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趨勢

論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趨勢經過改革開放30余年來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的國力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日顯重要，并受到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尊重。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愈加頻繁，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在發生劇烈的變遷，并由此而產生了許多在當代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碰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種狀況一方面為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歷史機遇和條件，另一方面也使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呈現出新的格局，正確地認識這種歷史機遇和發展趨勢，對促進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人類學理論取向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就進入了一個理論取向多元化的時期，即一方面當代西方不同理論流派的人類學著作紛紛被翻譯成中文，許多學者開始運用這些人類學理論來分析中國或世界有關民族的文化現象，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在具體運用當代西方人類學理論的過程中，也越來越感覺到有的西方人類學理論不完全適合于中國的實際，有必要根據自己本國的國情，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理論，實現人類學理論的本土化。但這種人類學理論取向多元化的狀況在中國學術界目前仍處于初期的發展階段，具體表現在中國學者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借鑒和吸收尚處于簡單模仿的狀態；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人類學理論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話語和討論中；至今在中國人類學界尚未形成具有較大影響的理論學派；更沒有出現人類學理論研究方面的大師級人物。但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中國國際地位的增強，中國人類學理論取向多元化的狀況將會由目前的初期階段向著成熟興旺的方向發展。

第一，中國學者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研究將會由淺入深并取得較大的突破。西方人類學自誕生以來的一百五十年間，曾形成了各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人類學理論流派，從古典進化論到后現代主義乃至全球化理論，不同學派之間圍繞文化的形成發展、空間分布、社會事實、特殊價值、社會功能、適應機制、深層結構、象征符號、認知模式、實踐取向、族群認同、社會性別、表述方式、變遷特征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論假設和風格特色，對世界人類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這些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研究的深入與否，成了當代中國人類學是否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重要環節。目前中國學者對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的研究尚停留在翻譯介紹和簡單模仿的階段，離深入分析、廣泛運用和開拓創新還有較大的差距。但是，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擴大和中國學者的努力，目前這種狀況將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西方不同學派的人類學理論雖然各具特色并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但是正如人類學發展史所顯現的那樣，西方人類學每個重要學派的理論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以致當某一個理論學派的影響力達到頂峰時，也就是其走下坡路的開始。正因為如此，在西方人類學界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可以長期支配整個學術發展的格局而經久不衰。這種現象也給中國學者提供了啟示，即只要及時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歷史賦予的機遇，對當代西方人類學的各種理論開展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礎上不斷地開拓創新，就可以在人類學理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筆者本人在開展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象征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的過程中就發現，盡管當代西方的一些象征人類學大師提出了不少有關象征研究的理論假設，并開辟了一些與象征有關的研究領域，但至今為止，也沒有在象征人類學的理論構建方面形成完整的體系，更沒有在涉及象征符號和象征意義的各個具體方面都取得豐碩的成果，在象征人類學的理論構建和分析框架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值得研究并可以填補空白或突破的薄弱環節。只要在廣泛搜集世界各民族相關資料和進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這些空白或薄弱環節開展深入和具有創新性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論假設，是完全可以在象征人類學理論構建方面有所建樹并產生較大影響的。可以預見，只要經過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和開拓進取，在不久的將來，一批在深入研究當代西方人類學理論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假設并開辟新領域的中國人類學家的理論著作將會陸續問世。這些理論著作的出版，不僅對當代西方人類學的理論研究是一種深化和突破，而且還將對當代世界人類學的理論構建產生深遠的影響，從而將中國學者有關人類學理論的研究融入到世界人類學發展的總體格局中，使得世界各國的人類學家在涉及到人類學理論研究的著作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學者的存在和影響力，使中國的人類學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實現中國人類學的國際化。

第二，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人類學理論也將會形成并產生重大的影響。如何將西方人類學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實現人類學理論的本土化或中國化，曾是中國幾代學者努力奮斗的方向和目標。雖然眾多的中國學者曾對這一問題作過相應的研究，但是目前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人類學理論僅僅停留在一般的話語和討論中，而在具體實踐上卻面臨著重重的困難。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目前中國學者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研究尚不深入，還不能非常熟練或得心應手地運用西方人類學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本土文化現象；其二是許多中國學者對中國本土文化和中國傳統理論的認識和了解比較膚淺，在學術界既熟悉西方人類學各派理論同時又深入了解中國本土文化并掌握中國傳統理論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這種兩難處境，使得人類學理論的本土化或中國化受到了相應的限制。但是，隨著對西方人類學理論和中國本土文化和傳統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在中國的中青年學者中將會涌現出一些能夠同時融匯西方人類學理論和中國傳統理論的有識之士，在綜合運用中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本土文化的過程中，要么以中國的個案實例來證偽西方人類學的理論；要么在研究中國本土文化的過程中提出與西方人類學理論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論假設；或者在研究中國本土文化的過程中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理論，如陰陽五行論、天人合一論、和諧論、禮制論、儒學人類學、道教人類學等等，使得人類學理論的本土化或中國化真正進入實質性的階段。到那時，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人類學理論不僅將對西方人類學家研究中國文化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且將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人類學學者把西方人類學理論與本國傳統理論相結合的成功范例而被其他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人類學者所仿效，在人類學理論的本土化方面實現歷史性的突破。

第三，隨著以上兩個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的進展，一批具有多元化取向的人類學理論學派將會在中國的中青年學者中逐步形成。在人類學的發展史上，不同理論學派的形成，往往與這些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人類學理論構建上的貢獻有著直接的關系。當一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人類學理論的某一方面提出了具有重大影響的理論假設之后，在其周圍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以其本人為中心的學術群體，或者是其本人的學生，或者是受其影響的其他學者，在其開創的某一領域或某一種理論方面繼續開展研究，將其理論取向和風格特點延續下去，形成一個獨具特色的理論學派。在當代中國人類學界，以上這種理論學派形成的特點將會隨著中國學者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國本土特色人類學理論的形成而在不久的將來逐步顯現出來。即在某些大學或科研機構中以某些著名人類學家及其所提出的理論取向為中心而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學派。其中既包括具有西方人類學不同理論取向的學派，也包括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各種人類學理論學派，還包括同時兼具西方與中國兩種特色的人類學理論學派，在學術研究中不斷產生爭鳴和正常的競爭，共同推動中國人類學理論的建設和發展。

二、人類學研究方法綜合運用的趨向

由于受到西方人類學和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當代中國學者采取的人類學研究方法曾形成了以田野調查為主，以文獻研究和跨文化比較為輔的格局，其它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雖已開始被部分學者所吸收和仿效，但要么只是零星地出現，要么就是剛剛開始有人提及，還未進入實質性運用的階段。另外，因政治環境、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功利主義和戀土情結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中國學者在運用人類學方法來分析民族文化現象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不符合學術規范或與當代國際人類學基本要求有著較大差距等缺失現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以及中國學者人類學理論水平的提高，原先那種在運用人類學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單一化和不規范的狀況將會發生相應的改變，并逐步向著綜合性和規范化的方向轉變。

第一，人類學的多種研究方法將會被中國學者綜合運用并產生良好的效果。目前中國人類學家在運用人類學研究方法時還顯得比較單一，田野調查方法、文獻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較方法往往只是單獨地使用，加上在使用這些研究方法時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如田野調查時間短暫、文獻研究方法不到位、跨文化比較方法運用不廣泛等等，其結果就是導致學術成果質量不高，難以在國際學術界產生較大的影響。隨著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科建設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類學學者在運用人類學研究方法分析人類文化或民族文化現象的過程中將會朝著綜合性的方向發展。其一是許多新近出現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如影視拍攝方法、計算機模擬方法、數理統計方法、參與式評估方法等將逐漸被中國人類學學者在具體實踐中所廣泛運用，成為眾多學者分析人類文化或民族文化現象的重要工具。其二是某些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方法、文獻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較方法、民族志寫作不斷得到加強，并向著規范化和較高層次的方向發展。近幾年來，部分高校人類學、民族學專業的某些博士生，因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以及省部級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等科研經費的支持，在導師的安排下從事較長時期的田野調查，其博士論文的質量有了較大的提高。另外，隨著部分高校“211”工程建設和“985”工程建設等重大項目的實施，人類學、民族學的跨文化比較方法也將在更高的層次上被學者們所廣泛運用，如開展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體系、婚姻家庭、政治組織、倫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化變遷等方面的跨文化比較，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跨文化比較研究資料數據庫也將會隨之建成，為中外學者開展大規模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提供相應的基礎條件。其三是中國人類學學者在開展某些重要科研項目的過程中能夠熟練地交叉使用各種不同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對其特定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分析。如在開展某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研究的過程中，同時采取田野調查方法、跨文化比較方法、影視拍攝方法和計算機模擬方法等來進行全方位的綜合分析，使其研究成果具有跨學科的性質。經過中國學者們的努力，兼有國際性和本土特色的各種人類學研究方法將會在眾多學者開展的科研活動中廣泛地運用，并產生良好的效果和重大的影響。

第二，原先那種中國人類學學者田野調查范圍跨不出國門的格局將會發生重大的改變。如前所述，當代中國人類學學者因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曾形成了田野調查范圍難以跨出國門的封閉狀況，這種現象不僅限制了中國人類學學者的研究視野，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中國人類學家與國外人類學家的交流和對話。但是隨著目前和未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家的財政收入將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種狀況將會為中國人類學學者跨出國門從事國外民族的田野調查創造基本的物質條件。另外，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和深化，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系日益緊密，也為中國學者跨出國門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開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打開了方面之門。由于以上這些客觀條件已經或即將發生重大的改變，再加上中國學者逐步克服自身的戀土情結，對人類學田野調查跨出國門的意識逐步增強，因此，在未來的30年間，將會在中國人類學界形成一個以中國和周邊國家的有關民族為重點，以世界五大洲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民族為研究對象而開展田野調查和跨文化比較研究的開放格局。目前，中國的部分高校和科研機構已開始嘗試著在這一方面作出回應，即將部分人類學、民族學專業的博士生和碩士生派到中國周邊的有關國家或地區，以當地的民族為研究對象來開展田野調查，并寫作自己的學位論文。這種中國學者跨出國門開展田野調查的現象雖然現在還形不成規模和氣候，人們所能到的其他國家或地區也相當有限，并具有試驗性的特點，但這畢竟已開始走出了第一步，將來還會向著縱深的方向發展。可以預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地位日顯重要，再過30年，中國人類學家開展田野調查的范圍將覆蓋世界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從中國周邊的東南亞、南亞、西亞、俄羅斯和朝鮮半島，到非洲、南美、澳洲和太平洋島嶼，從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廣大土地上，都將會遍布著中國人類學家的足跡，在國際人類學的權威刊物上將會經常性地發表中國學者研究世界不同民族的學術論文，在世界著名大學的重要講壇上也將有眾多的中國人類學家發表精彩的演講。這種趨勢目前雖然只是一種設想，但它已初顯出一定的苗頭和跡象，不久將會愈加突出并向著強勁的方向發展。

三、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和應用研究向縱深發展

當代西方人類學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分支學科林立、不同流派的人類學家之間既互相競爭又取長補短，形成一種百家爭鳴、各有所長的開放格局。這種現象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人類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與西方人類學分支學科發展的狀況相比，當代中國人類學分支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如某些分支學科的建設還不完善；有的分支學科還只是停留在介紹西方學者的觀點而尚未開展正式的研究；還有部分西方人類學的分支學科還未被介紹到中國。與此相關的是，人類學分支學科中的應用研究還遠遠適應不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代中國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和應用研究向縱深發展的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

第一，人類學分支學科的建設將由目前的不平衡狀態向未來的平衡狀態轉變。縱觀當代中國人類學分支學科的建設，可以看出一個鮮明的特征，即不同分支學科的發展顯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況。其中有的分支學科擁有重要的領軍人物和有較大影響的研究成果，曾召開了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人類學專業學會，如文學人類學、藝術人類學、都市人類學、影視人類學等；有的分支學科雖然出版了某些學者具有一定影響的著作，并召開過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但還未成立相關的人類學專業學會，如旅游人類學、生態人類學等；有的分支學科雖然出版過某些相關的學術著作，但至今仍未召開過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更未成立相關的專業學會，如政治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等；還有一些分支學科至今尚未出版過任何有分量的學術著作，也很少發表過相關的學術論文，僅僅停留在對部分國外學者相關成果的翻譯和介紹這一層次，如空間人類學、感覺人類學、身體人類學等。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學者對人類學各個不同分支學科的研究將會逐步加強，以上這種分支學科參差不齊的狀況將會發生重大的改變。一方面，那些原先具有一定基礎的人類學分支學科如文學人類學、藝術人類學、都市人類學、影視人類學、哲學人類學、法律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旅游人類學、生態人類學、政治人類學、歷史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宗教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科技人類學、心理人類學、醫學人類學、女性人類學、體育人類學、婚姻家庭研究、族群研究、文化變遷研究等，將會隨著學科發展的需要向著更高的層次轉變。如與國際人類學分支學科的相關專業學會建立廣泛的聯系；同一個分支學科的不同單位和不同學者之間在科研項目實施過程中開展較大規模的協作攻關；將中國學者有關分支學科的重要學術成果推向世界等等。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基礎較薄弱或至今仍是空白的人類學分支學科，如飲食人類學、營養人類學、空間人類學、感覺人類學、移民人類學、企業人類學、建筑人類學、身體人類學、符號人類學、認知人類學、網絡人類學、傳媒人類學等等，則會在人類學其它分支學科的影響和帶動下迅速發展起來。分別包括對本分支學科的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進行深入的探討；舉辦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分支學科專業學會；并在科研與教學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由原先的薄弱狀態向學科優勢明顯的方向發展，乃至在一定時期內與國內其它的人類學分支學科形成分庭抗禮、各有優勢的發展格局。我們相信，只要經過中國人類學學者的努力，不久的將來，一個人類學分支學科林立和百花齊放的學術興旺現象將會在中國人類學界出現。

第二，人類學的應用研究將會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加顯著的作用。當代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在新中國建立后的不同歷史時期，曾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作用，如20世紀50至60年代的民族調查和民族識別、80年代的少數民族脫貧致富和現代化建設研究、90年代至21世紀之初的西部大開發和構建和諧社會研究等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從總體來看，目前中國人類學應用研究的整體水平還不夠高，參與政府決策的效果也不太突出，有許多迫切的現實問題還需要人類學家去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措施。縱觀當代中國和世界發展的格局，21世紀的中國既面臨著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同時又肩負著發展自己本國經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這種狀況對包括人類學、民族學在內的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因此，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人類學、民族學的應用功能，使其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更加顯著的作用和更大的影響，是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肩負的歷史使命。從中國和世界近期和長遠的發展趨勢來看，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面臨著以下一些重要的應用研究課題。其中涉及中國國內的重要課題如西部大開發與中國各民族的繁榮發展，國家重點工程對周圍少數民族和漢族的影響及其應對策略，構建和諧社會與中國各民族之間的族際關系，中國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中國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學研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用人類學研究，建設中華民族共有家園的人類學研究，中國各民族身體健康和長壽的醫學人類學研究，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條件下各民族社會運行機制的人類學研究，中國高科技發展過程中的科技人類學研究，中國不同類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人類學研究等等。通過開展以上這些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戰略性的各種具有實際效果的應用研究及其本身產生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將使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與社會學一樣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成為一門具有明顯應用價值的顯學。而涉及中國與世界范圍的重要課題則包括中國國力增強對世界文化的影響和反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周邊國家民族的影響，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與海內外華人的文化認同，全球化視野中世界不同民族的發展與繁榮研究，中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政治人類學研究等等。通過開展這些中國與世界各民族繁榮發展有關的應用研究課題，可以大大提高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在世界應用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四、人類學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力日顯突出

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皮科克認為：“跨入21世紀，人類學這門學科在其第一個世紀會怎樣呢?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類學所能為思想和社會作出的貢獻。”可以據此推論，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在21世紀所處的地位，將與其本身對中國和世界所作出的貢獻有著直接的關系。正像我們在前面所預測的那樣，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和中國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將會取得重要的突破，這種狀況將使得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力日顯突出。

第一，人類學教學和科研機構呈現出多中心分布的狀態。由于歷史原因和學科發展的不平衡性，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教學和科研機構曾存在著一種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均衡現象，即各種與人類學、民族學有關的教學和科研機構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內蒙、東北等少數民族集中的西部不發達地區，以及北京、廣東、福建等原先具有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基礎和學術傳統的漢族聚居地區，而在絕大部分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則顯得十分稀少。這種教學和科研機構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均衡現象，再加上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應用功能還未充分地顯現出來，這就使得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在與其它學科發生互動關系的過程中，往往處于一種邊緣學科的地位。如只要提及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名稱，一般的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將其與西部不發達地區的少數民族聯想在一起。但是隨著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對中國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充分地顯現出來之后，原先那種人類學、民族學教學和科研機構分布不均衡，學科地位得不到學界廣泛承認的狀況就將發生根本的改變。如最近幾年，位于中國東部地區的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開始建立了人類學的碩士學位點或相應的人類學、民族學科研機構，部分畢業于人類學、民族學專業的博士開始成為這些教學和科研機構的學科帶頭人。在今后一段時期中，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教學和科研機構向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擴散的趨勢將會越加顯著，以致再過20年，在中國的廣大土地上，無論是西部地區還是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有關省市，尤其是某些著名大學如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東南大學、四川大學等等都將遍布著人類學、民族學的教學和科研機構，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