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秦論》的寫作方法與論述風格寫作方法以史為據，據史立論：文章以秦國由弱變強，最終統一六國，又因暴政迅速滅亡的歷史為依據，高度概括了從秦孝公到秦亡國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事實，如秦孝公時“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斗諸侯”，秦始皇時“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觀點，使文章立論堅實，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鋪陳渲染：運用鋪陳渲染的手法，增強文章的藝術感染力。如寫九國之師攻秦，“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極力鋪敘各國人才之多、兵馬之盛，卻最終失敗，襯托出秦國的強大；寫秦始皇的統治，“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渲染其殘暴，為后文秦的滅亡埋下伏筆。敘議結合：在敘述史實的過程中，作者有意識地發表看法，將敘述與議論緊密結合。如敘述陳涉起義時，“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云集響應”，通過對陳涉出身和才能的描述，以及起義后天下人紛紛響應的議論，深入剖析了秦朝滅亡的原因，使文章內涵更加豐富，觀點更加鮮明。對比烘托：秦國自身對比：將秦國先盛后衰的歷程進行對比，昔日秦孝公時秦國便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強盛，最終卻落得“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的衰敗下場，突出了秦國因不施仁義而導致的巨大反差。秦與六國對比：秦國在軍事策略等方面的優勢盡顯，面對九國之師的聯合進攻，秦國“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凸顯其強大，而這些優勢在秦后期統治中被濫用，致使滅亡，對比之中突出了文章主題。秦與陳涉對比：“陳涉之弱”與“秦國之強”形成鮮明對比，陳涉出身卑微、才能平庸，卻能“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得到天下人的響應，最終推翻秦朝，而強大的秦朝卻迅速滅亡，強烈的反差令人深思，有力地論證了“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觀點。陳涉與六國對比：陳涉的地位、武器、兵力、謀略等都遠不及九國之君，但九國之師攻秦以失敗告終，而陳涉卻能成功推翻秦朝，對比之下，更能突出秦亡的原因并非在于對手的強大，而在于自身的“仁義不施”。論述風格氣勢磅礴：全文語言氣勢充沛，行文酣暢淋漓，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作者運用大量的排比、對偶句式，如“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等，增強了文章的節奏感和韻律美，讀來朗朗上口，使文章具有一種不可阻擋的氣勢，能夠強烈地沖擊讀者的心靈。邏輯嚴密：文章先詳細敘述秦國的發展壯大過程，接著筆鋒一轉，描述其迅速滅亡的結局，最后通過對比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討秦亡的原因，得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結論，整個論述過程環環相扣，水到渠成，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見解深刻：透過秦朝興衰的歷史表象，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統治者施行暴政、不施仁義的嚴重后果，以及民心向背對于國家興亡的重要意義，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警世作用，為后世統治者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鑒。《過秦論》的邏輯漏洞論據與史實不符“拱手取西河之外”的夸張：文中描述秦孝公時期秦國“拱手取西河之外”，但實際上，魏國在李悝變法后國力強盛，對河西之地掌控牢固，且防御體系堅固、軍隊戰斗力強悍。秦國歷經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三代君王，耗費近36年才徹底將河西之地收入囊中，所以賈誼的描述與真實歷史情況存在較大偏差。論據與論點關聯不緊密秦國興盛與仁義缺失的矛盾：文章用大量筆墨敘述秦國從秦孝公開始走向強盛的歷程，包括軍事、政治等多方面的輝煌成就，但這些內容與“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論點之間缺乏清晰緊密的聯系。秦國在未施行仁義的情況下得以興盛，而文中將其與被視為仁義代表的諸侯國進行對比，卻未能有力證明“仁義不施”與秦亡之間的必然因果聯系，容易讓讀者產生疑惑。論證不充分單一歸因的片面性：僅僅通過對比陳涉與九國之君的力量懸殊，就倉促得出秦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秦亡的原因復雜多樣，如君主的個人品性與決策失誤、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爭斗與矛盾激化、宦官干政等諸多因素，都可能對秦王朝的覆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文章忽略了這些其他關鍵因素，將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記敘繁簡失當篇幅失衡影響結論說服力：文章存在大量記敘篇幅，且部分記敘與論點之間缺乏緊密邏輯聯系。賈誼在敘述歷史事件時過度鋪陳，導致在結尾得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結論時，顯得牽強附會，缺乏水到渠成的自然感與說服力，仿佛是為了得出結論而硬湊上去的。時代與思想局限性儒家思想主導的片面解讀：賈誼身為漢儒，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思想體系中儒家的“仁義”觀念占據主導，所以他在看待秦王朝興衰時，傾向于從“仁義”角度解讀，而對秦所推行的法家思想及其在秦國崛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摒棄態度，將秦亡原因單純歸結于“仁義不施”，忽視了秦通過法治手段實現國家富強、統一六國的歷史事實。政治環境影響下的觀點局限：賈誼作為朝廷官員，其言論受政治環境影響。在封建王朝統治體系中，為維護當朝政權穩定與合法性，往往需要對前朝進行批判否定。因此，他在撰寫《過秦論》時，不能提及秦亡過程中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斗等敏感問題，只能將秦亡原因歸結于“仁義不施”，以強調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告誡當朝統治者施行仁政，從而達到鞏固朝政的目的。歷史資料有限導致的認知局限：賈誼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