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在中國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利益決定著信仰，人們在權衡了信仰行為的成本與收益之后做出是否相信的選擇，如欲民眾信仰法治，必要法治的收益大于成本。在購買和出售正義的市場上，法院是司法正義的主要生產者，民眾是司法正義的消費者。由于司法機關是在有限的司法資源限制下回應民眾的糾紛解決需求，它不可能壟斷全部的糾紛解決市場，各糾紛解決制度均有其存在合理性。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意味著在“糾紛解決市場”上有多個供應方，司法機構是該市場的供方和參與者之一，民眾在權衡了各類供方的成本與收益以及預算約束之后做出選擇。法律經濟學研究使我們逐漸認識到那些真正影響法治效果、法治成本與收益變化的變量。關鍵詞：法治信仰;理性;糾紛解決市場;法律經濟學一、在糾紛解決市場上，各種糾紛解決制度均有其存在合理性了解法律的起源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消解、褪去法律和司法機構身上的光環。根據波斯納的研究，即使是在最簡單的社會中，也會有默示的或明示的規范，在一個“還沒有出現法律的（prelegal）”簡單社會中，如果違反了某個習慣性規范，造成了某人的傷害，這就會激起受害人或其家庭的復仇本能。這種同態復仇模式規范就是最初的法律制度形式。有專門人員來制定和執行規范，具有巨大的優越性，而一旦社會養得起這些人時，也就出現了這種專門人員。波斯納的這段論述有著濃厚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色彩，其所指的專門人員即司法機關等國家機構，“社會養得起這些人”的隱含義則是司法機構必然受制于該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必然是在有限的司法資源限制下回應民眾的需求。比如，有限司法資源限定了民事訴訟的一個基本制度：兩審終審制。如果正義是無價的，那么應該允許無止境地允許當事人上訴。現實的訴訟制度選擇顯示出司法機構所提供的司法正義是有成本的，一國之審判制度同樣遵循經濟理性。波斯納論述的另一個啟示是：從功能上看，無論是由同態復仇制度所支撐的原始習慣性規范，還是現代國家司法機構所使用的正式規范性法律文件，它們最直接的目的是解決糾紛，與正義與否無關，而法律和司法機構都只是達成糾紛解決目的的工具。解決糾紛是民眾的合理需求，從解決糾紛目標看，司法機構是“糾紛解決市場”的供方和參與者。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意味著在糾紛解決市場上有多個供方，供方之間應存在有效的充分競爭。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是社會中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性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調整體系;民事訴訟、人民調解和仲裁制度是構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三駕主力馬車”;任何一種糾紛解決機制的存續資格都取決于其對擬化解糾紛的適應性。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在涵蓋范圍上大于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后者指司法訴訟以外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由于司法機關必然是在有限的司法資源限制下回應民眾的需求，所以司法機關不可能壟斷全部的糾紛解決市場，真實情形是各種糾紛解決制度均有其存在合理性。比如一般情況下，調解與訴訟相比對事實真相的查明力度要大打折扣，調解是比訴訟成本更低的糾紛解決方式。通過向法院訴訟，讓法院依據正式規范性法律文件來裁判案件只是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訴訟、調解、仲裁以及其他更廣泛意義上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都是糾紛解決市場的供方。民眾作為糾紛解決市場的需方，在權衡了各類供方的成本與收益以及預算約束之后做出以某種方式解決糾紛的選擇。二、找出真正影響法治效果、法治的成本與收益變化的因素和變量筆者在前文論證了如欲民眾信仰法治，必要法治的收益大于成本方可。這啟示我們要找出真正影響法治效果、法治的成本與收益變化的因素和變量，在這方面法律經濟學等經濟學交叉學科大有作為。比如根據經典的法律經濟學分析，刑罰對犯罪行為的威懾效應取決于預期的懲罰，而預期懲罰等于懲罰的嚴重性乘以罪犯受到懲罰的概率。由此可知概率是影響法律效果的重要變量。桑本謙教授認為法律制度區分侵權和犯罪的原因之一就是某些違法行為的破案率遠達不到100%，而破案率就是某違法行為受到追究的概率。經濟學家艾薩克·埃里奇假定潛在的謀殺者在預期懲罰和預期收益之間進行權衡，謀殺犯罪的預期成本取決于三個變量：犯罪被逮捕的概率（用謀殺犯罪逮捕數除以總立案的謀殺犯罪數衡量）、被證明謀殺犯罪成立的概率（用謀殺犯罪成立數除以謀殺犯罪逮捕數衡量）、以及罪名成立被執行的概率（用總執行數除以總謀殺犯罪成立數衡量）。埃里奇預計以上三個概率與謀殺犯罪之間負相關。類比該研究，一個動態的司法過程，至少包括了對以下幾種概率考量：違法行為被起訴到法院的概率、起訴方得到法院支持的概率、違法行為經法院作出生效經判決后得到實際有效執行的概率。困擾司法系統的“執行難”問題的實質即生效判決得到實際有效執行的概率太低。原告空有一紙有效判決，但不能享有實在的利益，長期的低執行概率使得民眾對國家成文法律和司法系統的信任消耗殆盡。鑒于古典經濟學“理性經濟人”概念遭受了很多批評，經濟學界對人們現實生活中的行為給予了更多關注。比如行為經濟學研究發現人有“心理賬戶”，人的行為受“錨定效應”、“框架效應”的影響，人們習慣于用過去的經歷來推斷未來的趨勢，然而人們對概率判斷經常失誤，比如低估大概率事件、高估小概率事件等等，不一而足。法律經濟學研究使我們逐漸認識到那些真正影響法治效果、法治成本與收益變化的變量，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讓我們關注到這些變量在實際上如何作用于人們的行為與決策過程。與傳統法學研究相比，這些經濟學研究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