自己的政權與軍隊，兩黨合作實際上是在全民族抗戰總目標下的兩種政權、兩種軍隊的合作。三、沒有正式的固定的組織形式和共同的具體的政治綱領。

國共兩黨在共同目標之下，各自，貫徹自己的綱領；涉及兩黨關系及合作抗戰的事宜，只能采取臨時協商、談判的特殊形式解決。意義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提出，促進了

中華民族的覺醒，推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