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三個基本論域

摘要：都市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部分西方左翼學者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經典范疇自覺納入空間哲學敘事，并圍繞城市景觀與資本邏輯間的歷史地理性辯證關系，所構建的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癥候予以激進反思的前沿理論體系。截至目前，從相關流派立足各自學術視角且根據不同問題側重而分別提煉出的核心論斷彼此間的結構性關聯來看，該思潮大致涵蓋三個基本論域：其一，通過分析為貨幣權力操縱的抽象空間之于城市生產或消費態勢的隱秘干預，而在資本空間生產和再生產的內在機理中探究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幸存的原因；其二，通過刻畫以財富選擇性集中、勞動地理性分工和資本逐利性區位更迭為特征的城市變遷軌跡，而在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消極后果中揭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遭遇的危機；其三，通過展現由價值剝削機制及其連帶的非正義政治秩序對以階級沖突為主線的社會多元矛盾的激化作用，而在城市日常生活的拓撲式圖景中重構瓦解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策略。應當說，這些論域的提出重新開拓了為傳統馬克思主義長期忽視的城市空間向度。這同時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雙重旨趣，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生態發生重大轉向的情境下自身言說范式自覺更新的一種積極（但尚不成熟的）嘗試。

關鍵詞：都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地理性不均衡發展;資本再生產;社會革命;

Abstract：Sincethe1960s,someWesternleft-wingscholarshaveconsciouslyincorporatedtheclassicalcategoryofpoliticalandeconomiccriticismintothenarrativeofspacephilosophy,andconstructedatheoreticalsystemofradicalreflectiononthesymptomsofmoderncapitalistsocietyaroundthehistorical-geographical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urbanlandscapeandcapitallogic.Thistrendofthoughtroughlycoversthefollowingthreebasicfields.Thefirstaspectdiscussesthelong-termsurvivalofthecapitalistsystemintheorythroughananalysisoftheimplicitinterventionofabstractspacemanipulatedbymonetarypowerinurbanproductionorconsumptionsituation,andtheinherentmechanismof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incapitalspace.Thesecondfiledrevealsthecrisisthatthecapitalistsystemwillinevitablyencounterbydiscussingthenegativeconsequencesoftheimbalanceddevelopmentofcapitalgeographyanddescribingthetrajectoryofurbanchangecharacterizedbyselectiveconcentrationofwealth,geographicaldivisionoflaborandcapitaldrivenchangeoflocation.Thirdly,itisaneffectivestrategytoreconstructthedisintegrationofcapitalistsysteminthetopologicalpictureofurbandailylifebyshowingthemechanismofvalueexploitationanditsassociatednon-profitinthejusticepoliticalorderandintensifyingthemulti-contradictionofsocietywithclassconflictasthemainline.ItshouldbesaidthattheproposalofthesefieldsreiteratestheurbanspatialdimensionwhichhaslongbeenneglectedbytraditionalMarxism.Atthesametime,itmeansthatthedualpurposeofinterpretingtheworlandtransformingtheworldofMarxismisapositive(butnotyetmature)attempttoconsciouslyrenewitsownspeechparadigminthecurrentsituationofmajorchangesinthecapitalistsocialecology.

Keyword：urbanMarxism;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ic;geographicalunbalanceddevelopment;capitalreproduction;socialrevolution;

20世紀60年代末興起的都市馬克思主義（UrbanMarxism），憑借空間哲學范式對傳統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路的自覺重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西方左翼激進思潮之敘事形態的地理學轉向。于是，圍繞空間秩序與資本邏輯之間的歷史性辯證關系，作為話題核心的"城市景觀就被視為一個加速生產、交換和消費的人為環境，一種空間的社會組織形式（用于生產和再生產），和一種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分工及其功能的特殊佐證而加以專門研究";(P504）。如此一來，馬克思主義哲學試圖揚棄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力點，就不僅限于對社會歷時態更迭軌跡的線性關照，它還涉及有關資本空間布展之共時態結構的拓撲式分析。這進一步指認了，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批判旨趣潛在地包含了歷史和空間兩個向度。而它們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城市領域得到了集中的體現。但是，由于相關學術流派或代表人物因各自遭遇時代性問題的差異，而在理論視角選擇、具體方法側重以及相關素材搜集等方面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故而它們最終呈現的思想架構往往存在較大出入，并借此將原本作為整體的都市馬克思主義碎片化為千高原式的"學術星叢";。加之，因為時代的原因，相關的解讀范式又在各自的適用邊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參考背景，而后者由于技術性的指向或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故而無法在相對平面化的統一維度予以考量。這無疑在譜系學的層面增加了我們對其"總問題";進行提煉的難度1。鑒于此，唯有回到由空間哲學所言說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當中，重新審視構成都市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風貌的差異性觀點，它們在援引或闡釋馬克思核心著作、尤其是《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經典論斷時，所遵循的邏輯線索與由此衍生的基本論域彼此間的結構性關聯，才能在一種較為清晰的理論地平上深刻把握該思潮的總體演進脈絡，進而破解它所固有的內在理論局限。

不難發現，前者大致涵蓋三個經典論域：第一，以抽象空間中的城市生產和消費環節為對象構建出的有關資本社會關系空間性再生產機制的批判，對資本主義制度緣何長期幸存這一問題的回應；第二，以勞動的地理性分工和資本較之于工人在區位選擇權方面所具有的絕對優先性，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財富不合理分配等狀況為支點，引申出的有關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機制的分析，對資本主義制度必然遭遇瓶頸這一事實的重申；第三，以日趨復雜的剩余價值剝削對圍繞階級沖突但逐漸多元化的城市斗爭情勢的激化為契機而生發出的有關資本日常生活革命機制的考察，對資本主義制度該怎樣被揚棄這一旨趣的補充。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論域恰好反映出都市馬克思主義試圖在人文地理學與政治經濟學互動的框架內，再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統一的思想特質。盡管它以不成熟甚至存在失誤的方式曲解了部分馬克思的觀點，但就其產生的學術效應來看，又無疑在社會癥候發生巨大轉向的今天，以城市為坐標凸顯出為傳統馬克思主義長期遺忘但卻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俘虜并擅加利用的空間向度。

一、資本社會關系再生產的空間形而上學與城市生產及消費批判

都市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學說對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幸存這一消極事實的始料未及密切相關。而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左翼思潮因之發生的空間哲學轉向，則以重構閱讀資本主義癥候切入點的方式，在人文地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交匯處，為都市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從理解城市景觀到瓦解資本邏輯";的激進旨趣，奠定了最初的理論依據。這就從學理上把"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全部歷史納入了一條某種程度上與資本運動規律相一致的軌跡。反過來，也開辟了一條實際的道路：城市化反過來對這些運動規律如何運行發揮了關鍵作用";(P126）。換言之，后者將引申出一段有關資本主義城市空間布展之內在機理的批判性分析。對此，列斐伏爾憑借對西方城市發展史頗具玩味的哲學概括，大致歸納出都市馬克思主義意欲破解"資本城市";之異化關系時，首先應當予以正視的形而上學前提。他指出：

在笛卡爾時代達到頂峰的理性主義使得城市能被書寫了，在確定的實踐點之后，城市發展了其自身的書寫形式：地圖或規劃以及測量科學。這不僅是城市空間以抽象圖繪或投影的形式納入地理坐標，而且是以視覺和概念、藝術和科學交叉的方式使城市本身徹底消失了（在透視法中）。它意味著被理性決定的城市空間在整體上被知識所建構。(P12-13)

顯然，列斐伏爾在此揭示了為理性主義的知識論體系所架構的現代城市空間敘事，自身無法規避的抽象一元論屬性。而這恰好是資本邏輯內在的地理性均質化效應由以發生的抽象空間在歷史維度能被具象化的先決條件。正因為如此，"資本因投在特殊生產部門或流通部門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式，在這里都消失了。在這里，資本是以獨立價值即貨幣的沒有差別的彼此等同的形態而存在的";(P413）。也就是說，已然成為資本抽象空間的城市景觀不過是貨幣形而上學在社會場域的外化。它把全面性的人類實踐矮化為單向度的商品生產，進而又以被價值規律異化的生產性時間為標尺，對原本多元的空間要素展開強制性的"測繪";和選擇性的"消除";，藉此，規劃出以資本剝削為軸線的城市發展路線圖。按照馬西的說法，這不啻為資本主義的"這一單一敘述"的宇宙學，取消了多元性，取消了空間的周期異質性。同時它把共存簡化成了歷史隊列中的地點/位置";(P8）。于是，之前呈拓撲式立體形態的城市，就被貶斥為隸屬資本邏輯的平面化"零向量";，且在"勞動力、交換和消費型式方面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控制點";(P143）。在這樣的情境下，可能使城市獲得其它發展模式的差異性影響因子，就統統被整合進高度自洽的貨幣權力秩序當中，并在現實的政治實踐層面促使"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P277）。這就從事實上強化了資本對城市的絕對壟斷地位。

即便如此，戈特迪納還是敏銳地意識到，盡管為資本操縱的"社會關系掌握著與空間需要有關的行為，它與空間用于獲取財富的方式一致。這種關系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空間制造金錢的作用持續地陷入和私有財產機構的斗爭，也就是說，陷入所有權關系，還有經濟活動的公共條例的斗爭";(P129）。這表明，在看似穩定的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系統之內，依然存在由財產私有制所衍生的地理性沖突。而后者既指涉攜帶不同社會屬性（即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形態，彼此間可能付出巨大代價的對抗性融合；又意味著受貨幣積累法則裹挾的時間空間不平等關系，之于資本能否持存這一問題的負面回應。從本質上來看，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暗示了以"時間消滅空間";為基本特征的資本地理性再生產進程這個難以逾越的結構性悖論。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現代社會里，資本固然"會使生產越來越從屬于交換價值";"由此使舊的關系解體";并"逐漸地侵蝕生產本身，使整個整個的生產部門依附于它";(P368），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當資本利用線性的生產時間，將內含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其它所有制形式強行納入自身的空間想象之后，它為最大限度攫取財富所必須克服的表觀地理性障礙，就隨即轉化為足以動搖整個資本邏輯的深層危機。這在索亞看來，不啻為資本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最大癥結：即"資本先是借助時間效能竭力消滅不肯妥協的有關空間的社會物理學，結果只是又回過頭來收買時間，以求從自己原先力圖超越的空間性中幸存下來";(P240）。應當說，對資產階級在遭遇該困境時所采取應對手段的批判性分析，才真正構成都市馬克思主義檢視資本主義制度何以幸存的真正起點。而這又隱含著對作為資本城市空間再生產之兩個端點的生產與消費環節的雙重反思。

一方面，當以生產為切入點，審視資本再生產機制為擺脫時間空間悖論所使用的狡計時，哈維一針見血地指出，"與日俱增的資本主義城市化，使城市轉變為個人現有經驗、實踐對他們周遭世界轉型和結構的總體性做出反映的基本層次。正是從這種經驗的復雜多變和混亂無序中，人們建立起了有關時間與空間，及其連帶的社會權力合法性、統治形式和社會互動，乃至與生產并行不悖的自然關系、人性及市民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全新基本意識";(P251）。從中不難看出，在城市生產與資本的時空規劃之間，已然為貨幣權力操縱的城市社會經驗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后者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有機集合，預設了生產活動的呈現樣態和實踐范圍。它以隱秘的方式將勞動過程拜物教化，從而使生產本身在被商品所表征的抽象物攫取的同時，進一步轉化為內在于抽象空間的抽象社會勞動(P50）。于是，資本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在城市領域必然遭遇的時間空間悖論，便轉嫁至資本邏輯刻意構建的抽象空間當中，并被貨幣權力的抽象秩序所消弭。反映在現實層面，這無疑表明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已然"深入到社會深層；它們不是固定在國家與公民的關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階級分野處，它們不僅在個人、肉體、行為舉止的層面復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P30）。如此一來，與資本抽象空間和城市社會空間的倒錯關系并行不悖的，"是一種業已變化了的時間和空間的文化，是一種業已重構的歷史地理學。這種歷史地理學形成于舊秩序支離破碎的殘余，對未來充滿了雄心勃勃的新視野和新設計";(P40）。它折射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在城市景觀中被高度扭曲的地理學現狀，并據此指認了抽象勞動和抽象空間的辯證對應結構，之于資本主義制度空間性再生產機制長期幸存的最初原因。

另一方面，當以消費為落腳點，考察資本再生產機制為規避時間空間陷阱而采取的手段時，又很容易發現，資本對城市消費環節的控制又是它對生產活動進行長期干預的必要輔助性條件。對此，馬克思曾專門指出，"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會反過來作用于起點并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于經濟學的范圍";(P30）。換言之，盡管對于資本空間生產的結果而言，消費是外在于資本周轉體系的它者性存在，但就資本邏輯的歷時態演進軌跡來看，它又是開啟下一輪價值積累并將之轉化為貨幣形態的直接承擔者。因此，作為生產一般的具象化，個別性的消費毋寧是資本空間再生產機制能否延續的重要調節性因子。這在卡斯特看來，毋寧是一個與城市社會化生產相對應的集體消費問題。他認為：

在這種意義上，城市的本質問題實際上與"集體消費";或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再生產的集體方式的組織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消費方式客觀上社會化了，對于特殊的歷史理性而言，它從根本上依賴于國家對它們生產、分配以及管理的干預。該問題始終確認了勞動力以及在勞動力集體再生產和城市問題間存在關系的再生產過程。(P440)

應當說，對集體消費之社會屬性的關照，直接擊穿了資本空間再生產策略的最后一重面紗。它不僅說明，為不同個體所操持的個別性消費，其千差萬別的表現方式和行為結果不過是作為整體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在不同情境下漸次外化的產物；更揭示出，與資本生產相耦合的（集體）消費本身，同樣需要接受資本抽象權力的全面規訓。正因為如此，圍繞資本邏輯展開的"都市主義才被視為新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一種區別于組織化資本"（organizedcapital）的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zationalcapitalism）的形式，即一種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P164）。其中，消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及由此衍生的城市文化政治制度的雙重附庸。它以上一階段資本生產的最終實現者和下一階段資本積累的最初開啟者這一雙重身份，構成資本主義制度規避時間空間瓶頸而得以不斷再生產的實踐性節點，從而在城市社會的線性發展軌跡內持續鞏固資本抽象空間的地理性霸權。

毋庸置疑，對資本邏輯營造的抽象空間及受其裹挾的城市生產和消費環節的雙重反思，構成都市馬克思主義檢視資本社會關系再生產機制，并據此破解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幸存之內在原因的重要出發點。作為一段有關貨幣權力之空間形而上學敘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它意欲揭示出，為資本邏輯操縱的城市景觀，"不過是同時涵蓋地理政治的大戰略和個體居住的小戰術的各種異化權力的歷史性再現";(P149），其最終目的，就是"把物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樣獲得的社會的經濟的性質，變為一種自然的、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產生的性質";(P251）。因此，在都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下，資本主義制度的殘存毋寧是受抽象空間庇護的資本再生產進程，向構建城市社會關系的各個空間層次逐漸彌散并予以非法褫奪的消極后果。而這又同時表明，唯有從資本邏輯在抽象空間與社會空間交匯處所產生的時空悖論入手，才能找到摧毀資本城市空間霸權的有效途徑。

二、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空間動力學與城市發展及其危機反思

資本主義制度為實現自身的長期幸存，而在現代城市景觀的抽象空間之內被迫采取的社會關系地理性再生產策略，是否真的無懈可擊？該問題與都市馬克思主義破解資本邏輯之城市狡計的重要嘗試密切相關。它進一步引申出，對資本財富增殖和城市空間布展之間消極辯證關系應予以更深入檢視的必要性。與此同時，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勾勒城市發展軌跡的價值積累活動，"正作為一種實踐的樣態，促使大量的資本注入到對環境的建設中，并以此推動了確定形式的社會經費被我們通常所說的城市"大比例吸收";(P14）。言下之意就是，抽象的資本地理規劃及其附隨的貨幣空間權力，唯有以社會建成環境的方式投射于具體的城市結構之內，才能使自身蘊含的政治經濟訴求最終得以現實化。它表明，能夠表征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社會關系的商品部類生產、大眾勞動分工以及財富選擇性集中等基本要素，都不約而同地與城市社會實踐的自然基底相耦合。對此，尼爾-史密斯敏銳地覺察到，"由社會歷史決定其表現形式的勞動過程，當它所具有的自然傾向被打上市民社會的印記之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社會形式，就成為普遍化和永恒化的自然關系"，并于地理環境的自然差異中，導致不均衡的發展"";(P98）。后者無疑暗示了，在涵納城市景觀的復雜地理條件，將在實踐層面促使抽象一元的資本空間規劃，裂變為因之與不同地緣生態相鏈接而在具體的發展程度上存在明顯區域差異的多元敘事。其實質就是都市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圍繞該議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專門談道：

資本作為整體是同時地、在空間上并列地處在它的各個不同階段上。但是，每一個部分都不斷地依次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由一種職能形式過渡到另一種職能形式，從而依次在一切階段和一切職能形式中執行職能。因此，這些形式都是流動的形式，它們的同時性是以它們的相繼進行為中介的。(P121)

顯然，馬克思在此隱晦地指認了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靜態與動態向度。一方面，對于前者而言，這意味著寓于資本生產諸環節，并因此被賦予不同社會屬性且呈現為不同存在樣態的資本自身，以共時態的方式分別嵌入差異性的地理區間，從而使這些處于同一時段的不同區域，在線性的商品生產時間軸上，被視為表征資本生產從開端到逐漸成熟這一歷程的抽象坐標。其直觀后果就是出現了與層次性的資本循環序列相耦合的等級性城市系統。于是，城際間不平等的空間關系就成為資本跨區域剝削和財富選擇性集中的地理性載體。它依托由發達落后或中心邊緣所表征的二元社會結構，將一種旨在從區域間的交換活動中獲得遠多于勞動實際創造價值的非法行徑予以合法化。這在索亞看來，毋寧是與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多層次經驗相嵌合的價值地理轉移過程(P171-172）。如此一來，和部分處于資本循環序列頂端的發達城市源源不斷地獲取超額利潤相對應，在光譜的另一端，落后城市將不得不承擔資本積累所帶來的全部惡果且很難找到自我改變的可能路徑。

無獨有偶，即便在同一城市之內，"由于城市體系的各組成部分相對于資本生產節奏的變化速度具有不同的調節能力";(P56），故而在各城市單元之間也存在因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文化政治性分歧。這集中體現為，受資本勞動分工法則裹挾并因此分散于碎片化居住區域的城市多元群體，彼此間愈益深化的地緣性沖突。針對該狀況，卡茨納爾遜不無疑慮地指出，城市居民區已然"逐漸成為所有社會階層的人試圖界定、塑造和控制的環境。正是在這些新環境中，勞動人民創造了新的制度、新的關系和新的生活模式";(P214）。它們作為個體社會關系再生產的空間座架，不斷將差異性群體的生活地點凝定于資本生產的特定分工模式當中，繼而實現資本邏輯對全體城市居民的總體性規訓。鑒于此，馬西進一步強調，"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并不像某些有關不平衡發展越來越嚴重的論點所指的那樣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且還是性質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反映了生產關系可以在空間中組織的方式的多樣性";(P78）。這無疑揭示出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更為消極的影響：即除了在城市間或城市內加劇區域性的貧富差距和政治沖突之外，為不合理的勞動空間性分工所觸發的財富地緣性集中，將以社會常態的形式于城市景觀當中被持續地再生產出來。

因此，在另一方面，對于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動態向度來說，問題的核心就轉變為城市系統內資本同勞動力之間的空間不平等關系。而這集中體現為：與資本階段性積累密切相關的即時性地理格局隨時可能發生的間歇性重構，將以不斷更迭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之具體表現形態的方式，周期性地干擾城市人群變動不居的政治經濟處境。應當說，某一時期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態勢，不啻為意欲在不斷的空間移動中獲得剩余價值生產和分配優勢的流動性資本，與特定的地緣環境相結合的產物(P102）。這就從市場規律的生產動力學意義上，決定了資本不均衡積累的地理版圖不可能始終保持原封不動的狀態。與之相反，它往往暗含著資本所謂的發達形態與欠發達形態，在特定城市或城市特定地點的交替性輪作。對此，史密斯深刻地分析了這一復雜的辯證關系：

在給定地點（即發達地區筆者注），為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失業率降低、工資水平提高以及勞動力聯盟的完善，勢必引起當地資本利潤率的下滑，并削弱資本在此長期發展的可能性。而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其資本額度的不足以及持續的勞動過剩，雖然導致高失業率、低收入以及工人聯盟的疲軟，但從資本自身的逐利性特征來看，欠發達地區反而因此具有招攬投資并獲得快速發展的機會。既然資本傾向于以地理運動的形式，在不承擔經濟損失的前提下持續地謀求自身的發展（雖然它總是在客觀上剝奪了這些機會），那么它勢必會在發達與不發達區域之間做蹺蹺板式的（see-saw）運動。(P149)

據此不難看出，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背景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在空間節點上的頻繁置換，實則揭示了資本對隸屬不同空間單位的差異性人群進行剝削的內在地理學原理。它表明，"問題不在于某個地區或區域的總體適宜性，它是取得了成功還是遭到了失敗，而在于在某個特定時刻該地區或區域是否恰好擁有資本正在尋找的東西";(P139）。一旦原本具有地緣優勢的區間同資本積累的即時性要求不符，伴隨著社會地理格局的重組，該區域及其下轄的勞動人群就不得不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情拋棄。而這通常意味著特定地方的城市勞動力，在資本循環序列中所占位置的喪失，以及為資本空間結構的高速變遷所激化的市場競爭，對群際間地緣沖突的進一步加劇。這就使資本邏輯在不斷制造區域性的貧富差距之余，又借助它對空間的絕對掌控力，放大了工人階級之間本可調解的矛盾。除此之外，資本同勞動力之間相差懸殊的空間移動能力，又于財富不均衡配置的動態版圖內，強化了資本對勞動者的地理性霸權。對此，肖特曾專門指出，"資本和勞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別。資本的流動性比勞動要強得多，而且只投資于特定地區的特定地點。隨著技術進步和交通條件改善，資本變得越來越不固定。然而，與此同時，勞動卻被套牢在特定的位置上";(P109）。正因為如此，與資本能夠根據市場需要任意調整其不平衡地理結構的絕對權力相對應，受社會分工法則脅迫并被強行凝定于某一時空節點的勞動者，就只能不斷遭受資本反復的剝削和拋棄。從該狀況最終產生的社會效應來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通過不平衡的資本投資的簡單邏輯、大量涌現的勞動力的地理分工、不斷增長的再生產行為的碎片化，以及空間上有序的（常常是隔離的）社會區分（如把吉爾福德同它周圍環境分隔開來的那種區分）的興起，差異"和他性"在空間中被生產出來";(P339）。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差異或他性不但在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短淺的城市生態主義視域下，將被價值規律操縱的不同城市板塊及其下轄的多元價值群體異化為彼此敵對的原子性存在；更以泛化資本空間矛盾的形式，在財富積累、權力分配乃至身份認同等因素都不平衡的地理環境下，引發足以撼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危機(P81）。與資本的地理性不均衡發展所產生的中心對邊緣、或資本對勞動的壓制如出一轍，由此產生的城市危機往往表現為，身處異質性生產空間的邊緣勞動群體對傳統地理架構的大規模造反。其中，不乏個人身體空間關系與文化預判的深度錯位，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城市中心控制力的大幅度減弱，其結果毋寧是邊緣空間對中心區域的文化政治性反撲。而這又無一例外地夾雜了邊緣性群體極端的情緒宣泄。故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個體動物性的身體欲求對資本空間秩序的激烈排斥。藉此，當被選擇的邊緣地區通過瓦解邊緣與中心的關系，進而把自身重構并再建為凸顯主體的機會空間時，原有的城市空間秩序，就成為大眾宣泄壓抑情緒的替罪羊。加之因資本選擇性集中，而在其它區位引起的財富流失或貶值現象日益嚴重，該危機造成的局部地理效應勢必擴散至資本循環體系得以展開的全部場域。如此一來，資本主義制度就喪失了它賴以持存的空間庇護所，并不得不接受最終的制裁。

毋庸置疑，由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所造成的政治經濟性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空間性再生產機制必然遭遇的結構性瓶頸。它不僅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P349）這一基本事實；更進一步預設出，為其引發并愈演愈烈的階級斗爭情勢，將成為壓垮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都市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后者不啻為一種要求從資本循環的地理嵌入性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沖動，它反映了城市多元群體試圖獲得公平公正對待的全新社會生態愿景。

三、資本主義社會多元群體的空間政治學與城市革命及其斗爭策略

以城市為中心并在貨幣形而上學的抽象場域內漸次展開的資本空間再生產敘事，及其連帶的地理不均衡發展效應，已然顛覆了傳統馬克思主義之于社會政治經濟格局激進重組的一般想象。對于都市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不僅意味著，主導城市化進程的"財富與信息或知識與權力的中心，正通過創造一種全新的統治被統治"依附關系，而在被資本全面殖民化的空間中，間歇性地吸收由直觀的城鄉二元生態所孕育的革命力量";(P113）；還進一步表明，所有圍繞城市權歸屬問題而進行的斗爭行為，將不能從平面化的階級政治情勢中獲取判定勝利與否的直接依據。它們一方面折射出，試圖在地緣政治結構和社會文化要素日趨復雜的拓撲式城市景觀中產生積極作用的階級斗爭運動，將再次面臨策略選擇和目標設定兩個層次的巨大挑戰；另一方面又同時暗示了，之前"按時間說明各種生產方式，對西方城市的發展做出時間上的排序，這種排序被納入到了司空見慣的對城市發展各階段的分類之中";的線性歷史決定論及其內含的所謂政治解放規律(P27），也將在資本邏輯犬牙交錯的共時態空間布展中喪失合法性。對此，卡斯特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出發專門談道：

一旦我們通過城市運動自身設定的目標去界定它們（具體的階級斗爭行為筆者注）的話，該運動通過動員就以趨向于同一種城市目標的方式而成為社會行動者，而所謂的目標則是對抗資本主義持續的社會再生產行為。與此同時，城市運動的成分又源于多樣化的社會、性別以及種族情況，并與其城市與國家背景相一致。在這樣的運動中，原先的"階級";就被其它的社會維度所界定，并因此跨越了傳統的階級結構。于是，階級斗爭就以非階級（non-class）作為中間環節，而轉變為多元階級（multi-class）運動。此時，它們就不再與生產關系直接相關，而是與消費關系、交往模式以及權力結構相對應。(P320)

可以肯定的是，卡斯特對城市運動目標與城市斗爭主體間辯證關系的細致考察，無疑重申了被傳統階級斗爭理念長期忽視但卻真實存在于社會政治結構之內的多元性權力要素，之于城市革命情勢的特殊建構意義。而這又進一步表明，特定時期某一具體政治目標的產生、賡續乃至最終實現過程，都與相關參與者錯綜復雜的階級屬性、空間身份以及文化定位等因素存在即時性的結構鏈接。加之個體行為得以展開的地方性場域，又是被資本動態的地理性不均衡發展機制反復打磨、并由"歷年來一輪又一輪新投資、一種又一種新形式的活動連續積累疊加的產物";(P112）。故而，反抗資本空間霸權的城市斗爭運動就被視為突破傳統階級劃分模式的總體性革命策略，對嵌入差異性地緣環境因而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社會多元權力主體的積極斡旋。在列斐伏爾看來，"這毋寧是一種能夠同時界定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和認識論上的多元主義的全新激進批判模式";(P66）。它呼喚一種與資本抽象空間相抗衡的差異性空間，并且嘗試在更為廣譜的社會響應面中對現代城市景觀進行重構。

應當認識到，在社會斗爭或城市革命該如何展開的問題上，都市馬克思主義者對差異性及其連帶的利益多元性的強調，實則反映出他們意欲瓦解資本邏輯之抽象一元空間霸權的強烈訴求。從文化人類學和政治經濟學相結合的角度來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寓于現代城市景觀中的個體，總是存在于一切與人的本質密切相關的含混性之中。試圖消除這些含混性，就是試圖消解人的無限自由。這就在客觀上決定了，擁有不同空間定位和文化認同的差異性個體，享有不囿于既定規則與秩序的多元選擇權利。然而，資本社會關系空間再生產的教化功能，卻在無形中消弭了大眾本應得到尊重的多元性自由。這集中體現在，作為傳遞文化的主要場所，學校教育的初、中、高級階段，不僅是作為個體再進入勞動社會分工的結果和產物，它們更是后者的組成部分。這就使個體浸在該過程的理性與功能結構之中，并受各種資本現代文明秩序的監控。由此，城市秩序就成為壓抑個體多樣性的囚籠。而對它的消極反抗或不配合，則滋生了不為資本主義主流話語接納的邊緣空間。與此同時，在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負向篩選作用下，這些地方的個體無時無刻不處在人為的壓抑和限制當中，并被分化、隔離乃至放逐，從而一直抱有苦悶、沮喪和反感的矛盾情緒。這就使其與激進的革命情勢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并因此成為顛覆資本主義城市秩序的先鋒。正因為如此，哈維才強調，"倘若社會階層存在差異和分化，而它所涉及多元群體彼此間不合理的結構性關聯又是社會非正義狀況產生的條件，那么所有這些與社會不平等制度相關的多元影響因子及其附隨的差異性權力結構，就必須被整合進統一的反抗力量當中。從而，產生全面重構資本空間秩序的廣泛社會效果";(P103）。

但是，為差異空間內的多元群體所恢復的"人類被壓制的欲望和期待以及郁積在社會表層之下的殘余人性，是否能以建設性的、進步的方式釋放出來，抑或夭折的個性所產生的挫折是否會被反動勢力和蠱惑人心的政客所利用";(P119），毋寧是都市馬克思主義在重構階級斗爭理論時不得不面臨的問題。由于異質性的城市人群對自身的空間定位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他們對現代城市秩序抱有的否定態度，很容易在文化多元主義的鼓動下滑向集體的無意識，并被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再度玩弄于股掌當中。這集中體現在，資本利用市場規律對多元群體未經充分協商的利益分歧刻意夸大，藉此達到分化革命群體政治聯盟的陰險目的。有趣的是，馬克思對此早有預見。他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指出，在斗爭的政治目標還沒有被清晰確立的情形下，盡管"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斗爭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P281）。于是，問題的關鍵就表現為，該怎樣把松散且脆弱的多元群體聯合轉變為具有明確政治指向的政治性聯盟；進而在綜合考量所有參與者不同價值訴求及其所屬差異性權力構成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城市秩序進行有效的變革。對此，哈維嘗試給出一種答案：

我們每個人都具有涉及不同資本循環的多重角色，但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一致的階級政治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它所表明的是，階級政治發揮作用所需要的那些"永恒";（制度、社會關系、話語、想象力、物質實踐和權力關系）的形成本身是個過程，它需要時間、勸說和大量的艱苦勞動和詭計。(P414)

從中不難看出，以社會多元群體為政治響應面的城市斗爭運動，依然需要一致的階級政治目標作為其持續產生穩定空間效應的必要保障。而前者毋寧是存在利益分歧的不同當事人，在復雜的地緣環境中彼此博弈、協商甚至對抗性妥協的結果。圍繞該議題，馬西進一步指出，"在各種相互沖突的趨勢之間，只存在永遠的、經常的協商（以及一種協商的責任）。一種對迄今為止的故事的同時性的地形的重構。這不是對空間的取消，而是一種對空間性所提出的挑戰的激進重組";(P132）。換言之，都市馬克思主義對主導城市階級斗爭走向的權力主體及其結構的多元屬性的強調，實則凸顯出一種定位個體空間關系的全新方式。它不僅要在資本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抽象一元空間中，構建能夠彰顯個體實踐全面性的差異性空間，而且還試圖將資本邏輯在所有空間單位內造成的全面社會危機，視為差異性群體共同面臨且亟待解決的總問題。如此一來，基于無產者和資本家之間的直接對抗而展開的線性階級斗爭運動，就轉變為城市各階層人群共同參與的社會總體性革命。況且，在馬克思看來，隨著資本對阻礙其發展的地理障礙愈加消滅，它往往"不變革生產方式，只是使直接生產者的狀況惡化，把他們變成單純的雇傭工人和無產者";，從而"使他們所處的條件比那些直接受資本支配的人所處的條件還要壞";(P373）。在這樣的情形下，原本存在利益分歧的社會各階層人群，就都面臨被資本殘酷剝削并最終淪為"無產者";的可能。而這不啻為城市多元群體依照相同的政治目標，最終以協商的方式集體參與社會斗爭的根本原因。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場以爭奪城市權為目的且為各階層多元人群集體參與的總體性社會斗爭，不啻為對資本空間霸權予以徹底反制的日常生活革命。而它對資本時空關系的激進變革，不僅僅是要摧毀建基于先前異化的時空關系之上的生活與社會實踐途徑，更是在廣義上對城市景觀中的物理性資本予"創造性的消除";（creative-destruction）。這既包含個體及其多元日常生活經驗的合理激進化，又涉及特殊的空間利益訴求與普遍的政治斗爭目標間的辯證統一。誠然，顛倒資本生產之于城市日常生活的決定性關系，要求尊重差異性的個體真實體驗，并為其創造非資本生產的差異性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具有廣泛社會效應的大眾運動，只有通過它在階級間的政治-意識形態關系中產生的新的效應，并經過聯盟的政治組織的實踐性檢驗，才能真正實現其歷史意義";(P151）。正因為如此，"具有真正革命特征的社會變革，必須體現在它對日常生活、語言和空間所具有的創造性影響的能力";之上(P55）。只有將日常生活變成每個公民和每個社區都能進行創造的建構性空間，才能為積極的總體革命意識的出現奠定基礎。它一方面在拓撲性的秩序中彰顯了個性之于城市空間的獨特定位，另一方面又把為個性所凸顯的多元性限定在合理性的范圍之內。而所謂"合理的范圍";，在都市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能夠有效整合一切反抗力量，并藉此擴大階級斗爭響應面的大眾政治協商機制得以實現的平臺。它是階級政治語境下，為商談倫理所主導的"跨階級協作";或"戰斗的特殊主義";的"城市烏托邦";2。其中，以"物";為特征的資本倫理真正實現了它的"人";化，而資本權力的強制作用也隨著生產關系的變革趨于消亡。

四、結語

顯而易見，分別圍繞"資本社會關系空間性再生產";"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多元群體的階級斗爭策略";三個基本論域，而得以建構的都市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回應了已然在政治經濟形態和人文地理布局兩個方面同時發生重大轉向的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造成的挑戰。通過檢視資本邏輯的空間形而上學和社會生產動力學，它于地緣政治學的語境中漸次回答了"資本主義制度緣何長期幸存";"資本空間生產將遭遇何種危機";以及"資本社會秩序該怎樣被揚棄";等一系列關鍵的學理性問題。藉此，一條勾勒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何去何從的空間政治經濟學線索，就在城市文明的地理變遷史當中清晰地顯現出來。前者不僅揭示出抽象的資本邏輯在具體的地緣景觀之內必然遭遇的結構性悖論，而且凸顯了身處其中的歷史性主體在復雜的權力博弈框架中重塑城市生態的可能。

然而，都市馬克思主義對城市斗爭主體之權力多元性的過分強調以及對商談政治的過度依賴，無疑從根本上弱化了它最初的激進旨趣。而這也同時預示了，該思潮不可能徹底按照馬克思階級政治的批判理路而完全與資本主義制度決裂。從現實的效果上來看，為都市馬克思主義所期許的差異性空間及與之相關的協商性城市烏托邦，不過是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變種。它所反復指認的具有共識性的政治目標，也只能在逐漸去政治化的經濟斗爭領域得以部分實現。換言之，都市馬克思主義者盡管抓住了資本得以幸存所使用的空間狡計，但在如何克服該狡計的問題上卻再次淪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俘虜。他們沒有認識到，"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盡管"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的不爭事實(P281）。也正因為如此，都市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激進主張都刻意放大了隸屬同一階級的不同個體在次要利益訴求（尤其是經濟和文化訴求）方面的差異性，而忽視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根本一致性。當激進的革命被軟化為策略性的斡旋時，所謂的總體性變革也就成為遙不可及的幻想了。這就從理論的層面解釋了，為什么絕大多數的都市馬克思主義者最終都轉向"后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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