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信用中心準入報告范文第一篇商業信用中心準入報告范文第一篇本人自調到**信用社工作以來，在社領導和同事的關心支持下，能夠自覺遵守國家的各項金融政策法規，嚴格執行上級下達的各項任務，認真履行崗位職責，努力完成本職工作。現將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匯報

一、加強理論學習，提高自身綜合素質。

一年來，本人能夠自覺主動地學習國家的各項金融政策法規與聯社下發的文件精神，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提高職業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能夠加強自身愛崗敬業意識的培養，進一步增強工作的責任心、事業心，以主人翁的精神熱愛本職工作，做到“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牢固樹立“社興我興、社衰我衰”的工作意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能夠牢固樹立“客戶至上”的服務理念，時刻把文明優質服務作為衡量各項工作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自覺接受廣大客戶監督，定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力求做一名合格的信合人;能夠積極參加信用社舉行的各種學習、培訓活動，認真做好學習筆記，并在實際工作中加以運用;在業余時間，自學本科課程，參加遠程教育考試，為更好地適應各崗位的需要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恪守規章制度，履行崗位職責。

在擔任出納工作時，能夠堅持“錢帳分管，雙人臨柜，雙人管庫”的要求，做到“自覺、自律、自制”。每日營業終了認真軋計現金收入、付出登記簿發生額，并與現金庫存核對一致，確保現金庫存簿與實際庫存現金、總賬余額相符，做到帳實相符、賬款相符。能夠認真辦理人民幣大小票幣、損傷幣的兌換業務，整點時做到點準、墩齊、挑凈、捆緊，蓋章清楚;能夠及時勾對流水賬目和現金收付登記簿。嚴格按照金庫保管制度，做好庫房的保管工作，做到庫匙分管、同進同出。

三、增強防范意識，落實“三防一保”。

安全保衛方面。一年來，本人能夠不斷地增強安全防范意識，值班守庫期間能夠嚴格按照“三防一保”的要求，認真落實各項防范措施，熟記防盜防搶防暴預案，熟練掌握、使用好各種防范器械，做好“三門”反鎖檢查工作。經常檢查電路、電話是否正常，防范器械性能是否處于良好狀態，當出現異常情況，能當場處理的當場處理，不能處理的能主動上上級匯報等等，能夠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增強安全防范意識，并確保值班守庫二十四小時不失控，保護信用社的財產安全。

三、團結奮進，共同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

“團結他人，與人為善”一直是我待人的準則。在工作中，能夠團結同事，和睦相處，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在生活中，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共同創造和諧的氛圍。同時，不斷地進行自我定位，更新觀念，提高服務意識，增強服務水平。

總之，一年來，在上級領導和同事們的關心幫助下，我的各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業務能力也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提高，雖然在某此方面還存在著很多不足，如對金融財會知識了解不夠，對信用社改革有待作進一步的了解等，但我相信，在上級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在同事的熱情幫助下，我必定會把工作做得更穩更好，爭取在新的一年中會有更好的成績。

述職人：***

商業信用中心準入報告范文第二篇摘要：本文運用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實證檢驗了公司治理內外機制對商業信用模式和商業信用規模的影響。研究表明，就商業信用模式而言，董事會機制中的兩職合一、股權結構機制、信息披露和外部機制中是否在其他市場發行股票對企業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有顯著影響。而就商業信用規模而言，只有股權結構的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和控股股東的性質對其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公司治理商業信用內外機制

一、引言

在日常交易中，商業信用是一種重要的債務融資來源，企業可通過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或擴大商業信用規模等方式來降低自身的交易成本；為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融資，企業會采用更穩健的公司治理機制，以獲得供應商的信任。公司治理問題雖存在已久，但人們作為概念正式提出公司治理是二十年前的事。Durnev和Kim（2005）對多國新興市場都證實良好的公司治理能提供公司價值。李云鶴等（2011）實證檢驗了公司治理機制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中的治理效果。高漢祥（2012）對原有以委托代理為核心的公司治理框架進行拓展，構建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公司治理理論框架。劉鳳委等（2009）根據我國各省信任調查數據研究信任對商業信用模式的影響。石曉軍、張順明（2010）研究表明，商業信用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規模效率的提高。張鐵鑄、周紅（2009）研究賣方提供商業信用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即使有文章將公司治理與商業信用聯系起來考察，也只是從商業信用的治理角度展開。如楊興權（2004）從理論上探討了不同債務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梅波（2009）對商業信用的公司治理價值效應進行分析，發現商業信用作為非公開債權并沒有發揮治理功能。_等（2009）研究了商業信用融資對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影響，但公司治理只是從CEO更換的角度進行。本文從公司治理內外機制角度出發，研究其對商業信用模式和商業信用規模的影響，進一步說明了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為交易中買賣雙方商業信用的使用情況提供借鑒。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公司治理可分為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兩個層次，而本文主要是從第二個層次展開分析。公司治理的主要任務是：一方面解決現代公司所面臨的融資合約的不完全問題，即治理結構；另一方面則需要解決現代公司所面臨的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即治理機制。根據信息經濟學，除存在經營者與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外，委托代理關系還存在于供應商與企業之間，故公司治理需要解決供應商和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當供應商為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后，可能會存在企業不按時償還供應商應收款項的道德風險問題，由于供應商事先也考慮到壞賬的風險，故在發放商業信用之前會觀察公司的治理機制進而決定企業的商業信用模式和規模。陸正飛、楊德明（2011）研究發現，在貨幣緊縮期，替代性融資理論可以解釋我國資本市場的商業信用問題，由于這個時期，企業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就會求助于供應商，需求導向使供應商處于強勢地位；在貨幣寬松期，商業信用的存在符合買方市場理論，買方占優勢。而本文的研究樣本是2011年，國家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故不能由此確定商業信用理論。而通常而言，與銀行相比，商業信用提供者在債權人治理過程中有更強的優勢，因為供應商與企業存在密切的合約關系，商業信用的提供者在信息獲取方面有獨特的優勢，作為提供商業信用的上游企業，供應商對企業有一定的控制力，而且，對機會主義企業而言，挪用存貨比挪用銀行借款困難，銀行很難監控企業貸款的使用，但供應商易監控存貨的使用。姚立杰等（2010）認為，良好的公司治理能降低企業的破產風險和因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風險。因此，供應商在交易過程中會充分考慮企業因公司治理水平不同帶來的風險差異，同時由于其相對于企業的優勢地位，故可以決定向企業提供怎樣的商業信用模式和是否提供商業信用？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以下假設：

假設1：公司治理機制越完善，企業越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

假設2：公司治理機制越完善，企業的商業信用規模越大

（二）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本文以2011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橫截面數據為樣本，分析公司治理機制對商業信用模式和規模的影響。樣本篩選：（1）剔除金融、保險行業，因這些行業的特殊制度安排；（2）剔除ST公司；（3）剔除相關變量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1942個觀測樣本。本文的數據均來源于CSMAR數據庫。

（三）模型建立和變量定義根據上述分析和假設，提出以下模型：

Creditmode=α0+α1Ind+α2Ceotopdic+α3Nmonitor+α4H1+α5Shrs+α6Soe+α7Fpercent+α8Top+α9Omarket+α10Size+α11Cash+

γ∑Industry+ε（1）

Creditsize=β0+β1Ind+β2Ceotopdic+β3Nmonitor+β4H1+β5Shrs+β6Soe+β7Fpercent+β8Top+β9Omarke+β10Size+β11Lev

+β12Roa+β13Cash+β14Am+γ∑Industry+ε（2）

模型中變量選取見表（1）：（1）因變量。本文主要從商業信用模式和商業信用規模兩方面對企業商業信用情況進行分析。Creditmode代表企業在商業活動中商業模式的選擇，用應付賬款/（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付賬款）變量代替，該指標值越高，表明企業較多的使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Creditsize代表企業的商業信用規模，該指標值越高，表明企業的商業信用規模越大。（2）自變量。通常，人們把公司治理機制分為內部和外部兩類治理機制。本文選擇的公司治理內在機制包括：董事會。郝云宏、周翼翔（2010）認為，董事會與公司績效關系一直是國內外財務界關注的重點，董事會獨立性的增加對績效從短期看有負面的傾向，從長期看表現的是正面性；而董事會規模與績效均無顯著關聯。Jensen（1993）認為，一個有效的董事會組織模式應除CEO為唯一的內部董事外，其余均為外部董事。白重恩等（2005）發現兩職合一會降低公司績效，但統計上不顯著。本文就董事會設立了兩個指標，分別是：獨董比例、CEO是否兩只兼任董事長。監事會。監事會是我國所獨有的，受股東大會委托，對董事會和管理層進行監督的機構。監事會以監事會的規模進行度量。股權治理機制。控股股東的治理角色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控股地位使得控股股東有動力也有能力對公司的管理層進行監督和約束，從而帶來績效的提升；另一方面控股地位導致控股股東有機會為自身利益而犧牲中小股東的利益，造成掏空行為。因此，通常認為，過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并非是有效的治理機制，而在中國，這一過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并一定是壞事。這是由于一方面中國大多數上市公司都存在一個絕對控股股東，其所占股份相當大，故其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趨同；另一方面中國控股股東大多是各級政府，政府會對上市公司發揮“父愛效應”。當然，當控股股東占主導時通常會出現所謂的監督過度現象（Bolton等，2008），而解決監督過度的途徑是股權制衡，較高的股權控制度意味著非控制性股東將通過代理權爭奪或接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股東的掏空行為。千偉、蔣天驕（2012）研究發現，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與國有股權對企業獲取商業信用融資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國有股權對獲取商業信用融資有隱性擔保功能，從根本解決民企融資難和所有制歧視問題不能簡單依賴商業信用融資的替代作用。由于流通股比例的高低會影響企業的代理成本，若流通股比例越高意味著公司的股權結構越完善，因此供應商會為企業提供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基于上述分析，該變量的度量指標包括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控股股東性質及流通股比率。財務信息披露和透明度。顯然，良好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是有效的治理機制，因為此時管理人員會披露更多有關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等方面信息。本文選用是否在其他市場發行股票對該指標進行度量。高管薪酬。為解決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代理問題，高管的薪酬激勵特別是股權激勵發揮重要作用。本文選用高管的持股量進行度量。本文選取的公司治理外在機制包括：企業控制權競爭市場。本文主要是從代理人競爭這一角度說明企業控制權競爭市場，度量則是第二到第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接管威脅所帶來的公司治理改善有限是因為我國資本市場并購行為通常是政府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或為符合上市標準的技術調整，而缺乏作為微觀個體的企業處于自利目的的自愿行為。法制基礎和中小投資者保護。LaPorta等（1998）研究發現，與實施普通法系的國家相比，實施大陸法系的國家通常公司治理水平較低，對中小股東的保護也比較薄弱。因此如果上市公司有機會在B股市場或境外上市，這些較成熟市場因有健全的法律體系，較A股更能保護中小股東利益。是否在其他市場上市反映了法制基礎和中小投資者保護。此外選取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由表（2）可知，Creditmode的均值達到，中值為，說明大多數企業更愿采取應付賬款這一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而Creditsize的均值和中位數以及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別較大，說明企業的商業信用規模有較大的差異。H1的最大值接近80%，而最小值僅有，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差異較大；而作為股權控制度的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的最大最小值也相差甚大。Omarket的均值和中值均較小，這說明在其他市場發行股票上市公司占少數。

（二）回歸分析根據研究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如下：（1）公司治理機制與商業信用模式。如表（3）所示，董事會機制中的Ceotopdic與商業信用模式在10%水平下顯著負相關，說明上市公司若存在CEO和董事長兩職合一的話，更少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監事會機制對商業信用沒有顯著的影響。而股權結構機制均在1%水平下顯著，其中股權集中度、股權控制度和流通股比例均與商業信用模式顯著正相關。股權集中度越高，企業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上文變量解釋中已做出說明。而相對于國有企業而言，私營企業與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負相關，其交易成本較高，這是因為私有企業沒有政府的隱性擔保。由于高管持股量較少，故薪酬激勵機制對商業信用模式沒有顯著影響。Omarket與商業信用模式顯著正相關，說明上市公司若在其他市場發行股票，由于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和健全的法制約束，供應商會向上市公司提供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控制變量中，企業的規模對商業信用模式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即企業規模越大，越可能采用成本較高的商業信用模式，但系數較小，說明影響不是很大。基于上述分析假設1得證。（2）公司治理機制與商業信用規模。表（4）表明，董事會、監事會、薪酬機制和上市公司是否在其他市場發行股票對商業信用規模均沒有顯著的影響。而股權結構除流通股比例之外，其他變量均與商業信用規模顯著正相關，相對于國有控股企業，私營企業的商業信用規模更大，這可能與私營企業的借款難有關，商業信用融資作為銀行借款融資的替代變量。就可控制變量而言，公司規模與商業信用規模顯著負相關，規模大的企業更容易借到貸款，故較少采用商業信用融資；由于商業信用實質上是企業的負債，故資產負債率與商業信用規模顯著正相關；企業盈利能力與商業信用顯著負相關；現金持有比率越高，企業商業信用規模越大，這是因為這類企業能夠較快的償還商業信用。基于上述分析，假設2基本得證。

（三）穩健性檢驗考慮到籌資需求會對在商業信用模式、商業信用規模產生影響，在研究中，加入籌資需求后結果仍然仍然成立。由于制造業是典型的購銷活動行業，故本文選取制造業樣本檢驗，結果仍然成立。

四、結論

商業信用是日常交易中供應商向企業提供的一種短期融資，供應商在交易中通常處于優勢地位。構建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能有效地改善公司治理狀況，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進而有利于企業價值的提高及風險的減低，因而供應商會為治理機制完善的公司擴大商業信用規模并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本文運用中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實證檢驗了公司治理的內外機制對商業信用模式和商業信用規模的影響。研究表明，就商業信用模式而言，董事會機制中的兩職合一、股權結構機制、信息披露和外部機制中是否在其他市場發行股票對企業采用成本較低的商業信用模式有顯著影響。而就商業信用規模而言，只有股權結構的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和控股股東的性質對其有顯著的影響。本文意義在于進一步說明了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為交易中買賣雙方商業信用的使用情況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白重恩、劉俏、陸洲、宋敏、張俊：《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2005年第2期。

[2]鄭志剛：《對公司治理內涵的重新認識》，《金融研究》2010年第8期。

[3]高漢祥：《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會計研究》2012年第4期。

[4]_、黃曼麗、宋敏：《銀行貸款、商業信用融資及我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南開管理評論》2009年第5期。

[5]應千偉、蔣天驕：《市場競爭力、國有股權與商業信用融資》，《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年第9期。

[6]劉鳳委、李琳、薛云奎：《商業信用、交易成本與商業信用模式》，《經濟研究》2009年第8期。

[7]陸正飛、楊德明：《商業信用：替代性融資，還是買方市場？》，《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

[8]LaPorta，Rafael，Lopez-de-silanes，Florencio，Shleifer，Andrel，andVishny，Robert，“lawand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8.

商業信用中心準入報告范文第三篇接收日期：年月日

（編制參考）

項目名稱

項目單位

江蘇某某地下商城項目投資分析報告提綱

第一章概要

一、商城項目簡介

（1）項目背景

（2）項目SWOT分析

（3）選址分析（生活機能、交能動線、地鐵概念等）

（4）商城總體規劃介紹

（5）商城首期工程介紹

（6）項目運營規劃

二、投資方基本情況

（1）公司現狀

（2）公司核心競爭力

（3）遠景和發展戰略

（4）商城投資目標

三、江蘇市商業項目市場背景分析

（1）江蘇市商業項目市場發展概況

（2）相關行業政策分析

（3）宏觀經濟及項目區域經濟分析（收入水平、消費指數、市場消費心理、區域價格及決定因素、配套市場需求等）

（4）相關社會文化環境分析

（5）經營發展及服務模式分析

四、行業與市場分析及預測

（1）市場規模現狀及預測

（2）市場需求分析與預測

（3）競爭結構（市場份額）分析

（4）主要競爭對手分析

（5）競爭預測

第二章商城的定位開發分析

一、項目總體資金預算

二、首期資金投入計劃

三、進入市場時機建議

（1）規劃總圖設計審核

（2）招商管理團隊組建

（3）商場項目市場營銷計劃及策略（銷售渠道與伙伴、銷售周期、定價策略等）

（4）組織管理（核心管理團隊、組織架構及管理機制、管理績效等）

四、項目開發策略定位（主力店、次力店選擇）

商業業態包括百貨店、超級市場、大型綜合超市、便利店、專業市場（主體商城）、專賣店、購物中心和倉儲式商場等

五、商城定位策略

（1）業務策略

（2）服務宗旨

（3）優質服務體系

（4）高效運營體系

（5）常客計劃

（6）競爭優勢

（7）前景展望

六、目標客戶群鎖定及分析

（1）目標客戶群定位

（2）目標客戶群描訴

（3）項目輻射區域定位

（4）招商比例定位

第三章商城投資效益分析

一、項目投資收益分析

（1）項目建設進度情況分析

（2）項目資金投入情況分析

商業信用中心準入報告范文第四篇［提要］在現代信用經濟中，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是兩種最基本的形式。本文就商業信用的再分配觀和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進行探討，并對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分析。

關鍵詞：商業信用再分配觀；商業信用競爭假說；信用風險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3月9日

一、引言

信用形式多種多樣。按照是否有中介人出現，有直接信用與間接信用之分；按照信用主體或信用標的的不同，又分為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國家信用、消費信用、國際信用等。其中，國家信用、消費信用和國際信用實際上是前兩種信用的衍生形式。這樣，我們可以把商業信用、銀行信用看作是最基本的兩種信用形式。本文主要對商業信用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商業信用是商品交換者在貨幣運動與實物運動時間上不一致的交換過程中所形成的以實物讓渡為前提、以償還為條件、具有合作互利功能的契約關系。自1960年Meltzer首次觀察到商業信用在融資活動中的作用以來，商業信用問題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具有成熟金融市場的發達國家中，商業信用是企業短期融資最重要的方式；而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商業信用也正逐漸成為企業重要的融資工具。商業信用也已成為企業重要的短期資金來源，融資性需求已成為企業對商業信用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從信用提供者的角度來說，在金融機構作為專業的信貸供給組織存在的條件下，企業為何還會向客戶提供融資性信用？或者從信用接受者的角度說，商業信用作為企業的融資手段在銀行信用存在的條件下因何繼續存在？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商業信用研究的焦點。

二、商業信用的“再分配”觀

Meltzer（1960）首次強調了商業信用的再分配作用。他假設易于獲取銀行信用的公司比受到銀行信貸市場歧視的公司更能增加商業信用的發放。Meltzer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驗證了這一再分配觀點，特別是在貨幣緊縮時期，這一現象尤為明顯。Petersen和Rajan（1997）是第一篇利用美國公司數據研究再分配作用的研究。他們以小企業金融調查數據為樣本，發現獲取金融機構越多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從而表明商業信用在金融機構和缺乏正規金融渠道的企業之間發揮了中介作用。Ramey（1992）和Nilsen（2002）繼續了這一研究，得到了支持再分配觀的類似結果。這些研究都說明商業信用起到了將一個經濟體中金融機構提供的短期資金用于最佳用途的傳導中介作用。商業信用的再分配功能在發展中國家及轉型經濟體中更為重要，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正規融資渠道還欠發達。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通過國別比較研究發現，在銀行為主要融資來源的國家，企業向顧客提供了更多信用。當銀行系統的股權更集中、經營更有效時，這一關系更為突出。Kohier，Britton和Yates（2000）通過研究那些直接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的英國上市公司是否會通過提供商業信用去幫助那些正處于資金困難時期且對銀行借款有依賴性的企業時，發現確實存在商業信用這一融資渠道，幫助處于資金困難時期的企業緩解融資困境。Fisman和Love（2003）的研究表明，在金融中介欠發達的國家，商業信用提供了重要的替代資金來源，使用商業信用更為密集的行業經歷了最顯著的業績增長。Loveetal.（2007）運用來自6個轉型經濟國家的公司樣本數據，研究了金融危機對商業信用的影響。他們發現，雖然商業信用的提供在危機之后馬上增加，但隨后急劇降低，而商業信用提供量的降低源自于危機后銀行信用的短缺。他們的結論與商業信用提供的再分配觀是一致的，即通過財務狀況好的企業向財務狀況差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將銀行信用進行再分配。

余明桂、潘紅波（2010a）基于商業信用的再分配理論――易于獲得銀行信用的企業會將這些信用以商業信用的形式再分配給難以獲得銀行信用的下游企業，從所有權性質出發，以2004～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為樣本，檢驗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信用再分配功能，結果發現，盡管國有企業獲得的銀行信用顯著多于私有企業，但提供的商業信用凈額卻顯著少于私有企業。而且，國有企業獲得的銀行信用與提供的商業信用不相關，而私有企業獲得的銀行信用與提供的商業信用顯著正相關。謝詩蕾（2011）以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在控制了規模、成立時間、行業競爭性等因素后，銀行短期借款越多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支持了商業信用的“再分配”觀。研究結論還表明，利用銀行信用提供商業信用再分配的現象只在非國有上市公司中存在，這與余明桂、潘紅波（2010）的實證結論一致。并且還發現盈利情況較差的非國有上市公司在銀行信用的基礎上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意味著在這些公司商業信用的提供可能是一種被迫采納的舉措。此時需要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本文試圖從商業信用競爭假說的角度進行分析。

三、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

Fisman和Raturi（2004）及VanHoren（2005）提出了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競爭假說認為，商業信用可以作為供應商的一種競爭手段，當供應商面對的同行業競爭者較多時，客戶能夠很容易找到替代性的供應商。在這種情況下，客戶能夠施加可置信的威脅轉移到其他的供應商。因此，為了避免失去客戶，供應商愿意提供商業信用來鎖定客戶，即使對于那些受到融資約束因而商業信用成本很高的企業也是如此。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盈利情況較差的非國有上市公司在銀行信用的基礎上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

余明桂、潘紅波（2010b）從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出發，以2004～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為樣本證明了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并且發現，由于私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大于國有企業，所以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多地以商業信用作為產品市場競爭手段，在加入金融發展這一因素后，發現商業信用的競爭效應主要發生在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而在金融發展較差的地區，私有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商業信用競爭并沒有顯著差異。這是因為，在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私有企業易于在市場化地條件下獲得銀行信用，進而有較多的資金來源提供商業信用。這一實證結果也支持了商業信用的再分配觀。

四、可能存在的風險探析

從上述商業信用的再分配觀和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中，可以看出，商業信用起到了將一個經濟體中金融機構提供的短期資金用于最佳用途的傳導中介作用。具體來說，融資約束少、獲得更多銀行信用的企業為受融資約束多、受到信貸歧視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緩解他們的融資約束，解決他們的融資困境，進而促進他們的發展，同時也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產品市場競爭力，促進自身的發展。然而，并沒有考慮到商業信用自身可能存在的風險。眾所周知，信用是存在風險的。

信用風險是借款人因各種原因不能及時、足額償還債務或銀行貸款而違約的可能性。發生違約時，債權人或銀行會因為能得到預期的收益而承擔財務損失。信用風險由兩方面原因造成：一是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處于經濟擴張期時，信用風險降低，因為較強的贏利能力使總體違約率降低；處于經濟緊縮期時，信用風險增加，因為贏利情況總體惡化，借款人因各種原因不能及時足額償還的可能性增加。二是對于公司經營有影響的特殊事件的發生：這種特殊事件的發生與經濟周期無關，對公司經營有重要影響。商業信用也不例外，也存在風險。因此，在制定商業信用決策時需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

商業信用決策是一個涉及多個公司運營層面的交互作用過程，此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既有公司財務層面融資能力的權衡，也會受到成本分擔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市場層面需求率的影響。一方面企業向下游企業提供商業信用時是否也能從上游企業獲得商業信用，否則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越多，對企業自身資金周轉帶來的影響就越大，甚至會導致資金鏈斷裂。信用關系一旦在某一環節斷裂，往往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另一方面由于商業信用再分配觀是建立在企業獲得更多銀行信用基礎之上的，此時需要考慮企業獲得銀行信用的資金成本是否低于提供商業信用可能帶來的收益。從收益角度看，企業在提供商業信用之后，企業市場層面的需求率是否有所提高。獲得商業信用的企業是否存在過度投資的行為，產生事后的道德風險，進而對商業信用提供方來說，面臨的違約風險增大。

五、小結

企業在獲取更多銀行信用的基礎上提供商業信用，發揮商業信用的資源再分配功能，一方面緩解了面臨融資約束企業的融資約束，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自身在產品市場的競爭力，然而基于商業信用的這兩種理論都忽視了信用風險問題，一旦發生信用風險，企業自身的資金周轉就會出現裂痕，同時，企業自身是否也會發生違約風險，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1]謝詩蕾.所有權性質、盈利能力與商業信用的提供[J].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

[2]余明桂，潘紅波.所有權性質、商業信用與信貸資源配置效率[J].經濟管理，.

[3]林加奇.第三條融資渠道：解讀現代商業信用[M].江西人民出版社.

商業信用中心準入報告范文第五篇[提要]商業信用作為一種重要的短期融資工具，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通過歸納現有的研究文獻發現，研究主要集中在商業信用的存在動機、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的關系、影響商業信用的因素等方面，并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展望。

關鍵詞：商業信用；銀行信貸；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3月7日

一、引言

商業信用是指工商企業之間在買賣商品時，以商品形態提供的信用，是企業之間的一種直接信用關系。商業信用是信用發展史上最早的信用交易方式，銀行信用、消費信用等其他信用交易方式都是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商業信用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歐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在原始的簡單交易場所集貿市場上，商人允許顧客先行得到商品，然后在規定的期限內支付價款。在中國，賒銷作為一種商業信用始于先秦時期，并在宋代得到廣泛發展。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如今商業信用已成為一種被廣泛應用的短期融資形式，是非金融類企業總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縱觀國內外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商業信用的存在動機、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的關系、影響商業信用的因素等方面。

二、商業信用的存在動機理論

（一）經營性動機。經營性動機是指企業依據市場條件變化，為了降低經營成本、擴大銷售份額或者抑制市場價格波動，最終實現企業近期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以及長遠的經營目標實施的反映策略。商業信用的經營性動機的內容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動機、質量保證動機、價格歧視動機和促銷動機等等。

Schwartz（1974）首次提出商業信用的降低交易成本動機理論。Ferris（1981）對該理論進行了系統的闡述，該理論假定交易為時間的隨機函數，存在著不確定性，研究認為，商業信用使得交易中的商品交換和貨幣交換在時間上相分離，買方企業在使用商業信用過程中能夠獲得準確的付款時間，從而減少了預防性資金，節省了交易費用，能夠更加有效地管理資產。同時，賣方企業因為獲得了貨款收回的準確時間，其對自身資金的管理更加合理，從而減少了經營費用。

Lee和Stowe（1993）指出，不對稱信息會導致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當企業對產品質量沒有保證時可能會通過折扣率誘導顧客現期支付來轉移質量風險。DeLoof和Jegers（1996）也認為商業信用能夠有效地解決企業的逆向選擇問題。商業信用為客戶提供了一種擔保機制，如果在交易之后的一段時間內發生產品質量問題，或者廠商沒有及時履行服務承諾，客戶可以拒絕支付貨款。因而，這種交易方式能夠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這種情況下廠商向客戶提供的商業信用可以認為是對產品質量保證的表現，向客戶傳遞了對產品質量的信心。

Mian和Smith（1992）認為，商業信用的應用能夠繞過相關法令的約束，對客戶實行間接的價格歧視，從而獲得超額利潤。企業通過額外或較長期限的商業信用給邊際客戶提供一種補貼，從而刺激邊際顧客的購買量，增加企業銷售利潤。Schwartz和Whitcomb（1978）的研究指出企業可以通過制定不同的商業信用政策來穩定市場需求，企業可以使用差異化的商業信用來維持優質客戶。

（二）融資性動機。商業信用的融資性動機是指商業信用作為企業重要外源融資方式存在的原因。Summers和Wilson（1999）以英國655家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大多數企業都把商業信用作為一種重要的融資渠道。關于商業信用融資性動機的研究，理論界的成果主要包括融資比較優勢理論、信貸配給理論和資產轉移理論。

Petersen和Rajan（1997）系統總結了融資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賣方企業向買方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具有三個優勢：信息獲取優勢、控制買方優勢以及財產挽回優勢。

Meltzer（1960）最早提出了信用配給與商業信用之間的關系。Biais和Gollier（1997）從賣方掌握受信企業信用信息的角度出發，分析了信貸配給的原因，研究認為商業信用有利于賣方和銀行整合各自掌握的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信貸配給。Fabbri和Menichini（2006）指出在賣方利用資產的優先清算權給買方提供商業信用時，商業信用的使用成本比銀行貸款低，因此不存在信貸配給的企業也會使用商業信用。

Burkart和Ellingsen（2004）的研究模型顯示，由于原材料較難轉移，賣方能夠比銀行更有效地解決買方轉移資產而引起的道德風險問題。Fabbri和Menichini（2006）的研究解釋了不受信貸配給約束的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原因。為了利用賣方的資產挽回優勢，買方使用商業信用并為賣方提供優先清算權利。這樣情況下使用商業信用，買方獲得了比銀行貸款成本更低的融資方式，因此不存在信貸配給約束的企業也會優先選擇使用商業信用。而存在信貸配給約束的企業選擇使用商業信用主要考慮到賣方提供的產品特征。

三、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的關系

目前，理論界對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在企業融資中的關系存在著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受到銀行信貸約束的企業可以通過其他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獲得資金，因此在企業融資中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之間存在著相互替代的關系；另一種觀點認為，由于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對需求者在獲取信息和執行合同力方面比銀行更有優勢，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可以依靠自身的資源先從金融機構獲得充分的資金，再根據日常交易往來中所掌握的生產要素需求者的信息，通過提供商業信用的方式把資金借貸給生產要素的需求方，因此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在企業融資中存在一種互補關系。

Petersen和Rajan（1997）以美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與金融中介保持長期關系的企業較少使用商業信用，而在金融中介不發達的地區企業較多地使用商業信用。Ng和Smith（1999）指出在轉型經濟背景下，由于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難度普遍很高，因此企業之間進行的商業信用成為企業外部融資的重要來源，這種現象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Yang和Blenman（2008）研究了商業信用的使用與銀行借款之間的關系，發現商業信用和銀行借款存在替代關系，商業信用對緩解融資約束有重要的作用。

Schwartz（1974）認為當企業獲得的銀行借款越多，其投放的商業信用也越多，商業信用的提供與銀行借款之間是互補的關系。Gregory和John（1993）利用全美小企業融資調查報告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該統計僅從數量角度驗證了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之間的互補關系。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的研究表明商業信用的供給隨著銀行信貸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之間的互補關系。

國內對于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Ge和Qiu（2007）研究了1994～1999年期間，商業信用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中的使用狀況，發現相比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更難獲得銀行借款。出于融資目的，非國有企業更多地使用商業信用，間接說明非國有企業將商業信用作為銀行借款的融資替代方式。Cull，Xu和Zhu（2009）的研究認為，在我國受到信貸歧視的企業中，商業信用對銀行借款替代作用更顯著。石曉軍（2009）的研究發現商業信用與銀行貸款之間總體平均替代率高達17%，替代系數與同步宏觀經濟指針GDP之間存在反周期關系。謝詩蕾（2011）通過對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在控制了規模、成立時間、行業競爭性等因素后，銀行短期借款越多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支持了商業信用的“再分配”觀。

四、商業信用影響因素研究

Petersen和Rajan（1997）對企業商業信用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全面的研究，發現相對于大企業來說，中小企業獲得和提供的商業信用都較少，此外他們的研究還發現企業規模、年齡、投資機會、所屬行業、現金流以及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關系是影響商業信用的顯著因素。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研究發現，擁有大規模銀行系統的國家或地區，企業提供和獲得的商業信用都較多，說明在經濟發展越快的地區，市場交易相對活躍，企業往往更加普遍使用商業信用這種非正式的企業融資渠道。同時研究表明，在司法系統有效的國家或地區，企業商業信用使用較少，這說明在有效的法制保障下，企業能夠更加有效地從銀行取得貸款，從而減少了對商業信用的使用。Fisman（2003）利用44個國家37個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金融體系較差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使用較多商業信用的行業中的企業具有較高的增長率。JohnWiley&Sons（2003）研究表明價格、競爭、融資等因素對商業信用的運用都存在一定關系。

楊松令和趙西卜（2003）以中小企業為樣本，對影響企業提供商業信用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余明桂和鄒振松（2005）進一步以非上市的制造業企業構成的大樣本進行了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