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區分與競合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26663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區分與競合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 022800一、國內研究現狀 0217061.“兩個當場”界分標準 026622.暴力界分標準 2293483.競合關系 321605二、國外研究現狀 532418三、國內外評述 529855參考文獻 0一、國內研究現狀對于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行為定性，理論上存在較多的爭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互斥說和競合說兩大類。持互斥說的學者認為在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情況下，要么構成搶劫罪要么構成敲詐勒索罪，兩者是排他互斥的關系；與之相反，競合說的學者認為在此情形下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可以發生重合，兩者是競合的關系?？|析互斥說和競合說的爭議焦點，不僅可以加深兩罪理論層面的理解，還可以有效地指導司法實踐。1.“兩個當場”界分標準刑法理論普遍認為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是兩種相互對立的犯罪，一個行為構成搶劫罪就不可能成立敲詐勒索罪，即使在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情形下兩者之間也是互斥排他的關系。為了正確界分兩罪，學者們提出了多種界分標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兩個當場”的標準和以暴力為中心的標準。主張以“兩個當場”標準來界分兩罪的觀點認為當場使用暴力并當場取得財物的成立搶劫罪，而敲詐勒索罪不滿足“兩個當場”的要求。這一界分標準通過判定暴力行為與取財行為是否滿足“當場性”這一時空特征來界分兩罪，由此可知“當場性”是該界分標準的核心。例如，高銘暄教授指出搶劫罪中的暴力威脅具有當場即時發生的現實可能，若被害人不當場交出財物，行為人會當場將其殺害或者傷害；而在敲詐勒索罪中，行為人的暴力威脅不可能當場實現，存在一定的時空性。據此可知即使行為人當場使用了輕微暴力并當場取得財物，行為人也成立搶劫罪。但是對于暴力程度不同的當場取財行為一律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既不能準確地反映行為的性質，也會違背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0條的規定，只要行為人實施的手段行為劫取了被害人的財物或者是造成了被害人輕傷的后果就構成搶劫罪。這一司法解釋明確表明搶劫罪是同時侵犯人身和財產權利的犯罪。假若行為人當場實施了未抑制被害人反抗的輕微暴力，即便其滿足當場實施暴力且當場取得財物的要求，也不能認定行為人的暴力行為給被害人造成嚴重的人身威脅。這種輕微的暴力與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在本質上有較大區別。敲詐勒索罪雖然對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都產生侵害，但此罪中侵犯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并不屬于同一位階，有著主次之分，即侵犯的主要客體為財產權利，次要客體為人身權利。原因在于我國《刑法典》明確規定在未多次敲詐勒索的情形下，要想構成敲詐勒索罪需要敲詐勒索的財物數額較大并且法院在給行為人量刑時也主要根據其犯罪數額。這從側面說明，在當場實施不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輕微暴力并當場取得財物的情形下，可以認定為敲詐勒索罪。由于敲詐勒索罪的法律評價主要是侵犯財產的行為，不包括嚴重的人身侵害行為，所以刑法為其規定了較輕的刑罰。而搶劫罪的法律評價既包括對他人財產權利的侵害，也包括侵害人身的行為，所以刑法為其規定了較重的刑罰。因此，在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情形下若暴力程度差異較大，則不能僅以“兩個當場”的標準一律認定為搶劫罪，否則就會導致罪刑失衡。李會彬則提出對當場實施輕微暴力、當場取財行為的定性之所以產生爭議，就在于暴力程度不同的當場取財行為性質及法定刑差異甚大。而上述學者認為，“兩個當場”的判斷標準無實質內涵，無法準確區分上述行為，于是爭議便隨之產生，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暴力程度不同的當場取財行為的性質和法定刑差異甚大；二是傳統“兩個當場”標準過分強調暴力與取財的同時性，作者質疑“兩個當場”標準的核心觀點認為該標準只是從形式上對兩罪進行簡單劃分，沒有關于暴力程度的實質判斷內容，因此，難以準確區分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兩個當場”標準并非僅僅停留于形式，它有其實質內涵。如果從形式和實質兩個方面理解該標準，它同樣可以準確區分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原因是：一是搶劫罪是以實施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或暴力威脅，使對方在不知反抗、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情況下劫取他人財物的行為。二是如果明確了“兩個當場”標準的實質內涵，就可以對實施輕微暴力的當場取財行為進行準確定性。三是“兩個當場”標準要求暴力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暴力行為輕微，不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則不具備“兩個當場”的實質要求，不構成搶劫罪。四是被害人對財物的處分沒有任何意志自由的，即或者直接強取、盜竊他人財物，或者是使被害人在沒有任何選擇余地的情況下被迫交付財物。因此，搶劫罪是被害人在喪失意志決定自由的情況下失去財物的，即他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最后作者總結到確立了“兩個當場”標準的實質內涵，不僅可以實現對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的精確區分，還可以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疑難問題。此外“兩個當場”的標準從時空層面界分兩罪，將“當場性”作為界分的核心要素，但它僅從形式上界分兩罪，并沒有揭示罪與罪之間的本質差異。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要以“當場性”這一時空特征作為劃分依據？為什么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就是搶劫罪，而不符合“兩個當場”性則為敲詐勒索罪？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釋清楚，那么“兩個當場”的界分標準由于缺乏依據很容易遭受詬病。正如陳興良教授批評的那樣，“兩個當場”僅是從形式上界分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這一界分標準并未從罪質出發，并不能解釋兩罪之間的實質差異，因此該標準不能實現有效界分兩罪的目的。這種不徹底的理論界分標準雖給界分兩罪帶來一定的幫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給司法實務造成困惑。綜合而言，“兩個當場”的界分標準注重暴力和取財的時空特性，從經驗層面對實踐中兩罪的多發形式進行歸納和總結，這是經驗智慧的濃縮。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只是從形式上尋找兩罪的不同點，沒有深入探索現象背后的實質內涵，所以并不能成為界分兩罪的可靠依據。2.暴力界分標準暴力一直以來都是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界分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核心要素，由暴力這一要素延伸出不同的界分標準，其具體表現為以下兩種形式：暴力標準形式一：犯罪手段是否包括使用暴力。部分學者認為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最大的區別在于敲詐勒索罪不包括暴力手段。如王作富講授認為搶劫罪是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而敲詐勒索罪只能當場實施威脅，不可能當場實施暴力，所以在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情形下不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曲新久教授認為敲詐勒索罪不能同時實現暴力侵害和取得財物，該罪手段行為只在例外情形下包括低度暴力。這種觀點認為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手段不包括暴力，而根據我國《刑法》關于敲詐勒索罪的規定并不能得出敲詐勒索罪排斥暴力手段，并且持該觀點的學者也沒有給出相應的法理依據。此外，從比較法的層面來看，國外立法普遍認為敲詐勒索罪包括暴力手段，并在刑法典中予以明確規定。如《德國刑法典》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違法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迫使他人作為或不作為，進而使自己或者第三人獲取非法利益。有的國家雖然在立法中未予以明確規定，但是司法判例已認可暴力行為可以成為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手段。如日本最高裁判所認為恐嚇罪的犯罪手段是脅迫，但是若在具體個案中被害人不答應行為人的要求就可能會遭到暴力，那么此時的暴力就相當于恐嚇罪中的脅迫。原因在于此時恐嚇罪中的暴力行為是由行為人以揭發或者損害對方利益的脅迫行為發展而來，因此將此情形下的暴力行為等同于立法中的脅迫。由此可知，敲詐勒索罪犯罪手段包括暴力行為已是國際法律共識，而將暴力行為排除在敲詐勒索罪犯罪手段之外的觀點，既沒有法理支撐和法律依據，也不契合比較法的普遍經驗，其難以成為界分兩罪的標準。暴力標準形式二：暴力程度是否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在充分認定敲詐勒索罪包括暴力手段的基礎上，部分學者認為從暴力程度入手才能有效地界分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如周光權教授認為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最大的區別在于暴力程度是否足以壓制被害人的反抗。搶劫罪中的暴力程度要求高，需要達到壓制被害人反抗的地步。而敲詐勒索罪中的暴力程度相對較低，不要求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地步，僅需要使被害人產生恐懼的心理即可。8根據上述觀點，在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情形下，兩罪的界分依據是行為人實施的暴力行為是否能夠壓制被害人的反抗。這種觀點將兩罪的區分標準推向了新高度，不再僅停留形式層面，而是將關注焦點放在了暴力程度差異上，彌補了“兩個當場”標準在此方面的疏漏，契合立法原意。但是，該種界分標準以衡量行為人實施的暴力程度來界分兩罪，而暴力程度的評價主觀性較大，可能會造成司法實踐隨意區分暴力程度，導致司法不公。3.競合關系競合論認為在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情形下，兩罪可以發生重合，不必討論兩罪之間的界限問題，兩者之間是競合的關系。這種從競合的角度討論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情形下兩罪關系的觀點頗有市場，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認可。張明楷教授認為，通常情形下罪與罪的犯罪行為之間并沒有十分明顯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排他互斥的關系，而是相互交叉或重合。所以說一味地尋找兩罪之間的界限并不是明智、有效的策略，在較難區分兩罪時可以轉換方向關注兩罪之間的重合，進而解決司法難題。既然不同罪名之間存在重合部分，所以就不能簡單地認為甲罪的行為只能是A行為，而乙罪的行為只能是B行為。張明楷教授認為以暴力程度是否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來界分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的做法是錯誤的，并提出了三點理由：（1）敲詐勒索罪是實施了沒有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暴力、脅迫而取得財物，那么如果實施了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暴力、脅迫而取得財物行為更可以構成敲詐勒索罪。（2）將兩罪的界分標準規定為暴力、脅迫是否能夠壓制被害人反抗，容易導致在特定情形下難以認定共同犯罪。（3）按照暴力、脅迫行為是否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區分兩罪，當司法機關不能確定行為是否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時，根據存疑時有利于被告的原則只能得出行為人無罪的荒謬結論。陳洪兵教授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構成要件間，并非對立關系，而系補充競合關系，因而在暴力、脅迫是否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難以判斷時，根據存疑時有利于被害人的原則，應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車浩教授認為輕重相舉的邏輯推導只有放在同一結構或者語境中才能成立，如若輕重行為不在同一結構和語境中，就不能單獨將行為這一要素摘離出所在的結構或語境而進行輕重程度比較。高程度暴力與低程度的暴力處在同一結構或語境的前提是兩罪的犯罪構成要件結構是競合包含關系，只有將兩罪放在同一語境中而保持其他參數不變，單獨提出暴力行為進行輕重程度的比較才有意義。兩罪競合論將兩罪競合關系作為論證的根據而得出兩罪競合的關系，是循環論證。低程度的行為與高程度的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低程度的行為因為符合甲罪語境構成要件的相關要求所以成立甲罪，而高程度的行為可能會突破甲罪構成要件的相關要求，所以不一定成立甲罪。因此，在認定兩罪關系時不能僅依據行為程度來斷定高程度的行為更能成立低程度行為成立的某罪。由此可知，忽略兩罪構成要件結構的差異，僅依據暴力程度的差異來認定兩罪關系存在方法論上疑問。二、國外研究現狀國外普遍認為是否當場使用暴力、是否當場取得財物是區分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標準，即通常所說的“兩個當場”標準。VidakovicRogerMatthews認為：“取得財物不必具有當場性。此外，即使將‘當場’作為強取財物的要件，對于‘當場’的理解也不能過于狹窄，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與取得財物之間間隔一定時間，也不屬于同一具體場所的，仍有可能認定為當場取得財物。”VidakovicRogerMatthews還對“兩個當場”中的“當場取得財物”提出了質疑，認為應當放寬對取得財物“當場性”相對狹隘的理解甚至是直接取消搶劫罪對當場取財的限制。例如：行為搶劫一個身無分文的人，跟他一起回家取錢或者讓其回家取錢，應該認定為搶劫罪。DavidWitwer認為：“‘兩個當場’是以敲詐勒索罪的手段行為不包括暴力為前提的，在敲詐勒索罪的手段行為包含暴力的前提下，是否當場使用暴力并非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的根本區分，其區分在于暴力程度是否達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而且當場取得財物也不是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的根本區分，關鍵在于違反被害人的意思取得財物還是基于被害人的意思交付財物?！睆纳鲜隹梢钥闯?，DavidWitwer否認了使用暴力的“當場性”，也否定了取得財物“當場性”。認為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區分僅僅在于暴力程度的差異。烏金斯·金德霍伊澤爾認為：“在規范分析層面，在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并當場取得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中的行為人實施暴力的不同和被害人交付財物的真正原因及主觀意志自由的不同，乃是區分兩罪的關鍵因素?！睘踅鹚埂そ鸬禄粢翝蔂柵cDavidWitwer的觀點相似，否認了“兩個當場”這一形式的標準，認為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根本區別在于暴力程度的不同以及被害人在交付財物時的主觀意志不同。三、國內外評述綜上可知，國內外通常采用“兩個當場”標準，“兩個當場”標準從犯罪構成角度來分析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本質區別，進而對不同行為進行定性；競合論立足行為程度的差異架構兩罪關系，模糊罪與罪