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2走在人生邊緣，看時間跑地球轉的先生遠去了5月25日凌晨，聞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探討家、錢鐘書夫人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回顧先生的一生，她與錢鍾書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錢鍾書的光環底下，靜默當著“錢辦主任”；錢鍾書去世之后，她又在人生邊緣走了18年。她說自己是“他們家留下來‘打掃戰場’”的。她將余下的愛全都放到了為錢鍾書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對于自己，則正如翻譯家高莽說的———

有人贊她是聞名作家，她說:“沒有這份野心。”

有人說她的作品暢銷，她說:“那只是太陽曬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暫間。”

有人說得到她的一本書總要珍藏起來，她說:“我的書過了幾時，就只配在二折便宜書肆出售，或論斤賣。”

有人向她請求墨寶，她說:“我的字只配寫寫大字報。”楊絳不慣于向人贈書，她認為贈書不外是讓對方擺在書架上或換來幾句贊美的話。

有人請她出國訪問，她說:“我和鍾書似乎老紅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說她最大的渴望是人們把她遺忘。

低調：我不過是一滴清水

當被問到為何翻譯柏拉圖“對話篇”中的《斐多》，楊絳先生說：“我就是想把精力全部投入進去，忘了我自己。”那時，她還沒有從女兒錢璦和丈夫錢鐘書相繼去世的陰霾中走出來。忘了自己，其實就是要忘掉作為錢鐘書妻子的自己，忘掉作為錢瑗母親的自己。然而，她終究忘不掉的是寫書、譯書、整理丈夫遺作的自己。在楊絳看來，這是她份內的角色，份內的工作。

楊絳想忘掉的，或許還有被讀者時刻惦念的自己。“文革”結束，改革開放時代起先，錢鐘書伉儷幾乎在一夜之間成了媒體和讀者關注和追逐的焦點。但她和錢鐘書堅守書齋，從來不見記者，不上報紙，也不上電視，甚至一些連所謂的學術活動都不參與。錢鐘書去世后，孤身只影的楊絳如出一轍，靜默堅守著自己份內的文字世界。即使在五年前迎來百歲華誕的那一天，她也沒有任何公開的慶祝活動。一切如她自己所愿，那個特別的日子，她只是在自己的家里悄然度過。

“簡樸的生活、名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這是楊絳特別喜愛的名言。在很多摯友眼里，楊絳生活儉樸、為人低調。她的寓所，沒有進行過任何裝修，舊式的柜子、桌子。室內也沒有昂貴的擺設，只有濃濃的書卷氣。楊絳說：“我家沒有書房，只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廳，但每間屋子里有書柜，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她特別滿意于這樣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國家要出資為她的房子裝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絕。

她和錢鐘書的低調，一度被人誤讀作清高、孤芳。黃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權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錢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開門，來人說聲“春節好”跨步剛要進門，錢鐘書只露出一隙門縫說：“感謝！感謝！我們很忙，感謝！感謝！”這讓他很不興奮，說錢鐘書伉儷不近人情。當然，更多的時候，這種拒絕別人的“苦差事”，還是由楊絳來做，也因此她自嘲是錢鐘書的“攔路虎”。

誠如錢鐘書堂弟錢鐘魯所說，楊絳對名利沒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際應酬，她就想安寧靜靜寫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調是自然而然的事。對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請她“出山”，召開作品研討會。楊絳坦陳：“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賣書的事情，就不是我該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開不開研討會——其實應當叫做檢討會，也不是我的事情。讀過我書的人都可以提看法的。”她謝絕出席研討會。

她還將自己的稿費和著作權交給清華高校托管，成立基金資助困難學生；這項基金，以“好讀書”三個字命名，迄今已收到兩人版稅所得近800萬人民幣。錢鐘魯如此轉述楊絳的話，“她說，收到幾十萬元稿費得跑銀行，還要去稅務局交稅，麻煩，著作權拿在手里更是煩心事，有時難得仔細起來還要人打官司，不如交給學校管理。”

在楊絳傳記作者羅銀勝看來，楊絳和錢鐘書選擇低調、從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說是“有心計”和考量后的結果，也是他們兩人的生存之道。“聯系到社會與時代的大背景，可以想象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左右’犯難的時代里，他們夫婦二人都是高級學問分子，‘不問世事’的選擇是一種明智之舉，這也讓他們在低調中做到了幸運和成功。”

事實上，楊絳的低調，也隱含了她獨特的人生才智。楊絳深知，上蒼不會讓全部華蜜集中到某一個人身上——得到了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歡樂；得到歡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得償所愿。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凈化心靈的最佳途徑。她認為一切歡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的，這種歡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于物質的大成功。這便是她的人生哲學。

深情：為丈夫做“灶下婢”

楊絳的低調透露著她近乎執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對錢鐘書的深情。她拒絕出席中國社科院主辦的紀念錢鐘書誕辰10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為的便是恪守她與錢鐘書的諾言，“錢鐘書生前跟我說，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紀念會。”有一次，江蘇無錫市的領導代表家鄉人民到北京探望楊絳，并提出出于對文化愛護與建設的須要，想修復錢鐘書故居、楊絳家的老宅。楊絳一聽，連連表示，“我們不贊成搞紀念館”。

無論在錢鐘書生前還是身后，當被問及和他相關的事，楊絳最常用的詞就是“我們”。在她心里，錢鐘書其實并沒有走遠。她頗感欣慰地說：“我與錢鐘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時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癡迷讀書而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說自己‘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時間退回到幾十年前，楊絳初見錢鐘書時，只匆忙一見，甚至沒說一句話，彼此竟相互難忘。楊絳的同伴孫令銜稀里糊涂地告知錢鐘書，說她有男摯友，又跟楊絳說，他表兄已訂婚。錢鐘書寫信給楊絳，約她會面。見面后，錢鐘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說：“我也沒有男摯友。”從今他們起先了書信往來。

一天，費孝通來清華高校找楊絳“吵架”。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摯友。此前，他曾問楊絳：“我們做個摯友可以嗎？”楊絳說：“摯友，可以。但摯友是目的，不是過渡。”這回，楊絳的看法還是沒變，費孝通只得接受現實。很多年后，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錢鐘書和費孝通作為代表團成員，不僅一路同行，旅館住宿也被支配在同一套間。錢鐘書借機幽默了一把，調皮地借《圍城》里趙辛楣曾對方鴻漸說的話，跟費孝通開玩笑：“我們是‘憐憫人’(指愛上同一個人)。”

1935年，楊絳與錢鐘書結婚。楊絳隨之從大小姐過渡到了“老媽子”，她并不感覺委屈，因為她愛丈夫，賽過自己。“我了解錢鐘書的價值，我愿為他探討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建力而犧牲自己。”錢鐘書說要寫《圍城》，她不僅贊成，還很興奮。她要他削減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約開銷，她辭掉女傭，做起了“灶下婢”。“握筆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事，使我很驕傲。”

即使在錢鐘書去世后，楊絳仍不改初衷，靜默地“繼承”他未竟的事業。她以驚人的毅力整理錢鐘書的手稿書信。多達7萬余頁的手稿，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手稿多年隨著主子顛沛流轉，紙張大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虧得楊絳耐性細心，一張張輕輕揭下，抹平，粘補缺損，分類裝訂，仔細編校、訂正……2003年，《錢鐘書手稿集》(影印本，40卷)最終剛好與讀者見面。

智性：文學史上不容忽視

當我們習慣說楊絳是“錢鐘書夫人”，很少有人會想到幾十年前，人們是以“楊絳的丈夫”來稱呼錢鐘書的。上世紀40年頭在上海，楊絳涉足劇本，始因《稱心如意》一炮走紅，繼因《弄真成假》、《風絮》而名聲大噪；一度搞得錢鐘書很驚慌，生怕風頭都叫楊絳搶去。直到錢鐘書寫出《圍城》，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觀。

這并沒有影響楊絳自己的文學成就。在評論家徐岱看來，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國女性寫作史上不行輕視的位置。他用“審智”這個關鍵詞來概括楊絳作品的獨特價值。“不同于別的女作家在美學上的‘審情’立場，楊絳選擇的是一種獨特的‘審智’姿態。作為一種特別難得的美學特色，‘審智’要求作家在超越了相對膚淺的多愁善感之后，能猶如曹雪芹所說的那樣，體現出‘人情練達，世事洞明’的境界。”

境界的背后蘊含著生活的磨難與艱辛。1951年，楊絳在清華高校任教時，全國實行“三反”運動。年底轉為針對學問分子，那時又稱作“脫褲子、割尾巴”，雅稱“洗澡”。楊絳很少參與這樣的會，有人提出看法，她稱:“怕不夠資格”。此后有會她必到，認仔細真地參與了“三反”運動。正是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和反思，促使楊絳在三十年后寫出了《洗澡》。

“三反”結束后，全國院系調整，楊先生被調入文學探討所外文組，她的工作是外國文學探討，寫了《論菲爾丁》一文。1958年，全國“拔白旗”，楊絳的《論菲爾丁》是被拔的對象。楊絳說:“我這面不成樣的小白旗，給拔下來又撕得粉碎。”此后很長的時間里，她決心再不寫文章，遁入翻譯。

其時，她已接手上邊交下來的任務，打算翻譯塞萬提斯的《堂吉珂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來國外的譯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較了五種譯本以后，發覺有些地方差別很大。楊絳想到，要想保證原汁原味，只有從西班牙文翻譯。就這樣，在這一年，她做了一個大膽的確定：自學西班牙文。

兩年后，楊絳起先翻譯《堂吉訶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譯完畢，并起先譯其次部，很快“文革”爆發，8月初，楊絳在外國文學探討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從今起先了受污辱、受踐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給她剃了“陰陽頭”，派她在宿舍院內掃院子，在外文所內打掃廁所，“住牛棚”。“直到1972年春，鍾書與我才隨其次批‘老弱病殘’者從干校回北京。這時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們只好搬入單位的一間辦公室去住。”就是在這間陋室里，楊絳接著日以繼夜翻譯《堂吉訶德》。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訶德》第一、其次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楊絳又將全書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訶德》出版。“6月，適逢西班牙國王、王后來中國訪問。我參與國宴，小平同志為我介紹西班牙國王、王后。小平同志問《堂吉訶德》是什么時候翻譯的，我在握手間無暇細談，只回答說‘今年出版的’。”

因為翻譯《堂吉訶德》，1986年10月，楊絳獲頒西班牙國王親授的“才智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勛章”。她的譯本至今都被公認為佳作，已累計發行近百萬冊。明顯，楊絳很看重這次翻譯經驗，此后，她幾番對譯本做修訂。同時，她也沒有停下寫作。假如說，她從前的作品關照的是世事，是社會，那她晚年的作品則是在關照自己。2003年，楊絳出版了家庭生活回憶錄《我們仨》，四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對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靈魂等哲學命題做了一次終極思索。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低調、深情、智性……全部這些，無不彰顯出楊絳作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獨特的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楊絳欣慰于自己“甘當一個零”。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斂抑，楊絳總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楊絳看來，所以含忍是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擋侵擾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特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辨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她這種達觀的人生看法，更多來自于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任。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她覺得是短暫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她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撐她驅散恐驚，度過憂患苦痛的，仍是這份堅決的信仰。“我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正是這種堅信，讓她和錢鐘書即使在不幸中，依舊書寫著浪漫的人生傳奇。“1969年11月，錢鐘書被下放到信陽地區羅山縣。次年7月，我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安排在菜園干活。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