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1.1陜南地理位置簡介陜西省坐落在我國西北地區東部，黃河流域中游：東臨山西、河南，西靠甘肅，南與四川、重慶、湖北相連，北依寧夏、內蒙古：其形狀南北狹長。秦嶺東西橫亙于陜西省中部，是我國長江與黃河流域的分水嶺，也是南北氣候帶一亞熱帶與暖溫帶的分界線，因此，陜西省由南向南北分為地理、歷史、文化截然不同的三大區域，即陜南、關中、陜北。陜南分為秦巴山地和漢水谷地兩大區域，自然景觀帶有明顯的過渡色彩。由秦嶺和大巴山組合而成的寬大山地，地勢崎嶇：漢江由西向東、嘉陵江、丹江由北向南蜿蜒從中流過，涉及今天陜西漢中地區、安康地區、陜南地區所屬28個縣市。陜南是漢族重要的發祥地，劉邦曾被封為漢中王，漢朝、漢族因此而得名。其東部古稱“金州”，為秦、楚文化交匯之地：中部和西部為蜀文化，劉備曾在漢中稱帝，因此劉備政權被稱作“蜀漢”。1.2中心與邊緣從自然環境來講，自然地理條件的不同，促成了核心區與邊緣地帶的種種差異。除云貴高原外，其他區域的核心部分位于河谷或低地地帶，邊緣地帶則位于區域周邊的高地、沼澤、鹽堿灘和綿互的山區。這首先表現在資源集中程度的不同：在農業社會中，最主要的資源為可耕地，可耕地的多少、單位面積的勞動生產率與人口集中程度密切相關。其次是與邊緣地帶相比，核心區具有明顯的交通優勢。再次是交通設施的相對優越，有利于經濟往來，刺激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核心區商業化程度遠遠超過邊緣地帶。區域存在中心一腹地結構或核心區與邊緣區的劃分。中心的意義在于它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比腹地更占有優勢，從而將區域按一定的層次和規模等級關系組織起來。不同的地理類型區，如文化區、經濟區，可以具有不同的中心一腹地結構，而政治、文化對經濟又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使許多不同性質的中心一腹地結構有重合性。核心區與邊緣地帶是互動的。本文所說的中心與邊緣，不僅指地理位置上的，更重要的是指文化意義上的。文化地理學認為，每一個文化區域都可分為“核心”與“邊緣”兩大部分。文化區，亦稱文化地域或文化圈，是指不同性質文化（或泛指人文）現象的分布范圍。也就是根據生產方式、語言、宗教、政治形態、日常生活、房屋構建、風俗各種文化現象的差別所劃分的地域。]文化區有文化中心與邊緣區之分，文化中心是一個文化區所供有的文化特制表現最集中的地域，文化特質一旦創造出來，就會呈放射狀向邊緣區傳播。2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背景對比研究2.1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的產生背景2.1.1陜南孝歌的產生背景陜南孝歌產生是本地文化和移民文化整合及其多元整合的產物。本地文化主要表現在地形特點的影響和陜南民歌的母體基礎。陜南區域面積約為7萬平方公里，丘陵山地約占90%。處于我國南北方過渡帶的自然區位，由秦嶺山地、漢水谷地和大巴山山地等自然資源迥異的三大地理單元組合而成。這種天然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孝歌的傳播和發展。陜南孝歌的地域范圍主要是沿江、沿河的山地。以漢江為中心，包括漢中、安康及陜南的鎮安、柞水、山陽、商南和洛南（洛源鎮的五龍溝和吊棚一帶）。漢江流域沿江具有民歌產生的根基，河水聲是民歌的自然伴奏樂，清脆、響亮、悅耳、歡快。河水流動又會讓人產生一種“逝者如逝夫，不舍晝夜”嗎2的時間流動感和緊促感。普通群眾產生對生的著戀和珍惜，“山自清清水自流，何必人間結怨仇。一生爭名又奪利，終是一堆土饅頭。”啊時地理環境極其惡劣。崇山峻嶺，幽壑深谷，交通極為不便，進山出山只有沿河而下的山間小路，嚴重限制人們交往和貨物流通，主要靠徒步跋涉、肩挑背馱。山民基本上分散居住在溝、梁、洼、岔之中，村落間錯山邊，刀耕火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理位置決定了人們的較原始的生活方式和較閉塞的文化氛圍，形成了特有的喪葬民俗風情——孝歌。人死被視為“白喜”，孝歌在哀祭死者的同時，舒緩生活的重壓和排遣深山的孤寂，更有助于加強平時不太常見的鄰里之間的交往，建立一種他們所認可的文化氣息。陜南民歌是孝歌產生的根源之一，陜南孝歌存在和發展傳播主要依靠陜南民歌。陜南民歌是陜南秦嶺巴山地區的一大傳統民俗。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包括：通山歌、山歌、小調、號子、盤歌、兒歌、儀式歌。儀式歌是一個大的類別，有迎親歌、哭嫁歌、拜壽歌、祝酒歌、拳歌、禮賓歌、勸善歌、拜香歌、孝歌等。情趣詼諧，含蓄幽默，曲調優美，委婉舒展。既有江南小調的纏綿，又有北方民歌的豪放；既有中原曲調的圓潤，又有西北民歌的高亢。腔調分高腔和平腔。感情柔和細膩，大有川楚之風。腔調、曲調、情感、內容、形式，這些都成為陜南孝歌的豐富營養源。在漫長的歷史傳承過程中，陜南孝歌在民歌的滋潤下形成自己的特色并長期流行。陜南地區的孝歌演唱已形成了：開路歌、勸孝歌、盤歌、翻田埂和還陽歌五大部分。內容樂施勸善，孝行忠良，以道家為形，以儒家為核，還兼帶有舊時代明顯的封建迷信色彩。孝歌曲調哀婉多變，在演唱形式上分為慢唱句和斬句子兩種。慢唱句速度較為緩慢，曲調低沉柔和，給人一種悲痛傷情的感覺；斬句子唱法速度較快，曲調爽朗明快，給人以輕松自由的心情映照。歌詞是按照歷代歌師代代相傳的手抄歌本或以口耳相傳的孝歌歌詞為基本模式，每一個時代的歌師又可以根據自己當時的具體環境來臨時自編，所以自由度比較大。陜南孝歌的形成與歷史上幾次大量移民及這些移民所構成的文化緊密相關。清乾隆初年止于道光后期的陜南政策性流民潮形成目前的陜南地理區位。臨近巴山山地多為巴蜀流民居地，略陽、寧強因與甘肅相連，多為甘隴流民居住。陜南、安康等地，與河南、湖廣等地犬牙交錯，多豫楚江南流民分布。地處秦嶺山地的佛坪、寧陜、作水等地因與關中臨近，成為秦嶺以北秦晉人徙居之區域。“這些來自于周邊不同地域文化的人們，在同一塊地域居住時，通過民間文藝無意識地選擇了自然從容、歡樂愉快、不固執己見、甚至于帶有一些享樂特色的生存態度和情感方式。”從而形成陜南民間文藝特有的文化整合。陜南孝歌即在此基礎上，經歷了適當保存、與時俱進、重新整合的過程，形成今天的分布狀況和基本特點。陜南孝歌主要分布在陜南的東南部，即受巴蜀和荊楚文化影響比較大的陜南、安康一帶。漢江的流線圖是一條連接陜南文化和荊楚文化的水路通道。明清之前，安康基本上都是一塊蠻荒之地，經歷了清初大移民之后才得到大發展。對比湖北孝歌和陜南孝歌，能明顯看出荊楚文化是陜南孝歌的主體或精神淵源。2.1.2陜南花鼓戲產生的地域背景陜西省地處我國的西北部，處于黃河流域的中游，東部臨近山西、河南，西部緊靠甘肅；南與四川、重慶、湖北相連；西臨寧夏、內蒙古，地形南北高、中間低、地貌有山地、高原、盆地構成。由于陜西省地廣人多，地形復雜，所以根據地域劃分從陜西的南部到陜西的南北部分為了歷史、地理、文化互不相同的三個區域，地區分別為陜南、關中、陜北。陜南位于陜西的西南方向，境內分為秦巴山地和漢水谷地兩大區域。陜南的地形是由秦嶺和大巴組合而形成的寬大山地，其地勢崎嶇，山峰聳立，高低不平，自然景觀帶有明顯的過度色彩，主要的河流有漢江、丹江等；在地區的劃分上由西向東依次又分為漢中、安康、陜南三個地級市。陜南地處陜西省的東南方向，其東部靠近河南，東南靠近湖北。對于陜南這一名稱來源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來源于漢朝，在漢朝有上雒縣和商縣兩個地方，隨著歷史的推進，上雒縣和商縣兩縣合并，故有了陜南這一名稱，第二中說法是，因為這一地區地處秦嶺山地，境內有商山洛水故而稱為陜南。由于陜南地處秦嶺山區，造就了其地形地貌較復雜的結構特征，境內主要的山脈有，秦嶺山脈、鱗嶺山脈、流嶺山脈、鵑嶺山脈等，各山脈之間綿延起伏，總體地勢呈西北部高，東南部低的特點。陜南地區的氣候為半濕潤山地氣候，森林覆蓋率高，四季分明，非常適合人類的居住，是人類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目前根據有關資料記載，陜南地區的總面積達19851平方千米，常住人口有253萬，居住民族以漢族為主。境內包括六個縣，分別是：洛南縣、丹鳳縣、商南縣、山陽縣、作水縣、鎮安縣，各縣之間互相交，這片獨特神奇的土地。在陜南，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商州山窩窩，處處花鼓多”可見陜南花鼓戲在陜南地區是非常盛行的。2.2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的起源2.2.1陜南孝歌的起源《楚辭章句九歌序》：“楚人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s先秦楚地巫風昌盛，祭祀天神地祗和先祖亡靈時，都有巫師表演歌舞。今天的孝歌可以說是這種祭祀形式的變體。從藝術起源于勞動這一普遍認可的觀點出發，在眾多的孝歌起源論中，湖北神農架打喪鼓民風值得認可喬建中.中國傳統音樂的地理特征及中國音樂地理學的建設[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喬建中.中國傳統音樂的地理特征及中國音樂地理學的建設[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82.2.2陜南花鼓戲產生的歷史淵源陜南花鼓戲是一種深受當地人民喜愛的地方小戲，其旋律委婉優美、活潑歡快，曲調多樣。在陜南，每到過年或其它重要節日時，各個村落、山寨都非常重視，會聚在一起唱花鼓戲，用這種唱花鼓戲的形式來表達人們的喜悅心情以及表達對這個節日的重視，在時間上有的地方連打正、二月兩個月。人們只要是聽說哪個村寨打花鼓戲，不管是老人還是孩童都相攜著翻山過河，前去觀看，場面非常熱鬧。但是對于它的歷史起源，各地說法各不相同。有關陜南花鼓戲的歷史淵源，有多種說法，據史料記載在范大成的《桂海虞衙志》一書中，記載了諸葛亮當時在軍中就設置有樂隊，他們表演時把鑼鼓掛在腰間，邊唱歌詞邊擊打鑼鼓。但商縣、丹風有關的花鼓戲藝人描述說，陜南花鼓戲是漢代的一種藝術形式鼓吹樂演變而來的，這種鼓吹樂是為軍事操練和出征儀仗時所用的演出形式，目的是鼓舞軍士。在《敦煌拾零》、《隋唐演義》等書記載，相傳隋末的瓦崗寨三十六兄弟，由于秦瓊身陷敵營，其他兄弟們為了營救秦瓊，就以“打花鼓”的表演形式作為掩護，進入敵軍的營地，以此計策救回了秦瓊。到了北宋時，王禹偶在《奮田詞》、《賦得臘雪連春雪》兩首詩詞中也分別記載了當時陜南古先民們在慶祝勞動豐收時所表演的歌舞場面，他們邊唱邊以鑼鼓伴奏。根據研究介紹，當時花鼓戲的音樂結構與現在陜南民間的“筒子戲”、“八岔戲”、“小調戲”的音樂結構和表演形式很相似，因此這種表演形式也被認為是陜南花鼓戲的萌芽”王慶梅.陜南民歌與川北民歌在音樂形態上的比較[J].交響，1994（增）。王慶梅.陜南民歌與川北民歌在音樂形態上的比較[J].交響，1994（增）還有相關說法是，陜南花鼓戲來源于湖南，屬于外來傳入劇種，流傳到湖北，后來由湖北傳入陜南地區。相傳在清光緒三年，湖北那陽遭受了嚴重的水災，使得居民流離失所，因此他們通過賣唱的形式到處飄流，靠“化谷物”來維持生計（一種為別人演唱歌曲，來換取糧食的一種生存方式）。當地人們不知他們演唱是何歌曲，就將其所唱曲調稱為“化谷調”，久而久之稱為“花鼓調”，當這種“化谷調”傳到陜南以后，陜南人民感覺這種曲調非常好聽，于是就與當地流行的山歌、小調相融合，形成了具有陜南地方特色的陜南花鼓戲16.苗晶、喬建中.黃河流域東西部民歌區的形成及其風格特征的比較[J].民間文藝集刊，，這種說法也是目前最認可的一種說法。16.苗晶、喬建中.黃河流域東西部民歌區的形成及其風格特征的比較[J].民間文藝集刊，有關陜南花鼓戲演職人員和班社的設置也有很多形式，歷史上的花鼓戲都是由居住在農村的藝人們以“自樂”的形式演唱，他們并非專業演職人員，多是半農半藝的職業班，農忙下地勞作，農閑時才搭班演出。也有專門演唱花鼓戲人員，成立了一些班社，如“大海班”、“三女班”、“沙溝班”等，這些班社設立在不同的縣、鎮，最著名的要數丹鳳縣竹林關鎮的”三女班”，其班社的藝人們天賦極高，非常熱愛演唱花鼓戲，精通花鼓戲的各種曲調，經常吸收融匯各種曲調來創作新的花鼓戲曲調。在伴奏樂器的記載方面，陜南花鼓戲分文武場伴奏，文場與武場所用伴奏樂器各不相同。文場的樂器有：領奏樂器為筒子胡，演員演唱時伴奏樂器有高音板胡、低音板胡、二胡、笛子、古箏、揚琴、琵琶、三弦、中胡。武場的伴奏器樂有干鼓、暴鼓、牙子、大鑼、小鑼、鉸子、堂鼓、搭鑼、銀鑼；這些伴奏樂器根據角色不同，唱腔的不同進行轉換。陜南花鼓戲隨著伴奏的豐富，演出的劇目也越來越豐富，劇情多以表現歷史故事、民間故事和神話故事為主。2.3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的核心文化內涵2.3.1陜南孝歌的核心文化內涵孝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觀念，體現了儒家親親、尊尊、長長的基本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精神淵。孝更是民族認同的文化根基，是一切人際與社會關系形成的精神基礎，是天下為公的社會責任意識的源頭。孝歌是我國孝道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孝道文化的傳承相繼起著重要的作用。孝歌是民間喪葬活動中的一種習俗和儀式歌，在我國南部地區普遍流行，這種習俗體現了南部地區一種傳統的孝道理念。比較典型的主要保存在湖南、湖北、貴州、四川、廣西、云南、陜西等一些封閉落后的山區。陜南孝歌也具有孝歌文化典型的原生態特征。2.3.2陜南花鼓戲的文化內涵陜南孝歌體現陜南文化的多元性，與各自源文化相比較具有邊緣性。民間流行“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四川填陜南“的說法。在過去的孝歌研究歷史中，一直把陜南文化作為秦晉、荊楚、巴蜀文化的邊緣延伸而忽略掉，沒有注意到其文化整合后所體現出的獨特性。現在已有一系列關于文化整合方面的漢水流域文化研究和陜南民歌研究，但是不足于代表這樣一個“三足鼎立”的文化類型。從形式上講，陜南孝歌是文化整合的產物，具有荊楚孝歌文化的移植性、巴蜀文化生活的淵源性、秦晉文化的儒家教化性，同時陜南的地形文化特點及其民歌又對陜南孝歌的產生有著重大影響。從孝歌產生時期的社會生活內容上看，陜南孝歌又是一種非主流化的民間文化、佛道文化、儒家“禮”念，是“下里巴人”文化，也即表明陜南孝歌傳承者在文化上的弱勢地位。陜南孝歌研究由于它本身的不吉利和不易調查收集而造成目前的資料空白，本文中的一些沒有注明出處的引用材料都是第一手整理的民間資料，在此一并說明。陜南文化非常古老且豐富多彩。它的文化從西周時期一直沿革至今，經過不斷的變化發展，造就了陜南文化的豐富多樣。陜南融匯了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文明為一體，又融合了秦楚文化，是秦楚文化的交匯點，秦楚文化的痕跡至今一直流傳在陜南境內。古時候陜南的詩歌文化也比較繁榮，李白、元、柳宗元、杜牧等詩人都曾居住在陜南山里，他們與當地文人賢士互相交流，飲酒作詩，作了大量描寫陜南之秀美的詩詞，以表達對陜南地區的熱愛之情，造就了陜南的詩歌的繁榮發展。由于受秦楚文化的影響，陜南的民歌曲藝也多種多樣，秦楚文化交流也應運而生了商山號子、陜南山歌、陜南道情、漫川大調等，直至現在陜南各地在重要的節日中，這些戲劇、風俗、民歌曲藝仍然活躍在陜南各個地方許德寶.陜西境內花鼓戲音樂簡論[J].交響，1998（4）.。許德寶.陜西境內花鼓戲音樂簡論[J].交響，1998（4）.陜南文化內容多樣，陜南各縣之間語言文化也有所不同，受語言的影響，陜南花鼓戲分為了兩個流派，即：商丹路流派（商州、丹風）和鎮柞流派（鎮安、柞水），商丹流派的花鼓又稱為北路花鼓，它在演唱時以關中語（陜西話）系為主，再加以當地的一些土語，曲調優美婉轉；鎮柞路流派的花鼓又被稱為南路花鼓，它在演唱時主要以鄂西北語（湖北）系為主，再摻用一些本地的土語，曲調高亢有力活潑明朗：也正是有了這些文化互相影響和鋪墊，使陜南花鼓戲的發展又再次具備了有利的條件。通過不斷的發展陜南花鼓戲吸收借鑒了秦巴山區山歌、船歌、采茶歌、牧歌小調及勞動號子等風俗民歌的曲調，最終形成了一種既具有秦文化的剛陽之氣，又含有楚文化之柔美的戲曲形式。2.4陜南孝歌與花鼓戲產生背景的異同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是多元文化整合的產物。陜南的地形特點和民歌是其產生的基礎，荊楚孝歌文化的移植性，巴蜀文化生活的淵源性，秦晉文化的儒家教化性又對其產生有著重要影響。與封建正統文化相比，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的民間性、質樸性、非主流話語性形成了這種“下里巴人”文化，從文化構成的角度見證了歷史性的文化整合，封建儒家禮教的根深蒂固，非主流話語的獨特性。非主流話語的獨特性正是陜南孝歌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特點，這是山村普通民眾他們自己的文化和認識。有其內容的糟粕和庸俗，但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在文化貧乏的山村確有五種積極功能：賴特的四功能說）環境監視，解釋與規定，社會化功能，提供娛樂，麻醉作用（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嗎。這都是從他們的文化意義上而言，形成一種樸素的和實用的生活文化，這是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由于其傳承者在文化上的弱勢地位及在大眾傳媒消費時代，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面對強大的多元文化沖擊已經逐漸式微。所以，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應該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高度來進行研究和保護。渭南市華縣的東峪孝歌在東秦嶺地區，是陜南孝歌的邊緣地帶，已經列入陜西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并進行了相關的保護和政策落實。但對于陜南孝歌的主要地區安康、陜南、漢中卻沒有相關的政策出臺。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的多方面文化構成是其非物質文化保護的充分理由。總體說來，陜南花鼓戲的傳承發展還是要依靠陜南人民自發性的發自內心的去熱愛，其他的途徑只能是讓部分人了解，不能全面的在社會中流傳。社會中的人民群體可自發性的組織演出團體、搜集團體，學習團體，自發性向廣大人民講授有關陜南花鼓戲的知識，真正讓人們認識、了解陜南花鼓戲。陜南各地的圖書館保存有關珊娜花鼓戲的書籍，人民群眾可隨時去查閱了解。這樣才能讓這一劇種得以血脈相傳，源遠流長。

3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演唱方式的對比研究3.1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演唱方式的影響巴蜀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我國西南民歌的節奏、旋律、腔調、形式及其巴蜀人積極向上、開明樂觀的生活特點對于孝歌的潛移默化。在陜南孝歌中的盤歌和翻田埂部分的盤問、比歌藝、比知識、比智慧，互相諷刺，甚至對罵等都透露出巴蜀文化的活潑、有趣、聰慧。盤歌本是苗族青年男女向對方表達心愿、顯示才能的一種古老的對歌方式。在陜南孝歌中則是由男女歌師對唱，消磨時間、驅除睡意和恐懼、度過浸漫長夜。以趣味性、知識性、智慧性引人耳聽。“什么出東又落西？什么站在屋檐底？什么站在樹枝上？什么坐在大海里？什么盤腳巖上坐？什么半空織綾羅？什么會打天邊鼓？什么會唱五更歌？什么有嘴不說話？什么無嘴鬧喇喇？什么有腳不走路？什么無腳九州行？”回答：日月出東又落西，燕子站在屋檐底，黃雀站在樹枝上，龍王坐在海底里，猴子盤腳巖上坐，蜘蛛半空織綾羅，雷公會打天邊鼓，公雞會唱五更歌，菩薩有嘴不說話，鑼鼓無嘴鬧喇喇，板凳有腿不走路，船兒無腿游九州。我將此話說與你，二回趕鼓一路走。”巴楚文化重大作用在于有利于將陜南孝歌的形式活潑化、輕松化。“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孝歌不能一味的沉悶、悲痛，也需要輕松、歡快加以調劑。哀而不傷，悲而不慘。內容上，重點體現在盤歌、翻田埂部分的生活情趣化。在節奏上大量吸收山歌音調，還陽歌風趣幽默、輕快活潑。最重要的是巴蜀文化中佛教因素對孝歌的影響。陜南孝歌是文化整合的產物，間有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晉文化的影子。3.2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的演唱特征3.2.1陜南孝歌的演唱特征陜南孝歌屬于陜南民歌的一種儀式歌，從生死的角度對普通下層民眾的生活進行謳歌和寫照，其意義和價值已遠遠高于民歌的范圍。由于特殊的地域性和民間文化性，陜南孝歌對各個歷史時期陜南文化的真實保存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和收集整理，大致認為孝歌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對本地民間生活文化的保存和形成自身的文化類型，對佛道文化的大力宣揚，對封建忠孝觀念的突出強調。陜南孝歌音樂,分為唱腔音樂和伴奏音樂兩部分。唱腔音樂是由陜南民歌音調形成的一段式曲牌體。共有兩種結構:①〔三起頭〕,即以三個樂句為一段,作唱孝歌的開頭。②〔正板〕,集中表述唱詞內容的主體部分。由四個樂句組成。

陜南孝歌的演唱均為男聲真嗓,一般為單聲演唱,一人唱罷另一人再接唱。陜南孝歌多為這種踱步走唱形式,地方窄小可采用坐唱。孝歌的伴奏,僅用鑼鼓等打擊樂器。演唱時,鼓師以鼓梆擊節,一般為兩拍一擊或一拍一擊,演唱停時以鑼鼓間奏。3.2.2陜南花鼓戲的演唱特征花鼓戲這一劇種，在我國有30個以上，都各自獨特的風格存在于我國的各個省份，由于地方文化不同，每個地方的劇種都具有許多鮮明的、不同于其他地方劇種的特質，而在這許多特質之中，最為突出的、最能表現其特征的是唱腔音樂，它是區分兩種劇種最為突出的標志。所以要熟悉或透徹地研究一個戲曲劇種，就必須熟悉它的唱腔音樂。大筒子因用“大筒”（一種用竹筒而制，蛇皮蒙面，馬尾作弓形似二胡的樂器）伴奏而得名。由于大筒子唱腔受到漢調二黃的影響，其唱腔也屬于曲牌體輔以板式變化相結合的形式，它包含的曲調有：小生調、老生調、老少配調、半板、板半、陰調、放哀子七種曲調。七種曲調各有特色，小生調風格歡樂活潑；老生調風格豪爽幽默；老少配調風格既具有小生調的活潑又有老生調的豪爽；半板風格則快速有力的：板半風格讀諧輕快；陰調風格低沉、悲傷；放衰子風格凄慘、哀傷。八岔子唱腔由“起板”、“訴板”、“落板”三部分組成。一個曲目中，由引子性質的“起板”先開始，用“落板”結束，形成首尾呼應，其中“訴板”是八岔子唱腔中占篇幅最長的主腔，演唱時間比“起板”、“落板”長，演員在演唱時可自由反復，能快能慢，可以簡單也可以繁瑣，也可單獨使用，在整首曲子中具有很強的表現力。花鼓子唱腔，由于陜南花鼓戲來源于湖南，因此花鼓子唱腔含有鳳陽花鼓戲成分，與陜南當地民歌、小調相融合，所以也稱為小調戲。其曲調豐富，旋調式豐富多變，大多數曲目短小，節奏明快，演唱時旋律清晰流暢、優美自然、委婉動聽。3.3陜南孝歌與陜南花鼓戲在唱腔上的異同點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都秉承著花鼓戲這一戲曲劇種的基本特點，依字行腔、腔隨字入，音樂曲調樸素自然，富有生活氣息，貼近大眾生活。兩者都具有通俗易懂、易于上口的特點，在演唱唱腔上要求字正腔圓，戲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演員只有掌握了鑼鼓等音樂知識，才能準確把握表演的節奏、速度、力度、才能使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突出。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唱腔、念白是戲曲表演的重要手段，更需演唱者通過對唱腔的琢磨、雕飾，檸情、腔、韻、字緊密結合起來，以聲傳情、以情動人來感如在改革古裝戲《三關點帥》這出戲中我飾演穆桂英，其中第三場（練兵），我是在歡快的音樂曲牌中，在手鑼穗子清新熱烈的襯托下碎步登場，一個下馬，一個亮相，然后和眾女兵颯爽英姿練兵忙，以及聞花、探花、戴花、嘻戲、玩耍等。整場音樂都是在傳統曲牌的基礎上加以創新改編的，使觀眾聽了耳目一新，又把穆桂英天真爛漫、妙齡少女、柔情脈脈、颯爽英姿的人物形象靈動地展示給觀眾。所以，戲劇音樂唱腔念白在塑造人物形象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念白是我國戲劇中特有的藝術表現手法，它以一種介于讀與唱之間的音調將語言戲劇化、音樂化，在戲曲中常與唱腔部分互相街接、陪襯、對比，形成戲曲中最能表達人物的內心獨白、體現人物思想的一種手法。陜南孝歌和花鼓戲都是花鼓戲劇種的重要代表，二者都具有花鼓戲的基本特性，屬于同宗音樂。并且由于歷史移民的影響，二者在唱腔上具有一定的移民殘留。雖處于不同的地域，具有各自的唱腔特點，但也具有了一定的歷史共同性。所以二者既有唱腔上的承接性和延續性，又有空間上的連綿性與伸展性。

4研究啟示陜南孝歌不僅僅是陜南地區葬禮中的一種演唱形式,更表征了陜南地區民眾的一種生活態度,是傳承了數百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在了解了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發展歷程、現狀及當下所面臨的困境之后,本文嘗試性地提出一些保護和傳承的路徑選擇,為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靈感。4.1培養和增強陜南地區民眾的文化認同感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傳承不能缺乏主體的努力,要嘗試改變該地區民眾對于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認知,培養其對于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認同,樹立起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自信心。鄉村振興的目標不僅僅在于為鄉村地區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也要為鄉村地區提供豐富的精神滋養。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內含的道德規范、行為標準等符合陜南地區農民的價值認同。為了增強這一認同感,需要借助鄉村教育這一載體,將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由來、傳承、現狀等以課堂形式加以傳播,喚醒和創新年輕一代對于孝歌文化的認識,加深理解,注入文化情感,防止年輕化個體對這一優秀傳統文化產生陌生和疏離感而造成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絕滅。4.2調動陜南地區民眾的積極性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沿襲百年,卻未受到該有的重視。陜西省政府要增強對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保護力度,設立相關機制,加大對陜南孝歌文化研究的資金投入,使得孝歌歌本、曲調等相關資料得以更好的傳播和流傳。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要使鄉村地區發揮自身特色留住人才,甚至吸引外來人才。陜南地區可借助人才回流,大力培養文化精英。在老一輩歌師的帶動下,指導年輕群體系統化、理論化地學習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認真鉆研,理解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的深度,給予文化精英經濟上的補貼,從而調動陜南地區民眾的積極性。人才要素的激活,才能更好地傳承和發揚陜南孝歌和陜南花鼓戲文化。4.3創新陜南孝歌和花鼓戲傳承的形式作為一種原生態的文化,陜南孝歌的表現形式較為單一,很難引起年輕一代的興趣。城市文明的沖擊成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保持原本純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