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1PAGE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調研報告——以山西外賣騎手為例2020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與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聯合向社會發布了“網約配送員”等16個新職業信息，“網約配送員”正式進入《國家職業大典》。美團研究院《城市新青年2018外賣騎手就業報告》顯示，外賣騎手數量與各省GDP呈正相關。外賣騎手有力支撐了“數字經濟”時代的居民消費升級和生活服務業線上線下互動轉換。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我國目前為共享經濟服務的人數約為8400萬，外賣騎手是主要組成部分。以美團外賣為例，2019年，美團騎手總數為398.7萬人，比2018年增長23.3%。2020年上半年，雖然受疫情影響，但美團騎手總數為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新就業形態帶給勞動者帶來了自由的工作模式，工作安排更靈活、工作機會更多，但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缺失問題卻隨之而來。本次調研選擇外賣騎手作為調查對象。首先，外賣騎手和快遞員的用工模式基本相近，都包含了勞動合同、勞務協議和承攬協議用工模式，這種復雜用工關系在外賣騎手中更有代表性。其次，外賣騎手相比快遞員的職業傷害風險更為典型，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可以較為全面了解類似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尤其是社保權益保障等問題。再次，快遞員從業已有十年之久，而外賣騎手僅有五六年，新問題不斷涌現，維護其勞動權益保障更為迫切。一、調研方法和調查概況本次調研采用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方式。通過發放調查問卷收集太原、忻州、晉城、陽泉等地美團或餓了么外賣騎手的有關勞動關系、工作量與工作時間、工資收入及社會保障的基本情況等信息，共發放問卷205份，有效問卷195份，其中在太原街頭發放調查問卷61份。定性調研主要是對外賣騎手進行深度交流，通過訪談、一對一面談、微信語音聊天等方式了解他們的勞動過程、生活經歷及勞動風險、職業傷害、勞動保護、工作遭遇等信息，其中，單獨訪談了15位外賣騎手。從性別方面分析，外賣騎手以男性為主，占比為93.3%，女性只占6.7%。在訪談中了解到，女性在工作量、勞動保護方面同男性相同；從戶籍方面分析，農業戶籍比城鎮戶籍高出13.8%；從年齡方面分析，20—40歲之間的勞動者，占比達89.8%；在文化程度方面，中專（中專、高中、技校）學歷及以下居多，占比為75.9%；在工作年限方面，3年以內的占80%，1年以內的占33.8%。（見表1)外賣騎手簽訂勞動合同的有74人，占總人數的37.95%；簽訂勞務派遣協議的有66人，占總人數的33.85%；簽訂承攬協議的有3人，占總人數的1.54%；不知什么協議的有34人，占總人數的17.44%；認為在手機注冊無合同的有18人，占總人數的9.23%。（見圖1)117名外賣騎手平均每天的送單量在21—30單，占總人數的60%;31—40單也較多，有44人，占總人數的22.6%；有兩位女性騎手送單同時，還要照顧孩子，平均單量在10單以下。（見圖2)日最低送單量集中在11—20單，有138人，占總人數的72.3%;21—30單有30人，占總人數的15.7%;1—10單有20人，占總人數的10.5%;31—40單有1人；41—50單有2人。（見圖3)日最高送單量集中在41—50單，有78人，占總人數的42.9%;31—40單有43人，占總人數的23.6%，51—60單有30人，占總人數的16.5%。個別騎手日常最高送單量在80單左右，在雨雪天氣則可達100單以上。（見圖4)收入方面，95%的騎手把送外賣作為專職工作，作為收入的唯一來源。騎手的月收入基本在3000元以上，3000—7000元之間的占總人數的91.8%。78%的騎手收入在4000元以上，超過山西省2020年城鎮私營企業月平均工資（3575元）。（見圖5)勞動時間方面，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的占總人數的81.2%。（見圖6）某市外賣騎手為了多送單，實現自己的目標收入則全部工作超過8小時。僅過半騎手參加各類養老保險。多數騎手在平臺企業無法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大部分騎手只能選擇加入保障層次較低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13.8%的騎手從原單位渠道參保城鎮職工養老保險；4.6%的騎手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36.9%的騎手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45.1%的騎手沒有參加養老保險；還有3.6%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其中8人參加了兩種養老保險。（見圖7)社會保險金全部由自己繳費有51人，占總人數的26.1%；按比例和工作單位共同負擔有15人，占總人數的7.7%；自己繳，工作單位把保險發到工資里有1人，占總人數的0.5%；自己繳，國家給予部分補貼有12人，占總人數的6.2%；沒有繳納有116人，占總人數的59.5%。（見圖8)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有124人，占總人數的63.6%；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有25人，占總人數的12.8%；參加靈活就業醫療保險有3人，占總人數的1.5%；參加商業醫療保險有4人，占總人數的2.1%；沒有參加有39人，占總人數的20%。（見圖9)每月繳納的醫療保險費在100元以下的有104人，占總人數的53.3%;100—200元有17人，占總人數的8.7%;200—300元有18人，占總人數的9.2%;300—400元有13人，占總人數的6.7%；沒有繳納醫療保險的有43人，占總人數的22.1%。（見圖10)通過新媒體，如微信、抖音等宣傳了解社保信息的有74人，占總人數的37.9%；通過大眾傳媒，如電視、報刊等宣傳了解社保信息的有25人，占總人數的12.8%；通過社保機構或保險公司宣傳了解社保信息的有30人，占總人數的15.4%；通過就業單位宣傳或講解了解社保信息的有28人，占總人數的14.4%；通過親戚朋友介紹了解社保信息的有33人，占總人數的16.9%；通過其他渠道的有32人，占總人數的16.4%。（見圖11)外賣騎手參加養老和醫療保險由多個原因促成。認為有保險看病非常方便的有88人，占總人數的45.1%；認為是國家政策，用人單位有義務給上保險的有44人，占總人數的22.6%；認真計算研究過，覺得值得的有14人，占總人數的7.2%；親戚朋友介紹的有13人，占總人數的6.7%；其他原因的有46人，占總人數的23.6%。（見圖12)只有11人辦理過異地社會保險接續，占總人數的5.6%;45人不知如何辦理，占總人數23.1%。辦理轉移接續，認為方便快捷的有3人，認為手續煩瑣的有2人。（見圖13)有73人因工作調整中斷繳納養老保險，占總人數的37.4%。（見圖14)了解（聽說）工會的有115人，占總人數的59%；不了解（沒聽說）的有80人，占總人數的41%。想加入工會組織的有140人，占總人數71.8%。（見圖15)二、外賣騎手的勞動權益保障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目前外賣騎手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專送騎手和眾包騎手。美團認為，專送騎手規范管理，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收入穩定；眾包騎手跑單自由，結算靈活。美團在太原市除了專送和眾包之外，還有“好活”。好活線下管理嚴格，每天有固定的送單量，不能隨意取消平臺派單。調查顯示，多數騎手簽訂的是勞務合同而不是勞動合同。平臺企業更多采用勞務協議和承攬協議用工模式，一般與加盟商或者勞務派遣公司建立用工關系。這種用工形式似乎給予騎手靈活的工作空間，但實際上是在降低運營成本，規避其作為雇主的責任。調查發現，外賣騎手每天的勞動時間絕大多數超過8小時。平臺采用單量累積激勵機制，劃分多個層級，每上升一個層級都伴隨著騎手更多勞動的付出。比如某市美團，2019年，4.5元/單，層級月單量要求達到700單，有1000元底薪。而2021年年初，則是800單以上，2021年后半年則要1000單以上，依次測算可以拿到底薪的工資額分別為3150、3600、4500元。底薪看似比較高，但對應要求騎手每月需完成最低工作量，如果達不到要求的工作量，就按實際單量計算工資收入。底薪的工作量和其公司統計的日單量緊密相連，日單量每增加1000單，外賣騎手底薪的工作量就要增加100單。如果1000單才能拿到底薪，也就是平均日單量需要達到33單以上（按30日計算）。平均單量在30單以上的騎手只有30.8%，也就是說能拿到底薪的騎手不足1/3。底薪面向的不僅僅是超負荷勞動的騎手，而且是高單量騎手。2020年，山西省參保職工人數為537.59萬人，較上年末增加56.96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3.44%。調查顯示，僅36.9%的騎手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有45.1%的沒有參加養老保險。外賣騎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明顯低于城鎮職工參加職工養老保險。訪談發現，外賣騎手有參加養老保險的意識，40歲左右的尤為迫切且焦慮。但由于城鄉養老保險是自愿繳納，與是否從業、就業無關，而且保險繳費低、養老金低，對未來養老杯水車薪，就為平臺企業規避社會養老保險中的繳費責任提供了機會。雖然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高于養老保險，但仍然有20%的外賣騎手沒有參加。外賣騎手的收入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如果騎手患病，那么收入將銳減或中斷，整個家庭可能面臨基本生活難以維持。同時，外賣騎手勞動時間長、作息不規律，容易增加其患病、遭遇意外的風險，從而造成收入風險和醫療費支出風險的雙重疊加，帶來新的社會問題。由于外賣騎手流動性強，更換平臺、更換工作地點的頻率遠遠高于傳統服務業。而由于客觀原因，在社保轉移接續方面存在困難，面對轉移接續復雜的手續，勞動者多選擇放棄，導致斷保。有的騎手在平臺繳納職工醫療養老保險，但平臺改制后，只能自己繳納靈活就業保險，由職工養老保險轉移到靈活就業保險，從職工轉換成靈活就業者，則發生質的變化，不能享受失業保險等。而醫療保險不能轉移接續，就會導致外賣騎手一旦因勞累或超負荷工作導致生病或發生安全事故，就可能因為醫療保險不到位，沒有工傷保險，增加了看病治療的負擔。還有一些騎手既參加家鄉的居民醫療養老，又參加城鎮的靈活就業養老醫療保險，重復繳費容易帶來更多的經濟負擔。訪談發現，一些騎手并不了解工會是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組織，即使知道工會，聽說過工會的活動、福利，但不知道工會是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群眾組織。平臺過度靈活的工作方式及高依賴性的從屬關系極大削弱了外賣騎手的話語權與建議權，多數勞動者游離于工會之外，無法通過工會維護其合法權益。雖然有59%的騎手不了解工會，但是有71.8%的騎手想加入工會。數據顯示，晉城餓了么建立工會后，騎手全部了解工會并想加入工會。三、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的對策和建議基于新業態勞動者加入社會保險的緊迫性和可行性，構建符合新業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數字經濟是涉及平臺企業、外包合作商、商戶及勞動者等多個主體的復雜經濟形態。在社保政策細則制定中，需要兼顧考慮各方訴求。一是構建多層次靈活就業社會保險體系。要突破傳統社會保障制度，探索建立適應新業態勞動者工作特點和自身需求的社會保險制度。實行差別化的參保認定依據，改變單一的勞動合同認定參保條件的規定，按合同、按項目、按年或月的勞動時長以及其他可行指標作為參保條件的認定依據。新業態勞動者社保權益保障的關鍵，在于設計制定“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勞動者的社保制度。讓新業態勞動者直接參加社保，打破以用人單位為參保主體的限制，對新業態勞動者直接給予社會保險費補貼等措施，鼓勵新業態勞動者參保。將靈活就業社保補貼進一步延伸，現有的靈活就業社保補貼政策對應的是就業困難人員、離校兩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對于新業態勞動者可以根據其新業態勞動者身份直接參保或在新業態從業時間長短給予補貼多少，以分享社保改革成果，讓他們與廣大職工共享社會保障福利。二是充分發揮“互聯網+”作用。通過數字化手段，簡化新業態勞動者參保流程和步驟，與現有的社保管理體系實現資源與信息共享。實現“網上社保”全國聯網。“網上社保”要與現有的社保管理體系緊密銜接，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因平臺間流動、因異地就業而跨公司、跨地區的社保轉移接續難題。由于新業態勞動者流動性強，他們的從業經歷可能有勞動關系、勞務合同及承攬協議一時難以厘清，頻繁轉移接續不現實，可分段計算確定各階段參保的貢獻率。三是在社會保險兜底的基礎上，創新靈活就業養老保險制度。首先，鼓勵新業態勞動者中“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參加城鄉居民保險。城鄉居民養老醫療保險作為居民應有的基本保障，應從自愿參保逐漸轉化為強制性的社會保險，成為居民自出生就應該擁有的保險。由于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最低檔只有200元/年，日均不足0.6元。對于沒有保險的居民或即將就業的勞動者，有可能設定“只有參加城鄉居民保險，才可以加入其他職工保險”的基本條件。這樣，不僅可以吸引2億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保，還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保體系，進一步體現我國社保福利的優越性。其次，新業態勞動者作為處于居民和職工之間的靈活就業者，渴望職工養老保險。有戶籍限制的地方，新業態勞動者無法參加靈活就業養老保險；取消戶籍限制的地方，在具體辦理時仍有門檻。可以參考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通過測算將靈活就業養老保險劃分更多層次，也可以補貼一定的系數，讓更多新業態勞動者融入職工養老醫療保險。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的意愿很大程度上與其對政策及相關服務的了解有關。一方面要加強宣傳。手機是新業態勞動者工作的必備工具，也是其獲得各種信息的重要渠道，政策宣傳要通過多種傳播媒介進行。宣傳不僅需要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介紹參加社會保險的重要性，更要讓新業態勞動者認識到可能遭受的工作風險，要增強風險防范意識，培養參加保險習慣。加強政策宣傳，讓新業態勞動者了解社保的基本知識、參保途徑和繳費方式，引導其積極參加社會保險，逐步形成人人需要保險、人人要上保險、人人有保險的社會保障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強服務。社會保險關系跨省、跨地區轉移流程復雜，需經過申請、審核、聯系、轉出、轉入等程序，且每個環節均需涉及信息填報、錄入和金額核算，地區之間存在信息數據對接的問題。社保經辦機構應加強服務，面向用人單位和個人全面開放，可以隨時免費查詢、核對其繳費和享受社會保險待遇記錄，提供社會保險咨詢等相關服務，不斷提高轉移接續效率。數字經濟特有的組織方式平臺化、工作機會互聯網化、工作時間碎片化、去勞動關系化等特點，對工會工作提出了挑戰。切實維護好新業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職責，也是黨交給工會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依托新就業形態發展，進一步改革創新工會的工作機制勢在必行。一是降低新就業形態從勞動者加入工會的門檻。可將“工資收入來源”設立為加入工會的資格，發揮智慧工會優勢，通過網上入會登記、會員身份屬地化來實現。二是創新工會協商機制，加大工會的維權力度和維權效果來提高工會的社會公信力和組織凝聚力。依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身份屬地，加大工會組織的覆蓋面，創新維權服務方式，支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改善工作條件的訴求，提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建議權與話語權；引導平臺企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勞動報酬、工作時間、勞動定額等方面進行協商，破除平臺單方面制定勞動規則協議、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通過職代會、勞資懇談會等搭建合理利益訴求的渠道，表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訴求，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涉及切身利益重要事項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同時加強對平臺企業執行勞動法律法規的有效監督。三是工會拓展職工意外傷害及疾病醫療保險，滿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保障需求。進一步發揮工會職工互助意外和醫療保險的作用，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勞動風險、疾病風險保障。比如，參考巴西工會和銀行通過補充性的私人計劃對家務用工、農民工等非正規就業群體參加的完全基金進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