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信成本角度看會計誠信危機[論文關鍵詞]會計信息失真誠信危機失信成本守信成本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的財務造假案例，探究會計失信行為為何幾經治理，仍沒有根本性轉變的原因，試圖以失信成本為切入點，尋找會計信息誠信回歸的路線。

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相當嚴重，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對國家宏觀經濟的有效運行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核心，直接關系到信息使用者的經濟決策是否合理有效。會計信息失真，就等于會計信息失去價值，會計工作喪失生命。企業會計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筆者試從會計信息失信成本的角度，結合經濟學相關理論對我國會計信息失真的原因進行剖析，試圖尋找會計誠信回歸的路線。

一、會計誠信危機根源的成本角度分析

會計信息失真的形成可以說是由來已久，不僅有其生成的社會背景，也有其生成的制度背景。改革開放后，我國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委托代理關系得到了社會的公認，企業具有了獨立的法人資格。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國民經濟成分逐漸向多元化發展，代理關系多角化，企業的目標由原來的社會責任，徹底轉變為企業財富最大化和代理利益最大化。會計成為這種代理關系的中介，但由于又受雇于企業管理當局，再加上改革中政策、法律不配套，條例不健全，會計實際上在各種壓力和利益驅使下，超越了此職業的信用尺度。

會計舞弊行為同其他違法性經濟行為一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人的趨利行為和特定制度背景下的產物，說到底是人們的心理動機與各種制度相碰撞的結果。從經濟交往的角度來看，會計舞弊行為是相關當事人在對利弊得失權衡后，在守信與失信之間做出的一種經濟行為選擇。造假者選擇提供虛假會計信息一般能取得短期的直接利益，而對這種失信行為，在中國目前法律不夠健全、執法效益不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的不良司法環境下，即使會計造假被發現，所付出的代價也是較有限的。其中部分靠違約失信、坑蒙拐騙發家，而后改邪歸正走上正常經營的“企業家”們稱為市場經濟的“英雄”，其發財的劣跡被一些人模仿，“資本的原始積累是血腥的”成為了一種既往不咎的借口，大大扭曲了信用秩序，從違約走向了違法，走向了犯罪。不僅如此，失信者還通過各種經濟手段攝取了政治頭銜和榮譽。

大多會計信息的失信行為屬于道德范疇，一般沒有明顯觸犯法律。依法律觀點看，失信行為往往介于道德失范和詐騙犯罪之間。大量的失信現象是不能夠通過刑偵和依靠司法審判形式解決的，即使是司法審判，也存在相當比例的執行難問題。

當前我國證券市場上會計造假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往往被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和管理忽略不計。而與造假成本相比，會計造假所帶來的收益呈幾何級數增長。最近一段時期證券市場“圈錢”運動中暴露出的眾多“變臉”現象（指上市、配股、增發不久就發生業績滑坡或虧損），以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會計造假的收益效應。任何社會人做為經濟人，往往都含有潛在的投機心理，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是理性人普遍的行為目標。當這種目標能通過非正常手段，包括以欺詐方式實現時，他就不再愿意付出更多。

另一方面，能夠產生“正面”影響的守信行為往往得不到足夠的獎勵，即企業(當事人)的守信收益小于社會的守信收益；而能夠產生“負面”影響的失信行為又得不到必要的懲罰，即企業(當事人)的失信成本小于社會的失信成本，這樣就會產生信用市場運行中的“市場失敗”。“信用市場失敗”的結果便是守信行為傾向于減少，而失信行為傾向于增多。這可能是中國目前失信現象泛濫的重要原因。

二、對策：失信懲治機制的建立

若要使每個市場主體自覺守信，就必須使之明白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所得，誰不守信，誰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甚至落個傾家蕩產。失信懲罰機制是承擔打擊各類經濟失信行為任務的主體，將經濟手段和道德譴責手段并用，懲罰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失信者，將有嚴重經濟失信行為的企業和個人從市場主流中剔除出去。這就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失信懲治機制來增加失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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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懲治機制主要從三方面加大失信成本：（一）信息披露管理當局作為一般制度規范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其主要職能是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一套為公眾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標準信息語言和表達范式，并對社會有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實施宏觀監督。因而，信息管理當局對信息欺詐的懲罰力度是決定信息欺詐成本的直接因素之一。它構成信息欺詐的“管理懲罰成本”。（二）信息制造者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體系的關鍵主體之一。信息制造者作為向公眾或機構等信息使用者供給信息的主體，其行為既受到來自于信息管理當局的制度約束，也有著自身的道德約束。但是，僅僅依靠這兩種約束，并不能夠保障信息有用是具有充分條件的。因為來自于信息管理當局的宏觀監督只是為信息供給提供了一般的表達范式，提供了一種信息傳導框架；而并不能決定在規范的信息表達范式下信息內容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即無法消除信息扭曲的可能性。因此，市場懲罰機制的形成是關鍵。（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結構中，“信息使用者”是一個由眾多相對獨立的子主體構成的“集合”：政府部門、資產所有者(投資人)、資產占有者(經營管理者)等。但資產占有者作為信息制造者有著直接的上市公司信息來源，而政府部門實際上是在其作為投資人時才會產生對上市公司信息的需求。因此，可以將信息使用者的“集合”簡化為一個主體，即投資人。從上市公司披露過程來看，投資人對于信息披露不過是一種“外部約束”。這種外部約束的核心是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對投資決策具有直接或間接的有用性，包括對投資預測的有效性。因此，只有在信息欺詐必須支付“違約懲罰成本”的市場環境下，才能對信息欺詐行為產生制約作用。

總之，信息制造者的信息欺詐總成本是管理懲罰成本、市場懲罰成本與違約懲罰成本三者的總和。

三、失信懲治機制的作用

從作用上看，失信懲罰機制首先要起到對任何經濟類型的失信行為進行懲罰的作用，懲罰是圍繞著經濟性質的處罰進行的，間接地對失信行為進行道德譴責。其次，失信懲罰機制具備獎勵功能，獎勵誠實守信的商戶和消費者，而且是實惠的獎勵，拉大市場對失信和守信的態度反差。

從效果上看，失信懲罰機制以震懾作用為主，力求將失信的動機消滅在萌芽之中。對于形成事實的失信行為，其效果是要在相當長的受罰期間內，使失信企業不能進入市場經濟的主流，加大失信企業的經營成本，造成失信的個人生活不便。在達到上述效果的同時，失信懲罰機制的工作成本還要非常低，任何作為交易對方的企業和個人都能夠使用得起。

綜上所述，反信息欺詐是維護社會經濟信息供給行為基準的微觀基礎，是對信息制造者信息供給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的一種制度設計。反信息欺詐力度的不斷加大過程，同時是財務信息誠信披露體制形成與完善的動力。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制度的效率改進，不僅依賴于全社會信用意識的形成，以及社會道德體系的完善，更重要的在于建立健全社會反信息欺詐的制度體系。財務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以提高信息欺詐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