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定價規制下的規范建議目錄TOC\o"1-2"\h\u20581算法定價規制下的規范建議 1450（一）謙抑運用反壟斷規制 1831（二）完善消費者保護路徑 224318（三）加強個人信息保護 32126（四）構建算法監管體系 3325441.算法定價披露制度 323252.算法評估備案制度 4借鑒域外對算法定價的規制態度，立足我國目前規制不足，筆者建議從謙抑運用反壟斷法規制、完善消費者保護路徑、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和構建算法監管體系四方面進一步正確監管算法定價，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一）謙抑運用反壟斷規制如前文所述，將算法定價本身納入反壟斷法規制的范疇，既沒有法理上的充分論證，亦沒有增添社會福祉的價值所向。政府依據《指南》第17條對算法定價這一行為動用反壟斷法工具是需要謙抑審慎，甚至盡量避免的。筆者理解，“大數據殺熟”直觀上會導致互聯網平臺等定價企業利用自己的市場支配地位剝削眾多消費者，事實上也確實讓部分消費者被“殺熟”，但是，法律武器的運用并不以自然人的主觀感知為基礎，更不會因部分個案而啟動，而應當依據某種客觀的因果或事實執法。應當公認的是，反壟斷規制對企業甚至行業而言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甚至可以影響到我國某一領域營商環境的海外評價，因此，針對算法定價的反壟斷規制的啟動與否，應當堅持以損害競爭為處罰基礎和邏輯前提，審慎地考慮更多社會、市場等方面的綜合因素。其一，審查市場競爭損害程度。以一級價格歧視展現的算法定價本身并不損害競爭，但是并不排除企業在算法定價時利用市場支配或壟斷地位，運用更多手段，使得算法定價成為損害市場競爭的直接原因，例如，通過更精準和無法反制的定價算法迅速排除市場其他競爭對手等。也即，在動用反壟斷工具前，應當判斷市場是否還有自我調節的能力，是否失靈到政府的介入是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其二，進行經濟效果分析。為提供科學和數據依據，避免反壟斷法的適用落入單調的語義循環和解釋中，經濟效果分析應當是反壟斷法執法者們應當著重應用的重要手段，其為反壟斷法的規范解釋和制度運用的科學性提供有力的支撐和獨到的分析工具參見喻玲：《算法消費者價格歧視反壟斷法屬性的誤讀及辨明》，載《法學》，2020年第9期，第83-99頁。。此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在進行經濟分析之前，需要明確反壟斷法的政策目標，理論上反壟斷法的目標一直是備具爭議的，應當由執法機構在參見喻玲：《算法消費者價格歧視反壟斷法屬性的誤讀及辨明》，載《法學》，2020年第9期，第83-99頁。其三，主體應作限縮理解。在我國反壟斷實踐中，市場支配地位的標準為“一家50%，兩家66.7%，三家75%”的標準，在更多案例中甚至可以解釋的更為靈活和寬泛，例如一家市場份額小于50%的企業在面對較小的競爭對手時也會被認定處于市場支配地位。但是事實上，只有市場結構趨近于更強的單一壟斷時，算法定價才會顯現出其弊端，而在市場上仍有多家企業時，算法定價的促競爭性仍然存在，不宜運用反壟斷法規制，并需要關注是否有基于算法定價的不正當競爭出現。在具體規制時，建議經營者承擔更多舉證責任參見王先林：《平臺經濟領域壟斷和反壟斷問題的法律思考》，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第34-45頁。參見王先林：《平臺經濟領域壟斷和反壟斷問題的法律思考》，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第34-45頁。（二）完善消費者保護路徑在以競爭為主線的市場中，支持和保護作為劣勢方的消費者也是維持和促進競爭的有效手段，肯定并賦予消費者更多的反制空間和反制手段。首先，支持消費者的訴訟維權。針對算法定價進行個案訴訟是消費者實現公平正義的直接方式，同時，消費者訴訟也是對定價企業的警鐘，使其規制自己的定價策略，合規經營。具體而言，根據個案事實不同，消費者可以根據《合同法》請求法院判決欺詐、根據《消保法》第29條訴求侵犯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根據《消保法》訴求侵害公平交易權等等。在案件中堅持“傾斜保護消費者”的原則，對于一些消費者無法舉證或難以舉證的事項，適度將舉證責任轉移給企業一方。其次，賦予消費者的反制能力。如前文所述，消費者在面對算法定價時并不是只能被動接受的。其可以“用腳投票”來選擇不同定價方式的企業，運用比價網站獲取實時價格，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控制”算法定價，例如偽裝身份、刪除cookies等等。這些反制算法定價的簡單措施可以顯著增強買方市場力量，反制定價企業剝削。相關部門和機構可以通過宣傳反制措施，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平衡市場競爭，引導消費者在數字市場中的發揮出自身的自主能動性來。（三）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盡管算法定價本身并不違反反壟斷法，但這并不意味著算法定價不需要受到政府監管。筆者認為，應當從個人信息保護的角度著重規范企業算法定價的行為。首先，信息收集利用規范化。定價企業在算法定價前勢必需要收集海量個人信息作為數據基礎，但是這種行為本身是受《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制的。且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算法定價時適用“全有或全無”的個人信息保護政策不利于最大化消費者總剩余和社會總福利參見唐要家、王逸婧；《消費者隱私管理與壟斷平臺個人化定價福利效應》，載《參見唐要家、王逸婧；《消費者隱私管理與壟斷平臺個人化定價福利效應》，載《產經評論》2021年第4期，第5-21頁。其次，保障意思表達自由。實踐中，收集信息的重要條款通常被埋沒在長達十幾頁的《隱私協議》中，且“同意或退出”的雙選使得消費者處在被動接受的狀態。因此，更易讀易懂、更具交互性的隱私條款是企業在設置隱私條款同意界面時應當調整改正的方向，與此同時，也應當賦予用戶逐項、選擇性關閉算法定價授權的便捷途徑。當然，需要考慮到的是，因為用戶判斷能力、理解能力的差異，主觀認知、觀點的不同，以及閑暇時間、精力的不同，無法要求每一位用戶都能完全閱讀并理解算法定價相關條款，尤其是理解其同意的結果和背后的影響，所以，意思表達在某種程度上永遠無法做到充分的“自由且真實”，這也意味著完全苛求完美的意思表達是不現實的，企業的義務應當是一種趨于形式而非實質的告知。與此同時，提高用戶的數據、隱私意識刻不容緩，賦予群眾雪亮的眼睛是對抗企業不合規的最佳途徑。（四）構建算法監管體系1.算法定價披露制度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曾指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誠如算法定價中，消費者對算法定價的負面性評價來源于未知和猜忌，算法推薦透明化有利于重塑消費者和定價企業之間相互信任的健康關系。這也就是為什么消費者更能接受學生票、老年票這類的價格歧視，因為這類規則是被公開知曉的，而算法定價則更有一種“被欺騙”“被殺熟”乃至“被壟斷”的不公平感。因此，算法定價透明化是平衡企業利潤追求和消費者信賴與利益的有效手段。算法透明的核心在于“可解釋性”。包括美國的《算法透明性和可問責性聲明》和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在內，均對算法解釋提出了要求，即程序設計者有義務對算法運行原理做出易懂的解釋。解釋的程度也可以分為不同等級：（１）低度透明，告知消費者他們接受的價格是個性化的。（２）中度透明，告知特定消費者群體個性化定價的主要參數。（３）高度透明，不僅告訴消費者價格是個性化的，還顯示向其他消費者提供的價格，以便特定消費者進行對比SeeEzrachiA.andStuckeM.E:VirtualCompetition,ThePromiseandPerilsoftheAlgorithmSeeEzrachiA.andStuckeM.E:VirtualCompetition,ThePromiseandPerilsoftheAlgorithm-DrivenEconomy,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6,p.25當然，披露定價信息會引發消費者通過關閉算法定價、偽裝信息等方式獲取低價，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行為是無可厚非的，也是企業可以預期且可以接受的，就如同實體店會有消費者討價還價。企業對此也尚有應對方法，例如針對該批消費者不再個性化低價，或提高價格下限等，這個過程正是我們期望看到的市場競爭博弈的過程。此外，算法透明并不意味著消除算法黑箱，或完全的算法可知，一方面這是不現實的，隨著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應用，技術者本身也不能完全對算法定價進行說明，或準確預測定價的結果和因果關系，另一方面這也是不合理的，完全披露可能引發算法合謀，或者引發更多的隱私、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問題。2.算法評估備案制度因為算法有較強的專業性，因此，算法的評估可以交由有資質的中立第三方進行審查，第三方機構應當組建專業評估團隊，剖析算法運行原理、決策結果，研判其中可能的漏洞和缺陷，并對其可能造成的輿論風險、道德風險、商業風險乃至國家安全風險進行評估并報告，督促企業進行整改，也為政府監督提供可信依據。例如，歧視性的算法程序設定，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復刻并深化社會歧視的風險SeeCassR.Sunstein,GoverningbyAl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