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產業聚集問題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20179金融產業聚集問題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 1240751金融產業集聚研究 128913（1）金融產業集聚動因 129315（2）金融產業集聚效應 22860（3）金融產業集聚測度 3175362生態效率研究 415430（1）生態效率概念研究 48353（2）生態效率評價方法研究 511193（3）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研究 6205823金融集聚與生態效率相互關系研究 61金融產業集聚研究（1）金融產業集聚動因國內外學者認為金融集聚的形成與規模經濟、地理區位、信息交互、政策扶持有關。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Kindleberger于1974年最先提出金融集聚理論，他認為規模經濟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一大推動力，由此進一步以銀行舉例得出金融集聚會有效縮短資金盈余者和短缺者之間的距離，合理且高效配置金融資源的結論。所以金融中心和其他沒有形成金融集聚的區域相比而言更加具有外部性優勢，從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資者。Park（1986）站在國際的角度深化了Kindleberger的想法，將跨國銀行納入金融集聚研究中，他發現紐約、倫敦、香港等地的大型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都與該地跨國銀行的數目以及銀行從業人員的持續擴充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金融中心出現以及發展與該地金融機構的入駐以及金融從業人員的增加是相輔相成的。Leyshon（1998）通過研究發現，一個區域的金融集聚規模是受到該地區人民對于金融知識的普及度以及對于金融風險的承受能力的影響的。在一個發展完善的經濟區域內，每個階層的人士的收入情況是迥然不同的，進而消費層次也相差甚多，那么他們所在區域內的金融機構規模、級別就會截然不同。Porteous（1999）以一個全新視角對金融集聚動因進行研究，將研究的地理位置集中在北美洲。他通過分析北美各個城市金融信息交流的機制以及流程發現，金融從業人員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如此密切是由于金融環境的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他們需要時刻保持聯系來獲得最新的金融消息，所以信息的不對稱性是加快金融的集聚程度的又一大關鍵因素。SangyongJoo（2005）選取了106個國家的跨國樣本，從三個方面建立指標體系，得出的結論正如預期的那樣，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與否與金融開放和進步密切相關。在制度因素中，監管環境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更自由和透明的市場監管下，國際金融中心才具有可持續性。金融集聚程度和物質以及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密切相關，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在開放和自由的經濟環境中創新金融商品、進行金融活動。MartinSokol（2007）將研究金融集聚地理范圍縮小至愛爾蘭境內，把愛爾蘭的銀行業單拎出來進行分析，他發現該地金融中心的形成與信息的傳導速度和移動通信技術的升級是分不開的。時辰宙（2008）認為上海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因為其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并且掌握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新金融信息。如果上海想要取得跨越式的發展，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加強信息腹地建設，掌控主流金融產品的定價權。車欣薇、部慧（2012）等通過構建兩區域模型來比較金融集聚與產業集聚，并且證實了產業集聚會促成金融集聚的發生。他們發現金融集聚與產業集聚是類似的，兩者都會受到規模經濟的影響，而金融產業又不同于一般產業會發生實物的運輸，它依賴的是信息的傳遞。大量金融非標準化信息在時間、空間層面上的流通是存在障礙的，由此可知地理區位空間差異導致區域間消費成本高漲是金融集聚產生和持續的動因。李超、張玉華（2014）將空間溢出效應列入影響因素，以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為工具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強化各省之間的金融交互與政策協作會起到促進省域金融集聚程度的作用。（2）金融產業集聚效應金融產業集聚效應主要體現在對促進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產生的作用。Federici和Caprioli（2009）把四十個國家的金融數據放在一起進行分析，運用脈沖響應法建模，得出一個地區金融業的繁榮對該地區經濟發展有重大積極影響的結論，尤其是銀行業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Rioja（2014）把金融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分成了三個階層進行探討，這三個階層分別是滯后、普通、優良。他發現：在金融業發展滯后的地區，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而在金融業發展平平或是優良的地區，金融行業的蓬勃發展對于該地經濟水平的提升是顯著的，且金融發展中等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更大的進步空間。劉婷婷等（2012）認為金融集聚可以有兩種類型，分別是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和政府占據主導地位，外部地理位置、城市基礎設施、政治經濟環境、政府的政策扶持都會對金融集聚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的作用也不是完全積極的，金融資源分配不均衡、行業之間以及行業內部的惡意競爭、金融機構內部監管機制不健全都是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鄧向榮、劉文強（2013）通過研究發現我國整體上金融產業聚集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但區域間差異明顯，東部地區如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是明顯的，但中西部地區的效應就會比較弱。從行業細分來看的話，銀行業對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輻射力度最強，證券業和保險業的作用力度有限。李標（2016）以中國各省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參考索洛(Solow)1956年建立的增長模型，將金融和創新因素內生化，建立多要素增長模型。通過實證發現，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是無論是從國家的角度還是區域的角度來看，金融集聚對創新活動的支持具有強烈的時滯效應，會在短期內阻礙經濟增長。黃德春、徐慎暉（2016）對長江經濟帶3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考察，采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長江經濟帶城市之間具有很強的空間相關性，這種相關性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李赟鵬、郝美彥（2021）通過對我國285個地級市的研究發現金融集聚對我國流通產業綠色發展具有積極影響，尤其是在我國的東部和中部地區，在西部地區則沒有明顯的看出有何種相關性。除此之外，金融集聚對于流通產業綠色發展的增進還存在著“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只有金融集聚規模處在一個合適的范圍，才會促使流通產業的綠色發展達到最高效用。（3）金融產業集聚測度姜冉（2010）采用赫芬達爾指數（HI指數）法對泛珠三角地區（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的金融集聚進行衡量，研究結論指出泛珠三角地區呈現出一定的金融集聚局面，但在區域間卻是嚴重失衡的，其中廣東省的金融資源險些占據了整個泛珠三角區域的一半。李靜、白江（2014）考慮到了我國金融發展區域不平衡的特點，將金融市場細分為保險市場、信托市場、信貸市場和證券市場，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全國各省市的金融集聚程度進行衡量。結果表明我國金融發展在空間上不均衡，呈現出明顯的右傾態勢，即向東部較為發達的區域傾斜，且各個細分行業在同一區域的發展情況也是存在較大差異的。郭露、丁峰（2015）構建長三角地區完備的產業結構與金融集聚的指標體系，首先運用因子分析法對二者的發展水平進行科學的測算，接著在此基礎上引入了物理學中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對長三角16個地級市的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進行實證研究和比較。司祿新、李建華、王振全（2016）以金融從業人員數目作為測算指標，為了提高實證方法的準確性和客觀性，運用到了兩種不同的方法對京津冀金融集聚水平進行分析和測算，分別是空間基尼系數法和區位熵法。結果顯示該地區金融機構集聚水平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說有些分散，其中北京匯集了大部分的金融資源，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之下京津冀金融集聚程度有所加深。李偉軍等（2020）運用因子分析法計算得到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金融集聚得分，然后通過引力模型構建金融集聚的空間關聯網絡矩陣，由此可以繪制中國三大城市群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果顯示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匯集的金融集聚網絡從離散逐漸步入統一，且近年來各個城市的金融集聚程度是在不斷加深的。2生態效率研究（1）生態效率概念研究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這一概念首次亮相是在1990年，它是由德國兩名學者Schaltegger和Sturn提出的，并賦予其內涵即經濟增加值與增加的環境影響的比值。這一概念一經提出便在全世界經濟與生態學術界產生了轟動，此后，對該領域的研究如同雨后春筍，層出不窮。1988年經濟發展合作組織（OECD）把生態效率看作產出－投入的一類過程，是指在獲取最高效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將自然資源的消耗以及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其宗旨還是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管齊下。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于1992年在里約地球峰會上基于商業視角提出：在企業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整個生命周期中，生態效率是不僅僅需要需要具備高質、低價這兩個條件，并且能夠保證對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破壞保持在可控的低水平范圍之內，至少與地球現有的生態環境承載力一致。簡而言之，可以理解為環境影響最小化，創造的價值最大化。國際金融組織環境投資部（EnvironmentalFinanceGroup–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認為生態效率是通過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提高資源的可持續性這樣一個概念。諸大建、朱遠（2005）認為生態效率是一種比率，即全社會GDP總量除以資源消耗總量的比值，代表了一種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壓力之間特殊的離散關系。從理論上看來，一個社會或區域想要提高生態效率水平，可以通過增添居民福利、減少污染排放這種左右開弓的渠道來達成。黃和平（2015）將社會服務量/生態負荷增長速率這樣一個無量綱的計算公式定義為生態效率，可以類比為彈性系數的倒數。雖然國內外眾多學者對生態效率的概念研究稍有差異，但其內在本質大同小異，如今能夠被大多數學者認可的釋義是：生態效率是在花費最低的資源成本的情況下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益。（2）生態效率評價方法研究當前，生態效率的理念被廣泛用于各行各業，在我國主要是應用在區域綠色經濟建設層面。從生態效率的評價來看，學者們尚未達成一致認可的方法，大部分學者通過單一比值法、指標體系評價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對生態效率進行評測。單一比值法，從字面意思上來看就是兩個指標相除得到的比率。WBCSD從企業生產方面推敲，給到的計算公式為“生態效率=產品或服務的經濟價值/環境影響”。Schaltegger與Burritt認為生態效率可以由經濟產出除以環境成本增加值直接進行計算。指標體系評價方法雖然步驟簡便，但是對指標選取的全面性、代表性要求很高，若是指標選取不當，得到的生態效率評價結果也將不具有科學性和說服力。HohH等（2020）選用的測算生態效率的指標是目前學術界影響力度最為深遠，選取了水資源、土壤、能源、原材料、溫室氣體、性氣體這6個存在于自然界的要素，來對生態效率進行評價。李惠娟、龍如銀等（2010）以16座資源型環境重點監測城市作為樣本，選取了包括工業總產值、工業用電量、工業“三廢”排放量等14個指標構建出一套全面且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測算這16座城市的生態效率水平，提取資源效率與環境效率的公共因子，實證結果發現城市間生態效率是有區別的，且區別不小，城市所處的地理位置、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都會對因子分析結果產生影響。數據包絡分析是一種非參數技術效率分析方法，它的優點在于建立模型之前無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且采用的是統計學方法自動賦權，有效地減少了主觀性影響。汪克亮、孟祥瑞等（2015）選擇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工業用水總量、工業煤炭消費量、工業COD排放量以及工業SO2排放量5類工業生態效率（IEE）指標值作為環境壓力代表性指標納入DEA分析框架之中，在此基礎上建立Tobit面板回歸模型研究長江經濟帶工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研究成果顯示，從全局上來看長江經濟帶工業生態效率的水準是偏低的，且區域間差距顯而易見。AbdellaGalal（2021）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種新穎的加權方法，該方法結合了兩個公認的方法來減少聚合過程中的多重共線性結果。提出的方法的數學和操作程序，稱為加權懲罰最大似然估計（W-PMLE），可用于美國食品消費的生態效率分析。生態效率分析結果表明，CO2排放量，金屬礦物質的消耗水平對于美國消費的生態效率表現最為關鍵。（3）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研究影響生態效率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這一概念問世以來，國內外學者對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層出不窮。PeterSaling（2005）認為在經濟產出不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資源性投入和環境損害程度可以左右該地區生態效率水平的強度。MariamCmarero（2013）發現一個地區生態效率水平的高低與該地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有著很大的關聯，當這種氣體達到一定的濃度之后，不僅僅會造成周圍環境的惡化，而且會嚴重危害人體的健康。所以經濟發達的國家會頒布各種政策法規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嚴加管控。潘興俠、何宜慶（2014）把工業生態效率剖解成兩個方面：源頭縮減效率和尾部治理效率，他們通過構建評價體系對中國中東部省份的工業生態效率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經濟發展、外資利用、研發資金投入、環境污染的治理這些因素對生態效率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積極作用。趙敏、杜明凱等（2016）通過對中國29個省、市、區進行回歸分析發現，自1977年之后，中國城鎮化水平和生態效率水平在逐步提升，明顯呈現出正相關效應，將各個省市進行比較來看，城鎮化水平越高的省份生態效率越佳。3金融集聚與生態效率相互關系研究金融集聚和生態效率存在著互相推動的機制。首先，金融集聚會對技術創新領域產生積極影響，導致金融機構業務領域的拓寬以及技術層面的加深，從而加快了公司的發展，對于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是有利的，積極影響逐漸傳導至生態層面，生態效率隨之提高。另外，生態效率程度的高低范疇可以反映出該地的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